杨应彬（1921年10月-2015年7月13日），男，汉族，笔名杨石，出生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中国共产党党员，1944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参谋班。作家，革命家。

1935年秋，在上海参加“左翼教联”和山海工学团，任儿重部负责人，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不满15岁，被党组织安排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特别支部工作，潜伏十年。

抗日战争前，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后奉党组织派遣进中国国民党张发奎部从事战地宣传、军事、统战及中共地下工作，关键时刻截取了蒋介石给张发奎的密令，通过组织电告周恩来、叶剑英，挫败了蒋介石企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件”的阴谋，挽救了抗日东江纵队2500多名骨干精英，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4年，毕业于陆军大学参谋班。

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军事特派员，粤桂边纵队参谋长。

1947年，奉命转移香港特别行政区，后任中共粤桂边纵队参谋长。

1949年后，历任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秘书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曾任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全国第七届、八届政协委员，广东省第六、七届政协委员。

1993年3月从领导上岗位退下来。

2015年7月13日14时52分，杨应彬同志因病在广州市逝世，享年94岁。

1938年，杨应彬认识了同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战地服务队工作的江苏省海门区灵甸镇人郑黎亚。潜伏敌营十年期间，杨应彬和郑黎亚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根据他俩约定，直到日本正式签字投降的次日，两人才在报上刊登订婚启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杨应彬在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军管会任副秘书长，后历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郑黎亚任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杨应彬和郑黎亚仍十分关心国家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关心贫困山区老百姓的生活和下一代的成长，多次向贫困山区进行捐助，累计捐款10多万元。

晚年，杨应彬、郑黎亚夫妇合作出版了《金华集》《东廓吟鞭》等著作。其中，《金华集》记录了杨应彬入党后从事革命斗争60年的峥嵘岁月，文集中《六十年的战斗历程》一文，由杨应彬口述、郑黎亚记录而成。《东廓吟鞭》由郑黎亚在年届八十之时，用毛笔一笔一划抄录杨应彬的主要诗词作品编录而成。

2015年7月13日14时52分，因病在广州市逝世，享年94岁。

1935年秋，在上海参加“左派教联”和山海工学团，任儿重部负责人。

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不满15岁，被党组织安排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共特别支部工作，潜伏十年。

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粤桂边区党委军事特派员，粤桂边纵队参谋长。

1947年，奉命转移香港特别行政区，后任中共粤桂边纵队参谋长。

196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3年3月从领导上岗位退下来。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仍十分关心国家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关心贫困山区老百姓的生活和下一代的成长，多次向贫困山区进行捐助，累计捐款10多万元。

1949年后，历任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秘书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曾任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全国第七届、八届政协委员，广东省第六、七届政协委员。

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阶段，时任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总司令张发奎邀请郭沫若帮助成立“战地服务队”，很快聚集了三十多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等骨干成员，其中十位是共产党员身份。1937年10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位党员在战地服务队内部成立“中共特别支部”，由左洪涛担任书记，当时刚年满16周岁的杨应彬是年龄最小的一名成员。

1938年底，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战地服务队被解散了，特支成员被分散在张部各级要职上，左洪涛等在长官部任秘书；杨应彬与其他六名成员被分在长官部警卫营。

1940年，左洪涛对杨应彬说道：“从长远地看我们要设法打进中国国民党的核心部门。”于是在1940年5月份，经左洪涛的推荐，由张发奎本人保送杨应彬去贵州独山军校第四分校17期。

入校半年，杨应彬通过不懈努力，在升学时的技术测试中竟然在23总队一千多人中名列第一，他还经常搞些文娱活动，与同学们相处融洽。

1940年12月，“外面有人给杨应彬去信，引起学校当局的怀疑”。军校区队长王应锻接收到了上级下达的“秘密枪毙杨应彬”命令。

左洪涛获悉杨应彬陷入险境以后，告诉张发奎，同时告诉张发奎说杨应彬思想纯正，富有才华，在军校全总队考了第一名，为四战区争了光，希望张发奎能去函嘉奖。

张发奎的信到达军校后，对杨应彬的审问终于停了下来，“枪决杨应彬的命令”也随即取消了。

为了消除怀疑，左洪涛与杨应彬、郑黎亚商量后，决定举行一场讲点排场的结婚仪式，并请张发奎作证婚人，希望他届时能讲话祝贺。

邀请张发奎时，张发奎开口便说：“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杨应彬夫妇没有想到张发奎会问得这么直接，他们沉着地回答说：“我们跟你这么多年了，是什么人你最清楚，我们都不是。”张发奎笑着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1945年12月3日，张发奎出席并在婚礼上作了讲话祝福，这打消了一些人对杨应彬和郑黎亚身份的怀疑，缓和了杨应彬的危险处境。

1946年1月，军调部派出以中共代表方方、中国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到达广州市进行军调工作，解决东江纵队北撤问题。司令部的气氛又骤然紧张起来。

杨应彬也不敢懈怠，他密切留意司令部的各种动态，空闲时就偷偷记下广州行营的具体布置情况，以防出什么意外时能提供一些帮助。

一天，杨应彬在参谋处无意间看到谍报队的一位姓甄的参谋在与其他人细声说着什么，杨应彬侧耳细听，果然听到国民党谍报队的人已化装成第八小组驻地的工作员，监视方方等人的一举一动。杨应彬马上告诉左洪涛这条消息，希望老左能尽快想办法通知方方。左洪涛以照顾第八小组人员的生活为由，得到张发奎同意，以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的身份见到了方方，左洪涛事先准备了一张写着“服务人员均是特务，提高警惕！”的纸条，在与方方握手时送了出去，方方会意接下了这个情报。

按照国共双方的协定，东江纵队将在深圳大鹏湾附近聚集，随后北撤到烟台市。一切似乎都谈妥完毕，刚想松一口气的杨应彬，很快又紧张起来。

杨应彬当时在参谋处作战科负责分管兵力、驻地等等工作，谈判刚刚结束，他突然接收了一份关于兵力调遣、驻地变动的军事调动命令，杨应彬认真仔细地看看，发现上面有蒋介石下达给张发奎的反革命密令：要求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际，“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杨应彬大为震惊，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将蒋介石的密令及中国国民党的广州行营军布局情况告诉了左洪涛和何家槐，商议如何将信息尽快传递出去。

但此时第八小组方方等人已离开广州市，特支部成员无法直接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紧急时刻，左洪涛猛然想到当时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共领导的《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在广州，急忙找到他，委托萨空了火速赶回香港，把特急情报和国民党广州行营布置情况转告林平。林平随之告知方方、曾生并电告周恩来、叶剑英。

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后，一方面动员香港的进步报刊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东江纵队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应对战斗的准备。

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我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和家属安全北撤。第二天上午上班前，左洪涛兴高采烈地跑来对杨应彬说：“送到了，送到了。”杨应彬会意一笑，心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东江纵队顺利北撤之后，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开始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特别支部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此时周恩来指示特支成员见机相继撤退广州市行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开展工作。特支成员随后相继撤离。

1946年秋天，左洪涛也离开了张发奎的司令部，整个特别支部就只剩下杨应彬和郑黎亚两人。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最终也撤离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