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南理窟，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境内。武夷山晚对峰上有一处引人注目的摩崖石刻：“道南理窟”（易斋马负书题）。这四个擘大字每字两米见方，苍郁古雅，内涵深奥，既有艺术价值，又是概括武夷山系“理学渊薮”的历史徽志。

“道南理窟”这四个字的真正涵义是什么？宋明理学史记载：

中国历史发展到北宋时期，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从这个时候起，州县学校如雨后春笋，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整个学术思想领域出现了新情况。首先是当时士子对传统经说的怀疑，表明了唐朝钦定的经学笺注已走向没落，新的学术思想正在酝酿替换旧的学术思想；其次是在学术思想领域里大量渗透了佛学和道教思想；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造就了学术空气的格外清新和活跃。以全国范围来说，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医药、生理学、农学等方面的新成就与探索，达到了可喜的水平。北宋以来，武夷山市毗邻建阳县所属的书坊、麻沙镇，印刷业十分兴旺，许多学术著作在此行销全国，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迅速发展。以上三点是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理学是在儒学、道教与佛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统治封建社会后期达700年之久，比诸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的时间都要长，由此可以看出宋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梵文摩崖石刻“道南理窟”的涵义是什么呢？“理窟”意即武夷山乃理学荟萃之宝地。“道南”源于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当时，程在家乡河南川送别他的得意门徒杨时、游酢学成南归福建省时说：“吾道南矣！”意即：“我的理学造诣和成果从此可以向南方传播了！”杨时、游酢后来讲学著述于武夷，终老于斯。他们的理学一派在武夷一带植根繁衍，历南宋、元、明、清数代，经久不衰。历代著名的理学家接踵而来，藏修著述，满载而归，播扬硕果。胡安国、胡宏和“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以及蔡元定、蔡沈、黄干、刘火仑、真德秀、魏了翁等都长期在这里传播理学。特别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达50年之久，他的师友门徒在理学研究上一枝独秀，号称闽学。元朝学者、朱熹门徒熊禾在武夷山的理学阵地上极力弘扬理学，并对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推崇备至。他在《考亭书院记》中写道：“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称朱熹为“百世之师……公之文，如日丽天；公之神，如水行地。”（引自《重建朱文公神道门疏》还撰联曰：“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在他和其他理学学者不懈地弘扬和创新之下，理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年间，朝廷诏颁武夷山学者胡安国的《春秋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为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从此武夷山在学术上长期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民国《崇安县新志》对此不无自豪地写道；“自此，本邑学术执全国之牛耳而笼罩百代矣！”

明代，理学在武夷山有长足的发展，王守仁（阳明）先生曾两度到武夷山讲学。他的学术思想师承陆九渊。远溯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武夷山毗邻的江西铅山鹅湖寺进行著名的学术论辩——“鹅湖之会”，为武夷山添了浓厚的学术色彩。明朝王守仁（阳明）对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作了新的发展。这位在古代哲学史上享有盛誉的明代理学钜子曾两度游学武夷。特别是正德十五年（1526年）他奉旨巡抚江西省，再至武夷游学。遍览山中奇秀山水后，他赋诗感怀，有“山中又遇武夷君”的佳名，随后他在武夷宫冲佑观传授义理之学。颇有佳名。武夷山中历史上曾有两座为纪念他而构建的王文成公祠。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理学家李材长期在武夷山讲学授徒，留下题为“修身为本”的摩崖石刻。它是水光石的石刻群中刻字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兼具学术性与艺术性的精品。他的讲授理学之所“见罗书院”坐落在九曲平旷之所，倍受青睐。明末著名理学家黄道周在武夷山茶洞构筑书室讲学两年。这位从祀孔子庙的抗清英烈是位文武全才，他的寓居遗址荟萃了武夷景观的大部分特色，令人流连忘返。清朝，极受康熙帝恩宠的文渊阁大学士、大理学家李光地来到武夷，这位大学者编过卷浩繁的《朱文公文集》。他曾到武夷山虔诚拜朱熹等先贤遗址，他惊叹武夷“跨越四方之名胜……聚一时之人豪，著千秋之大业！”（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七一）

一些在中国理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儒者，也在畅游武夷山中留下了他们的语录和一、二首诗词，因篇数不多，很难寻踪觅求他们在武夷山探究理学的事迹。但《武夷山志》留下了他们的大名。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所写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极力赞赏岩茶，在拟人化的比喻中，他赋予武夷岩茶以理性和灵性。《武夷山志》把他列为理学名贤之冠，应在情理之中。

朱熹的学术成就和这座理学名山一样，名闻遐迩。关于这一点，海峡两岸的学者颇有共识。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高度评价了朱熹在中国理学史上的地位。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最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大陆著名学者蔡尚思进而寓论于诗：“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由此可以看出，把武夷山誉为“道南理窟”并非溢美之词。

摩崖石刻“道南理窟”的撰书者马负书（号易斋），清乾隆元年（1736年）状元。据志书记载，他“镶红旗汗军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任福建省陆路提督总兵官。（康熙帝十七年设，初驻福州市，后移泉州府）”（民国《福建通志卷三十四·职官》）。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病逝于泉州任内。马负书在世时，曾畅游武夷山。他不仅对秀丽的山川赞叹不已，而且对荟萃名山的理学鸿儒也倾慕不已，遂立下夙愿，要在名山勒石题刻，“欲以理学渊薮发山川之秀灵”（马负书之子马应璧为其父所题“道南理窟”勒石于崖的跋文。实物在武夷山晚对峰）。为此，他预先题了“道南理窟”等字，后因军务倥偬，未能如愿。病逝后，其子马应璧谨记其父夙愿。十年后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马应璧任崇安县游击，遂将乃父遗墨镌刻于朱熹构建之武夷精舍隔溪的晚对峰上，同时加刻了自己写的跋，叙述他完成乃父遗愿的始末。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