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酢（1053年—1123年），字子通，后改字定夫，号广平、山，世称广平先生、廌山先生，建州建阳（今属福建省）人，宋代理学家、书法家。其与杨时、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吕振羽杨时拜访程颐而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其书法与“苏、黄、米、蔡”四大名家齐名，在清朝时被称为“张旭”，其草书被称为“游体”。

游酢出生于南平市一个世代耕读的家庭，从小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他早年受教于族叔游复及大儒江侧，研读经书和文学。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游酢到京城游学，求学于理学家程颢、程颐。两年后，在程颐的推荐下，游酢出任扶沟县县学教谕一职。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游酢中进士，初授越州萧山区县尉。四年后，又以太学录的身份回到京师。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游酢出任河清县县令一职，又去到颍昌府掌管府学。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游酢赴任齐州判官。在丁忧的三年里，游酢在建阳开馆讲学著述。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春，游酢调任泉州市签判，之后相继出任监察御史、和州知州及南京鸿庆宫宫观等职。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游酢再次出任汉阳军知军，之后先后转任舒、二州知州。在濠州任上时，游酢因受到下属官员违法牵连，先被贬后被罢官。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五月，游酢病卒于和州含山县（今属安徽）寓所，终年七十一岁，谥号文肃。

游酢在二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天理价值论、道器论、心性论、性无气说等哲学主张，著作有《易说》《诗二南义》《中庸解义》《孟子解义》《孟子杂解》等。游酢在传播和弘扬二程"洛学"、成就程朱理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贡献，如掌握二程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后来朱熹编辑《二程遗书》的主要材料来源。其诗儒雅脱俗，朗练清新，节奏轻缓自然，有别于江西诗派的晦涩难懂，为杨万里“诚斋体”的先声。朱子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品端认为游酢与杨时、胡安国等学者的理论思想推动了中国主流文化重心南移，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北宋理学家程颐称赞游酢曰：“清德重望，胶如日星，其流风余韵，足以美游师世范俗。”

游酢出生于南平市一个世代耕读的家庭，父亲游潜是乡里有名的学者。游酢从小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在族叔游复家中，游酢开始接受了启蒙教育，学习《孝经》、儒家经典及辞章之学。弱冠后，他又拜大儒江侧为师，研读经书和文学。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游酢举乡贡，到京城游学，并拜见了理学大儒程颐相识，两人交谈后，程颐对游酢极为赏识，给他下了“可以适道”的断语。两年后，程颐的兄长、御史里行程就职扶沟县县令，在程颐的推荐下，游酢被任命为扶沟县县学教谕，帮助程氏兄弟二人弘扬道学思想。在任县学教谕期间，游酢与二程门下的众多弟子均有往来，特别是谢良佐，二人观念一致，互相引为知己。

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游酢中进士，初授越州萧山区（今属浙江省）县尉，主管全县治安，经年的旧案，在他的治理下，逐步消解。四年后，在太学正周邦彦的推荐下，游酢以太学录的身份回到京师。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游酢整理了他跟从程颢学习时所珍藏的学习记录，并与同门师兄弟杨时和谢良佐的书信往来频繁。次年，恩师程颢病逝，游酢不仅在家中设置了程颢的灵位以祭奠，还撰写了程颢的行状。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已是太学博士的游酢以“家中人口众多，食贫待次奉亲不便”的理由，求任了河清县（今属江苏省）县令一职。不久后，又在调任颖昌知府的范纯仁的邀请之下，去到颍昌府掌管府学。元六年（1091年）十二月，范纯仁调任河南府知府，游酢则在洛阳市任府学教授，并继续跟随已从涪陵（今重庆市）回到洛阳定居的程颐学习。

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游酢赴任齐州（今属山东省）判官。同年春，游酢父亲病逝。在回建阳丁忧的三年里，游酢撰写了《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豸山粹言》四本书；他又在居丧的第二年，在九曲溪畔建筑读书堂“水云”，开始对外讲学。

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春，丁忧期满的游酢调任泉州市签判。一年后，宋徽宗赵即位，游酢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回到京都。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受蔡京清肃“元祐奸党”的影响，游酢被外放到和州（今属安徽）任知州。四年后，游酢转任南京鸿庆宫宫观。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游酢再次出任汉阳军知军，之后又相继转任舒、濠二州（今皆属安徽）知州。在濠州任上时，游酢因受到下属官员违法牵连而被贬，又于宣和二年（1120年）被罢免知州一职，朝廷也一并取消了他的宫祠俸禄。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五月，游酢病卒于和州含山县（今属安徽）寓所，终年七十一岁。谥号文肃。

在二程的主张中，天理是普遍权威性的价值体系，格物致知则是人们把握天理的基本方法。游酢继承了二程思想中关于天理的宗旨，他以“天理”为其最高哲学范畴，认为“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体现在天地万物之上，即理先于万物而存在；而理存在于人，即人一生下来就有认识万物之理的本能。

游酢认为，要把握天理说，关键在于要在人心中确认，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天理学说的价值是不可以沦失的，因为理不仅代表最高价值，而且对人的认识方向、得失、正误、深浅、偏全等，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游酢还强调道德的世界价值。他将道德伦理作为评判一切的准则。在游酢的著作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泛道德主义，是一种追寻世界的道德价值的努力；而对天理价值的道德倾向把握，则是一种内向的意、主体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体认和领，即世界、事物、事实对人产生何种意义，就对人会产生何种价值。

游酢对天理价值的追寻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强调圣贤境界。圣贤境界包括圣德、中庸之境界等。圣德是人德的最高规范，大而无边，深而无底，包含了仁、义、礼、智诸德。圣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中庸是天下之道德的最高概括。其二、强调践履功夫，即加强“正心”“主敬”“主忠信”“日省”等道德修养。在游酢的思想主张中，正心才能免于被情绪所控制。“主敬”则是要求内心要在无时无刻、要对无事无物的虔诚。“主忠信”要求人要信守自己的诺言，不能人而无信，否则仁义礼智就失去了根，就会无所成。其三、强调修齐治平。游酢提出了“自强不息”是修身之学，即修身是为成仁，成仁就能事亲，由事亲再推广到事君、交友以知人。

游酢继承二程对“道”的认识，认可“道”的非物质性，并强调“道”的自然规律性，认为道是万物的奥妙所在和规律，可统帅天下万物；但“道”依托于物，不能离开物而独立存在。游酢在解读《论语》的“君子不器”时，采用了《周易风水》之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体夫道者也，故不器。不器则能圆能方，能柔能刚，非执方者所与也。”即在游酢的道器论中，认为“道”“器”之间的关系，犹如“圆、方、柔、刚”与“方”之间的关系，即“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在肯定了“形上为道，形下为器”的观点后，游酢主张君子要认识道，体会道，并且依照道的原则和规范去做，就要不被具体的事物所限制，不要局限于事物的本身，要体察一般事物背后的规律和根源。

在张载道体说的基础上，游酢从《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角度出发，从人性即天理的角度去研究人之性。他认为，人性是由天命所赋予的，即“天命之谓性”。天又将自己的法则下降于人，即是道，而人性就是由纯善的道所赋予的，因此可以说，人人心中本来就具有这种纯善的道。游酢的道体说强调道是郑性之本体，而性既是本体论范畴，也是人性论范畴，性既然是善，那它对人生便有重大意义和作用。游酢的道体说还有很明确的价值导向，便是对道的内心体验，要求人们要以坚强的意志努力克制嗜欲，加强道德修养。

在儒家哲学中，“心”是一个具有虚灵知觉功能的自然器官，在游酢的心性论中，心是认识的主体，亦是宇宙的本体，兼有道德的属性。他特别强调要发挥主动性以治心，才能呈现出善良的行为。

游酢不仅认为心有感知、能与外界事物接触并认识外界事，他还将心之本体与仁联系起来，认为仁是心之本体，仁与心的关系就如饥饿的人看见食物、口渴的人看见水，如果分割开了，人也就不能成其为人。在游酢的主张中，人心是私己、忿欲，道心是亲亲、仁民、爱物。游酢认为，人若只偏从自己的私欲，被忿激欲念所湮没，人道于是熄灭；如果真能战胜人心之私，回到道心之公，就会视人如同自己，看万物如同人类，心之本体便自然呈现出来了。

游酢还认为，人如果安心于人道，就不会逐末忘本、逐伪丧真、残生残性，而会存性保真、延年益寿，感悟而通晓天下事。此外，游酢还将“博爱”之心看成是圣人之心，意为圣人如能做到博爱，便已具有博爱之心，也就是说，博爱是仁心形成后的践履呈现。

先秦告子提出“生之谓性”，孟子批评了告子的理论，提出“性善”说。后来荀子又提出“性恶”说。到了宋代，张载提出“性与天道合一”命题，二程又以“天理”论性，明确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而游酢沿着“性与天道合一”“性即理”的方向，明确提出“性即天道”的命题，即人之性之所以是天道，是因为人之性是天命所产生出来的。

游酢还由性即天道，得出其性善论。他认为天命给人以仁性，此仁性如保持原状，则此性必然是善的。性善论必然是“性相近”，而事实上的品质却是不相同的，有善人、恶人，这是由于后天的习气不同所造成的。在游酢看来，善是性之德，性以善为德；反之，性便是善的基础。同时，游酢又强调，劳作、休息、喝水、吃饭皆为真实无妄之性，肯定了正常人的生理要求。

对于现实社会中人所存在的恶，游酢根据二程的观点，认为人的恶来源于气质。张载基于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在天性上都是至善至美的；但是人性在未形成时，却包含着潜在恶的因素，此即其所谓“性未成则善恶混”。由此，他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即天地之性是善性，是天理；“气质之性”则是由人的生理本能、生存本能决定的，是气质阴暗面（浊）的表现，表现为对物质生活的欲望。

在游酢看来，人之初，虽然同出于气，但是气禀却不同，气禀有全体部分、有邪僻正直、有纯粹驳杂、有厚重轻薄之分，在此便出现人有上智、下愚及中人的种种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能否认“人之初，性本善”。就像原始的风是一样的，但受地形及其地面附着物的影响，同时受风吹时，发出的声音也是千差万别的，而我们不能因此说风不同。

游酢对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及韩愈的性三品也有自己的见解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荀子说性恶、扬雄说性是善恶混合、韩愈说性情三品，都是为末流所蒙蔽，而不知道其大本，未看见后天的差异。因此，论性只从人之所见，只从气禀立论，有失偏颇，须像孔孟一样，从本末两方面立言，才能得其仿佛。

游酢认为诚不是靠别人促成的，是自己修行、自己体会而成，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因此他得出性、诚与道、理是统一的结论。关于如何修成“诚”，游酢认为要从“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要从自己诚的天赋出发，达到对一切事物的了解，就是“尊德性”；其次是通过学习，使自身固有的诚明白起来，这是“道问学”。

游酢进一步从天、地、人三才上分析“尊德性”，认为尊崇德性引导研究学问，是人的品德；达到宽广博大、穷极精深微妙，是地的品德；极度的高明，引导到中庸，是天的品德。从人到天是向上升达的过程。温习旧的借以知道新的，由此扩大所学并且加以详细解说；加强亲厚借以尊崇礼制，由此保持简约，处于中肯的地位。

同出于程门的游酢密友杨时在《御史游公墓志铭》中，称游酢所著有《中庸义》一卷、《诗二南义》一卷、《论语杂解》一卷、《孟子杂解》一卷、《文集》十卷。而《宋史·艺文志》记载游酢著作有《易说》《诗二南义》《中庸解义》《孟子杂解》《论语杂解》以及《文集》等。除上述著作外，游酢在程门时所录的《二程语录》及收录在南宋钱塘陈思所编所刻的《两宋名贤小集》中的游酢诗集《荆斋诗集》也在南宋时有刊本行世。今存游酢的著作《游廌山集》《游定夫先生集》《游文肃公集》等刻本，均为清代游氏后人所编。

游酢在传播和弘扬二程"洛学"、开创"闽学"并成就程朱理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贡献。其认真分析了朱学与汉学两个不同文化时代的不同治学思维方式，认为宋代儒者与汉代儒者不同，宋儒更加重视经书中的义理，由此而推出一种学以致用、传统为现实服务的学风和思维方式。其理学上的诸多见解，朱熹在后来的《四书章句集注》多有采用。同时，游酢所掌握二程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后来朱熹编辑《二程遗书》的主要材料来源。朱子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品端认为游酢与杨时、胡安国等学者的理论思想推动了中原地区主流文化重心南移，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游酢的书法造诣与宋“苏、黄、米、蔡”四大名家齐名，其草书被尊称为“游体”，清朝编入《草字汇》，称其“草圣”，部分书法拓片今存于南平市博物馆。其诗儒雅脱俗，朗练清新，节奏轻缓自然，有别于江西诗派的晦涩难懂，为杨万里“诚斋体”的先声。

北宋理学家程颐称赞游酢：“清德重望，胶如日星，其流风余韵，足以美游师世范俗。”

南宋理学家、宰相真德秀称赞游酢：“惟公道盛德尊，缅怀遗范，可效可师，朝夕恪恭，庶几万一。”

南宋理宗帝赵御赞游酢：“德业精专，先生风教，丽日中天。”

朱子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品端认为，在北宋理学南传的过程中，游酢与杨时、胡安国等著名学者形成了以传承洛学为标榜的文化共同体，这些理论思想推动了中原地区主流文化重心南移。

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高令印教授认为游酢是中国宋代卓越的理学（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应享有崇高的历史文化地位。

程颢（公元1032年—公元1085年），字伯淳，后人称其为“明道先生”，俗称“大程”。与其弟程颐共创洛学，二人并称为“二程”。程颢与程颐的哲学思想都是以“理”为最高范畴，其中程颢更为注重内向的体验，具有主观的心本论倾向，而程颐则更倾向于客观的理本论，是以后陆王心学的先驱。程颢确立了“理”的哲学概念，提出并阐述了“仁”“定性”“诚敬和乐”“与物同体”等重要哲学命题。二程所创立的洛学被朱熹继承发展后形成了“程朱理学”，成为中原地区后期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程颐（公元1033年一公元1107年），字正叔，又字正道、正伊，洛阳市人，因居临伊川县，世称“程颐”，与其兄程颢被共称作二程。程颐在哲学上主张天地亦物，万物皆被“理”主宰，而作为人要遵从道德层面上的“理”即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去私欲、明天理，并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修养。在教育上主张对学生因材施教，让他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格物明理；以孔孟为师，志存高远、循序渐进地去抵达仁的境界；提倡国家重视教育。在政治上主张王道和以人为主的法治。在经济上主张轻徭薄赋，重农抑商。

游酢与杨时、吕大临、谢良佐并称为“程门四先生”。

谢良佐（公元1050年—公元1103年），字显道，上蔡县人，后人称其为上蔡先生。谢良佐提出“心为天之理”，心就是仁、人就是天理的观点，要求以“礼”作为约束思想言行的规矩，认为通过穷理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等。谢良佐创立了上蔡县学派，是湖湘学派的鼻祖、心学的奠基人，在程朱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桥梁作用。

吕大临（公元1040年—公元1092年），字与叔，北宋京兆蓝田(今蓝田县)人。吕大临以关学的“防检穷索”为学，即强调学以致用，力图把学术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联系起来，为现实服务，反对虚浮空谈的学风。在哲学上，吕大临从关学“精思力践”向洛学“涵泳义理”“空谈心性”转化，认为道或天理是“虚明纯一”的，落在人心中就成为“良心”；只要启发良心，便可合乎“道”或“天理”。吕大临为关学的发展和推广起了较大作用。

杨时（公元1053年—公元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先生，世称“杨龟山”，谥号“文靖”。 杨时在哲学上主张体验未发、反身而诚等思想，提倡“格物所以致知”和“以诚意为主”；在教育上提倡学习的目的是求仁和学圣人；在诗歌上主张有教化功能，诗的作用是言志或缘情，应表达出温柔敦厚、思无邪的情感。学者罗从彦、陈渊、张九成等是杨时学生，朱熹是其三传弟子。杨时的哲学思想承上启下，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又对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

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的冬天，官至太学博士的游酢偕学友杨时同赴洛阳市，求学于程颐。他们初次去到程颐家时，正遇上程颐在闭目养神。为了不打扰老师，二人没有离开，也没走到屋檐下避雪，而是恭恭敬敬地站在院子里。等程颐醒过来时，地上的雪已经堆积到了一尺多厚，淹没到他们的膝盖上了。之后“程门立雪”的故事千古流传，成为尊师重道的佳话。

游定夫纪念馆位于南平市南山镇凤池村，原名“御史定夫祠”，是游酢九世孙游以仁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始建，后经明弘治、嘉靖、爱新觉罗·旻宁等数次修建。1987年，南平市人民政府将其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2年8月30日重新剪彩开馆。纪念馆为闽北特色建筑，呈单楼八字墙式，前后堂皆为檐悬山穿斗式，风格古朴。梁架雕刻精美，结构独特，部分雕刻图案资料被收入《中国建筑美术图案》一书。纪念馆大堂正中立有游酢塑像，正堂的额枋上悬有宋理宗的“御赞匾”、“万年仪式”“思成堂”及游居敬题“祭聂氏宗祠有述”等八块牌匾；祠内立有元、明、清、民国等年代的修祠碑记。

目前馆内设置了三个展室，第一展室主要展出内容包括游定夫年谱、故居照片及游酢生平事迹；第二展室主要介绍游酢门人传承图谱及程朱理学源流、游酢著作思想等；第三展室主要展出了游酢书法作品。

游定夫书院位于南平市延平区南山镇凤池村，初名豸山书院，是游酢九世孙游以仁于元延祐四年（1317年）修建据传。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延平知府沈鑿联合当地士绅将其改建为“游定夫书院”，同知曾子钦为记述书院扩建事宜，撰写了《游定夫书院记》。现今原碑已失存，碑文载于民国《南平县志·艺文志》。之后书院历经兴废，直至清嘉庆元年（1796年），游氏后人游昌莘独资修复了游定夫书院。清末民初，书院改建为学堂、学校。1950年，书院曾为南平水文站驻点场所；1966年至1976年间，书院被破坏，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重新修复。新建的游定夫书院占地面积2195平方米，建筑面积1093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