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言》是西汉末年扬雄模仿《论语》所著的一部儒家经学作品，采用语录体的形式，约2万字。《法言》之名本于《论语·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以及《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法言”二字意为判断事物是非的准则之言，对事物的是非给予论断的评判之言。其内容广泛，从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到文学、艺术、科学、军事乃至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学派、文献等，几乎都有所论述。《法言·潜夫论》的版本，在历史上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李轨注的十三卷本；另一个系统是司马光、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等五人合注的“五臣注本”，共十卷。

西汉末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由于土地兼并，徭役繁重，生产不时，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和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西汉皇朝的统治思想——以董仲舒和谶纬之学为代表的神学唯心主义，也经历了通过畸形的扩张泛滥而逐步向自身反面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不仅对被统治的农民阶级逐渐丧失了控制威慑作用，而且也逐渐丧失了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功能。在这种背景下，扬雄决定写《法言·潜夫论》这本书，企图通过对旧思想的改造，为地主阶级制造出一套新的统治思想，以维持地主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旨在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批判诸子学说，弘扬儒道，应对当时的儒学危机。

《法言》以孔门思想为宗旨，融合了儒家和道家的精华，将道、德、仁、义、礼与宇宙生命齐等，使“仁义道德”成为儒学概念，其推崇经典、尊崇孔孟，大大提升了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法言》以“修身说”建立了“纯儒学”体系，开创了宋明心性之学的先河。此外，书中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理性精神的重要性，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并启发了东汉以后的一些思想家。总体而言，《法言》一书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世哲学、伦理学和社会治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评价：《法言》的观点皆是出于扬雄自己的认识所及，而不是象许多西汉人的著作，多来自辗转抄袭，这在西汉的著作体裁中，也有划时代的意义。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属四川成都）人，庐江县太守扬季五世孙，西汉哲学家、文学家。扬雄是周代伯侨的后裔，本居住于扬地，后辗转到蜀郡郫县，五代十国单传，家中以养蚕为生。扬雄从小好学，博览群书通晓字词的解释，不喜欢研究章句。汉代盛行察举制度，高门大族子弟多是通过这条路登上政治舞台的，但这要在地方上有势力，和地方官有交情。这些条件扬雄谁都不具备所以最后只有自己跑到京师去，靠文章乞人赏识。扬雄先是在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属下任门下吏，此后受同乡杨庄推荐，跟随刘骜左右，先后创作《甘泉赋》《河东赋》等，讽谏汉成帝，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扬雄不依附权贵，因此在汉成帝、刘欣、刘衎三朝都没有得到升迁。王莽代汉以后，扬雄才"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但仍然是个闲职，没有担任实际行使权力的职务。天凤五年（公元18年）扬雄逝世，享年71岁。

“法言”之名，本于《论语·子罕》：“法语之言，能无从乎”，以及《孝经·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根据《论语》邢疏及《孝经》注，“法言”是“礼法正道之言”。《说文解字》中，“法”有法则和使物平直的意思。故此，“法言”二字意为判断事物是非的准则之言，对事情的是非给予论断的评判之言。

西汉末期，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由于土地兼并，徭役繁重，生产不时，农民生活极为痛苦，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和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西汉皇朝以董仲舒和谶纬之学为代表的神学唯心主义的统治思想也经历了通过畸形的扩张泛滥而逐步向自身反面转化的过程。这种思想不仅对被统治的农民阶级逐渐丧失了控制威慑作用，而且也逐渐丧失了维持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作用，反而成了地主阶级内部各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从而丧失了它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机能，统治阶级的思想危机和其政治危机一样日益严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扬雄由于其小地主家庭的出身和仕途不顺的经历，成了当时中小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对旧的统治思想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并企图通过对旧思想的改造，为地主阶级制造出一套新的统治思想，以维持地主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并保护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扬雄决定写《法言·潜夫论》这本书，旨在重新确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批判诸子学说，弘扬儒道，应对当时的儒学危机。

据学者王青在《扬雄评传》中考证，《法言》一书的完成时间可以追溯到刘衎元始五年（公元5年）以后。因为《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记载的四方献珍一事是在汉平帝元始五年，而《法言》卷十三《孝至》说“汉德可谓允怀矣。黄支之南，大夏之西，东璨北女，来贡其珍”，正是指此事。此外，《法言·重黎》中提到的“近羲近和”这个官名是在汉平帝元始五年制定的，而《法言·举至》中提到的“汉兴二百一十载”也与从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至汉平帝元始五年前后正好210年相符。综合考虑，王青认为《法言》一书的完成时间在平帝元始五年至王莽建国元年（公元9年）之间，最终完成时间应该在始建国元年。此年扬雄62岁，也就是在新汉交替之时。

《法言》模仿《论语》而作，采用语录体的形式，约2万字，在这部书集中体现了扬雄古文经学的精神。其内容广泛，从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到文学、艺术、科学、军事乃至历史上的人物、时间、学派、文献等，几乎都有所论述。

《法言》与一般古籍不同，每卷并非一篇文章，而是包含若干条语录式的文字。各条之间意思并不连贯，甚至内容完全不同。各卷的题目也并不反映各卷的内容。大体上，《法言》涵盖了扬雄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统一说明，对《易学》思想也做了阐释。同时，书中提出了重智思想构成的儒家知识论传统，并对教育思想、社会社会主义、历史思想、民族思想和文学思想做出阐述。

扬雄在《法言·修身篇》综合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苟子的“性恶论”，同时又吸收了道家思想中关于人性浑朴自然的理念，提出了“性善恶混”的观点。扬雄认为人天性中存在善与恶两种因素，但都处于潜存状态，故人无善无恶是一种自然状态。善恶由潜存状态转而为一念的动机，再将一念的动机加以实现，便须靠人的生命之力，气来实现。发扬善的因素则为善人，发扬恶的因素则为恶人，人的善恶之别是后天产生的。至于如何避恶趋善，扬雄的回答是内学由师，提出外在的教育与学习乃是成就道德的唯一手段。他强调了“修身为本”，并将修身比喻为弓、矢和的，强调要依照儒家伦理的“五常”准则来修行“仁、义、礼、智、信之用”。

扬雄在《法言·问道篇》对儒家伦理道德诸概念进行了统一的说明，将道、德、仁、义、礼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合则浑，离则散”，并将“一”明确地规定为“仁”，对儒家传统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体系有极大意义。他在《法言·问明篇》中特别强调了“尚智”的特色，把“独智”置于“礼义”之上，这表明了扬雄伦理思想不仅以修身为本，而且兼具“尚智”特色，构成了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富有特色的关键一环。

扬雄除了对儒家传统的仁、义、礼、知信等道德范畴均有所论述之外，还发展了儒家伦理学说中的概念与范畴。他将原本属于道家自然哲学的“道德”一词改造成了从属于儒家哲学的伦理范畴，以此丰富、补充孔孟的学说。（《法言·问道》）他把老子的“道德”改造成从属于儒家的概念，用以表示宗法思想支配下的治国修身之道。扬雄经常将“道德”与“仁义”连用，都不出宗法伦理的范围。从扬雄起，“道德”逐渐与“伦理”融为同等概念，它的县体内容就是、义、礼、智、信。

扬雄认为“智”是成为圣哲的必要条件，模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将人分为“禽”“人”“圣”三品，认为具有超绝众人的智慧才是圣人，强调要成为圣人就必须追求智慧和知识。扬雄的知识论不局限于人生范围，而以自然宇宙为研究对象，他对自然宇宙的规律进行探索，强调从客观世界出发才能形成伟大的体系。扬雄在《法言》中对《易学》思想做了阐发，认为《易》原本只有八个卦，后来由周文王重卦才演变为六十四卦，符合“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精神。他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阐发天道的哲学著作，且认为《易》在现实中的应用需要根据时势而变化。

扬雄提出区分小知与大知，注重事物的根本性规律，认为真正的大智完全能够做到避害全身，只有贯通天人才是智的正体现。他否认有生而知之者，强调知识起源于经验，并对那些不待学而能知的“生知”进行驳斥。扬雄的重智思想构成了儒家知识论中一脉相承的传统，他延续并发展了孔子等先贤的知识观念。扬雄在认识论问题上强调对事物本身的客观反映和重视征验，使他对神怪之事和长生成仙之说持有理性义态度。扬雄在《法言》中借鉴了老子的自然哲学，主张天道无为和生死自然。他批判了当时流行的鬼神迷信和天人感应说，并讽刺了长生、神仙等怪诞之论。他也抨击了谶纬灾异说，认为纬书滥用巫术，不实可信。此外，他还提出了人不应该羡慕长生和学习神仙的观点。

扬雄在教育思想上，不受当时流行风气影响，坚持信守古典儒学的基本精神。他重视后天的学习，强调学习的方法和思考对于学习的重要作用，特别强调朋友切磋深磨，使得学问长进。并且，扬雄认为学习的重要目的在于学习做人，学者为了修性、求为君子，学习的目的在于自我修养的提高。扬雄认为学问不仅是道德自我完善的手段，还有外向掌握自然规律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的作用。扬雄反对以博取长生、追求个人功名为目的的庸俗功利主义的学习观，主张一种超越庸俗功利的学习态度；反对经学取士的制度建立后所产生的功利主义治学目的，以及以繁的讲解和标新立异来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知识权威。对灾异学说和政治的态度，扬雄保持一种较为健全的客观理性态度，反对借灾异以挟持君主或打击政敌争夺权力的行为。

在《法言》中，扬雄归宗孔门的思想，对“诸子”做了界定：指儒家孔孟荀以外的先秦诸子。对于这些诸子，他的评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主要包括道家的老庄、阴阳家的邹衍等；另一类是基本否定，无所肯定，这主要包括法家的申不害、韩非子，名家的公孙龙等。他主要站在儒家伦理思想立场上来评议，不仅推崇孔子，而且批判道家、阴阳家、法家和名家：“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还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之道，而荀子则在思想上与孔孟有所分别。《法言》持有“道统”观念，即儒家圣人，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等人；而学之为王者事，由尧、舜、禹直至周公和孔子等开创并建立。扬雄认为只有孔子之道是治因兴邦、论学修身的最高真理，是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

扬雄秉承儒家思想，强烈反对法家依靠刑罚暴力来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主张推行仁义来代替刑罚酷政，强调统治者个人修身是建立仁政的基础，通过教化普及到全国百姓。他批评汉朝律令繁多给奸吏以可乘之机，认为根本解决之道是依靠礼仪数化来代替律令刑罚。扬雄指出地方政府仍胥吏操纵，主张实现井田制来抑制土地兼并和废除肉刑。他支持实行什一之税，认为多则桀寡则黎，以此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土地兼并。

扬雄重视人的作用，认为历史结果是由人事与天命因素共同造就的。他对天命的观点带有二元论的倾向，既受儒家的影响，又受道家的理念。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并非完全受天命支配，而是人事与天命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扬雄持有随时变宜的历史进化观，他的哲学体系带有浓厚的循环论色彩，同时他也强调经验理性，认为一切事物的演变都经历着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周期，同时也重视征验的客观立场。

扬雄《法言》中有关历史人物的论述很多是针对司马迁《史记》立论的。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情来理解历史，在对待英雄人物和起义者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的批判精神和同情情感，他也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歌颂其正义性。扬雄则完全按照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对历史人物进行评述。《法言》对陈胜吴广的指责有其时代背景，认为他们对推翻秦朝酷政的作用并不伟大；对于失败的英雄人物、刺客、游侠等，缺乏同情和赞誉，强调其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危害性。

在民族关系上，扬雄在《法言》中强调以文德胜过武力，即通过文化上的优越、政治上的清明节和经济上的发达，吸引周边少数民族自愿归附。他主张通过修德怀远、不战而胜的儒家政治理念来维护国家利益和边境安宁。扬雄对汉朝的疆域拓展和帝国建设表示赞赏，但同时他警告不能轻易挑起边衅，更要珍惜与匈奴的友好关系。他认为与边境少数民族之间的争端，应采取较为平和的方式解决，避免动用武力和劳师疲民。他坚持不劳民以事边远，减轻人民的赋役和负担。总之，扬雄与历代儒家学者一样有文化优越感，但出于对战争的憎恶，他主张采取明智有效的民族政策，如绥抚等策略，维持边境的安宁，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提出，人的言论和文章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反映。“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就是说，君子和小人的思想感情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言论和文章。从一个人的言论和文章，就可以看出他是君子还是小人。因此，扬雄主张作品的内容必须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宁可不要。当然，在内容合乎要求的前提下，还是应该讲求文采和形式的。他认为最好是形式与内容相符合，二者平衡。他要求以圣道为标准来决定对各种言论的去取，反对以吸引人的文采来破坏圣人之道，并批评汉赋追求外在形式而缺乏思想内容。

《法言》的版本，在历史上形成了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李轨注的十三卷本：《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赛》《君子》《孝至》。该版本自序在最后，并附有不知为何人所作的《法言音义》一卷。这个系统以宋治平三年（1066年）国子监刻本为传世的最早版本，比较接近《法言》原貌，但宋代以后不甚流行。直到清代爱新觉罗·颙琰年间才由秦恩复制版翻印，流行于世。另一个系统是司马光集合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秘和其本人之注为一体的所谓“五臣注本”。这是宋代以后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个本子。它合《吾子》、《修身》为一卷，《问明》、《寡见》为一卷，《五百》、《先知》为一卷，因而成为十卷本，并且把序分放在了各卷之首。五臣注本对《法言》原貌改动较多，是其缺点；但它保存了较多古注，文字上也有少量优长之处。

《法言》中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使其语言具有更强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运用对比说理和骈偶式，通过显示事物对立面用相对的语句来揭示矛盾，树立标志，表明是非，褒贬善恶，增强了逻辑性、说服力和形象性。比喻的大量运用，使语言更具形象性和说服力，构思巧妙、浅近平易又生动有趣，提升了语言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反问句与设问句的运用，增色不少，加强了语气和说理性，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性。引用历史故事来说理，运用典故丰富了语言的形象性、感染力，并加深了理论的说服力。使用反复的修辞手法，使语言内涵丰富而生动，形成了一种刻意追求语言文字之美的倾向。从句式上看，其灵活多变，长短不一，错落有致，大量运用排比和对偶，具有明显的骈化倾向，赋的铺张扬厉之风也略有表现。

《法言》具有骈俪化的风格特色。汉代时，许多赋家兼写散文，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他们将赋的铺陈排比、属对用典、讲求声韵的特点融入散文创作中，导致散文中大量骈化语句的出现。《法言》也具有这一时代特色，扬雄在《法言》中大量运用骈偶之辞句，达到极其精工的境地。扬雄通过使用骈偶、用典和藻饰等手法，使《法言》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和修辞美感。《法言》中辞赋与散文相融合的技法，创造出纯熟的骈俪化程度，使这部作品在散文到骈文的演进轨迹中展现出独特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法言》汲取《老子》思想，融合儒道。扬雄把道、德、仁、义、礼与宇宙生命齐等，直接影响了后世儒家用“仁义道德”来替指先秦儒学的仁、义、礼、知、信，使道德成为一个“儒学”色彩极重的概念。《法言》还提出贵和尚中、因循化革的思想，认为法家的法治和道家的无为皆有不足之处，法家为“过”，道家为“不及”。他主张追求中庸之道，避免偏执，行事应适度。扬雄提出法先王而因时制宜，因循化革，对社会治理理念产生了积极影响。

扬雄敢于打破儒家传统师承之法，自创体系著书立说，作圣人才能做的事情的精神，启发了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如桓谭、王充、张衡等。《法言》以“修身说”为基础，旨在建立纯净的“纯儒学”体系，开创了宋明心性之学的先河，其尊崇经典、推崇孔孟，提升了儒家思想地位和影响力，为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法言》是从孔子到宋明理学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宋明理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扬雄因此书在儒学中的地位被历代学者高度赞扬，被誉为大儒，超越先秦诸子，被称颂为圣人之徒，是捍卫儒学纯洁性的重要人物之一，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法言》借鉴了老子的自然哲学，批判了当时流行的鬼神迷信和天人感应说，通过解脱人们于谶纬神学，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实现。《法言》提出重“智”，注重人的理性精神，启发并引导了东汉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王充、张衡等人，在东汉形成了以唯物主义和理性精神为特征的思想潮流。

东汉哲学家桓谭评价：通才著书超过百数，只有司马迁司马迁所著广大，其余都是小论，不能和扬雄所著《法言》《太玄》相比。

明朝礼部尚书孙承恩在《扬子云像赞》中评价：扬子好学，研精覃思。《法言》滞涩，《太玄》深切。

政论家徐复观评价：《法言》的观点皆是出于扬雄自己的认识所及，而不是象许多西汉人的著作，多来自辗转抄袭，这在西汉的著作体裁中，也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代学者吴川雪评价：《法言》代表了扬雄一生的思想精华，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

当代学者韩文娟评价：扬雄的“大儒”之称主要体现在他仿《论语》而作的《法言》上。

当代学者凤羽评价：《法言》是从孔子到宋明理学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1、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修身篇》

扬雄不赞同无善无恶的自然状态就是一个理想状态，他十分强调 “学行” 和 “修身”。

2、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 《修身篇》

扬雄明确提出 “尚智”，又把 “独智” 置于 “礼义”之上，这就表明了扬雄伦理思想不但以修身为本，而且兼具 “尚智” 特色，构成了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富有特色的关键一环。

3、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五百篇》

扬雄讲圣人 “以人占天”，实质意思就是说事在人为，不在天意。

4、道非天然，应时而造。——《问神篇》

扬雄认为从《周易》与现实的关系来看，《周易》本身确是先哲往圣 “应时而造” 的历史产物。

5、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 《问明篇》

扬雄融合道家和儒家思想，提出以礼义立世，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