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国（前1264年－前678年），位于今河南邓县（今邓州市），是商王武丁时期建立的诸侯国。武丁封其叔父为邓侯，建立邓国。邓国历经西周、春秋时期，是周代南方较为重要的诸侯国之一。春秋时期，邓国被楚国灭亡，其国君的后代有的用国名“邓”作为自己的姓氏。邓国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谱》中被推算为公元前1240年。邓国在商朝时期为大封诸侯，是曼姓诸侯国。

周朝时期，被封为子侯。成、康时代的盂爵铭有“王令盂宁邓伯”之句，记述了周王派盂慰问邓国君之事。西周中期开始，有关铭文上邓君一律称“公”，反映了邓国权威的进一步提高。

春秋时期，邓国依然活跃，邓与郑、楚等国保持有婚姻往来。《春秋》记载，鲁桓公七年，邓侯吾离千里迢迢到鲁国访问。鲁桓公九年邓国与楚、巴二国发生纠纷，引发楚巴联军伐邓，结果邓师大败。

《春秋》载：“鲁桓公七年（公元前705年）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载：“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及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人攻而夺其币，杀道朔及巴行人，……”记得是巴国（当时在鄂西，后迁川东）派了韩服到楚国，并通过楚国要与邓国建立友好关系，楚国派道朔同巴国的韩服一起往邓国，到邓国南部边境的邓国的属国鄾国时，鄾国人夺了他们所带的礼物，并杀了道朔及巴国的行人。为此，楚国派人质问邓国，邓国不接受指责，于是楚国派兵和邓国作战，并打败了邓国。这是《左传》记载的一段史实，也是史料中记载的发生在襄阳市的第一场战争。

邓国在周代诸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为第二等的侯爵，国土纵横几百里或百馀里是应有的规模，不会象今日的乡镇一样纵横只十里、八里那么局促狭小。第四等爵位的巴国派使臣从几百里远的地方带礼物来主动结好邓国，可见当时邓国的国势与威望。

著名考古学者、历史学家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明确指明邓国在河南邓县（今邓州市）。童书业在《古巴国辨》，吕思勉在《先秦史》诸文献中，均准确无误的指明邓国在今河南邓县（今邓州市），而不是湖北的襄阳市。

2009年7月14日，襄阳市考古队员为配合内环线建设进行考古时发现了两片春秋早期的卜骨。这两片卜骨出土在邓城遗址以南约600米处的王家巷遗址。据介绍，这是在邓城遗址附近首次发现卜骨，为邓国都城在邓城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据襄阳内环线工程考古项目执行负责人王先福介绍，在王家巷遗址出土的卜骨是用牛的肩骨制成，该卜骨上的孔上下左右排列整齐。商周时期，人们在决定某件较为重大的事情时，将制好的卜骨放在火上灼烧，根据灼烧后孔产生的裂纹走向判断吉凶，然后将整个占卜过程及其结果刻在卜骨上。此次出土的卜骨上没有文字并且没有灼烧过的痕迹，证明这两块卜骨没有被当时的人使用过。“发现卜骨的遗址在邓城城址以南约600米处，这里很可能为古邓城的作坊区。”王先福介绍，卜骨一般出土于较为重要的遗址，如都城殷墟、燕下都遗址等地。该卜骨的发现为邓国都城在邓城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春秋时期

邓国依然活跃，邓与郑、楚等国保持有婚姻往来。《春秋》记载，鲁桓公七年，邓侯吾离千里迢迢到鲁国访问。鲁桓公九年邓国与楚、巴二国发生纠纷，引发楚巴联军伐邓，结果邓师大败。鲁庄公六年（前688年），楚文王伐申经过邓国，受到了祈侯的招待，邓国大夫提出借机杀掉雄心勃勃的楚文王，邓侯不听。第二年，楚文伐邓。鲁庄公十六年（前678年），楚再次伐邓，将其灭亡。

邓城故址位于襄阳市樊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6公里处，邓国是西周时期诸侯国，封为侯。公元前678年被楚国灭掉。战国后期，秦昭襄王封公子悝为邓侯。秦统一后，邓城属于南阳郡。汉为邓州市地。这里南近汉水，北接南阳盆地，地势平坦，四周开阔，交通便利，战略地位重要。

邓城土城墙略呈长方形，东墙长766米，南墙长896米，西墙长713米，北墙长858米。墙厚10至15米。墙残高3米左右，四角稍高，最高处6.3米。四面均有城门。护城河宽40米左右，现为水田。城东南角外有高约8米土台，俗称烽火台，也称阅兵台。城内有十字街道，西北角有明代建的宁国寺。邓城内外地下历史遗存十分丰富。相传城内偶有铜镞、金粒可拾，城内有时杀鸡还可取出金粒，故有“邓城不卖活鸡”之说。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秦汉及以后朝代都有，是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离邓城北约3公里的丘陵地带，有两周时期墓葬群，“邓公乘鼎”和“夫差”剑分别出于山湾和蔡坡墓地，出土大量青铜器。据考证，这些墓地与邓城密切相关，其中铸铭文的，就有邓、楚、吴、上、蔡、曾等国器物，是研究楚文化及邓、楚和有关国家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邓城城址外围有西周至春秋早期（与邓国同一时期）较大规模的村落、作坊遗址，又有高级贵族、平民墓地，它们组成了完整的都市中心聚落群。1981年，邓城遗址被湖北省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过发掘，发现了一些特殊遗存，出土了一批较重要的文物，为解决一些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特殊遗存有卞营遗址集中分布的水井群、周家岗遗址春秋早期大壕沟及宋代火葬墓、王家巷遗址制陶作坊区的灰坑及窑址群、贾巷墓地一主一侧室加祭台的墓葬等。这在本区域属首次发现，填补了此类遗存的空白。

较为重要的文物有周家岗遗址新石器时代完整花瓣圈足陶碗、黑或红彩红陶杯，西周中期前段或西周早期后段陶鬲，宋代红绿彩花卉纹瓷枕、影青釉小鼎式瓷香炉；王家巷遗址春秋早期卜骨；卞营遗址春秋晚期陶鸟形双耳平底壶；贾巷墓地青铜小羽人等。

发掘成果进一步证实了襄阳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一是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和周代遗存，佐证了邓城至迟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古邓国首都、春秋中期至汉代为邓县县治的史实，继而将襄阳市早期城市的中心圈定在了邓城区域；二是周代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和融合性为寻找早期楚文化的来源积累了资料；三是较多大中型墓葬在贾巷、卞营墓地的发掘反映了邓城区域在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的繁荣程度，间接说明了襄阳当时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四是宋代火葬墓及具有北方窑系瓷器的发现，说明了宋代北方地区民众可能大量南迁并定居襄阳，为本区域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本次发掘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有来自哈佛大学及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直接到发掘现场观摩和指导，进一步提高了襄阳市历史文化的知名度。

（前1240—前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