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涛（1871—1939），南海区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幼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后任北洋大学堂教习。1901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攻读，获博士学位。1906年归国参加学部考试，获第一名，授法政科进士。历任度支部预算司长、统计局局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大清银行副监督、度支部副大臣。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1916年6月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任外交总长。1917年4月因受贿罪入狱，1918年获赦免。1920年5月任广东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部长。1925年再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30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抗战爆发后，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出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财政部长兼伪兴华银行总裁，1939年病死于上海市。

陈锦涛，南海区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1897年在北洋京师大学堂任教习时，组织王宠惠等一起翻译西方数学教科书，交给主持《时务报》的维新人物汪康年刊印出版（《汪康年师友书札》）。1905年，陈锦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参加清政府学部组织的第二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列第一名，被赏给法政科进士，随后历任大清银行监察、印铸局副局长、统计局局长、预算司司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大清银行副监督（国家银行副行长）。1911年夏，清廷计划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改革币制，任命陈锦涛为首席代表，赴伦敦与各国银行代表进行会谈。1911年11月6日袁世凯组阁，授度支部副大臣（财政部副部长），但没有到任。

据严复所说，陈锦涛“本老同盟会人”，是否成为正式会员，尚无证据，但1904年孙中山赴美时，与王宠惠、陈锦涛等人时相过从，经常在一起讨论革命外交、财政问题，陈锦涛与孙中山为老相识，这一点毫无疑问（《孙中山年谱长编》）。12月7日，陈锦涛突然称病辞去度支部副大臣职务，悄然南下，投奔革命阵营。武昌起义以后，大清银行除上海分行外，其余分支机构已纷纷歇业。陈锦涛策划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名义，申请将大清银行改组为南方临时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批准，于民国元年2月5日正式开业。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在开业典礼发表演说，曰：“清代之办理中央银行，有政治上种种不良之原因，故中央银行亦受其影响，未易改良。现在共和国体业已确定，本银行将来于统一货币、办理国库两事，股东必得绝大利益，且外国人欲来购股者甚多，现均一律谢绝，惟愿我国民不可失此好机会。”（《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

在筹组过程中，南北和谈已在进行之中，南方各省代表多同意统一之后让袁世凯出任总统。陈锦涛一面促令商股联合会呈请袁世凯批准，一面又电请孙中山助其一臂之力。孙中山复电：“清帝退位，……中国银行之创办，及一切财政之已经施行者，当然继续有效，绝无疑问，可由财政部宣布。”在短短两个月中，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报告得到了两位总统的批准和追认，中国银行击败了陈其美的“中华银行”等竞争对手，顺利取得国家银行地位。陈锦涛还亲自拟定了《中国银行条例》30条，目的在于把中国银行办成股份有限公司制的中央银行，这一设想“符合当时中央银行思想的主流和国际上中央银行发展的潮流。”（李昌宝：《中国近代中央银行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1912年3月下旬，陈锦涛在咨参议院文中说，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是“借已有之基础，应今日之急需，既以增长民国之实力，又可因其资产为通融，实为民国国家与该银行股东两得兼利之道。”（《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

革命党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袁世凯，与财政困难很有关系。这句话或许可以从陈锦涛的工作经历得到一些印证。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立即面临着找米下锅的问题，而军饷开支则是重中之重。当时的“革命军人”并非个个都是圣人，“当兵吃粮”是题中应有之义。无奈前清财政本已捉襟见肘，高度依赖关税收入，而海关控制在列强手里，对革命党尚在观望，不肯将偿还外债剩下的“关馀”移交临时政府。辛亥革命的独特之处，是各省、地区采取了“独立”的方式，结果各军政府自我豁免了向中央交税的义务。财政上能维持的地区不肯向中央交钱，急于用钱的地方则必须“救火”。孙中山返抵上海市，人们以为这位革命领袖带了多少银两回来，结果孙先生苦笑说：“余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着精神而已。”（《孙中山全集》第一册）

革命党领导最初准备请张謇出任财长，张知难而退，并致书陈述筹款之难，谓“每年所短八千万两之款，于何所求，将责之财政部长一人”。临时政府在最拮据的时候，连几十万元都无力支付。另一方面，孙中山对于财政总长的任用，也有他自己的考虑：“财政不能任他派人。我知澜生不敢有异同。且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胡汉民自传》）孙中山用王宠惠当外交总长、用陈锦涛掌财政，有他的一点“私心”：都是同乡旧友；年纪轻好驾驭；在西方国家形象甚好。

陈锦涛就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出任财政总长。《泰晤士报》著名记者乔治·莫理循在1月5日评论道：“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是现代中国人中最有财政知识的人。据我所知，他在柏林会议上结识的外国银行家，……对他的印象都极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但理财单靠知识也是不行的。在当时情况下，陈总长唯一能做的，就是借款，不仅向江浙沪地区的商业团体、同乡组织筹措，甚至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海外华侨作私人借款，但仍是杯水车薪。危急之际，实在无法可想，孙中山、黄兴被迫与日方商谈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日人垂涎汉冶萍多年，用心险恶，张謇紧急致函孙中山等人，坚决反对，但孙中山、黄兴鉴于军费开支急如星火，快刀斩乱麻，批准了借款，到2月1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终筹得200万元。

经多方奔走，2月24日陈锦涛终于向华比银行借得100万英镑，年息五厘，97折收现，将财政债券打包成100万镑的等值作抵押，期限一年。比国借款勉强解了临时政府燃眉之急。这笔钱除了开支军费、行政费，还有相当部分是用来偿还商界和私人的旧债。（贾士毅：《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传记文学出版社）南北统一之后，陈锦涛北上供职，在唐绍仪内阁倒台时辞职。

1916年，袁世凯“龙驭上宾”，段祺瑞组阁，陈锦涛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在其《财政意见书》中，对国家银行发表了几点看法：一国金融的盛衰取决于中央银行，因此中央银行的地位至为重要；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生停兑事件，原因就在于牵入政治风潮，被当权者所操纵；为使今后能真正承担经理国库和领导全国金融的重任，必须一方面增强中国银行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从法律上规范政府向中央银行的借款行为，如限制政府用款、制订专门针对政府贷借的法律、对政府用款的数量、偿还的条件都要有所限制等。中央银行若和政府牵涉太深而丧失独立性，会严重危及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提出要从法律上保障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为中央银行的独立运作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李昌宝：《中国近代中央银行思想研究》）老实说，陈锦涛的意见纯粹从西方国家成熟的中央银行运作出发，“中了美式教育的毒”，很难为军人当政的北洋政府所采纳。

段祺瑞本与中国国民党多有冲突，陈锦涛积极参加南京临时政府，随后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参议，种下了与皖系冲突的祸根。据近代著名作家吴趼人所述，有一次陈锦涛拜见段祺瑞，适段氏外出，其亲信、秘书长徐树铮接见，谈话中陈锦涛对徐颇有藐视之意。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刚好此时发生某矿业公司向财政部官员行贿案，徐树铮即运动议会弹劾，并向段祺瑞进言，指陈锦涛是国民党人物，不如趁机除去。段祺瑞乃授意法部，将现任总长提送地方审判厅。吴趼人认为，当时发生的许世英租车案与此类似，但许姓仅辞职了事，显然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当代名人轶事大观》，世界书局1923年8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时又发生了大清银行分红的新案子，报纸一致攻击财政部，指陈锦涛“诈欺取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锦涛对抗战形势悲观失望，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出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财政部长兼伪兴华银行总裁，1939年病死于上海市，晚节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