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1907年1月16日—1990年12月27日)，中国现代作家、杂文家。原名廖家权，笔名有繁星、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怀湘等。湖南长沙人。

廖沫沙从1928年起历任长沙市《抗战日报》编辑，《救亡日报》编辑部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华商报》编辑部主任，重庆市《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香港《华商报》副总编辑、主笔，中共香港工委委员。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全国第三、五、六、七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

廖沫沙代表作有《鹿马传》《分阴集》《廖沫沙文集》(四卷)等。《廖沫沙文集》(四卷，其中第二卷)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荣誉奖。

廖沫沙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幼年随父先后在无锡、江阴、镇江市和湖南省江华、衡阳市等地居住。5岁上私塾，初小、高小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922年考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就读。1927年7月，在上海进入田汉所办的艺术大学旁听，同时参加《南国剧社》。

1928年，廖沫沙到武汉市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沪中区书业支部书记、团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党组织调廖沫沙到《远东日报》任编辑，并开始杂文创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沫沙随同田汉、阳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汉编辑期刊《抗战戏剧》。1938年1月， 与田汉、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创办了《抗战日报》，于1月28日正式创刊。

1939年，参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市主办的《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廖沫沙到香港任《华商报》晚刊编辑部主任，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华商报》停刊；1942年到重庆市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廖沫沙奉调到香港，复刊《华商报》，任副总编辑兼主笔，曾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报委书记；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总编辑。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调到北平(北京)，先后任过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1927年，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矶的鬼》等戏剧小说作品。1934年，正式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阵地《动向》的重要撰稿人。1950年，将其所写短篇小说集结为《鹿马传》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为廖沫沙、邓拓和吴晗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三人轮流撰稿。同年9月，在北京出版社的提议下，廖沫沙把他从1959年以来发表的杂文，辑成了一册《分阴集》。

1966年5月，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1979年初平反昭雪，后继续潜心创作，并整理大量旧作，由北京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先后出版。1979年11月19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重看〈海瑞罢官〉杂感》一文。1986年6月，廖沫沙出版《廖沫沙文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著作书籍《瓮中杂俎》。

1932年，经同乡毛达恂介绍，他与熊瑾玎的女儿熊达伍结婚。此后，妻子和孩子因生活极度困难自杀。1948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华商报》记者陈海云结婚。1991年12月27日，廖沫沙于北京逝世，终年84岁。

1949年之后，廖沫沙先后担任北京市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全国第三、五、六、七届政协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

廖沫沙的杂文取材广泛，思想敏锐，论题新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左派作家，廖沫沙的笔锋首先指向中国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以揭露黑暗，战取光明。廖沫沙在《说商品之类》《掘地洞》《闲情救国》等文中对于达官贵人提倡的“救国不忘娱乐，娱乐不忘救国”，以致出现“有的在前方肉搏，有的却在后方笑嘻嘻地搂着女人跳舞”的丑恶现状以及对于权势者只顾携带金银古物逃命，却下令北平的小学生留在城里“掘地窟”的无耻行径等，都作了充分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在《秋梦记》《文明与“人道”》等文中对于“生着人类的外貌，穿着人类的衣冠”的反动统治者迫害革命人士的残酷事实，或者在精神上给人以恐怖，或者干脆在肉体上来个“老虎凳或自来水灌鼻孔之类”愤怒地予以暴露、控诉。同时在他的笔下，也展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因不合理社会逼迫而扭曲了的灵魂。《广告摘要》《从外国回来的悲哀》讥讽了一些上海市小市民庸俗、自私、吝啬，低级的生活和艺术趣味。他们的生活状况又是那样痛苦而辛酸，《“中国人与狗”》一文中，作者以当时报载的一名理发学徒因未捐照会而在租界税警面前惊恐致死的消息，对“租界上，一部分中国人虽已脱离了狗籍，而另一部分人，像理发学徒之类还恐怕与狗为伍”的冷酷现实，发出强烈的谴责。

新中国成立后廖沫沙杂文创作的特点更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循循善诱，主题含蓄而不隐晦，行文宛转而少曲笔。他的作品一部分取材于教育工作，在《〈师说〉解》《“孔之卓”在哪里？》《不叩亦必鸣》《“蒙以养正”说》等杂文中，精辟地论述了有关教学工作和师生关系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其杂文还广泛地涉及到许多社会现象，从如何对待新生事物到怎样进行调查研究，从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到尊重科学，从表彰忘我的劳动到鼓励勤俭持家。廖沫沙把关切的目光投向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上。这些文章在对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都起到了一定作用。读过后，可以使人们感受到廖沫沙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祖国前途和人民生活的关怀和责任感。廖沫沙虽然对亲眼看到的，亲身体会到的时弊作了嘲讽和解剖，但又都是与人为善和实事求是的，能深切地感到廖沫沙期望切实改正人们思想、工作作风中的缺点错误的拳拳之心。

廖沫沙的军事评论在文风上别具一格。为了更加突出地表达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共产党的胜利这一时代的潮流，廖沫沙在选择论据和组织论证过程上，是十分考究的。在每一篇的军事评论里，对一段时间内全国的战场上发生的较大的战斗都给予报道了，但廖沫沙对这些战斗又都作了极大的浓缩与概括，使文章论据充足，气势广阔而又不失紧凑。评论总是通过事实，并在事实中提炼出一个观点。廖沫沙的每一篇评论，都是经过巧妙而别致的布局和安排之后写成的。他选择的大量论据，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和西方通讯社的材料，他善于从这些战报中发现矛盾，然后举出新华社的论据，整个评论的过程，便成了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最后，即使作者不点题，读者也能从这个过程中认识到时局的发展。

廖沫沙通常会把重点放在通过对过去的局势的本质上的分析，指出未来局势发展的趋向。如1948年1月1日的评论《新的战场，新的形势》，分析了目前战争局势的三个特点：一是扩大战场，开辟了五个新解放区；二是中国国民党的运输优势已被人民解放军破坏了；三是兵力大减而造成国民党的兵力不足，顾此失彼的被动局势。廖沫沙针对这三个特点进而论述了1948年的战局，国民党“将在这种剜空东边东边垮，剜空西边就西边垮”的情势中发展下去。

为了使广大的读者对整个局势的发展有个明确而清晰的思想，以把握战局的方向，廖沫沙的军事评论相当注意战局的连续性和评论的条理性。如1948年1月4日以后所发表的《从东北到长江》等十多篇的连续评论，东北和西北两个战场交替出现，而又不失战争的连贯。在《东北局势急转直下》中对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国民党占领的重要城市的战略进行了评论之后，在《人关与南渡》中又对国民党军队中发生的变化进行评述；而当人民解放军对这几个据点的外围进行炮击时，又及时地发表了《战场上的迎春曲》，预示着人民解放军总反攻的开始。这种夹叙夹议的评论连续性越强，内容越充实，评论的时代脉搏的跳动就愈明显。

1961年，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叫《三家村札记》，由吴晗、邓拓、廖沫沙轮流撰稿，统一署“吴南星”的笔名。《三家村札记》一共发表了60篇文章，受到读者普遍的好评。1963年，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组织对他的批判，把他和邓拓、吴晗三人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进行长达十多年的残酷迫害。邓拓以死抗争，宁为玉碎；吴晗与廖沫沙惨遭批斗，吴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囚禁八年后又经历三年林场的劳动改造。1979年，“三家村”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廖沫沙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文学，一生创作了大量生动活泼、文采飞扬的杂文。 （中国新闻网 评）

廖沫沙在党的新闻、思想、文化战线上战斗了半个多世纪，是一位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优秀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一生以犀利的笔锋为党战斗的著名杂文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卫士。他所撰写的杂文、散文、论文等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廖沫沙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不为索取、只求奉献。在晚年，他多次告嘱家属，在他去世后丧事一定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留存骨灰，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新华社北京 评）

廖沫沙除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外，他仍用犀利的笔，辛勤地耕耘。特别是搁笔十多年后所写的新作，锐气仍不减当年，总能结合各种社会问题，以深刻的历史沉思和强劲的史笔，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星沙时报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