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日报》1938年1月28日由田汉创刊于长沙市。宗旨是宣传我党政策，介绍我军战绩，推动抗日救亡，为撕开版，每日一张。第一版登重要的文章和抗战的要闻，第二，三版登抗战的宣传文章，第四版登国际新闻，还辟有《抗战妇女》，《抗战青年》，《抗战儿童》等专栏，1938年7月，因遭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刁难而停刊，同年12月在湘西陵复刊，蒋寿世任社长，廖沫沙，周立波先后任总编。1939年6月16日又被迫停刊。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即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随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不久，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国民党被迫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

抗战爆发后，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的田汉先生投身抗战戏剧运动。为适应抗日救亡宣传的需要，田汉在通过戏剧宣传抗日的同时，他于1938年1月28日在长沙市创办了《抗战日报》，由他任主编。起初的工作人员还有廖沫沙和王鲁彦等人。

田汉先生选择1月28日为《抗战日报》正式创刊日，是因为这一天是1932年上海市“一。二八”抗日战争的纪念日。当时报馆地址设在长沙皇仓坪的一个电影院楼上。《抗战日报》是作为上海《救亡日报》（后由上海迁往广州市，再由广州迁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姊妹报出版的，所以在出版的内容和形式上大致与《救亡日报》相似。《抗战日报》是宣传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报纸，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介绍我军战绩，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

在报纸的创刊号上，田汉先生发表了一篇回忆上海“一。二八”抗战的文章，文中特别写到参加过上海抗战的张治中。他那时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文章特别提到他的用意是想争取与鼓励他率部积极抗战，也希望报纸在长沙市立足能得到他们承认和公开合法化。报纸创办之初的经费得到党的支持，不足部分基本上是由大家凑的。报纸创办后，徐特立、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为《抗战日报》写过不少稿子。徐特立先生当时是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代表。他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他第一次在长沙银宫电影院（后名新华电影院）讲演毛泽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群众闻讯而至者达三四千人。《抗战日报》对这些事件都作了报道。

报纸出版分发到社会各阶层后，社会影响力逐日俱增，外界来稿源源不断。整个报纸除国内外要闻以外，每天容纳1.7万字的文章基本上是外来稿。尤其是田汉先生到武汉参加郭沫若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以后（从这时起，田汉只在《抗战日报》挂名，实际主编为廖沫沙），编辑部的人手就更少了。有一段时间主持四个版的编辑工作只有罗全平和廖沫沙两人。《抗战日报》工作人员为来访者答复问题，在报上畅谈全民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报纸对当时的青年的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报馆人手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报纸得到了外界的大力支持。据廖沫沙同志回忆，当时有跑外勤采访的南开大学学生黄仁宇，作内勤写稿的朝鲜同志安炳武。除此以外，还有不少热心抗战的青年、少年和妇女主动来报馆帮忙。此时的报纸也就特别开辟了几个专栏宣传抗日思想。专栏有“抗战妇女”、“抗战青年”、“抗战儿童”等。当时的“抗战妇女”专栏就由明德中学的学生也即田汉先生的长子田海南主持。

由于社会各阶层都来参与办报，积极宣传抗日思想，极力主张全民抗日，报纸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抗战以后当时湖南省报纸中的突起异军。由于中国国民党害怕人民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就推行片面抗战路线，不要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幻想依赖美、英援助，由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包办。蒋介石虽然宣称对日作战，但实际上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所以对我党介入的《抗战日报》十分恼怒，想尽办法进行刁难，但又迫于全国统一抗日的形势无可奈何。

1938年7月，国内时局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一溃千里，在1937年至1938年的短短15个月里，便丧失华北、华中地区的大片土地和华南的一些要地。长沙城也成为敌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时不时地遭到敌军飞机的轰炸，中国国民党此时也准备火烧长沙城弃城而跑。报馆工作人员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抗战日报》停刊了。复刊沅陵《抗战日报》停刊后，日军入侵武汉，攻占武汉城，武汉失守。此时长沙市城的国民党守军急得慌乱无章，在日军还未进兵长沙时，他们于1938年11月12日就一把火把长沙城给烧掉了。但这并不能泯灭《抗战日报》报人坚持办报宣传抗日的斗志，报社工作人员就带着印刷机和铅字沿洞庭湖，溯沅江市而上，来到了怀化市境内的沅陵县（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驻地）。沅陵山清水秀，土壤肥沃，物产丰富，不仅自然环境、经济基础等条件好，而且群众革命热情高，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曾一度风起云涌。

1934年红军长征时，就拟在溆浦县、辰溪县、沅陵一带创建革命根据地。因特殊的位置及优厚的条件，所以在武汉失守文夕大火之后，沅陵当时被定为湖南省战时首府，不少机关、学校、工厂和救亡团体纷纷内迁，以及流亡知识青年也涌进沅陵，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也部分迁到了沅陵，中共党组织也有不少机构到了沅陵。沅陵县一时成为非凡热闹之地。

《抗战日报》转迁沅陵后于1938年12月底复刊，复刊地址在总爷巷里面一户姓周的房东家里，印刷地址在一个小山坡（马坊界5号）一座旧庙里。我党组织从经费、人力上对《抗战日报》投入大量支持。此时由蒋寿世任社长，廖沫沙任主编。后来党组织又派周立波主持地下党沅陵的宣传工作和协助《抗战日报》主编工作，同时也派欧阳山、草民等同志参加《抗战日报》的编辑工作。周恩来同志还派从武汉撤到湖南省来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沈绥南等四人随《抗战日报》到沅陵县助印和发行。廖沫沙还邀集了王文秋、彭少麟、林岳松等几个同学先后赶到沅陵办报。

《抗战日报》复刊出版后影响很大，其时因南方的《救亡日报》于1938年10月21日遭到迫害而停刊，工作人员脱险至桂后积极筹备，直至1939年1月10日才在桂林市复刊，所以在《救亡日报》停刊的时间里，期间的《抗战日报》在南方几个省的影响范围也颇广。后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后，《抗战日报》与南方的《救亡日报》都克服外界的压力和困难，在宣传抗日思想方面形成遥相呼应之势，社会民众抗战热情更为高涨。沅陵县上至绅士下至农民面对形势的变化，都不安于现实生活，纷纷议论对付敌人、保卫家乡的对策。我党组织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抗战日报》这一宣传喉舌，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把抗日救亡活动推向了高潮。

《抗战日报》沅陵复刊虽然得到多方面的支持，但因当时时局复杂，经费和物资都很困难；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对《抗战日报》刁难由来已久，所以在沅陵复刊的《抗战日报》同样甚至更为剧烈地遭到国民党政治上的压力。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极力强化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打击我党和进步力量。据当时继任主编的廖沫沙同志回忆，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日报》复刊上进行百般阻碍，沅陵县城区的发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阻挠，尽管《抗战日报》已呈请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登记，但沅陵城以外的邮寄还是全部被封锁，报纸外出只有通过地下党活动秘密外传。报馆曾通过党组织好不容易弄到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这一重要文献，《抗战日报》就全文转发，这是当时湖南省境内最早且唯一公开发表此文的报纸。可是这天的报纸出来后，除报馆工作人员直接分发出去的份数以外，其余没有一份外投出去，报馆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廖沫沙同志因此还被国民党省党部传去谈话说明情况。此时，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呼声仍然强烈，中国国民党还不敢完全下决心破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直接迫害《抗战日报》。但到了1939年3至5月间，国民党看到我党组织领导的《抗战日报》聚集民众的力量越来越大，变得胆颤心惊，便加紧了对《抗战日报》施加压力，办报的难度越来越大，出报的困难越来越多，工作压得无法正常运转。此时，廖沫沙已离开报馆去了长沙市，周立波执行主编《抗战日报》。不久，周立波也离开报馆去了桂林市《救亡日报》社。随后，廖沫沙也去了桂林参加已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抗战日报》的其他工作人员也被迫相继离开报馆。直到1939年6月16日《抗战日报》又一次被迫停刊，后就再也没有出刊。《抗战日报》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它始终保持田汉当初创刊的宗旨，它在引导国人内联外御，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建立全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党抗战史上一块永恒的丰碑。

该报前身是1937年10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在聊城市创办的《山东人》报，同年12月改为《抗战日报》，油印，日刊。1938年5月1日，改为4开铅印，日出6000份。社长申仲铭，总编辑齐燕铭。

该报靠各县和30多个游击支队的政治机关发行到全区。其中一部分经不同渠道发到敌后和武汉等大后方，大后方的读者见到敌后出版的《抗战日报》，认为是奇迹，在长沙市出版的范长江主编的《新闻记者》月刊（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机关刊物），于1938年11月份专门登了一篇文章《敌人后方的报纸》，称赞“那里的报人在配合广大游击队在作战”。

该报登过不少重要文章，如在保卫大武汉时，登过叶剑英的《论目前战局——注意敌人沿江跃进》、徐向前的《论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等。

该报共出了210多期，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鼓舞和发动了群众，揭露和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推动各方面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秋，《抗战日报》并入《鲁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