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西夏》是由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上造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金铁木执导，唐荣尧编剧，史金波、李范文等人主演的中国历史纪录片。

该纪录片一共10集，每集50分钟，以对西夏学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记载为基础，全面地再现了西夏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风貌等。该纪录片的成功拍摄，对宁夏乃至西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西夏学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5年3月23日，该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2015年9月，《神秘的西夏》在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十佳十优推选活动中获得系列片“十优”奖。

西夏是由党项族羌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自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称帝建国，在历史上存在了189年。西夏王朝鼎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天中国宁夏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青海省东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西夏王朝曾先与北宋、辽抗衡，后与南宋、金鼎立，史称“三分天下居其一，雄踞西北两百年”，最后在连年战争中被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帝国消灭。作为没有进入二十四史的王朝，西夏历史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从黑水城出土的历史文献，到博物馆里难以破解的文字，西夏王国的历史研究一直处于殿堂之上。电视纪录片《神秘的西夏》以历史记载和考古取证为依据，通过对世界唯一性的西夏文明的探索，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党项族的源起，全面地展示了西夏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辉煌成就和西夏研究的最新成果。《神秘的西夏》共有10集，每集50分钟，这是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对西夏文化最全面、最综合的一次展现。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纪录片《神秘的西夏》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确定的宁夏重大文化项目，也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年度重大选题之一。2013年8月，《神秘的西夏》在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开机。为了让观众了解真实的西夏历史，《神秘的西夏》汇集了史金波、李范文、陈育宁、杜建录等西夏学专家组成的顾问团，总撰稿也由宁夏西夏学学者唐荣尧全程担纲；摄制组在拍摄中还跨越了8个省、15个自治州、26个县，更远赴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拍摄了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物，制作前后耗时近3年。

全片采用4K超高清摄影机完成全部拍摄，后期专业视效团队联手古建专家和西夏学者，共同复原了西夏皇陵群、兴庆府、西凉府、西平府、贺兰山离宫等西夏城市和建筑，使西夏辉煌璀璨的历史文化视觉化。

大型纪录片《神秘的西夏》让西夏历史“活”起来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似乎是一个缺席者，“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西夏王朝顷刻间被成吉思汗的军队灭国，给后世留下了种种难解之谜。

中国中央电视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打造的大型纪录片《神秘的西夏》播出。这一“影视记录历史”被寄予厚望，期望能让更多人通过这个窗口了解这段“尘封”的历史。

作为一个由党项族羌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西夏曾先与北宋、辽抗衡，后与南宋、金鼎立。在鼎盛时期，它的疆域包括现在的宁夏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青海省东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

然而，正如著名西夏学者李范文所介绍的，由于经历了战争蹂躏、地震、兵乱、屠城，大部分西夏城镇沦为废墟，毁灭性打击使得王朝的许多历史变成千古之谜。就在西夏故都银川市，也仅有西夏陵一枝独秀，孤独地“讲述”着千年之谜。

人类历史上大体经历了口述传承历史、文字记录历史、图像记录历史、影视记录历史四种形式，大型西夏历史纪录片就是其中的影视记录历史，真正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西夏历史活起来了。

史学的严谨是纪录片分量之所在。作为西夏学的专业研究机构，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承担撰写此纪录片的史学稿本和情景再现文本。为了更符合历史，他们还邀请了国内著名西夏学研究者史金波、李范文、陈育宁等审稿把关。

据主创团队介绍，《神秘的西夏》打破了史料加采访的表现方式，突破了以往纪录片以大段解说词配以相对应画面的传统手法，建构起史书记载、考古发现、场景还原和实时调研的四层结构。

2015年3月20日上午10点，在北京梅地亚的会议中心举行的大型史诗纪录片《神秘的西夏》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中央电视台、新京报等在内的40余家媒体的目光。在发布会现场，《神秘的西夏》总导演金铁木表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观众能够对这部片子满意，并最终通过这一纪录片，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西夏。这部片子对主创人员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从开始时“白手起家”，到长途拍摄及后期艰辛的制作，再到最终杀青时整个剧组的欢腾，都只为了再现神秘的西夏王朝。为了这个目标，整个剧组整整“拼”了三年……

3月20日凌晨4点，在北京梅地亚会议中心纪录片《神秘的西夏》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确定无误后，制片人、宁夏文化产业投融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焦连新才安心地离开。

其实，从纪录片前期的找拍摄方、到后期的审片，伴随着纪录片的推进，忙碌对于焦连新来说已经成了一种生活常态。统筹剧本、前期筹备、组建摄制组、摄制成本核算、财务审核、执行拍摄生产、后期制作、媒体接待——让焦连新成了剧组“连轴转”的管家。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每个困难时刻，都有这个管家的身影，而他遇到的困难，也客观地反映了整个《神秘的西夏》的来之不易。

“拍摄过程中，还会遇到经费的困难，不过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企业我很欣慰，我没有想到，大家会这么看重一部文化类的纪录片。”焦连新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西夏陵景区等一些宁夏的公司给予了很多帮助。

在12世纪初的中国西北地区，兴庆府（今银川市）是除了长安以外的第二大城市，过去的宁夏，也曾是一个封建王朝最核心的地域。就拿我的老家甘肃省来说，几个最重要的城市，像兰州市、白银、张掖市、武威市、酒泉市等，过去都是西夏的领地。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在最鼎盛的时候，甘肃的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地盘，占据了近两百年。

然而这一个存在了近两百年的封建王朝，却消失在历史中。“这一王朝曾创造了非常独特和辉煌的文明，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我们对党项人创造的文明根本不了解。只有非常小的学者圈才了解它，能读懂西夏文的人全世界大概不超过10个。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有‘辽宋夏金元’，‘夏’就是西夏，但描述得非常简略，以至于这个‘夏’有多少东西，中国人不知道。因此，我们想通过这样一部纪录片，为一个消失的王朝正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历史正名，让中国人知道宁夏不仅是回族自治区，而且还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然而，“给西夏一个说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由于对专业性要求很高，找到好编剧难上加难。早在2013年，纪录片的启动工作就已经开始，但由于前期两个编剧所创作的剧本和导演的想法差异过大，无法采纳，得全部推翻重来。对于剧组来说，找到合适的编剧迫在眉睫。

在查阅西夏资料的时候，金铁木发现总有一个人出现，他就是当时在银川日报社工作的专刊部主任唐荣尧。金铁木上网一查，发现这个人还挺有个性，是“中国第一行走记者”，花了十多年时间研究西夏，找西夏的发源地，追寻党项人去哪儿了，写了不少关于西夏的书。金铁木查阅了大量关于西夏的书籍后，唐荣尧所著的几本西夏著作让他眼前一亮，读完书后，他发现唐荣尧将西夏王朝所涉及的十多个省、自治区都已经走遍，并且有着详实的考究。金铁木相信，这位作者就是自己想要找的人。

2014年4月30日，唐荣尧作为总撰稿人进京，当晚就开始封闭式创作，在一个月内完成大纲的创作，每集2万字左右，十集，总共约25万字。每天的创作至少要到达8000字。由于在写作过程中要真实地还原西夏的真实历史，必须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在这一个月，唐荣尧每天的写作结束时间几乎都在凌晨3点。助手小潘告诉记者，买资料书籍的工作是由她做的，创作期间，10个月的时间，仅她买的书籍就有近200本。

《神秘的西夏》以西夏王朝从兴起到灭亡的发展过程为历史线索，运用先进的电影技术，全面、生动、详实地为观众展现一个短暂却又神秘的西夏王朝的华丽与辉煌，讲述党项人开疆辟土、励精图治的悲壮的中国故事。如悍勇的政权、奇特的文明、暧昧的宫廷、神秘的消逝等等。片中不但有李元昊登基、兴庆府建造、好水川之战、李仁孝尊孔、成吉思汗战死等内容的大场面再现，还把西夏最为瑰丽、神秘的文化和民族风情作了全方位展示。片中的党项人演员造型极有特点，一个个气宇不凡，非常接近观众期待的党项英雄气质。西夏女人更让人惊艳，从没藏皇后、大小梁太后到罗太后，个个传奇。（《解放日报》闵生裕评）

《神秘的西夏》是西夏学术与传说故事的有效结合，该片巧妙地解决了学术与大众间认知断裂的难题。当故事镜头推进到西夏王朝庙堂重大事变之时，即用战争和王位更替等突出冲突无法动作化的节点，学者们的口语化叙述，犹如见证者的亲历一般，弥补了所谓的诡秘和神秘，日常化故事情节很好地衔接了王者运思与典型事件、百姓日常预期之间的断档，终让流畅的西夏故事变得严肃而不僵滞、朴素而不八卦。既忠实于学者的学术发现，又大兼容度地考虑到了观众的趣味，熔想象与历史事实于一炉。（《中国艺术报》牛学智评）

解说词似乎多有主题先行之嫌。无论李继迁、李德明，还是李元昊、没藏皇后，每逢危急关头，似乎总充满着上天的特别惠顾，可谓机缘巧合、仁者无敌。就此一端，也可看出这部整体已经很不错的影片，其实还存在着历史真相与叙事意图之间难以自然链接的裂隙。（《中国艺术报》牛学智评）

片中的一些疏漏令不少观众深感遗憾。比如在第六集《后宫丽影》介绍太后专权时称：“在元昊之后，持续了190年的西夏帝国，有一半的时间被女人统治着。”其实，根据史籍记载，西夏总共持续了190年，在开国皇帝李元昊死后应是179年。而“一半的时间被女人统治着”更属偏颇之误，整个西夏王朝共有三位太后专权，历时共38年；还有在第八集《普通人的王朝》中，说到面对成吉思汗率蒙古骑兵进攻，西夏向金求援，被金朝拒绝，于是屏幕上的西夏学研究院研究员称金国是“火中取粟”，而且字幕上竟也是“火中取粟”。（《北京晚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