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范文，男，汉族，1932年11月出生，西乡县人，中原地区当代著名西夏学专家、语言文字学家。1952年至1956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安多藏语专业，1956年至1959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获硕士研究生学位。曾任宁夏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等职。现为宁夏社科院研究员、博导、名誉院长，兼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顾问，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陕西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博导，并应法国部分高校邀请联合培养西夏学博士研究生。

民国二十二年（1932年）11月，李范文出生于西乡县。祖上曾是经营药铺生意的，父亲是农村的教书先生。先后在西乡县马家湾茅庵、堰口读小学，后入西乡县初级中学和陕西省私立乐育中学。

1949年12月，李范文参加工作，是县上第一个参加工作的青年，又于195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李范文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安多藏语专业，担任班长、院学生会主席、北京市青联委员等职务。曾被错划为“右派”。

1956年7月，李范文于广西民族大学语文系藏语专业毕业。

1959年9月，李范文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1960年6月，为了研究西夏史，李范文毅然志愿来到使他人望而生畏的大西北——西夏故地宁夏银川。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后的境况与他心里所向往的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里根本没有西夏研究单位，连资料都十分缺乏。他先被分配到宁夏师范学院（现宁夏大学）政史系工作，曾在《宁夏日报》上发表《郭守敬与宁夏水利》一文，又编辑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以政史系的名义出版，这也是宁夏大学出版的第一本书。后来又被调去研究回族史。“文革”初期，他被发配到贫困的西海固山区，接受劳动改造。

1970年，李范文从固原山区被调回银川市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工作。从此，才真正开始了李范文梦寐以求的西夏文研究工作。

1972年，西夏陵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了，李范文又因1957年的“问题”不能直接参与西夏文字的研究工作，而是被安排做后勤工作。他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关注那些残砖碎瓦的发掘。

1977年，考古人员被调回后，又仅留他一人在王陵做看守工作。就这样，在那种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一待就是7年，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李范文完成了《夏汉字典》初稿，并写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是关于西夏王陵残碑研究中最具权威性的学术专著。

1978年，当他准备将《夏汉字典》出版时，又发现西夏字的注音存在很大问题，一字多音。转而又开始了对西夏语音的探索，先后到甘肃省、四川藏区调查西夏移民，记录语料，又开始了对西夏文字书《同音》和《番汉合时掌中珠》的研究。

1980年，为了解决字典的音韵问题，李范文跋山涉水，赴四川省，甘肃，调查西夏遗民后代，考察木雅语，道孚县语。他记下了4000多个单词，搜索了200多个例句，千方百计的搜寻“西夏语”衍变的蛛丝马迹。1982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到兰州大学访问时，与被邀赴兰大的李范文交流了双方研究进展，从此打开与国外同行的联系。

1986年，李范文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同年赴匈牙利参加国际乔马藏学会，发表了《中国西夏学的回顾和展望》。同年，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出版，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备受好评，曾荣获1987年北方十五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并作为李先念主席访问土耳其时带去的国礼。《宋代西北方言——\u003c番汉合时掌中珠\u003e对音研究》也于1987年完稿，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9年，俄方派代表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洽谈《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出版问题，李范文将自己3个月的工资借给对方。对方与宁夏人民出版社签订协议书，共同整理陆续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

1996年应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之邀，李范文携夫人前往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培养日韩中三国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共11名，并与中岛干起合著《电脑处理西夏文(杂字)研究》一书；同年应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邀前往讲学，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台湾中兴大学以及国立历史博物馆讲授西夏历史和语言文字。

1997年10月，耗费了李范文整整25年的《夏汉字典》终于出版，这是世界上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体例完备的西夏文字字典。《夏汉字典》第一版发行后不久便销售告罄，后又经贾常业的增订，《夏汉字典》第二版于2008年问世，总字数达150余万字。《夏汉字典》也于2002年11月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

1999年12月，李范文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邀请赴日讲学，发表了《20世纪西夏学的回顾与展望》；2000年11月再次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邀请，参加西夏文输入电脑鉴定会。

2002年初，北方民族大学启动整理英藏黑水城文献科研项目，李范文他作为顾问指导文献整理。经努力，4000多件西夏文献完成了初步整理，合计为7300个叙录编号，成为22本图书形式的巨册。方便西夏学学者查阅、研究。同年，李范文联合北京、陕西省、甘肃省的西夏学专家共同完成《西夏通史》的编著。

2012年10月11日，西夏学学术研讨会暨李范文治史60周年志庆活动在银川市沙湖宾馆举行，来自北京、河北省、四川省、甘肃、陕西、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6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塞上共襄盛会并向李范文祝嘏。适逢李范文八十大寿，《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论文集共收录了李范文的近百篇论文，97万余言，内容涉及西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考古等诸多研究领域。全面反映了李范文治学60余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成果。其中，李范文对西夏移民的五次调查纪实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图文并茂，其中的很多资料和图片均为首次公布。

2013年末，李范文荣获国际汉学最高荣誉——法国法兰西学院东方学“儒莲奖”。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795年，是法国重要的学术机构。“儒莲奖”是为纪念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先生而特设的国际学术大奖，在国际汉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儒莲奖”始于1875年，由法兰西学院每年在世界汉学范围内评选一至两位成就突出的学术大师，隆重授奖。这是国际公认的汉学界最高荣誉与奖项，有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迄今为止，共有137位学者获此国际学术大奖，在李范文获奖之前只有语言学家王静如、哲学家冯友兰、国学大师饶宗颐、敦煌市学家潘重规、史学家廖伯源、北大史学教授杨保筠等少数几位中国人获此殊荣。对于西夏研究领域来说，只有西夏学开拓者王静如曾于1936年获此殊荣。

李范文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于1976年完成《夏汉字典》初稿，又经过20余年锲而不舍地不断考证、修改和完善，经过层层严格测评验收，直到1997年10月，付出整整26年智慧和心血的《夏汉字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夏汉字典》共150万字，全书不仅从字形、字音、字义和语法等方面对6000个西夏文字进行全方位注释，还用汉英两种文字释义，是目前世界上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体例完备的夏汉字典，被学术界誉为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金钥匙。在编辑《夏汉字典》过程中，单是为了解决字典的注音问题，李范文根据历代典籍记载的点滴线索，仔细分析判断出西夏遗民流失的去向，孤身一人远赴川西北高原和甘肃河西走廊，冒着漫天黄沙寻找遗民后代，深入川西北阿坝、丹巴、道孚、党项族一带搜集到8000多个有用的单词，探明了西夏文及语音的形成过程，写出了70余万字的《同音研究》和50余万字的《宋代西北方音》。李范文契而不舍，钻研西夏文史，撰写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研究论集》等著作。为了解决《夏汉字典》的注音问题，他又研究了西夏的韵书《同音》、词书《番汉合时掌中珠》，写出了70余万字的《同音研究》、50余万字的《宋代西北方音》。同时，他还主编了《西夏语比较研究》《西夏通史》。此外，李范文也在为英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而努力，4000多件西夏文献完成初步整理，合计为7300个叙录编号，成为22本图书形式的巨册，方便西夏学学者查阅、研究。

李范文主持完成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龚煌城教授共同完成国际合作课题《俄藏黑水城文献研究》。1981年主持召开了首届中原地区西夏学术讨论会，1995年主持召开了首届西夏国际学术讨论会。先后出访俄罗斯、法国、日本等多国进行了广泛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

李范文在严谨治学的同时，积极策划和组织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夏学重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使其成为宣传宁夏的重要渠道与窗口。在李范文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西夏学。为了培养西夏学高级教学和研究人才，李范文四处奔波，不但在宁夏建立了西夏学基地，还先后与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建立了共同培养西夏学博士生的协议。

随着西夏陵的考古发掘，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除史金波、李范文、白滨、陈炳应、周伟洲等中年专家外，吴峰云、聂鸿音等一批青年学者也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整理文物，考释文献，研究语言，调查遗民，探讨历史，西夏学从早期的黑水城文献整理与西夏文字释读，拓展成对党项族民族及西夏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献、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杜建录评）

李范文这种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的学术精神，是最令人称道、最令人敬佩的，也是当今社会最缺乏、最值得发扬的！（蔡国英评）

李范文教授是当代中国西夏学领域公认的泰斗！李范文先生的研究素以大规模而有系统见称。（龚煌城评）

正是在李范文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启发下，许多有志之士走上了西夏学研究道路并取得了累累硕果，使西夏学从“绝学”走向“显学”，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夏汉字典》作为李范文先生的代表作，是其在西夏学研究领域所作贡献的最好证明。（孙广文评）

摭拾众家之印，进行科学考释，纠正前人之误，其成果是显著的，使这些原来人们不太清楚的东西，成了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物证，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些官印的实用价值。（牛达生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