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千里13岁时被父亲送往
欧洲留学,24岁完成学业后返回
中原地区帮助父亲创建
台湾辅仁大学。1927年英千里在辅仁大学任教授兼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英千里与辅仁大学爱国者成立“炎武学社”,宣传抗日思想。1942年英千里被日伪特务囚禁三月,用尽刑罚,未得任何信息,最终释放。1944年3月,英千里再次被捕。次年英千里在
日本投降前夕获救出狱。1949英千里赴台湾后,在台湾大学、辅仁大学任教。1969年,1969年,英千里在
台北市因
肺癌逝世。
1924年英千里自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协助其父办
台湾辅仁大学。1927年英千里在辅仁大学任教授兼秘书长。之后受邀至
北京大学和
北京师范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在那个时期,教授的薪资比较高,英千里兼职三所学校时,月收入最高可达1000块大洋。此外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
他精通英、法、
西班牙、拉丁四种文字,尤其是英语,被公认为外国人心目中英语最好的中国人。不过英千里知西不知中,儿子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1938年,英千里联合
沈兼士、
张怀等人创立“炎武学社”,旨在效仿
顾炎武。他们通过研究顾炎武的爱国思想,激励师生坚守民族尊严。他们提出“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的口号,鼓励师生勤奋学习,为国家未来贡献力量。1942年英千里被日伪特务囚禁三月,用尽刑罚,未得任何信息,最终释放。
1944年3月,英千里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在其家中发现华北文协主要成员名单。随后,包括英千里在内的30余名华北文协骨干被抓捕。经过四个月的审讯,张怀、英千里和董洗凡等主要负责人被判处15年监禁,其余人员被判7至2年不等。直到1945年
日本投降前夕才获释。
抗战胜利后,英千里作为抗日英雄受到
国民政府的重用,做过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长,因为这段官场经历,英千里明晓了更多人性的黑暗,他曾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
1948年12月,北京被解放军包围之际,英千里作为
中国国民党“大陆人才抢救计划”的关键人物与
胡适等人急忙从东单机场飞往南京。1949英千里赴台湾后,在台湾大学、
台湾辅仁大学任教。此外,英千里还编写了台湾从初中到大学的系列英文教材,
余光中、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1956年7月15日,英千里被辅仁大学台湾校友会聘请为顾问。1960年4月,英千里等十五人被聘为董事,组成新董事会,辅仁大学在
台北市复校。1963年2月,英千里被聘为台湾新辅仁大学副校长。
1969年,英千里在台北病逝。英千里辞世后,
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
蒋经国亲自主持了英千里的追思会。
英千里在回国后,先后在辅仁、
北京大学和
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授,教授英国文学。他的收入丰厚,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
银元。他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都会带家人去度假。英千里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全都受了
洗礼。他的妻子
蔡葆真也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他们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
英若识对父亲的最深的记忆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父亲会给他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
奥德赛》。
英千里在抗日战争期间,与
台湾辅仁大学爱国人士秘密成立“炎武学社”抗日组织。他担任书记长,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抗战。1942年和1944年,他两次被捕并受尽折磨,但始终未屈服。1945年
日本投降前夕,他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出狱。他劝儿子
英若诚放弃
剑桥大学,改在国内读书,避免重蹈自己不了解中国社会的覆辙。尽管英千里中文不如英文流利,但他坚持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英千里在抗战胜利后被
国民政府重用,历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司长。但他个性与官场不合,感到痛苦。女儿
英若识回忆,他清高不懂官场之事,曾因人送银盾刻“步步高升”而怒斥对方。他保持知识分子本色,不适应官场,告诫子女勿为官或从艺。然而
英若诚后来成为演员并任文化部副部长,出乎他意料。
对于英家人来说,
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类似传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南方人物周刊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