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乡运动，是日伪合作在1941-1945年的非常时期内，在华中地区（主要指江浙沪一带）和华南占领区内推行的一项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性质的运动。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植下于南京市登场。日汪“清乡运动”于次年7月1日正式施行，分为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等几个步骤。整个“清乡运动”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府倒台方告结束，持续了四年时间。该运动主要目的是军事清剿，政治布控，经济掠夺，思想奴化。

一体化的“清乡”活动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沦陷区抗日力量大大受损，社会经济衰弱不堪。“清乡”是日本推行伪化统治的主要手段，是确立其政权在被占领区的有效武器。

“清乡”的出台和实施，是日伪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汪精卫曾说，“清乡”的宗旨和目的在于“确立治安，改善经济生活”，进而“使农村得以安堵，耕地得以整理”，“交通之恢复，实业之振兴”。但是，细加考察，双方的目的远较此险恶和卑劣。发动太平洋战争、争夺东南亚沿线，是日本进行扩大侵略战争的关键一步。为此，日本必须要紧缩中国兵力以便调集到东南亚地区。但是，因其抢占了大片中原地区领土，驻扎了大批日军，要进行兵力大调度，又要打击抗日武装，兵源就显得捉襟见肘，1942年其在华中地区兵力才仅仅14万余人。另一方面，日本资源匮乏，加上对华战争消耗了大量财力，要支持长期战争，必须“以战养战”，巩固在战略资源丰富的华中地区的统治，为此，必须要培植汉奸势力，“以华制华”，这成为日本扶植汪伪政权实施“清乡”的根本意图。

汪伪政权要反共建国，巩固并扩大对东南沦陷区的统治，掠夺更多的财富，也需要借助日本来推行“清乡”运动。尽管汪伪政权是全国性政权，但实际势力所及，仅是对南京市、安徽省和苏浙沪一带的几个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的点线扼守，根基极为薄弱，“欲藉清乡来奠定其政治的初基，实现其局部的“和平”，并欲于‘清乡运动’中扩张汪派的势力，排斥维新派的势力”，还能“征收农业税，以期解救财政上的困难”。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清乡”，汪伪政权要“得到一片完全自由行使权利的地方”。汪伪还积极反共，把清剿共产党列入“清乡”的首要任务，言明“中国共产党是奉行第三国际使命，违反民族利益，危害中国，扰乱农村，破坏东亚合作的唯一之大敌”，必须加以剪除才能维护“东亚“和平””。基于双方共同利益的需要，经过日方主军事汪伪主政治的协议分工后，就紧锣密鼓地策划“清乡”机构的设立。

从一九四一年夏天至一九四五年夏天，日伪的“清乡”分四个阶段展开：

从一九四一年夏至一九四二年夏，首先在苏南的苏州市、常州市、太仓市和锡无锡、武进区、澄江阴地区进行。“清乡”发动前，汪伪清乡委员会成立了以李士群、汪曼云为正恻主任的苏州办事处及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直接指挥苏南地区的“清乡”。接下来又在各县建立了清乡特别区公署。李士群还与日军第十三军团参谋长签订了《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规定伪军、保安队和警察由日军调遣指挥。一九四一年七月，日敌调集两个师团的兵力配合伪军六个正规师，总计七万人以上，配合以飞机汽艇，对苏南地区实行空前的大“清剿”。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日伪狂妄叫嚣“此次清乡扫荡打击重建之新四军，系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妄图置苏南新四军于死地。七至九月，敌伪以主力先向苏、常、太地区，实行对主力的大包围，十至十二月转向澄、锡、虞常熟地区，对中心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屠杀与抢掠，一九四二年二月至六月又转向昆山市、相城区、锡无锡地区，实行严密的封锁分割。在仅一万七千余平方公里的面积内的苏南地区，敌伪控制了公路干线二十条、支线六十多条，构筑据点近四百个。新四军各部队之间的交通为敌伪隔截，敌人的汽艇穿梭于水网地带，加上日伪以梳、拉网战术，分进合击、反复搜索，使军民活动陷于困难，某些地区只能以营、连甚至班、排和一便衣活动。“我方在清乡初期因无经验猝不及防，又加战术指导上的缺点，是受了相当的损失，约相当实力的五分之一。”

从一九四二年春至一九四三年夏，着重在太湖东南地区、上海郊区及苏淮特别区进行。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了太湖县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清乡委员会在嘉兴市设立了驻嘉办事处，由汪曼云任主任。这一清乡区地处江浙沪交界处，包括青浦区全县、吴江区、松江区大部以及嘉兴、嘉善县、昆山市各一·部。由于该地区历来是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和伪浙江省省长傅式说，都想包办该地区的“清乡”。汪精卫原来指使李士群密议清乡方案，由李一手经办，但傅式说得知后当面向汪精卫表示“两省清乡，由两省各办，应该联防，而不应该连办”，否则他就辞职不干。李士群只好将“清乡”伪军撤回苏州市，第一期太湖东南地区清乡，便中途夭折了。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二期“清乡”，于同年十月开始，清乡委员会在杭州市设立驻浙办事处，由傅式说兼主任。清乡辖区划分六个特别区，包括平湖市、海盐、金山区三县全部以及松江区、海宁市、嘉兴市、嘉善县四县部分地区。日本小林部队二千人配合伪军，进行“扫荡剔抉”，推行各项“治安”措施。日伪乘这次“清乡”大肆进行搜刮抢掠，大小头目中饱私囊。汪曼云在沪昆高速铁路一狭石站“检问所”拦截一列火车，就从旅客身上搜刮现钞八千多元，而沪杭线每天有八班车A1纸，一天就是六万四千元。群众讽刺说“生意要做‘五洋’做官要做‘清乡”。据统计，浙江省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度财政收人总计七千一百五十九万余元，单单清乡赋税就达三千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八。上海郊区的“清乡”开始于一九四二年八月，重点置于浦东新区地区的南汇区、奉贤区、川沙县三县。同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上海市分会，由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主任。陈公博与日军小林信男部队长签订了《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及各项清乡条规章则。九月向南汇、奉贤、北桥三区实施第一期“清乡”。千月，日本调集三个团兵力，配合匪伪刘铁成部约五千人，对南汇、奉贤、川沙三县实行全面封锁，并由南向北分区“清剿”，妄图扑灭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至一九四三年春，上海第一期“清乡”结束。同年四至十月，又转向崇明区、嘉定区、宝山区三县。

从一九四三年春至一九四四年初，日伪把“清乡”的重点置于镇江市、苏北地区和浙江省的杭州市、余姚市等地。镇江专区包括镇江、丹阳市、扬中市三县和武迸、金坛区、无锡各一部。此区地处大江南北要冲，是代茅山、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一九四三年三月敌伪成立了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日伪又签订了《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三月至八月，日军及伪保安队、警察倾巢出动，采取“剿抚兼施”的反动策略，疯狂地向丹北、金坛、丹武、茅山、长漏、太隔等地进行“清剿”。敌伪在镇、一丹、武地区构筑封锁竹篱长达二百七十三里，并在通衙要道设置大小“检问所”及临时据点，妄图分割根据地，将抗日军民封锁在“清乡”网内，实施残酷的“搜剿”。致使抗日军民“无立足之地”，不得不撤离封锁线外，潜伏于茅山一带。日伪还阴险地进行“策反”招抚活动，新四军镇丹县长兼地方部队负责人叛变投敌，由他组建了一个“别动队”，配合日伪军向抗日军民进行“清剿”，“遂使抗敌战争与革命事业，遭受到极大的破坏与无可补救的损失”，“新四军茅山根据地也受到了最惨重的打击”。

苏北地区的“清乡”开始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四月八日李士群与日军签订了《苏北第一期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又在南通市成立了苏北清乡主任公署。日酋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及小林师团长和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先后亲临南通指挥。四月初，日军调精锐数千，伪军出动二万人，配合数百名特务，气势汹汹汹向通南通、如皋市、海门区、启东市地区发动第一期清乡，企图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新四军一师主力。因此，该地区的清乡空前残酷。“敌汪铁蹄所至，残暴兽行随之，掳掠不论贫富，十室九空，奸淫竟及女孩老妇，极尽兽行之能事。如南通中区被奸淫妇女为数即达千人。好淫掳撩之外，复采取乱烧乱杀政策，‘清乡’区内被烧毁之民房，触目皆是。人民横遭颠沛流离痛苦，而南通十总店一次即屠杀老弱妇女六七十人，更是惨绝人性。”敌伪遭军民强有力的大规模破击后，又先后实施“政治清乡”、“机动清乡”和“延期清乡”，至一九四四年一月，均被苏中军民所挫败。

日伪为了掠夺盐和棉花，在这一阶段还向余姚庵东盐场及其周围棉产区发动“清乡”。与此同时，又在杭州市周围崇德、桐乡市、海宁市以及嘉兴市、昊县、德清县、杭县之一部实施“清乡”。

从一九四四年初至一九四五年夏，是日伪“清乡”最后失败的阶段。除了对原“清乡”地区实施所谓“刷新清乡”和“高度清乡”外，又在安徽省、广东省、湖北占领区的部分县分推行“青乡”。这些地区的“清乡”是在日伪急剧衰败的形势下进行的。一九四三年五月，汪伪政府撤销了清乡委员会，只在厅政院下设立清乡事务局，由汪曼云任局长。汪曼云供认“要是把‘清乡’再像过去那样，大吹大擂地搞下去，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更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同时为使‘清乡’所引起的汉奸内部矛盾缓和一下，于是决定将清乡委员会撤销，把所谓‘清乡’工作改由各该省市政府自行办理。”⑩一九四四年二月，汪伪正南京市召开“清乡”会议，汪精卫象泄了气的皮球，连会议也不出席，叫周佛海主持，会上没有制订什么新约方案，只是以一种伪装的姿态和骗人的宣传，给各地方伪政府继续撑腰打气。所以，会后在广东省、湖北、安徽省部分地区进行的“清乡”，已成了强弩之末，原来一套“清乡”办法，根本无力卖施。在抗日军民的英勇顽强打击下，各地区的“清乡”至一九四五年夏天，终于彻底破产。

“军事清乡”首先是进行“扫荡”。清乡一开始，先是在浙江省沦陷区划出“清乡区”，然后征发民工、砖瓦和竹竿等，在周围广筑堡炮楼，构筑封锁沟和铁丝网，在交通线和河道湖面加紧舟车的巡逻。封锁完成后，日伪即出动兵力对抗日力量和政府机关进行“扫荡”。对于抗日根据地和活动中心，则采取拉网式、梳篦式战术，分进合击；同时在包围圈内增设据点，坚壁清野，致使许多地方都荒芜一片。

其次就是对沦陷区军民的“封锁政策”。一般是强征竹篱材料和低碳钢丝，同时训练专业封锁人员，圈定“封锁区”。为了对“封锁区”内的民众加以控制，在各个出入口，设立大小“检问所”，盘查出入人员，有些据点还设碉堡，配备日伪军守卫。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4月，日伪在浙江省“清乡区”修建封锁线长达187公里，大小“检问所”40个。1943年4月到5月，日伪军强制庵东群众将东起新浦沿闸口、西至英生街的沿南封锁线塘堤，筑高50公分，加阔4公尺，铺成32公里长的泥面公路，设“检问所”22处，大小碉堡22座。日伪为了修建封锁线，还肆意损害人民的财产。“日伪军担心农村中抗日力量攻打县城，强令将沿城四周两里以内的树木砍伐光，单是东门一带被破坏的桑园就有几百亩。”人民自由也受到绝对限制，出入“封锁区”必须携带“良民证”等证件。对于不满人员或钻篱笆人员，轻则关押处罚，重则枪杀。

随着“军事清乡”而来的是“政治清乡”。日伪清乡”“特别着重于‘政治’方面的阴谋，由‘政治’的阴谋而达到‘军事’‘经济’阴谋的兑取”，从而加强伪化统治。

“政治清乡”实质就是集警察伪化、保甲连坐、团体监控为一体的法西斯主义殖民统治。“政治清乡”特别注重建立警察保安系统，强化伪政权。汪伪政府在“清乡区”内除设有清乡警察总队外，省有保安司令部，区有保安处，县有保安大队，还设置警务督导室对警务督导，以期增进工作效能。日伪企图通过建立层层武装机器，肃清游匪，根除地痞莠民，协助催征赋税，编组保甲，从而使“治安得以确立，民生得以昭苏”。据伪省府统计，浙江省三个清乡区共配备警察保安人数为8254人，大约每200人中就有一个安保人员。在招收的警察和保安队伍中，人员大多是平民，多为被迫加入。当然也有不少中国国民党游杂部队和地痞流氓，充入警察保安系统，对平民实施监控，形成了庞大的网络体系。

为加强社会团体控制，大搞“自卫团”和社团。“自卫团”是以地痞流氓等为主要成员组织的准军事性反动团体，主要用于“防剿”抗日军民，“编组保甲，辅助（日伪）军警维持地方治安”。团丁平时维护治安，入室查口，协助追寻“共匪”；战时参加修筑军事设施，有时参加战斗。为造就地方有力之团队，日伪特别注重对团丁的操练和干部的训练，最终训练团丁近20万人。同时，为加强对社会各团体的控制，汪伪当局着重调整旧有人民团体和各种行会组织，规定工商业行会凡满七家者，责令组织同业工会、重订宗旨和政纲来顺应日伪需要，如第一清乡区就在半年内新增和调整了各种团体321个。

“经济清乡”是日伪“清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日伪延续统治的生命线。汪精卫极度关注两个问题。

“经济清乡”的第一步棋是物资统制和物资掠夺。日伪通过物资管制法规和条例，对粮食、棉花、盐、金属矿石等重要物资实施严控。为了控制掠夺杭嘉湖平原地区的米、丝和余姚庵东的盐场，日伪专门建立了华中蚕丝公司和华丰公司。日伪的物资统制，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日伪搜刮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切断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物资流通，从经济上困死抗日军民。日伪把粮食、棉花、茶叶等农产品列为重点掠夺物资对象，其掠夺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征发，利用伪政权对沦陷区人民强行摊派，公开搜刮。

在日伪的“清乡”计划中，“思想清乡”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汪精卫深知精神统治的重要性，一再鼓吹“清乡先要清心”，从而使人民在“心力”上信任所谓的“和平”运动。通过此举，日伪对“清乡区”人民的思想控制和精神奴役得到空前强化。

“清乡”宣传是伴随“军事清乡”“政治清乡”鼓噪起来的舆论恶浪，是“思想清乡”的重要内容之一。日伪在浙设立了清乡宣传委员会、清乡宣传总队、清乡政工团等机构，各县、乡镇也设置了宣传机构，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宣传网络，犹如一架精神奴役机器置于人民头上。同时出版“清乡”报纸、期刊，举办“清乡”展览，张贴“清乡”标语，散发“清乡”传单，甚至在食物包装袋、发票上都印上“清乡”标语。1943年11月，日伪在崇德县城创办《崇德新报》，出八开三日刊，作为宣传奴化教育之主要工具。嘉善县也创立了《新报》，宣导奴化，标榜汪伪的“正统”。此外，日伪还举行纪念日来扩大宣传，举行流动剧团巡回公演。日伪搞的“清乡”宣传，内容无非都是“中日共存共荣”““和平”反共建国”之类，妄图以此来毒化和腐蚀沦陷区人民，摧毁人民的爱国和革命精神。

“思想清乡”重点就是所谓的“清乡特种教育”。特种教育的目标是：“训练一般成人及儿童，使能彻底了解无底抗战之谬妄，及共产党之罪恶……以期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信念。”369汪伪为此在浙江省设立了特种教育委员会，对清乡区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施行所谓的特种教育，开办扩张学校和社教单位。首先是把学校作为推行“特种教育”的基地，主要在浙西和路东展开。针对青少年学生，编印发放了“特种教育”教材10多种，如《领袖言论》、《清乡讲义》等。针对教师，则加以“特种教育培训”。汪伪教育部统一规定学校教材，其中充斥着“中日亲善，“和平”反共”等内容，还强迫师生进行对外联动宣传。在加强社教方面，则普遍设立民教馆和民众学校，定期强迫组织民众上课、谈心得，增强民众对“大东亚”和汪伪政府的信任和热爱。1943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日伪仅在浙江省第二期“清乡”中进行伪化的中学就有6所，完全小学47所，初级小学182所，所设民教馆35所，民众学校25所。

加强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也是日伪实行“思想清乡”的重要内容。首先，逼迫青少年参加伪教育组织，组编青年团和童子军。1942年底，浙江成立“清乡区青少年队”，诱逼大批青少年参加。其次，利用寒暑假抽训中小学体育教师，组成训练班，在嘉兴市和杭州市共训练261人。训练结束回到各地协助组织青少年团和青年学校，推行“汪精卫主义”文化教育。再者，对中小学生灌输法西斯主义奴化教育。1944年春，伪崇德县政府开办了伪崇德县立中学，每周开设两节“青训课”，对青少年进行严格的武士道精神训练，“邀请”日军头目训话，并强迫学生呼喊“大日本帝国皇帝”等口号；音乐课则教唱《大东亚进行曲》《支那之夜》等歌曲，千方百计地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和心理害。面对日汪来势凶猛的“清乡”运动，中共领导南通市地区的抗日军民针锋相对的开展反“清乡”斗争。从反第一期“清乡”到反第二期“清乡”到最后进行反据点斗争与战略反攻，赢得反“清乡”斗争的最终胜利。

“清乡”前后延续四年之久，它给华中地区、华南沦陷区人民造成极为深重的灾难。当时，深陷于侵略战争泥潭中进行垂死挣扎的日本侵略者，把“清乡”当作一根救命稻草，以为靠了它，就能加强汪伪政权，确保占领区，掠夺更多的战略物资，支持其在太平洋地区从事更大的军事冒险。然而，历史的发展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汪精卫反动派的愿望相反，“清乡”终究不能挽救它们败亡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华南游击纵队和广大抗日人民的抗击下，各地的“清乡”连连破产，终于彻底失败。

随着日伪“清乡”活动的逐步发动，沦陷区军民反“清乡”斗争也随之展开。

一九四一年七月，当日伪发动罪恶的“清乡”活动，向沦陷区军民流狂进攻之时，中共中央便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号召沦陷区军民，要“加强反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肃清汪逆余党，巩固抗日阵营。”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一九四三年三月，当日伪向沦陷区军民全面发动“清乡”之际，华中地区局党委和新四军总部正确分析了斗争形势，认为敌伪加紧“清乡”，并不证明其强大，而是在不断打击下进行绝望挣扎的表现。敌伪兵力不足、矛盾重重，在“清乡区”社会基础薄弱，而根据地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全体军民斗志坚定，又有苏南及“清乡”斗争经验，敌伪发动的“清乡”是必须粉碎，也是可以粉碎的。据此制定了反“清乡”斗争的方针，即“坚决依靠人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动员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力量，将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积极顽强地坚持斗争。”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军民驰骋于沦陷区敌后、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清乡”斗争。

第一，依靠抗日军民，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战略战术，粉碎日伪的“军事清乡”。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部队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据此，华中地区局党委迅即调整了各级军事组织机构，在各战略区成立了军区与军分区，统一对主力与地方部队的领导，并且将部分主力兵团，充实到地方部队中去。同时提出分散游击、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反“清乡”斗争方针。

为打破日伪的“清乡”部署，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反“清乡护斗争，浙东区党委派出一支仅十二人的武装小分队，进入上海市市郊浦东地区。他们在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深入偏僻的小宅子，住聂氏宗祠、坟山屋和蟹棚，风餐露宿，秘密串连和组织热心抗日的青年建立“兄弟会”，设置联络站、情报网。到一九四三年夏天，这个小分队就发展成为数百人的地方武装。

为打破日伪“分割”“清剿，，在封锁线上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封锁斗争当敌人运集封锁器材时，军民予以袭扰、烧毁敌伪强拉民夫构筑篱笆，即组织民夫怠工拖延，篱笆筑成后，组织民兵焚烧破坏，苏北南坎至大生港二百佘里封锁线上，火光烛天，篱笆变成灰烬。两个月内，参加破击的群众几十万，烧毁竹竿五百万根。大竹子光了，改用小竹子，小竹子烧光了，用芦柴代替，最后连鸡狗都不能封住。一九四三年夏天，苏中军民乘敌伪空虚之时，对桑墟镇据点围困二十八天，水井被填塞，运来一千条死狗放到据点周围，经日晒雨淋，死狗腐烂变臭，毒气升腾漫溢，敌伪塞住鼻子，脸面肿胀，最后只得求饶，敌之据点不攻自破。

据统计，一九四三年一年，仅新四军一师在苏中战场上，同日伪作战六百寸一四次，毙伤敌伪一万五千零五十四人，俘敌一万一千九百四十九人，缴获枪支三万零九百四十文，轻机抢三百九十四挺，掷弹筒六价二个，炮六四门，子弹三十九万余发。苏中四分区的地方武装，一年内配合新四军作战一千四百九十五次，取得了反“清乡”即斗争的重大胜利。日本华中派遣军参谋本部供认新四军反清乡工作有极坚强作用。

一体化的“清乡”活动给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沦陷区抗日力量大大受损，社会经济衰弱不堪。“清乡”是日本推行伪化统治的主要手段，是确立其政权在被占领区的有效武器。

长期以来，依仗武力、胡作非为是日伪军一贯的行事作风，在“清乡”运动中，普通民众遭受了灭顶之灾。日汪对普通民众的压迫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竭泽而渔的榨取与掠夺，其二是惨无人道的烧杀与残害。

2023年12月，小朱和父亲在南湖区七星街道某工地上干活，挖掘机突然挖到一把枪，小朱便提着枪来到了嘉兴市南湖区公安分局解放派出所，民警检查后发现，该枪支因年代久远已无法使用，根据其机械结构判断可能具有文物价值，于是联系了文保部门。嘉兴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随后对该枪支进行了鉴定。

嘉兴市博物馆保管利用部主任刘云峰表示，“这把枪的枪托上刻着‘嘉兴县清乡局’几个字，清乡运动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妄图打击抗日武装和压迫人民而进行的，这把枪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侵略嘉兴的一个铁证，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