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1892—1975），字通夫，祖籍余杭区。又名邦达，是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社会学家，也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也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

1912～191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学习。1916～1923年在美国留学，1918年6月，陈达获得美国波仑市立德学院学士。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后，负责创办社会学系并作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52年后，先后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任教授。

陈达长期从事人口问题和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注重实际调查，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著有《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英文版）《中国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华南侨乡》(英文版)《现代中国人口问题》（英文版）等。

陈达（1892～1975），中国社会学家。又名邦达，字通夫，浙江省余杭吴山镇(今属仓前镇)人。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

自幼聪敏好学，13岁入余杭县高等小学堂，无论寒暑，每天起早摸黑，步行十五六里赶到学校，为堂长(校长)姚仲寅先生所赏识。受其资助，于清宣统二年(1910)入杭州府中学堂，1912～191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学习。在清华衣不求华，食不求丰，刻苦学习，常在课余帮助教务处抄写、翻译，挣钱弥补日常生活。1916～1923年公费保送赴在美国留学深造，1918年6月，获美国波仑市立德学院学士，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次年获硕士学位，再继续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与国际知名社会学家佛莱克、劳雷麦、斯尔图特、莱斯华伦、汤普森等多次交往。1923年暑期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清华大学改为清华大学后，负责创办社会学系并作教授兼系主任。主编《清华学报》，同时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国际人口学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随清华南迁昆明市，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

1947年至1949年，先后任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太平洋学会会员兼东南亚部负责人。毕生从事“人口”、“劳工”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共300多万字。解放前编写的有《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现代中国人口》、《中国最近八年间罢工调查》、《中国劳工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浪迹十年》等。解放后编写的有《解放区的工人生活状况》、《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史》等。其中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博士论文《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被当时美国众议院第88次会议选为档案出版。1925年，出访日本、夏威夷，出席在檀香山举行的第一次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代表大会。回国后，出版《现代中国人口》一书，提出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在国内外影响很大。1931年，到平西、怀来县一带，通过对宋家营、杨庄两个村的调查，提出做到每对夫妇只生一对子女，实行“对等更替”控制人口的主张，实行节制生育。并在北京成立节育指导所，创办《人口福利》刊物，宣传节育知识。

陈达治学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社会调查。在1923—1952年的29年中，先后主持和参加社会调查24次。在国内调查了北京城乡市镇状况，上海市工人生活状况，华南闽、粤华侨状况，其中以昆明呈贡及附近地区人口普查规模最大，参加者1300余人，调查范围3县1市约60万人口。在国外考察了日本、朝鲜的劳工状况，南洋和夏威夷的社会生活状况，印度加尔各答地区的农民状况，德国、瑞士、意大利的工人生活状况，苏联市镇工人和集市农民状况。在调查研究中坚持让事实说话，常告诫同事、学生“有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有两分材料，便说两分话；有十分材料可以只说九分话，但不可以说十一分话。”根据调查所作的《现代中国人口》一文，美国《社会学杂志》1946年7月号全文刊登，后又出版专辑，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

1952年后，先后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任教授。1975年1月16日逝世。陈达长期从事人口问题和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注重实际调查，是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著有《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英文版）、《中国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华南侨乡》(英文版)、《现代中国人口问题》（英文版）等。

陈达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较长时间内，他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提出实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的救国主张。对党派的政治斗争，采取超然态度。拒不参加中国国民党。1945年，昆明市发生“一二一”昆明惨案；次年，李公朴、闻一多遇害，深受震惊。常在课堂上发泄对国民党的愤懑。1947年，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的13位知名教授联合签名，发表抗议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宣言。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接他去台湾，毅然拒绝，和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教授坚守清华园，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中央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被联合国聘为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从事人口和劳动问题研究。50年代和马寅初一起，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向党和政府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议。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从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富有卓见，但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改正。病逝后，骨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