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版《庆云县志》的编撰历时4个寒暑，数易其稿，上承1840年，下至1980年，初稿约90万字，最终几经删增，定稿约45万言。在篇目设计上除按传统设卷次外，采用编、章、节三层次结构，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综合体裁，以志为主。除序言、前言及地图、照片外，即是正文，分7卷：大事记、概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各章节已横为主，纵横结合，比较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庆云县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风貌，成为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自明初至万历六年(1578)，庆云三次修志，俱 未梓。明万历六年(1578)由知县柯一泉主修，杨州鹤编，十卷刻本。清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十九年(1680)、爱新觉罗·颙琰十四年(1809) 、咸丰四年(1854)四次修志。民国3年(1914)、民国20年(1931)，由邑人中将、东边镇守使马龙潭两次捐巨资修县志，均为四卷石印本。新编《庆云

县志》 1979年初始修，搜集文献资料1000余万字，于1981年5月写出初稿，计90余万字，八易其稿，历时5年，于1983年12月出版，是山东省第一部新县志。本志上限为1840年，有的溯至史事发端；下限为1980年。全书分大事记、概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7卷，卷下设编，共计26编。

庆云县位于山东省北部与河北省交界处，隋开皇六年(586) 置县，初名无棣县。明洪武初年，无棣县废。洪武六年(1373)重新置县，易名庆云县，相沿至今。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隶属沧州市。1958年盐山县、庆云、孟村三县合并，称孟村回族自治县，不久改称盐山县，隶属天津市。1961年恢复庆云县。1964年底由河北省划归山东省德州专署辖，县治迁于今址(解家集东)。全县总面积502平方千米，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由黄河冲积而成，地势平缓、稍有起伏，微向东北倾斜。有漳卫新河、马颊河、德惠新河三条大河流经县域。属于暖温季风气候，光照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1980年，有汉族、回族、满族、水族4个民族，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9%。总人口238808人。庆云县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是鲁北重要的粮食产区。蔬菜品类齐全，盛产白菜、芹菜、香菜等，除内需外，重点销往京、津、唐及东北地区等大中城市，被誉为京津地区的“南菜园”。特别是当地产的大叶香菜，历史上曾为贡品，茎大叶肥味香，产量高，是重要的蔬菜产品。果品类有小枣、苹果、桃、梨、杏、山楂等。其中，尤以小枣最为著称。庆云是金丝小枣的重要产区。种植枣树历史悠久，始于商周、兴于汉唐、盛于明清。据明清县志载∶“邑民以莳枣为业，青畴绿野，弥望尽是枣林。”县境有一株老枣树，据传为隋末唐初所植，树周长3.8米，龙干枝，至今仍根固叶茂，年可收枣百余斤。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力发展枣树种植、加工业。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已形成造纸、纺织、建材、化工、机械电子、化工和农产品加工等十大支柱行业。城建、交通、邮电、电业等基础设施有很大发展。这些都在经济卷中得以充分叙述。庆云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曾有捻军、义和团等多次农民起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庆云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1926年即建立了第一个农村中共党支部；1934年爆发了震动冀鲁的马颊河罢河工抗暴政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拥军支前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抢救历史资料，忠实地记录下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修志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涉足全国十余个省，数十个大中小城市及全县300余个村庄，广征博采，搜集了大量的文字及口碑资料。在政治卷中特设民主革命斗争纪略一编，进行了详细记述，人物卷中记述革命烈士的功绩，专设革命烈士英名录一章，以昭后代，对有贡献的在世人物，其事迹分别记入有关篇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特设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纪略一章，进行了详细记述，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资料和宝贵的经验教训。县志未单设军事卷，其内容分述于政治卷有关篇章特别是“纪略”中。

新编《庆云县志》1994年获山东省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庆云县志》初版于1983年，是山东省第一部新修县志。《庆云县志》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努力，完成县志初稿，约合90万字。后又经四年的数易其稿，经过“增、删、调、并、改”，删繁补漏，以43万字定稿，于1983年5月交付印刷，当年12月出版发行。

庆云新县志出版后，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当年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当时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给予了“具有开创之功”的高度评价，它的出版，为新中国县志编纂积累了宝贵经验，当时全国先后有23个省的70多个县市200余人到庆云取经，绝大多数地方县志均延承了《庆云县志》的体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全党工作重心实现了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使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也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秩序稳定，经济形势转好，客观使得新型地方志的编纂具备了社会条件。

我们党一向重视研究旧志和编辑新志工作。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曾经规定“收集县志、府志、家谱，并加以研究”，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拟定的 《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也提出重新修编各地方志的任务。但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一度停顿。1980年4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历史学大会上，又提出了加强地方志研究、编撰等任务。

庆云旧县志最后一次大型编修是在1914年，此后截至新中国成立的那段历史时期，风起云涌，我党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庆云县上千名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26年，中共冀南特委刘格平在杨庄子建立了鲁北第一个党支部，继而又创建农民武装冀南农民自卫军，进行了共产党北方武装斗争的早期尝试；1934年庆云党组织领导了震惊华北的马颊河大罢工；1937年“七七事变”后，庆云人民组织抗日救国军，率先打响了山东省抗日第一枪。八年抗战中，庆云成为冀鲁边抗日模范根据地，庆云曾荣获“陈毅模范担架连”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庆云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到上世纪80年代，近70年的历史画卷，一直没有得到系统而有效的记录。编纂一部反映庆云县全貌的历史文献，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庆云人民创造的英雄业绩进行全面反映，把分散的、历史的、现状的各种资料收集起来，加以核实、整理，保存史料，鉴往知来，已然是势在必行。

粉碎“四人帮”后，时任庆云县委宣传部长的赵玉秀，深知抢救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曾多次向县委建言编修县志，得到当时县委书记董涌的大力支持。1978年底，庆云县委决定修撰县志，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了筹备，县广播站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1979年3月，庆云县抽调10多名文化干部成立了庆云县志编撰委员会。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新县志编纂过程中，编撰委员会确立了“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原则。

新县志的编修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烽火连绵、战乱频仍的年代，形成文字的资料极为有限，资料的搜集点多面广，工作量极为繁重。另外，县志的编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山东省还属首次，旧时的县志体例显然不符合时代要求，但又没有新型的地方志可以借鉴，业务上并没有编志机构进行指导，可以说是“无章可循”。

困难面前，庆云县志编撰委员会没有退缩， “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摸索，采取了“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办法。搜集资料越多越详细越好，之后再进行分类，由此开始了县志编撰之路。

庆云县志的编撰，首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把人员大致分为概况组、历史组、人物组，拟定出编写体例和纲目，之后深入基层调查采访，广泛征集资料。

资料搜集是县志编撰的基础，只有掌握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县志编撰才能经得起时间检验。庆云县志编撰过程中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面访、信访、社会调查，搜集活素材；二是查阅旧志、档案、报刊、文献，广泛搜集文字资料；三是吸收专业志等的精华。

搜集资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时代所限，现成的史料少之又少，庆云党的许多革命工作在当时的情形下，时常处于秘密状态。这就为资料的查找核实带来了巨大困难，只能是从一点切入，采取“顺藤摸瓜”式进行采访，再藤藤缠绕网成一个面，面面相沿组成庆云的一个历史环节，任何环节的缺失都不能使史料形成有机的整体。

采访当年参与编写庆云县志的人员时，他们多数会提到张连福。他主要负责庆云县境内第一手资料的查询、收集。那时的张连福已经53岁，从东辛店乡党委副书记的位子上离休，县里请他到史志办参与编撰县志。张连福一口答应下来，并主动提出不要任何报酬。从此，张连福下村入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革命”。为了弄清庆云第二次沦陷的准确时间，1979年的夏天，他多次骑自行车到河北省盐山县庆云镇（旧庆云县城驻地）调查取证。当地群众说，那时都在逃亡，连命都难保，谁还顾得了记这些。张连福没有失去信心，经过9次取证挖掘，最后访到河北省盐山县西关村村民胡宝章的妻子，她说，在第二次日本侵略者占领县城的那天，他们一家逃到杜家村姐姐家，过了三天，就生了孩子，根据孩子的生日可推算出庆云城沦陷的时间。为进一步取证，他又向省史志办求助，最后通过省里同志的帮助，查到了当时出版的报纸，根据报纸上报道对庆云县城沦陷的时间进行了进一步印证。

张连福以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和干劲，把全县381个村中有由来的100多个村庄都解释清楚了。为调查资料，他几乎到了忘我的程度。那年农历腊月十七，张连福踏着厚厚的积雪去30多里外的小胡楼村，调查全国林业劳动模范胡芳田1958年的事迹材料。中午时分开始往回赶，可路上的积雪开始融化，自行车沾满了泥，他就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滑往回走。在快到县城时，天已快黑了，这时的张连福又冻又饿，他实在坚持不住了，停下车躲进路边深沟里，他原本想休息一会马上走，没成想竟然迷糊着了。恰逢一个卖烤蜜薯的老农路过此处，见路边停着一辆自行车，沟里却躺着一个人，忙下去看个究竟。当得知张连福为下乡查资料被困时，赶忙从烤番薯炉子里拿出两个热气腾腾的地瓜，让张连福赶紧吃了回家。张连福说： “要不是那两块烤地瓜，我或许就冻死在那深沟里了！”当他回到县城时，已是下半夜了。

搜集内部资料不容易，其实到外地采访更不容易，当时的条件下，吃住、通讯、经费等都存在着诸多困难。因为没有通讯工具，不能提前预约，每次外出采访只能是“碰”运气，如果到了那里能找到人当然最好，而三四天找不到人是常有的事。通过周密计划，外出采访组张连生、高福和、杨修田、田书明等一行4人，开始了南下北上外出采集资料的征程。

南下的第一站是上海市。到上海的目的是采访冀鲁边区根据地的情况，上海有一位老干部曾是当时根据地的负责人。抵达上海后，采访组傻了眼。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位老干部家住上海市江西路，具体到是江西南路、北路，还是中路就不知道了。于是他们分头挨家挨户地打听，从早晨到晚上都没找到，四个人却累得腰酸腿疼，脚底磨起了血泡。直到第二天，才找到这位老干部的家，还非常不巧，他去北京开会了，他们又苦等了4天，才与这位老干部见上面，采访了第一手资料。

出门在外不容易，在计划经济年代出门更不容易。外出采访组每人每天补助五毛到八毛钱，吃饭、坐公交车全包括在内。每到一处，他们下火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县委的介绍信到登记处登记，看有没有合适的旅馆可住。当碰不到旅馆住的情况，没有办法，他们只能找个浴池去住，大型浴池只要一毛钱到两毛钱。虽然住浴池便宜，但非常不方便，因为浴池要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停业，这时才能住进去，早上七八点钟就早早被撵出来。

除了住宿，在外吃饭也是一大难题。那个年代，粮食定量供应，在饭店吃饭要收粮票，但各省市的粮票不统一，兑换全国统一粮票又有限制。虽然接受采访的老干部盛情相邀，请他们吃饭，但他们却不敢在人家多吃，要知道，突然家里增加4个人，连吃上两顿饭或许这个月他家就不够吃的了。所以，他们只能去吃便宜的小饭店。吃小饭店也不容易，那时饭店少得可怜，他们跑了一天，好不容易找到个小饭店，但吃饭时又要抢座位，想借吃饭时休息一下也是一种奢望。4个人一个座，轮流坐着休息一会儿。吃完了饭也不能多歇一会儿，因为旁边时常站着好几个人在等你的座位了，不得已只能到大街上坐一会儿，商量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采访组南下的最后一站是杭州市，从上海市、南京、宁波市到杭州，一路采访下来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比预计的时间要长得多，身上仅有的600元经费也所剩无几。在杭州采访完，他们竟然没了回家的路费。于是他们给家里拍电报要求汇钱过去，可当时最快的是电汇，仍然需要3天时间。这样一来一回，一星期后，采访组才收到家里汇来的救命钱。等待汇款的一星期，为减少开支，他们只能窝在旅馆里，一天吃两顿饭。

除了南下，采访组还北上天津市、北京等地进行了资料搜集。采访组先后走访了省内外50余个县市、20多个大中城市、县内150多个大队，访问了城乡民众800人次，参调档案1300余宗，整理当行材料320余份，发出征集史料公函80余封，收到材料4万余字，整理资料700余万字。掌握了一大批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搜集到了大量的历史研究材料。

1979年主要是收集资料时间，1980年则进入整理、编写阶段。10多名编撰人员挤在县委大院的六间平房里，开始整理资料。不分严寒酷暑，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伏案劳作。有一年夏季的一天，从清晨开始雨就下个不停，上午人们上班时发现县志编撰办公室的屋顶上竟然冒出了一把伞。原来，负责编写县志的张连生早早来到办公室，发现屋顶漏了一个洞，水直往下滴，就把雨伞支到了屋顶上，而自己则把桌子挪到门边，埋头写着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