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帝君阴文》又称《文昌帝君丹桂籍》（简称《阴骘文》或《丹桂籍》），是托名文昌帝君而作的劝善书，道教重要的劝善典籍之一。

《文昌帝君阴骘文》约成书于元代。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于延禧三年(1316年)将梓潼帝君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这以后才开始把梓潼帝君称为文昌帝君，因此该篇的创作不早于元代。开篇即是“帝君曰……”，这种创作手法是道教的习惯用法，即道士隐身背后，假托道教某位神来说法。此书成于《太上感应篇》之后，有各种手抄本、刊刻本，清代道士将其收入《道藏辑要》集，另外《昭代丛书别集》《三益集》均有收录。

通篇教人们止恶修善，不仅是在行为上要断恶修善，更要在心地上，在暗室屋漏当中要懂得规范自己，不可以产生恶的念头。《阴骘文》等道教善书的出现标志着道教劝善书的正式形成。随着道教一步一步向更加世俗化和民间化的方向深入，道教善书也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普及。由于其提供的行善方法简便易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各阶层人士，为各自不同的目的加入。

文昌是古代星名，《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隋书·天文志》载：“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府也，主集计天道。”两部史书所提到的斗魁是北王卜七星的前面四颗星，因其形状而名之魁星。斗魁背上属大熊座的六颗星叫文昌，属紫微垣，又名“文曲星”。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这颗星被神化为主宰功名、禄位的神。在宋元时期，这颗神星逐渐与地上的梓潼神结为一体。梓潼帝君于是成为天上的大神，上帝命他掌管文昌府及人问禄籍。这个新的神祇，仍司科举利禄，一名文昌神，又名梓潼神。元延初重新以科举取士，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敕封文昌神为文昌帝君，使得文昌信仰得到持久。历代帝王的追封，文人士大夫的膜拜，让作为主管天下科举文运的文昌神对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昌文化。文昌文化以道教“升仙”教义为基础，以道教方术、祭仪为手段，传达宗教化的“道”的信仰，同时借助佛教“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思想，宣传儒家的“孝”、“忠”、“善”等伦理观念，重视引导人们的现实行为。

《文昌帝君阴骘文》是道教劝善书之一种。以通俗形式劝人行善积阴德，久久必将得到神灵赐福。《文昌帝君阴骘文》与《太上感应篇》同为劝善书，《感应篇》以反面惩罚为主，《阴骘文》以正面劝诱宣化为主。

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

未尝虐民酷吏

救人之难

济人之急

悯人之孤

容人之过

广行阴骘，上格苍穹

人能如我存心

天必赐汝以福

于是训于人曰

昔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

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

救蚁中状元之选

埋蛇享宰相之荣

欲广福田须凭心地

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

利物利人

修善修福

正直代天行化

慈祥为国救民

忠主

孝亲

敬兄

信友

或奉真朝斗

或拜佛念经

报答四恩

广行三教

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

矜孤恤寡

敬老怜贫

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

施棺免尸骸之暴露

家富提携亲戚

岁饥赈济邻朋

斗称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

奴婢待之宽恕，岂宜备责苛求

印造经文

创修寺院

舍药材以拯疾苦

施茶水以解渴烦

或买物放生

或持斋而戒杀

举步常看虫蚁

禁火莫烧山林

点夜灯以照人行

造河船以济人渡

勿登山而网鸟纲

勿临水而毒鱼虾

勿宰耕牛

勿弃字纸

勿谋人之财产

勿妒人之技能

勿淫人之妻女

勿唆人之争讼

勿坏人之名利

勿破人之婚姻

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勿倚权势而辱善良

勿恃富豪而欺贫困

善人则亲近之，助德行于身心；恶人则远避之，杜灾殃于眉睫

常须隐恶扬善

不可口是心非

剪碍道之荆榛，除当途之瓦石

修数百年崎岖之路

造千万人来往之桥

垂训以格人非

捐以成人美

作事须循天理

出言要顺人心

见先哲于羹墙

慎独知于衾影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

近报则在自己

远报则在儿孙

百福骈臻，千云祥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

张亚子说：我第十七世转生为人，现士大夫身，从未虐待百姓和下属。时常救助别人渡过难关，在他人陷入危机时出手相助，怜悯孤儿，包容他人的过失，广行阴功，上感天心。如果有人能像我一样存心，上天必定会赐给他福德。于是就告诫世人说：汉朝时的于公，审理案件公正合理，大家对他的判决丝毫没有怨言。他盖房子时，修了一座能容纳四匹马并排通行的大门。有人问为何修这么宽的门，他说自己做官时从未冤枉好人，因此子孙必定有兴旺发达的，现在建宽敞些，省得以后扩建。后来他儿子于定国果然官至丞相，孙子于永也官至御史大夫，并封侯传世。五代十国时的窦禹钧，三十多岁时还没有儿子。有一次他梦见故去的祖父对他说：“你命里不仅没有儿子，还很短命，要赶快多积阴德挽回。”此后他努力为善，救济贫弱，广积功德。数年后连生五子，他们长大后都做了官，窦禹钧也活到了八十二岁。

宋朝的宋郊、宋祁是两兄弟。曾有僧人为他们看相，说弟弟会考中状元，而哥哥的功名比他还高。一天下暴雨，哥哥宋郊看到院子里的蚁穴被大雨冲毁，于是编了竹蔑，救起落水的蚂蚁。等考试结果出来后，宋祁第一，宋郊第三。此时献章太后主政,她认为弟弟排在哥哥之前，有违纲常伦理，于是就升宋郊为状元。楚国人孙叔敖，有一次出游，遇到一条两头蛇，他就把它杀死并掩埋了。回家后，孙叔敖哭着对母亲说：“我听人说，谁要是见到了两头蛇就会死，我已经见到，估计活不久了。”母亲问他蛇在哪里，孙叔敖说：“我担心其他人看见也会遭遇不测，就把蛇杀死埋了起来。”母亲对他说：“两头蛇毒性很强，所以人们才传说遇到的人都会死，你如今把蛇杀了，不会遭遇不测的。我听说，积累阴德的人必定有善报.你以后肯定能做大事！”后来孙叔敖果然做了楚国的宰相。

因此，想要广种福田，就得心存善念，时刻想着方便别人，积累种种阴德。利益他人，多做善事，勤修福德。用正直的德行教化世人，以慈祥之心服务国家，救护民众。应平等待人，宽宏大量。忠于君主，孝敬双亲。敬爱兄长，诚信待友。夫妻之间要和睦相处，对子孙要严加教育。不得对师长傲慢无礼，不可亵渎圣贤之言。可以敬奉神仙，朝礼北斗，也可以拜佛念经。要努力报答天地之恩、父母之恩、国家之恩、师友之恩，广行儒释道三教圣贤的教化。阐扬真理以教化奸诈顽劣的人，宣讲经史来启发愚昧无知的人。救急就像挽救快干死的鱼一样，救危就像挽救被网住的鸟一样。

应同情孤儿，抚恤寡妇；尊敬老人，怜悯贫穷。推崇善人，举荐贤能，对人要宽恕，于己要反省。筹措衣服、食物，周济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人；施舍棺材，避免尸骸暴露在外。修造丛葬之所，创办启蒙的义塾。家道殷实应当提携亲戚，遇到饥荒要赈济亲朋。做生意秤头要公平，不能卖东西就少秤，买东西就多秤。对待下人要宽宏大量。要多捐印经书，修建寺庙。施舍医药拯救病人的痛苦，布施茶水解除行人的焦渴烦躁。晚上在路旁点灯为行人照明，修造舟船，方便人渡河往来。可以买些动物来放生，或者吃斋持戒，断除杀生。走路时应常常留意，不要踩到蚂蚁等小虫，严禁纵火烧毁山林。

切莫在山上设网捕捉飞鸟，也不可在河流湖泊中毒杀鱼虾。不得宰杀耕牛，不得随意丢弃有字的纸。不得图谋别人的财产，不得妒忌他人的才能，不得与别人的妻女乱搞，不得挑唆他人争斗诉讼，不得破坏别人的名声和利益，不得拆散他人的婚姻。不得因个人私仇而使人兄弟不和，不得因蝇头小利使人父子成仇。不得倚仗权势而欺辱善良的人，不得凭借富贵而压迫贫穷困苦的人。

做人要守本分，谦恭谨慎，要遵守规矩和法度。同宗族的人要互相亲睦,有冤仇要互相消解。要亲近善良的人，这样有助于提升德行，有益身心。要远离坏人，如此才能杜绝隐藏的祸患。要时常隐匿别人的过错，宣扬他人的善行,不能口是心非。要把有益的言论牢记于心，不要有超出礼法的言论。要剪除阻碍道路的荆棘，消除路上的瓦石；修整几百年来崎岖不平的道路，建造供千万人往来的桥梁。应当留下嘉言训诫，供后人鉴别是非善恶，捐赠钱财以成人之美。做事须遵循天理，说话要合乎人心。心里要经常装着圣贤，私下做事也要光明正大，问心无愧。如果能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永远不会遭遇意外灾祸，经常有善神护佑。所作所为，短期报在自己身上，长远会报在子孙身上。如此，则会聚拢众多的福德和百千种吉祥。这些都是从阴德中来。

“阴骘”就是“暗中提拔”。文昌君就是文曲星，是读书人的偶像。在《阴骘文》中，“阴骘”具有天人感应之含义，要求自己多积阴德阴功，就是说行善做好事不要到处张扬，只是悄悄地去做。即使在个人独处而别人不知晓的情况下，也不做坏事，以此为条件，洞察一切的文昌帝君就会暗暗保佑你，赐给你福禄寿。文昌帝君主要是劝导世间人，广行阴德，做善事。

·《阴骘文》高唱三教合一的调子。文中要求人们“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经”、“广行三教”、“印造经文，创修寺院”，《阴骘文》增加了“无弃字纸”等与读书人有关的内容。此外， 《阴骘文》提到的“阴骘”或“阴德”的思想在后来的道教善书中十分普遍，影响大。如“道高自有龙虎伏，德重感动鬼神欢。自古阴骘能延寿，善不求人天自怜”，在民间的影响也十分巨大。如明清特别流行“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阴德”的观念。对很多人来说，行善的目的就是累积阴德，以求改变命运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这个角度看善书，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明清时期的士人会那么热心于刊印和宣讲善书，甚至身体力行。《阴骘文》宣扬的“阴骘”思想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影响很大。人们在劝人行善时，总是叫人“积阴德”，为子孙后代着想。如果你“缺德”就会引起天怒人怨，不得善终，还会为子孙后代留下道德债务。

《阴骘文》等道教善书的出现标志着道教劝善书的正式形成。随着道教一步一步向更加世俗化和民间化的方向深入，道教善书也得到更大的发展和普及。由于其提供的行善方法简便易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各阶层人士，为各自不同的目的加入。

《文昌帝君阴骘文》通篇都是教人们止恶修善，不仅是在行为上要断恶修善，排除空洞理论说教，结合历史上真人真事，进行教化规劝。如“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施茶水以解渴烦”等，讲的是真人真事。仙学肯定不是佛教，仙学与儒教无甚关系，仙学比较道家、道教亦有不同。佛教学说，不适宜衰弱的国家， 《阴骘文》等类善书，制造出一种极驯良极柔弱之生灵。所以，“为此世界，为此人生，自然以修道学仙为最高尚。”或可藉此发达国家思想，团结民族精神。“你若要救国，请你先研究仙学”，“再去实行修炼”。

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十二月十五曰刻。石在陕西西安。高57厘米，宽58厘米。刘绍宗行书。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四年（1844年）勒石。现存于方山县大武镇大武村。形制为长方形，大理石质。石刻高32、宽48厘米。石刻为王继贤所临道教典籍《文昌帝君阴骘文》。刻文楷书，阴阳两面，每面刻3段18行，满行16字。文字稍有剥落，保存基本完好。

文昌帝君阴骘文存古阳镇白素村文昌祠，碑青石质，圆首方跌。碑高120、宽60、厚7厘米。碑文楷书。全文13行，满行35字。

成书时间

《文昌帝君阴骘文》以文昌帝君降笔（即扶）的名义编而成。成书年代不详。一说不晚于十六世纪末。

两宋时期慈善活动之普及与盛行，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道教早期劝善书之流行，有紧密之联系。及至明清，诸种劝善书风靡，其源亦应溯于此，可见其影响之长久。

《阴鸷文》有很强的伦理性特征，强调人们要在更广泛、更全面的意义上完善自我、完善他人、完善社会。《阴鹭文》流传到民间，其思想、说教对一般民众和士大夫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阴骘文》所蕴含的伦理思想可以丰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内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助于道教界加强自身道风建设，践行“人间道教”，发扬“正直行化，利物利人”的济世度人精神，甚至于对民俗与国民心理气质的研究都有裨益。

《阴鹭文》将善恶报应思想引入人们的曰常行为当中，尤其是人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倡导要积阴功，指出善待万物，不但使自己可以得福，而且还可以让子孙受益。《阴骘文》虽然篇幅短小，通俗易懂，但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对于指导当前道教界及信众如何发扬“正直行化，利物利人”的普度精神，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提出了明确的价值规范。挖掘、研究、诠释《阴骘文》的伦理思想对于和谐世界的建构，中国梦的实现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生态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净化人心，促进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优化与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天地万物的普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