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手记》(俄语: 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Zapíski iz podpólʹya；另译为《地底笔记》或《来自地下世界的信》)是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1864年首次发表于《时代》杂志。这部作品以“忏悔”形式呈现的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也预视了他后来5本重要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现代反乌托邦小说最重要的单一来源之一。

《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集》选取了作家重要的中短篇作品，包括《穷人》《白夜》《赌徒》《地下室手记》等，时间跨度是其一生的创作期。其中《地下室手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全部艺术特色，内容深刻，形式诡异，既像小说，又像忏悔录，又像哲学论文。作品主人公既像坏人，又像好人；既像小人，又像一个饱经沧桑、逆来顺受的人；既像英雄，又像“非英雄”，又什么都不像。“地下室人”被认为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但是又有人认为， “地下室人”是俄罗斯的哈姆雷特，是“多余人”的当代变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那个时代的“真理的探求者”。《地下室手记》成为一本越来越受到世人追捧的书，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五部长篇小说的总序，是其创作中的里程碑。《穷人》通过杰武什金与瓦连卡的通信，描绘了“小人物”的悲惨经历和悲剧命运。《白夜》讲叙了一个以幻想度日的人和一个自幼父母双亡、与奶奶相依为命、与房客私订终身的姑娘娜斯佳在四个夜晚的心与心的交流。对爱的追求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之由陌路成为知己甚至情人，但又是对爱的承诺和关照使他们又各归其位，前者仍活在幻想之中，后者则与心爱之人步入结婚殿堂；然而，瞬间的心与心的碰撞则成永恒。《赌徒》主要讲述波林娜爱上穷苦的家庭教师阿列克谢，但是，在阿列克谢外出期间，为了摆脱家庭的困境，波林娜成了一位放高利贷的法国人的未婚妻。阿列克谢为了拯救波林娜，陷进了轮盘赌。他最后赢了，但赌博的狂热已淹没了他对波林娜的爱情。作者以自我经历为原型，通过对市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从而写出金钱对人的扭曲意识。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给古老的俄罗斯民族送来科学与理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足以腐蚀人性美好的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在19世纪的俄罗斯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快，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主流道德规范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是俄罗斯封建制所决定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权遭到一切都被允许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的时代，他高度戏剧化的一生更坚定了他对金钱在生活和人际关系上具有中心地位的观点，这成为了他创作中的基石之一。

作为作家前后期创作的转型之作，《地下室手记》完成于1864年，这一年在作家几十年人生历程中的意义应不亚于1849年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所留下的影响。1849年的被捕与枪决事件以及1864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不幸对于陀思妥即夫斯基来说都是身心的巨大折磨。作家在这一年先后遭遇了物质、感情、事业、精神的多重打击，这对于作家此间的创作无疑具有很大影响。诞生于这一年的《地下室手记》，被许多人称为是作家所有作品中最恶毒的一部。后来陀氏回忆起这一创作，也认为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与主旨“太晦暗了”。

主人公“地下室人”性格孤傲，自尊心极强，渴求在与他人交往中获得他人对自己人格的承认和尊重，尤其是长久以来人格被侮辱自尊被损害的经历，使得这种渴求更加强烈。但是，在那个社会里，人的价值在于他有什么，而不在于他是什么，“地下室人”恰恰是一无所有，没有大衣，没有靴子，寒酸透顶，因而，在社会的重压下，他的心灵由一种渴望获得别人承认的自尊感逐渐化成一种战战兢兢地唯恐别人蔑视自己的病态敏感，人格被严重扭曲。

莉莎是《地下室手记》第二部分的重要角色。她是一个年轻的妓女，她成为地下室人怜悯和虐待的对象。莉莎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角色。一方面，她是地下室人同情和爱的对象，另一方面，她也是他轻蔑和虐待的对象。她代表了地下室人理想化和贬低女性的双重态度。莉莎也是一个非常坚强和坚韧的角色。尽管她过着悲惨的生活，但她仍然能够保持她的尊严和同情心。她对地下室人表现出的善意和理解证明了她具有真正的同情和宽恕能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地下人对美满家庭的设想以及对即将来临的责任的逃避，一方面让人们看到了家庭乌托邦的美好，另一方面却也揭示出生活对个体的压迫，这种压迫本质上来自恶劣环境对人性的逼迫，使人在随幸福而来的责任面前感到无法承受的沉重，“地下人”最终对于幸福选择放弃，让人对家庭乌托邦的理想感到深深的惋惜，同时也让人更加强烈地怨要努力去追寻那个理想中的人类社会。

在《地下室手记》里，人开始用自己的自由，对雅威信仰产生怀疑，对理性加以否定。主人公不断探索并发现了人的精神世界里的问题，这种对上帝是否存在的因惑和人类的焦虑，与萨特提出在信仰塌时代的自由观是相互印证的。陀氏在其中揭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悲剧，认为对上帝不再信仰的人，必然会得出“一切都是允许的”这一论断，奉行这个“真理”的人最终将走向毁灭，也即精神世界趋于瓦解。专注于自己的人员终并不会获得自由，只会残害了自由，悖逆上帝的人性导致了人的自我毁灭。

作者试图在“自明的常识”之外，争取被“自明”和“常识”，即被理性扼杀了的人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自由地过着他们所选择的生活，“人即自由”这一后来存在主义的经典命题已初现端倪，在存在主义看来，“自由选择”主要有三个方面：选择什么、怎样去选择以及选择的结果，《地下室手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定了人本质上是自由的，也透露出来自由可能被滥用。

《地下室手记》以第一人称“我”的自白和叙述展开，看不到直接的人物之间的交谈。但读者能够明显地感到“地下室人”与自我、他人意识的不断争辩。这是一种蕴藏于文本中的潜在内心对话，复调小说中把它归入“微型对话”的范畴。如小说开头：“我是个有病的人……一我是个凶狠的人。我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地下室人”的自白显得怪异，难以捉摸。第一句话说出时带有自怨自艾的语气，但他立刻猜想别人会以为他在求助，博取他人同情，于是在撇号之后，语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是个凶狠的人。”他似乎想说：也许，您听了我的第一句话会以为，我在寻求您的同情，那我要对您说，我是个凶狠的人，是个不招人喜欢的人。这里出现的明显对话转折是主人公揣测他人意识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主人公意识与他人对偶交谈的结果。此处他和他人的争辩非常隐蔽。再看一例：“先生们，大概你们会想，我是想逗你们发笑？你们错了。其实我根本不是你们所想象的，或者可能想象的那种十分快活的人，不过，如果你们讨厌我如此饶舌（而我已经感到，你们生气了），想问我一句：我究竟是什么人？那我可以回答你们：我是一个八等文官。”在这里，“地下室人”与他人的争论已公开显露，预料中的他人对语出现在“地下室人”的叙述中。小说中的他人对语出现的形式不一定是结构上的完整语句，它们存在于“地下室人”的预料、揣测等意识中，表现为零星的词语，或者某个句子，或者嘲讽、同情、指责等语气、神态。

《地下室手记》中，在形态意味上，哥特式建筑般的阴森、冷漠的空间感最为强烈。作家有意选取“地下室”这样一种空间形态，影射人类的生存环境。主人公乖戾、刻薄、阴毒的“独白”，犹如一束光怪陆离的神秘之光，隐隐地透出逃避地狱的黑暗，投奔常态人生的挣扎。这里空间感的指代，披露了作家复杂的意绪。这正如建筑作为空间艺术的特征，不在于为我们表现空间，而在于通过空间来表现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中以类似的方式表现了某种积极的，能指的空间形态。“地下室”便是通过自己本身的透义性在空间的表现形态中言说着自己。

俄罗斯革命民粹派代表、批评家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残酷的天才》中评价《地下室手记》是作家详尽描写狼吞噬羊时的详尽感受的开端。在地下人与丽莎的关系中，陀氏通过地下人对丽莎感情的折磨，找到了作为人的最高享受，不仅喜欢折磨人，而且也喜欢受人折磨，这就是陀氏“残酷天才”的表现。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以特别鲜明完美的文字描绘，写出了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堕落退化者的典型。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评价这部小说是他写作生涯的顶峰，是他的扛鼎之作，或者，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说是打开他思想的钥匙。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与列夫·托尔斯泰、伊凡·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罗斯文学的卓越代表。即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代表作品主要有《罪与罚》（该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死屋手记》《少年》《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