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出生于莫斯科一个低层贵族家庭，生活在俄国农奴制经济崩溃、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年轻时便表现出对文学的天赋和兴趣，1845年发表的处女作《穷人》惊动文坛，被称为“新的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他的一生波折坎坷，曾因传播反动文章被俄国沙皇政府判处死刑，后来得以免除并流放于西伯利亚地区。获得赦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9年前往圣彼得堡，与兄长创办了《时代》杂志，再次受到文坛关注。他后期的代表作包括《地下室手记》《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长辞，享年59岁，最终被安葬于圣彼得堡的涅夫斯基大修道院。

独特的经历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创作，哲学家巴赫金发现其小说中独特的“复调”描写形式。同时，他小说中对小人物的刻画、心理分析的方式，都与同时代的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有所区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形成了一套以对“人”的理解和关于“人”的特殊哲学为核心的世界观，作品深受俄罗斯宗教文化中圣愚传统的影响，其中的宗教意识也包含着“复杂性”和“矛盾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不仅触动了生于1865年至1880年间的俄国一代人，也影响了20世纪的欧洲哲学，同时其作品也对俄国和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范式产生重要影响。他曾获得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俄国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等人的赞誉，但同时他的创作才能也受到哲学家H.A.别尔佳耶夫和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人的质疑。

1821年11月11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出生，其父亲是退役军人，后在莫斯科玛利亚医院任职，母亲为当地一商贾之女。这是一个低层贵族家庭，家中有七个孩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排第二，他的童年时光与家人在玛利亚医院的宿舍度过，宿舍昏暗而拥挤。而父母每天晚上会带着孩子们读18、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作家是亚历山大·普希金和早期的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

183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契尔马克寄宿中学，在俄语文法老师尼古拉·比列维奇（Nikolaj Biljewitsch）的影响下，他对德国作家席勒产生热爱。

中学毕业后，他在父亲的安排下报考了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于1837年通过录取考试。同年，母亲因痨瘵去世，父亲又在1839年去世，死因不明。

在军校学习的四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工程学无太大兴趣，反而热衷文学，除了俄罗斯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他还涉猎了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受这些作品的影响，他曾写过三个剧本，分别为《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w）和《犹太人扬克尔》（Der Jude Jankel），但手稿现无留存。

1841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晋升为少尉，到圣彼得堡工程兵指挥所绘图处任职。1844年，他选择退伍，并被授予中尉军衔。同时，他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的俄文译作。

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处女作——中篇书信体小说《穷人》。作家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和文学界泰斗别林斯基过目后不吝对小说的夸奖，涅克拉索夫称：“新的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诞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第二年，《穷人》在《彼得堡文集》上发表，受到其他批评家和读者的好评，24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一跃成为俄罗斯文学界“自然派”的明星。几周后，他发表了新小说《双重人格》（又名《化身》）。

《穷人》的成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大量金钱，也使他陷入挥霍无度的生活——他迷上了嫖妓和赌博。与此同时，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及其同僚等不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傲慢和虚荣，且不认可他后续创作的小说，如《普罗哈尔钦先生》（1846）、《女房东》（1847）等，逐渐与之决裂。

1847年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频繁参加圣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与成员共同讨论空想社会主义和傅立叶的著作，抨击当时俄罗斯的沙皇专制和农奴制。1849年，沙皇政府逮捕了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全体成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关押在阿列克谢三角堡。他因朗读和传播别林斯基反农奴制度的《致果戈理》等，犯下“危害国家罪”而被判死刑，被剥夺了军衔。但在行刑之际突然被沙皇赦免，最终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地区服四年苦役，由此他对沙皇充满感激。

185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他“政治犯”先到达了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要塞，随后他又被送至鄂木斯克（Omsk）。四年间，他都在鄂木斯克的监狱中服役，这使他在身体上受尽癫痫症发作的折磨，在思想上开始转向俄国民族的宗教。刑期结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但是仍要在西伯利亚线列步兵团无限期服役，他此时的身份是一名级别最低的列兵。

1857年初，34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寡妇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举行婚礼。同年，他恢复了贵族权利，又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他先发表了在彼得保罗要塞完成的故事《小英雄》。1859年，他又前后发表了中篇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并开始了《死屋手记》的写作。后来他获准返回俄罗斯的欧洲部分，随之又获得赦免，到了圣彼得堡。

到圣彼得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兄长米哈伊尔一同创办《时代》杂志，刊物于1861年问世，上面发表了他的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和《死屋手记》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隔17年后，再次轰动文学界，受到社会关注。

然而好景不长，《时代》在1863年被政府查封，虽后来更名为《时世》继续出刊，但风光不再。1864年，他的妻子和兄长相继逝世，杂志的首席评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也突然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痛不已，同时债务缠身。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的又一重大危机，在这期间他倾尽仅存的精力，在几经停顿中完成了《地下室手记》。

1865年，杂志因亏损而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偿还债务，不断写作，还以三千俄罗斯卢布的价格贱卖了他所有作品的版权。他从1865年开始创作《罪与罚》，其中因为1866年要写作《赌徒》而中断。他为提高效率而雇用了速记秘书安娜·格里高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两人用了三个半星期便完成了《赌徒》书稿，《罪与罚》也在1866年末最终完成。数月后，安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结婚。但为了躲债，夫妇俩人不得不到迁到境外，而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再度沉湎于赌博，只是凭着他不断的写作和妻子的帮助，才得以站稳脚跟。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包括了《白痴》（1869）、《永远的丈夫》（1870）和《群魔》（1871）。

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返回俄国圣彼得堡。不久后，他们通过代销方式组织印刷和发行了《群魔》单行本，小说上市后销量可观。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开始在《公民》杂志上连载，内容包括评述当时重大社会问题的论文、文学评论和回忆录等。

到1877年末，陀思妥耶夫斯基预告读者将停止《作家日记》的写作，并全身心投入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中。从1879年到1880年，小说以连载方式发表在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上。在1880年春天，他于莫斯科的普希金庆典发表讲话，受到赞誉和崇拜，在其后面发表演讲的俄罗斯哲学家伊·谢·阿克萨科夫表示，“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讲过之后，我无法说话；我所写好的东西，不过是这一天才的讲话在某些题目上稍加变化的不同说法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状况一般，癫痫病略有减轻，但新患的肺气肿却愈发严重，而家中依然拮据，因此他需要通过写作来维持家中生计。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时，因弯腰捡掉落的钢笔杆，引发轻微的鼻出血，此后两天他又几度大口吐血，身体逐渐虚弱，弥留之际在妻儿的陪伴中度过，2月9日晚上8点30分与世长辞，享年59岁。他最终被安葬于圣彼得堡的涅夫斯基大修道院。

20世纪的哲学家巴赫金用音乐术语“复调”来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独特形式，并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复调”表现为众多各自独立且不相融合的观念都在发声，而无论是小说主人公还是作者的声音，都始终保持平等对话，这突破了欧洲小说中多个人物“同声齐唱”的“独白型”模式。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无法挑出某一种特别主导的思想，而体现的是不同个性身上的思想之多元。这也恰恰证明，其小说注定是“不可完结的对话”，小说的完成仅仅是“文学形式上的完成”。

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复调”与19世纪俄国所经历的现代转型紧密相关。一方面，他作品中强烈的对话意识，是他敏锐地认识到苏维埃俄国“众声喧哗”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他批判现代性中对“理性与秩序”的过度追求，小说复调中的对话意识则更能体现对平等、人的独立自主和探索本能的追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看到大人物们的痛苦，也看到小人物们的痛苦，这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特征。他继承了亚历山大·普希金和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开创的描写“小人物”的传统，但有所不同的是，他更加突出了小人物病态的特点，把对“小人物”的描写推向更深刻、更复杂、更细腻。正如英国作家亨利·希金斯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随处都是妙不可言又有人格缺陷的人物。”此外，其作品中充斥着儿童，还有绝大多数人物，而且是重要人物，都是比较年轻的、刚刚有独立思考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深刻地挖掘了这些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揭开他们灵魂深处的伤痕、病态，从而揭露周围的社会环境、贫病交加的生活状态对他们的精神造成的压力和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不仅仅是同情，他强烈地谴责那些给小人物造成悲惨命运的势力。

但这些小人物除了被侮辱被损害的遭遇之外，还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考、反抗和救赎。他笔下的小人物经历着从忍受苦难到人格分裂、再到宗教净化的历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发表的作品中，已经表现出他进行心理描写的才能。别林斯基认为他具有一种“客观地观察生活现象的巨大才能，即渗透到他所完全陌生的人物的内心的才能”。弗·迈科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是一个心理诗人”，这位心理小说家的主要表现手法是分析。在这方面，他和列夫·托尔斯泰有相似之处，但他的分析对象和分析方法却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迥异。

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处于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他着力描写处于这一过程中人物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情绪的转换和变化。一方面，他通过人物的独白呈现人物心理。独白是人物内心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其使用看似随意，却具有独特的功能，往往是人物思维的要点或总结，或者是人物感情色彩最为强烈之处。除了内心独白外，他还善于刻画人物的下意识活动，并通过描写人物的梦境和幻觉，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造成鲜明、强烈的艺术效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则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并不正确，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的是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形成了一套以对“人”的理解和关于“人”的特殊哲学为核心的世界观。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关于人的启示》一文中提出了“人学家”的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学家，人性、人性的深度和秘密的研究者。他的全部创作——都是人学的体验与实验。”别尔嘉耶夫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世界观里，人将获得世界的绝对中心的特征，人以这个身份替代神。

但关于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仍是摇摆不定的。他曾在《地下室手记》中认为，“人的最好的定义——一种二足直立的生物，而且是忘恩负义的。”但又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称“我不相信恶是人的一种正常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的辩证法”逐渐形成：起始于《地下室手记》，完成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否定人在本质上是追逐利益、追求幸福、寻求满足的，否定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在人身上隐藏的是对为所欲为的需求，对无限的、高于一切幸福的自由的需求”。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的基督教徒。在西伯利亚服役期间，他特别强调基督的理想，认为基督是最完美的形象。

同时，宗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写作的精神基础和思想源泉，他通过文学探讨宗教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意义。哲学家П.Б.彼得·司徒卢威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伟大的宗教思想家，而且是卓越的宗教现象”，宗教自然且必然地表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中。

但他创作中的宗教意识也包含着“复杂性”和“矛盾性”，表现为两种声音的对话与共生，即宗教理想的宣扬与否定。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民是“人类美的理想”，追求东正教乃至泛宗教意义上的认同感，呼吁苏维埃俄国社会的上下层要实现普遍和解和紧密团结。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中也存在着反抗宗教理想的声音，因为残酷的现实、小人物的痛苦等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理想进行冲击。如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基督式人物阿辽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体现出了对基督教之“忍耐”和“妥协”原则的反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接受和形成其宗教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俄罗斯宗教文化中圣愚传统的浸染，其作品的人物和叙事方法也具有圣愚的特点。

美国学者穆拉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圣愚难以概括为一种统一体，而是在文本中不断变化的，具有复杂性。穆拉夫进一步指出，”或许，更有效的不是去追问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圣愚，而是去追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圣愚的表述与再造对在他回答诸多问题时的多样性起到了什么作用”。为回答“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探索了圣愚式的解救之道。在他的笔下，圣愚的争辩在于归于信仰，他用圣愚的生存方式超越现实的苦难，认为拯救是回归混沌、走向痴愚。然而，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愿意赞颂真正的圣愚，他的人物接受圣愚的行为约束，但拒绝圣愚的褴褛衣裳及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被称为是“程式化的圣愚”。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Maria Dmitrijewna Issajewa），于1854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她当时年龄为30岁，是在阿斯特拉罕海关任职的亚历山大·伊萨耶夫的妻子。父亲是里海沿岸城市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检疫局局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相处过程中对玛丽亚产生好感，而伊萨耶夫在1855年患病故去，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成功追求了玛丽亚。1864年，玛丽亚因肺结核病逝。

安娜·格里高利耶夫娜·斯尼特金娜（Anna Grigoryevna Snitkina），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赌徒》开始成为他的速记员，两人在工作中逐渐相爱，于1867年举行了婚礼。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影响在其生前和19世纪80年代无足轻重，但他的思想之影响却难以估量。对于俄罗斯而言，生于1865年至1880年间的一代人都曾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心态所浸染。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影响了20世纪的欧洲哲学。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自己可以向其学点儿东西的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到20世纪初，俄罗斯哲学中的“新宗教意识”方向也曾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一书“成为后来在相互联系的形式里重建陀氏哲学世界观的所有尝试的起点”，别尔嘉耶夫和列夫·舍斯托夫“也以类似的方式解释了陀氏宗教哲学的主要趋势”。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也影响了法国哲学家萨特、阿尔贝·加缪和亨利·柏格森。

在他逝世后，其作品也对俄罗斯和世界文学产生巨大影响。他的艺术手法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在塑造人物和刻画人物心理以及扩大长篇小说的体裁方面有新的开拓。进步作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揭露者、杰出的心理分析大师。现代派作家把他奉为自己的鼻祖，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展了他的创作中的特点，如人格的分裂、人的孤独感、悲剧性的命运等。

同时，当代俄罗斯小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遗产的接受则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重构、解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形象、情节、主题、手法等，从而进一步探讨当代文化语境中善恶等道德主题和人的存在问题等，以及塑造全新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义和形象。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中，不乏“伟大”“天才”等词汇。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曾表示，应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易卜生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并列，他甚至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永远是所有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俄罗斯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从艺术表现力的角度，他认为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列的只有莎士比亚。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指出，“郑重其事地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对我们内心世界的重要性是困难的和责任重大的，因为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的广度和威力都需要一种新的标准。”俄国宗教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他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与灵魂交往的人。他是天才的辩证论者和最伟大的俄罗斯形而上学者”。但马克西姆·高尔基却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天才，但他是我们的恶毒的天才”，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描写了在艰苦的历史和生活背景下，俄国人身上的两种病症：淫虐狂及被虐待狂。由此，高尔基指出，“这是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值得欣赏之处”，甚至“会毒害多少孩子和青年”。

在俄国，文艺学家В.Ф彼列韦尔泽夫则强调其独创性，”相较于伊凡·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创性更为深刻和鲜明。”哲学家Вл.C.索洛维耶夫认为，他的逝世，“俄罗斯社会失去的不仅是诗人或作家，而且是自己的精神领袖。”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中国作家也产生了影响。如鲁迅把他列为俄国作家之首，认为他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曾撰写过《<穷人>小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两篇专文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特点。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认为是“多面孔的”，他的创作才华存在争议。哲学家H.A.别尔佳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低于托尔斯泰，“甚至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他还表示“最简单的莫过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发现艺术上的缺陷的了。”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艺术的永恒性和个人天才的角度来看。就这一点而言，陀思妥耶夫斯算不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可谓相当平庸——他的作品虽不时闪现精彩的幽默，但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陈词滥调的荒原。”

第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在1928年开放，位于莫斯科马里英济贫医院（又译为“玛利亚医院”）旧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出生和经历童年时光。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二百周年诞辰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曾前来参观。

1971年11月1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纪念博物馆”始对外开放。博物馆位于圣彼得堡一处普通的公寓楼，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于1846年在此短暂居住，又于1878年搬到这里，并在这里写就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直到逝世。馆内多处根据他第二任妻子安娜和朋友的回忆重建，中心区域陈列着他的著作和生平事迹。

此外，还有达罗沃（Darovoe）、鄂木斯克（Omsk）、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库兹涅茨克（Kuznetsk）和旧鲁萨（Staraya Russa）五个地方分布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

“陀思妥耶夫斯基节”从2010年开始在圣彼得堡举行，此后每年一届。活动的参与方包括了当地多所博物馆、图书馆和剧院，此外还有俄罗斯文学人物及普通市民参加，活动中包含电影、讲座、表演等多种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