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宗江（1916年6月20日—1999年12月8日），男，出生于中国香港，新会区人，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思成入室弟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主要设计者之一。

莫宗江从小学起每天到北平图书馆分馆临帖，练就一手好字，15岁时经梁思成介绍到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担任其助手。其间，读了很多建筑书籍。1933年，莫宗江与梁思成前往山西省应县木塔考察。1935年，被提升为研究生。同年，与梁思成绘制了八幅《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抗战期间，与梁思成、陈明达等考察云南省、四川省两省的古建筑，并代表中国营造学社参加了1942年的成都王建墓发掘工作，同年被提拔为副研究员。1943年，莫宗江完成梁思成所著《中国建筑史》的插图绘制工作。1946年，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莫宗江任专任讲师，并被徐悲鸿聘为国立艺专的平面设计教师。1949年，升任清华副教授，另自同年起兼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及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0世纪50年代初，莫宗江参与了梁思成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主要负责定稿交档案馆的墨线图和彩色宣染图。1951年，莫宗江与梁思成、刘开渠等合作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20世纪60年代初主持了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点科研项目《颐和园》的研究，并于1961年晋升为教授。1978年后，继续任教和指导研究生，并参加了梁思成未完成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还亲自带领年轻教师测绘学古建筑，撰写了《涞源阁院寺文殊殿》的研究论文。1989年，与老友陈明达合撰《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1991年患肺癌，术后康复。1999年，肺癌复发。1999年12月8日，莫宗江因心肺衰竭逝世，享年83岁。

莫宗江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与构图规律，包括中国古代都城布局的发展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将成果融入到了教学之中。他曾担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副主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历史教研组主任等职务，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并参与了传统工艺“景泰蓝”的创新设计工作，以及梁思成领导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项目，该项目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16年6月20日，莫宗江出生于中国香港。莫宗江幼年丧母，10岁时父亲因经商失败而弃家出走。莫宗江及其兄弟姐妹被安置在宣武门外的新会新馆居住，靠哥哥的微薄收入生活，曾因贫困失学。当时的北平图书馆在宣武门内有一个分馆，馆藏有不少的字帖。莫宗江从上小学时起，每天上下课经过琉璃厂到图书馆临摹字帖，因此而练就了一手好字。虽然没有接受过大学教学，但莫宗江在社会上明白了许多事理。

1931年底，莫宗江经梁思成介绍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在法式部当梁思成助手。梁思成见莫宗江很有培养前途，就推荐莫宗江看一些优秀的建筑书籍，还把弗莱切尔的建筑史给莫宗江读，并告诉莫宗江，这本建筑史的全部插图全部是由弗莱切尔的助手所绘制，希望莫宗江好好学习，将来也能为他写的中国建筑史画一套插图。梁思成还示意莫宗江出的成果一定要达到世界的最高水平。

起初，莫宗江主要是在梁思成的指导下自学绘图以及学习与中国建筑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如先后学完了前四史，《水经注》《梦溪笔谈》《支那文化史迹》《支那佛教史迹》《清国皇城图》《正仓院御物图录》《东洋美术史》《支那名画宝鉴》《印度阿干达石窟图录》《故宫周刊》《世界美术全集》《世界建筑史》《威尼斯》《罗马公园》等等图文并茂的文化历史参考书籍，同时，他还协助邵力工为梁思成绘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的建筑图。梁思成在研究清式营造法式，而且每天都把学习成果以工程图的形式整理出来。莫宗江也因此每天都可以到梁思成跟前读图，这样莫宗江也就明白了清式营造则例。

1933年，莫宗江与梁思成前往山西省应县木塔考察，对其开展了详细的调查与测绘学工作。同年9月，莫宗江与梁思成、林徽因等前往大同市考察云冈石窟，发现石窟本身就是大型的建筑空间，窟内壁面中雕刻着丰富的建筑形象，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古代建筑的一座历史文物宝库。1935年，莫宗江被提升为研究生。同年，与梁思成根据“天籁阁”旧藏宋画绘制了八幅《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建筑师们以此为依据，并参照宋代李凡钟的《营造法式》设计了滕王阁。

1939年，莫宗江在梁思成和刘敦桢等建筑学家的带领下，开始了对云南省、四川省、陕西省、西康省35个县为期半年的古建筑考察。

1942年，莫宗江以中博院建筑史料委员会成员身份，参加史语所中博院和四川省博物院对王建墓的发掘。他对陵墓形制、结构以及墓内的雕像均做了详细调查测绘学，特别是对其中的古乐器浮雕像，绘制得惟妙惟肖。因成绩卓著，这一年被提拔为副研究员。1943年，莫宗江完成梁思成所著《中国建筑史》的插图绘制工作。

1946年，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大学建筑系，莫宗江即到清华任专任讲师，是创系后第一批教师，先后担任中国建筑史、美术、建筑设计基础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生指导工作，并被徐悲鸿聘为国立艺专的平面设计教师。1949年，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另在1949年—1951年兼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及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莫宗江是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唯一一个未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教授。

1949年10月23日，莫宗江和林徽因在国徽征集过程中联名提交了一个国徽的方案。经过讨论，大家对国徽应征图稿不满意。在毛泽东与代表们一致同意国徽图案暂不提交政协大会讨论，留待由中央人民政府确定。大会主席团最后议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清华大学教授莫宗江、林徽因提出的国徽图案，也被要求修改并参加复选。最终，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朱畅中等人所组的设计小组与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等人的设计小组共同设计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徽最后定稿交档案馆的墨线图和彩色宣染图就是莫宗江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指定下完成。

1950年，莫宗江随文化部雁北调查团再次调查释迦塔，在《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留下了对木塔原状及倾斜变化极为珍贵的记录文字。1951年，莫宗江与梁思成、刘开渠等合作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建筑科学院建筑理论历史研究室决定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稿”，刘敦桢负责主编，莫宗江负责撰写其中的隋唐元部分的城市建筑，以及“总结”一章中的“城市”一节。该书于1959年完成，作为内部参考。由于莫宗江对中原地区建筑史和传统园林有较深的造诣和较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对颐和园、王建墓、中国城市史等方面所做的专题研究，都有十分精辟而又独到的学术见解，但莫宗江的这些研究未能最终成书示众。在20世纪50年代，莫宗江还与钱美华、孙君莲、高庄等人加入了由林徽因领导的抢救景泰蓝工艺美术研究小组，林徽因领导景泰蓝抢救工作时已重病缠身，莫宗江作为林徽因助手完成帮助其完成工笔图案。

20世纪60年代初，莫宗江主持了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点科研项目《颐和园》的研究，撰写了主要部分的文稿，但因时局关系，最终未能出版。1961年，莫宗江晋升为教授。1978年以后，继续担任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他指导并参加了梁思成未完成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直至该书出版。他亲自带领年轻教师到外地测绘学古建筑，撰写了《涞源阁院寺文殊殿》的研究论文。他带领研究生到山西省一带参观古建筑，以他数十年的研究经验与心得，现场授课，使学生受到很大教益。

1979年，莫宗江带领清华大学的科考队到访涞源县，作为梁思成的入室弟子和重要助手，莫宗江陪梁思成考察了赵州桥、佛光寺等大量古迹。1987年，莫宗江作为主要完成人的“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9年，与老友陈明达合撰《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在美术史论界引起轰动。

莫宗江在1991年75岁高龄时患肺癌，经手术后得以康复。1999年，肺癌复发，在住医院治疗期间，他仍关心着古建筑的研究。每当他的学生去看望时，他都回忆起自己当年研究古建筑的情景，并说由于条件有限只做了很小一部分的工作，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深入。莫宗江勉励大家克服困难，使建筑历史研究早日走出困境。他为学生有新的研究成果而高兴，不顾病痛，在床上阅读学生的著作。莫宗江甚至在连续治疗和抢救的间隙为已故的老友陈明达校阅遗稿。

1999年12月8日，莫宗江因心肺衰竭逝世，享年83岁。

莫宗江曾谈到他对中国建筑历史学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建筑史是由世世代代的匠人们陆陆续续写成的。建筑作为一种技艺只在匠人中流传，天灾人祸都会使世代匠人们所积累的技艺失传。建筑史如果都按照朝代的更替来写，似乎没有太多的道理。一部中国建筑史，借用通史的体例，分成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地写那些实例，并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建筑发展的特点。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建筑学家李允鉌创作的《华夏意匠》一书不是建筑史，而是一部建筑理论著作，是一本“用现代建筑的观点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问题的书”。

在莫宗江看来，历代匠人的心血、构思和技艺都凝聚在遗存下来的建筑物中，它们已经上升为艺术。这是需要去发掘、探索的。而《华夏意匠》能够在现有的资料和实物的基础上，把中原地区国古代建筑作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来研究“意匠”，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其次，莫宗江还就《华夏意匠》的编写特色谈到如何撰写中国建筑历史学著作的问题。《华夏意匠》是用现代建筑的观点和设计手法来分析中国古典建筑的，对读者很有启发。莫宗江说，写中国建筑史受欧洲学院派的影响很深，继而又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多年来，他在研究中国古典主义建筑时，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在外国优秀古典建筑有和现代建筑面前极力贬低中国古典建筑的成就而数典忘祖；二是把中国建筑抬高到不适当的高度，以至于一提“装配式”，就说我们中国的斗拱就是“装配式”，以为中国的文化里面已经包涵许多现代的因素。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扎扎实实研究的，也有碍于正确地研究外国的经验，不利于在新的历史情形下的创新。

莫宗江的夫人是敖云，1932年出生，原对外经贸部办公厅职员，1950年与莫宗江结婚。莫宗江与夫人敖云育有二子，长子莫京1951年出生，曾担任中信国泰饭店工程部经理，次子莫涛，1965年出生，曾担任文化部文物保护研究所职员。

莫宗江生活简朴，无论参加会议还是在任何场所，都是布衣素装，整洁而朴素。他兴趣广泛，喜好古典音乐，并经常活跃在网球场上。

抗战时期，莫宗江还用假烟叶树喷上正宗白酒制作雪茄，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赞为“口感醇厚、韵味悠长”。梁思成还提及莫宗江会制作小提琴，制作的琴调过几次音后，他会用玻璃片把琴板的阳春面刮作毛面，因为他懂雕刻技法，知道如何让毛面美观。另外，莫宗江还动手改良了梁思成用的打印机墨水，并热衷于穿着自己缝制的棉袍。

莫宗江的老师是梁思成，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新会区人，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

莫宗江是中国的建筑史学家，也是中国建筑历史界老一辈的著名学者，莫宗江对学生言传身教，平易近人，无私地将知识传授给他人，既是良师也是益友。他的学生有张锦秋、罗哲文等。其中张锦秋1936年10月生于四川成都，是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罗哲文是古建筑学家。

莫宗江的悟性很高，但逻辑性不强，绘图很好。（莫宗江的同事、建筑史学家刘叙杰评）

莫宗江在学术研究上留给人的印象是：著述不多，但目光敏锐，常不有奇思妙想，他的奇思妙想常常给人以启发。特别是他的建筑制图和建筑画，集科学与艺术为一体，在当时同仁中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堪称一绝。（崔勇著《中国营造学社研究》）

莫宗江先生是一个特例，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多见，但他非常善于建筑绘画，他的画很有表现力和艺术感，可以说是当时中原地区的一流建筑画水平。（莫宗江的同事、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 评）

我和莫宗江先生虽然处事多年，做过他的助教，但对他的学术思想谈不上有什么见解，或者说我不太能够理解他的学术境界，只能说是谈谈感受。之所以这么说，因为莫宗江先生与其他几位先生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是，他写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很难得见古人说：“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莫宗江先生著述虽然不多，但我觉得他的艺术感觉非常之好，他对建筑艺术的观察与欣赏有独到之处。比如说，他的建筑画画得非常出色。（莫宗江的同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 评）

1942年，莫宗江担任中博院建筑史料委员会成员。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分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组主任、《中国美术全集·建筑艺术编》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等职务。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殷力欣认为，莫宗江长期作为一个“助手”的形象出现，或许因为其一生只留下寥寥几篇论文。但如果不是他丢失了3部书稿，本不应该这么“沉默”。

在殷力欣看来，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颐和园》，原本可作为一部集图片、测绘学图稿和研究论文于一身的古典园林专著，与著名建筑史学家陈明达所编著《应县木塔》相辉映，成为建筑界和文物界的双璧。只是，《应县木塔》赶在1966年“文革”爆发的前夜正式出版了，而莫宗江的《颐和园》以及几十册教案，却全部散失。

对此，莫宗江本人倒很看得开，他常说：“或有一得之见，在上课时，与友朋交谈时，都传播出去了，该记的自有有心人去记，不出也罢。”有人告诉他，某人发表的论文甚至出的专著，都是他课上讲的，有些甚至有可能是从丢失的教案中照搬来的。莫宗江对此并不介怀：“心得本就是要与众人分享的，用就用了罢。”又说：“我本不擅长写文章，命该‘述而不作’。”

1973年，适逢“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莫宗江与挚友陈明达被各自的单位拉去“发挥专长”。两人思前想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对城市规划问题的思考留给后人。莫宗江选的是“曹魏邺城与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演变”。他们先按自己的想法自由发挥，然后再套上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以图过关，但最后文章还是束之高阁。

有人问莫宗江：“你的邺城遗址问题怎么办？”他答道：“我把该说的都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了，有心的学生会记住。日后自有人替我们完成吧。”

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莫宗江绘制人民大会堂的水彩效果图，为了表现在北京特有的蓝天衬托下纪念碑的庄严形象，他用浅浅的蓝色一共画了七遍。学生们不解，他说，只有这样，蓝天才能有透明感。

近半个世纪之后，楼庆西拿着清华建筑系学生用电脑绘制的古建筑测绘图给莫宗江看，当年最难画的屋顶瓦陇和一个个小瓦当、水滴，因为有电脑制作，已变得相当容易。据说，当时癌症晚期的莫宗江在病床上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端详这些图纸，先是笑言“电脑真了不起”，尔后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中原地区著名建筑师张锦秋曾师从建筑大师梁思成、莫宗江教授。据她回忆，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研究中国园林的，是1961年读研究生期间参与了历史教研组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考察活动。第一次是在北方考察历史遗址、古建、园林，第二次是在南方，主要是园林。两次都由莫宗江先生带队，每到一处都是他为随行人员“导读”，边走、边看、边讲，莫宗江对当地的建筑规划做了精到的点评。也正是这两次的学术考察使张锦秋为中国古典园林所倾倒，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古为今用的广阔领域，也让张锦秋放弃了跟随梁思成先生研究宋《营造法式》的机会，转而跟随莫宗江教授研究中国古典园林。

莫宗江在关于清代北方十大皇家园林，特别是颐和园的来龙去脉、规划布局、景点设计、艺术特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曾在清华大学教研组小范围内讲过几次《颐和园研究》，到颐和园考察也带上张锦秋随行前往。张锦秋学着莫宗江的研究方法，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弄清沿革，从全园总体布局上进行分析、测绘学、研究，她摄影、绘画、成文等各个过程都得到了莫宗江教授的指点。

莫宗江对张锦秋的研究指导自有一套。他先让张锦秋研究颐和园“意迟云在”“重翠亭”和“千峰彩翠”这三个处在游览道路上建筑的景观特色，再让她把滇池中的龙王庙这个岛屿作为景点进行研究。后来，张锦秋决定论文选题围绕园林展开。在莫宗江的指导下，张锦秋完成了题为《颐和园后山西区若干风景点的园林原状、造景经验与修复改造》的硕士论文，顺利毕业。

除了学术上的引领，莫宗江也以自己的文人性情影响着张锦秋。他曾经说要带学生去看大雨之后的香山瀑布，尽管最终未能成行，但那样的情景让张锦秋至今依然神往。

张锦秋最后一次见到莫宗江先生是在1999年11月，先生又一次手术后病危住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虽然在病中，莫先生还是强作精神让夫人取出计划动笔的书的详细提纲给张锦秋看，表达着还希望补充点什么。半个月后，在西安市的张锦秋获悉莫先生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