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戴维·卡翁达（Kenneth David Kaunda）（1924年4月28日—2021年6月17日）赞比亚国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国务活动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和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代表人物之一，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和不结盟运动的资深领导者，赞比亚共和国前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

1960年1月，卡翁达当选为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自1960年以后，赞比亚独立运动获得全民的支持，卡翁达在这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1964年10月英国宣布北罗的西亚正式独立。在举国欢庆的时刻，赞比亚成为非洲第36个独立的国家，卡翁达作为赞比亚首任总统宣誓就职，并宣布他的国家绝不会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结盟。1965年赞比亚通往海滨的用于原料进出口的铁路线被邻国封锁，他向英、美求援，仅获得了一些杯水车薪的援助，这时新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建成了著名了坦赞铁路。卡翁达因此称中国是赞比亚的全天候朋友，始终坚持对华友好政策。

卡翁达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的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调解技巧给津巴布韦带来了和平，写了若干著作，还是一个有才华的音乐家，其著作有《黑人政府》《非洲人道主义论》《不结盟》等。

1924年4月28日出生于北罗得西亚钦萨利的卢勃瓦教区（今在赞比亚北方省钦萨利县）一个牧师家庭，奔巴族，信奉基督教。父亲是苏格兰圣公会牧师和教师，原籍马拉维。母亲是第一批黑人女教师中的一员。卡翁达在家里兄弟姐妹 中排行第8，8岁时父亲去世，被迫坚持干些零活以资助家庭。

1941年考入卢萨卡姆纳里中学。

1943年中学毕业后返回卢勃瓦教区开始教书。

1943年—1945年任教于卢勃瓦师范学校。1944年任该校校长。

1945年—1947年任钦萨利地区“青年种植协会”书记。

1947年—1948年先后在坦噶尼喀、津巴布韦（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和宾杜拉工作，亲眼目睹了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

1948年任钦戈拉恩昌加统一铜矿公司负责福利的官员。

1948年—1949年任穆富利拉高级中学膳宿主任。

1949年4月回到卢勃瓦，成为一名兼职教师，同时充任开明的白人议员戈尔-布朗的翻译和非洲问题顾问，学到了殖民地政府的知识，也学到了政治本领。

1951年辞去教职，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

1950年任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卢勃瓦支部第一书记。

1951年任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区和北方省委组织书记。

1953年11月11日任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担任这个职位长达5年。

1955年卡翁达和恩坎布拉因被控藏有和散发颠覆性文学书籍而被监禁两个月。

1957年应工党的邀请访英6个月，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还接受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邀请，访问印度三个月。

1958年出访加纳，拜会了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出席了在阿克拉召开的全非人民大会。

1958年—1959年国民大会领导阶层因政见不同发生冲突，导致该党分裂。1958年10月由于该党主席恩坎布拉接受英国宪法以及在党内的专制，卡翁达退出该党，并率领其中大部分成员另建“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自任主席。

他巧妙的利用这一组织进行富有战斗性的政策，反对英国企图把中非3个殖民地（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组成中非联邦，从而使白人掌握最高权力的计划。他发动“积极的非暴力行动”，对英国的联邦政策采取不服从态度，他的运动产生两项结果：其一，英国政府修改了联邦想法，从而最终放弃；第二，对卡翁达和其富有战斗力的战友进行监禁，从而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于是，自1960年以后，赞比亚独立运动获得全民的支持，而卡翁达在这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

1959年3月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被英国殖民当局取缔；6月卡翁达被判入狱9个月，先后被拘禁在卢萨卡和索尔兹伯里；12月被流放到北方省卡邦波。在被捕期间，赞比亚非国大领导成员迈因扎·乔纳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于1959年10月组建“联合民族独立党”，提出解散中非联邦、非洲人“一人一票”、普选制和要求独立等口号，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

1960年1月8日获释后，当选为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并把非暴力的原则写进党章中；12月英国邀请他与独立党的其他几个领袖去伦敦商谈3个殖民地的归属问题，会上英国宣布即将开始赞比亚的非殖民化过程，但又迟迟不予实行，引起赞比亚爆发了反白人的暴动。

1962年当选为“东、中、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主席；10月举行了最终非殖民化的第一次立法选举，根据制宪会议的决定，北罗得西亚的欧洲殖民者占有比其人口多几倍的选举份额，但联合民族独立党还是赢得了议会37席中的15席。卡翁达当选为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立法会议议员，任北罗得西亚联合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福利部长。

1963年与英国达成修改宪法，成立自治政府的协议，英国对宪法进行较大的修改，允许更多的黑人进入议会。

1964年1月的选举中，联合民族独立党获胜，任北罗得西亚自治政府总理，成为英联邦内最年轻的政府首脑；10月24日北罗德西亚正式宣告独立。赞比亚成为非洲第36个独立的国家，卡翁达任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其后在1968年、1973年、1978年、1989年、1988年的全国大选中连任总统。

1966年起兼任赞比亚大学校长。

1970年9月—1971年6月，1987年7月——1988年5月两度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

1970年9月—1973年9月任不结盟运动主席。

1985年11月—1991年11月任非洲前线国家首脑会议主席。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变，“多党制”“民主化”浪潮冲击非洲大陆。卡翁达大选失利后，遭到弗雷德里克·齐卢巴政权的无情打击、诋毁和排斥，政府冻结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银行存款，没收财产，收回住房、汽车和外交护照。撤消卡翁达的保镖、司机，取消其汽车、电话开支，甚至搜查藏书，以防其东山再起。

1991年底重组领导班子。1992年9月至10月在卢萨卡郊区召开联合民族独立党第二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选举产生新领导人，卡翁达辞去任职34年的党主席职务，将重担交给新任主席穆索科特瓦内。

1995年6月为参加1996年大选，重新担任该党主席。

为阻止卡翁达参选，赞比亚议会在1996年大选前夕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增加“总统候选人的父母必须是赞比亚人”的条款，竞争对手称卡翁达的父母来自马拉维，没有为他申请赞比亚国籍，不符合修宪后规定的竞选条件，总统候选人资格被取消。

1997年10月28日赞比亚发生了企图推翻弗雷德里克·齐卢巴政权的未遂军事政变，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指责卡翁达涉嫌参与政变。卡翁达从南非回国，先遭拘捕，一周后获释被软禁。

1998年1月政府以支持未遂政变罪名将卡翁达告上法庭，卡翁达矢口否认，称自己“清白”，拒绝与法庭合作，审判一再拖延。奇卢巴政府对卡翁达的处理在国内外激起公愤，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映，英国、美国、南非、博茨瓦纳、利比亚和非统组织等都要求释放卡翁达，并表示停对赞援助。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呼吁释放卡翁达，并劝卡翁达退出政坛。迫于国际社会压力，6月1日法庭宣布卡翁达无罪释放；6月4日宣布退出政坛，不再担任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卡翁达尚未交权，1999年3月31日卢萨卡高等法院宣布，来自马拉维的卡翁达的父母在赞比亚生下卡翁达后，没有为他申请赞比亚国籍，所以卡翁达既不是马拉维人，也不是赞比亚人，实际上是个没有国籍的人。法官命令户籍部门取消卡翁达的赞比亚国籍，要求有关部门按对待无国籍人士的有关规定对卡翁达作出进一步处理。卡翁达为赞比亚的独立和发展奋斗一生，晚年竟失去国籍，遂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高等法院2000年10月30日开庭审理，当初向法院起诉要求取消卡翁达国籍的多党民主运动议员卡特由卡说，由于他及其同事都认为卡翁达是一位值得尊重的政治家，他们决定正式撤销对卡翁达的起诉。法官随即宣布同意起诉方撤销起诉的要求，卡翁达重获赞比亚国籍。

2000年4月正式宣布退出政坛，次子蒂利恩吉·卡翁达任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

退出国内政坛的卡翁达仍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致力于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20世纪80年代末，卡翁达的儿子马祖罗不幸死于艾滋病，这对老年的卡翁达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

大选失利后，卡翁达集中精力站在非洲抗艾斗争第一线，鼓励人们要打破对艾滋病的沉默，不要远离和歧视艾滋病患者，向艾滋病而不是向艾滋病患者宣战。他宣传“预防胜于治疗”方针，提倡使用避孕套，与宗教势力和传统习惯进行斗争。自创艾滋病孤儿学校，招收学生百余名，为艾滋孤儿提供营养食品、医疗服务和上学费用，他创办的卡翁达非洲儿童基金会经过几年筹备开始接受各界捐赠。

2003年5月在波士顿大学演讲时说，“艾滋病是非洲地区21世纪面临的最大敌人，我们战胜了奴隶制度、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现在我们的领导人一定要战胜艾滋病。”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2003年2月的倡议，联合国非洲艾滋病问题特别委员会于9月17日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卡翁达是委员会的20名成员之一，并于2004年2月开始工作。

卡翁达不顾年迈为非洲人民的福祉而奋斗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崇敬。非洲联盟轮值主席、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称赞卡翁达：过去领导非洲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今天继续带领非洲人民战胜肆虐的艾滋病。美国总统布什赞扬卡翁达把悲痛化为善举，为遭受疾病蹂躏的非洲大陆树立了榜样，对此表示致敬。

进入21世纪，继续活跃在非洲和国际政治舞台，奔波于非洲大陆各国和各大洲之间，仗义执言，主持正义。

2003年7月第二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在马普托举行，卡翁达作为非洲健在领导人中惟一见证非洲统一组织成立的老人说，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赢得非洲大陆的解放与自由这一伟大历史使命将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我们取得了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迎来了非洲大陆的新时代。

指出非洲联盟的诞生在非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之后，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是有效制止战乱与冲突、尽快消除贫困和疾病、大力发展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他认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非洲通向富强的必由之路，是非洲迈向未来的正确步骤，团结就有力量，只要团结起来，就一定会快速发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后，卡翁达提出严厉批评，认为美英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将对世界和平产生严重后果。他认为这是一场“野蛮”的战争，不仅伊拉克无辜平民在轰炸中丧生，美英两国的年轻军人也死在枪口之下。

指出美英发动战争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销毁伊拉克可能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要把伊拉克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控制那里的石油。他警告说，战争将使美英变成伊斯兰教世界的敌人。呼吁把发动战争的少数人与美、英两国的普通民众区分开来，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战争”。

2011年11月迈克尔·萨塔当选赞比亚总统，萨塔上台执政后，随即任命卡翁达为赞比亚无任所大使。

1944年在卢勃瓦师范学校期间，与比特阿丽斯·克瓦什·班达（婚后名贝蒂·卡翁达）相遇并结婚，生有9个子女。

2021年6月，因感染肺炎，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在首都卢萨卡的一家军事医院接受治疗。

2021年6月17日，卡翁达逝世，享年97岁。

2021年6月18日，南非政府宣布全国为去世的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哀悼10天时间，并降半旗，向这位去世的非洲领导人致敬。

2021年7月2日，赞比亚政府在首都卢萨卡为开国总统肯尼思·卡翁达举行国葬，多个国家领导人、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与卡翁达亲属等出席葬礼。

2021年7月7日，赞比亚开国总统肯尼思·卡翁达遗体在位于首都卢萨卡的总统墓地安葬。

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卡翁达曾于1967年6月、1974年2月、1980年4月、1988年2月四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国。1984年派其夫人贝蒂·卡翁达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1991年下野后又多次访问中国。卡翁达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赞、中非关系的建立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赞比亚独立后旋即宣布同中国建交，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了贡献。他称赞中国是赞比亚“全天候的朋友”、“伟大的伙伴”。

中国积极支持赞比亚为巩固政治独立、反对西方殖民主义控制的斗争，援建了坦赞铁路、卢萨卡公路、塞曼公路、穆隆古希纺织厂等。其中，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一座不朽的丰碑，体现了中国作为赞比亚“全天候朋友”的深厚情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当局把触角伸向赞比亚，提出愿以3亿美元医疗援款换取同赞比亚“建交”。卡翁达总统对台湾当局的“银弹外交”政策坚决拒绝。他在内阁会议上强调，赞中两国是老朋友，赞比亚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以实际行动捍卫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和立场。

三个世界

1974年2月22日，卡翁达与毛主席的谈话，引发了毛主席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毛主席：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达：对。

毛主席：谁是第一世界？

卡翁达：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的世界。

毛主席：那第二世界呢？

卡翁达：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主席：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主席：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主席先生，您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主席：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主席：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确实如此。

毛主席：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早年受基督教和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主张“积极的非暴力行动”，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参加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执政以来奉行“人道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宽大、互助、容忍”，要继承“非洲社会中固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逐步消灭“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现象，并把“人道主义”作为他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他所开创的“人道社会主义”是“非洲社会主义”三大流派之一的“非洲村社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

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起源于非洲本土，20世纪初，这一流派的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当时西非的一些早期的民族主义者认为，非洲的传统村社制度是一种非洲特有的“纯粹的社会主义”。

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渐增多的非洲知识分子赴欧美留学、访问和考察。他们大多出生在非洲农村，深受传统部落村社及其价值观的影响。留学期间，又受到西方各种思潮如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英国费边主义等影响。回国后，他们纷纷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其间，一些领导人将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一些思想相互合，形成各自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运用在争取独立的斗争及独立后的治国纲领中。

因此50~60年代，不少新兴独立国家如加纳、几内亚、马里、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等竞相奉行“非洲社会主义”，主张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非洲传统村社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社会主义，由此形成了非洲“村社社会主义”这一流派。

60年代后期，加纳、马里、乌干达等国的社会主义试验因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而流产，肯尼亚也悄然收起非洲社会主义旗号而改行资本主义。此时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反思后决定不再使用“非洲社会主义”这一笼统而又含糊不清的术语，而是使用更能反映自身特点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名称，如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赞比亚的“人道社会主义”等。

卡翁达虔诚地信奉基督人道主义非暴力哲学。1967年5月发表《人道主义第一阶段》，1973年6月发表《人道主义第二阶段》，全面论述了他的人道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作为赞比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综合非洲原始公社思想、基督教义、泛非主义、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思想、费边社会主义等思潮的产物，是独立后遇到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进行的经验总结，也是在尼雷尔《阿鲁沙宣言》的鼓舞下提出试图解决赞比亚现实问题的立国方针。

卡翁达把人道主义写进了共和国宪法和执政党党纲。1991年大选前夕，联合民族独立党党代会仍通过以人道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

赞比亚独立后，卡翁达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改革。在政治上取缔党内对立派别组织。

1972年12月签署宪法修正草案，实行一党制，宣布一切反对党为非法。不久即宣布执政党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声称赞比亚“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还吸收原反对党成员，包括其领导人恩坎布拉和卡普韦普韦加入执政党。对于敌对分子，在拘捕后很少判刑，更没有开过杀戒。赞比亚也没有因为政治迫害而出逃的难民。他表示相信“教育胜过惩罚”。

此外在任用党政领导干部方面，还小心翼翼地保持各部族势力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对于有强大势力的工会领导人，尽管由于工会频繁罢工使他恼火，但他没有采取严厉措施，而是任命他们为拥有实权的工、矿公司董事。

卡翁达执政多年来，政治上能保持相对稳定，这在政变迭起、动乱不已的非洲国家中，是屈指可数的。

在卡翁达领导下，赞比亚为走向经济独立和发展，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4年至1973年，赞比亚政府积极维护民族独立和促进经济发展。废除原宗主国殖民统治机构，建立起由联合民族独立党领导的政府，加强政权建设，重建军警系统，实施干部本地化。为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态、提高人民生活，在国家建设和发展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消除殖民主义的影响，推行“赞比亚化”和发展多样化。当时，国际市场铜价较高，铜矿产品出口成为主要经济支柱，赞比亚一度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繁荣的国家。

卡翁达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经济领域是主张人人平等，互相帮助，互相合作，集体劳动，不允许特权和不平等现象存在，避免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共同提高生活，安居乐业。卡翁达从执政之日起就强调把赞比亚建成真正人道主义国家。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全国经济置于政府管制之下，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土地属于国家，政府不干预私人现有土地，经济结构为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等组成的“混合经济”，国营经济比重将不断增加。强调自力更生和互助合作，鼓励合作社的发展。

1968年4月19日发表讲话《赞比亚的经济革命》，实行经济改革。1969年1月1日赞比亚政府首先接收英国、南非等国资本经营的运输、酿造、木材、渔业、批发与零售等行业26家公司51%的股份；11月1日接管外资银行，宣布土地国有化，国家垄断金融、保险事业，对一系列工矿企业实行“赞比亚化”。

1970年11月1日成立了赞比亚工业与矿业发展公司，兼任公司主席。

1977年10月赞比亚政府宣布完成经济国有化计划，全国3/4工商企业控制在国家手里。

1982年宣布两大铜矿公司合并成赞比亚联合铜矿公司。从1966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

这场改革实现了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为制造业和一些基本建设打下一定基础，民族经济有一定发展。

第二阶段从1973年至1983年，赞比亚的经济处于停滞和下滑状态，被称为“失落的十年”。由于政府用很大精力改变原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城市进行工商业国有化，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采取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限制私人资本等过激政策，脱离实际，偏重城市，忽视农业，依赖进口，单一经济弊病逐渐暴露。

自1975年开始，世界铜价连续下跌，赞比亚收入锐减，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减产，引起全面经济困难，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赞比亚没能实现人人平等和消灭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越发严重。城市工矿区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农村变化不大。有些领导人亦官亦商，贪污腐化。卡翁达1973年制订《领导人守则》，禁止他们兼营工商业、农场、房地产，要他们申报个人财产，但阻力很大，收效甚微。卡翁达总结经验教训，开始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强调经济多样化，重视发展农业与粮食生产。

1980年5月卡翁达宣布1980-1990年10年粮食生产计划，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长期片面发展铜矿生产，政策失误，后果严重。卡翁达认识到“靠铜吃饭”不行，指出“赞比亚面临生存的挑战”，“赞比亚是穷国，应该穷日子穷过”。

1983年至1991年为第三阶段，时断时续实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但效果不佳。为摆脱困境，赞比亚1983年接受国际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扩大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拟以农业取代矿业的主导地位，由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转向鼓励发展出口工业。

1987年5月拒绝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认为如果接受有关贷款，附带的经济调整计划将摧毁赞比亚经济。他力图推行经济复兴“自助”计划，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固定汇率和减少外债。但具体政策和措施仍在推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政策，改善农产品价格、开发使用本国资源的工业、调整企业结构等。

1989年赞比亚开始取消玉蜀黍属补贴和物价控制，提高利率，汇率进一步自由化。

1990年9月赞比亚被迫重新执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采取双重汇率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实行私有化，限制信贷和控制货币。上述措施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独立以来，卡翁达及其联合民族独立党对赞比亚经济发展不断探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未能找到符合本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赞比亚单一经济支柱是铜，是世界第三大铜的生产国，经济因此而繁荣。1969年政府控制了国家51%的铜矿股份，并承担其他工业的管理，在对矿业大量投资的同时，政府忽略了农业的发展，故不得不以大量资金补贴城市贫民获得食品。这些政策减少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对铜矿的依赖及外国援助。这些政策使赞比亚越发贫困，失业增加，生活水平下降，教育和其他服务越发衰退。

国际市场铜的价格在7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下跌，使赞比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至80年代末外债已达60亿美元。自1982年至1987年的6年里，赞比亚获取30亿美元外援。在这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国家里，平均每年获5亿美元外援，但收效甚微。为此，卡翁达呼吁赞比亚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逐步接管外国银行和铜矿公司的经营权力。提出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实行“生产多样化”，强调以农业为基础，还鼓励发展私人企业，欢迎外国企业来赞比亚投资等。

卡翁达对外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活跃于非洲及国际舞台，致力于维护非洲的团结和统一。赞比亚地处非洲中南部，是一个内陆国家，南部非洲的局势对赞比亚的安全息息相关，卡翁达历来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对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等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支持。

与此同时，他一直未放弃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主张。他认为“没有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斗争的最后胜利，赞比亚就不会有真正的独立和安宁”。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卡翁达对非洲人民解放运动的坚决支持和寻求和平解决的不懈努力，受到人们的尊敬和重视，被西方视为南部非洲问题的调解人。

1965年南罗得西亚的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和他的白人种族主义政府从英国宣布独立出来，英国对这个非法政权实施了经济制裁。卡翁达支持这种做法。史密斯很快封锁了赞比亚通过津巴布韦通往海滨的铁路线，割断了进口必要的煤和石油的通道，因为赞比亚主要的出口物资是铜的冶炼需要煤和石油作为燃料，他向英、美求援，获得了一些杯水车薪的援助，这时新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建成了著名了坦赞铁路。

赞比亚的燃料危机尽管过去了，70年代初，相邻的南罗得西亚发生的冲突发展成一场严重的战争，乔舒阿·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津“人盟”）游击队在赞比亚建立了基地，因此，战争经常越过国界，甚至延伸到首都卢萨卡。

在战争期间，卡翁达尽力希望达成和解，他为此经常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外交官会晤。在1976年的外交斡旋中，他接待了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后，卡翁达和其他黑人总统为最终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起了关键作用，使南罗得西亚恢复了和平。1980年津巴布韦（南罗得西亚的新国名）获得了独立。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铜价下跌，油价上升，外国援助的减少和自身政权的日趋腐败，卡翁达的批评者越来越多，他假借猜想的暗杀计划或所谓的贩毒活动囚禁了很多人，而最难应付的对抗来自工人运动。

进入80年代后期，经济形势的恶化直接影响到赞比亚的政局，在党政军内部对肯尼斯·卡翁达总统不满的情绪日益公开化。在议会中，议员们猛烈抨击政府的政策，指责政府腐败，管理经济无方，有人要求卡翁达辞去总统职务，只保留联合民族独立党主席职务。

1988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超过50%，政府收支赤字3.4亿美元，外债达57亿美元。市场上基本生活物品奇缺，粮食经常脱销。全国失业人口近200万，多数赞比亚人陷于一种绝望的情绪。因此，经常出现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

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决定削减粮食的价格补贴，1988年中旬宣布大幅度提高赞比亚居民的主食玉米面的价格。这立即在全国出现一股抢购粮食的风潮，不法商人乘机囤积粮食高价倒卖，只是一些贫穷家庭断炊。不少愤怒的居民上街举行反卡翁达政府的示威游行，形成全国性的骚动。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造成25人丧生。后政府作出让步，宣布将粮食补贴的期限再延长5年，并紧急从邻国采购大批粮食，才使持续4个月之久的因抢购粮食引起的骚动平息下去。

为了抑制物价，政府展开一场打击黑市的运动，关闭了一批违法的商店，抓捕了数百名“奸商”，没收了他们所有的资金和物资。结果，多数商人减少经营活动，造成市场萧条、商品奇缺和价格上涨。赞比亚的经济又陷于新的危机。

十月未遂政变

1988年8月底，在联合民族独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原陆军司令、驻西德大使克里斯顿·腾博中将串联一些反对卡翁达的军人和文职官员，准备在10月下旬举行大选前夕发动政变。根据政变计划的安排，届时将有一批陆军和空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首先占领铜带省和首都卢萨卡，推翻卡翁达政权。后来军队中有人告密，卡翁达立即采取措施，以召开会议为名召回腾博将军。当腾博从波恩抵达肯尼思·卡翁达国际机场时，立即被治安人员逮捕。随后，安全部门在全国展开逮捕。一场政变阴谋宣告失败。

1988年10月7日赞比亚治安当局在卢萨卡电台发表的一项简短声明中宣布，治安当局破获了一起企图颠覆现政府的阴谋，逮捕了9名叛乱分子，其中包括6名军人和3名平民，有前陆军司令、驻西德大使克里斯顿·腾博中将、琼戈·舒拉中校、尼克松·祖卢少校、埃皮里奥斯·穆兰加少校、帕特里克·曼博尔瓦上尉、比兹瓦约·恩库尼卡中尉，文职官员本杰明·约拉姆·姆维拉、朗瓦尼·卡奇拉等人。赞比亚报纸报道，“这个阴谋几乎可以肯定与一部分陆军和空军军官、商人和政界人士有牵连”。

政变被镇压后，卡翁达对谋叛者的处置还是比较缓和的，只是予以监禁。1990年7月腾博将军等人被当局释放。这也是符合卡翁达一贯的执政风格的。

“六·二五”骚乱

1988年以后，反卡翁达总统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赞比亚经济的恶性循环，反对卡翁达政府的活动进一步加剧。在1990年6月25日上午，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突然爆发了赞比亚独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暴动事件，骚乱活动一直持续到28日。

这场暴动的直接导火索是政府宣布赞比亚人主食的玉米面提价140%，使多数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25日，赞比亚大学的上千名学生走出校园，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防暴警察在驱赶游行队伍时，与学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随后，大批市民参加了示威队伍，其中有不少失业者和不法分子。于是出现了抢劫商店，后又蔓延到了焚烧建筑、砸坏汽车、设立路障，卢萨卡市区陷于一片混乱。防暴警察奉令使用武器镇压，经过三天才将骚乱平息下去，至少27人丧生，500多人被捕。

卢萨卡电台事件

此后，赞比亚的政局更加动荡。1990年6月30日子夜，赞比亚一些军人发动军事政变，首先占领了电台。凌晨3时，通讯部队中尉姆万巴·卢琴在卢萨卡电台宣读了一份政变公告，他宣布：“由于粮食大幅度提价发生的反政府骚动，造成全国陷于混乱，以及卡翁达政府的严重贪污腐败，军方已决定接管赞比亚政权，从赞比亚时间凌晨3是起生效”。政变者的行动得到一部分首都居民的支持，群众开始向卢萨卡市中心聚集，数百名群众聚集在总统府官邸的国家宫广场前，举行反对卡翁达的示威。支持政变的群众不断增多，但在武装部队中的响应并不强烈。

早晨5时30分左右，忠于卡翁达的部队进入卢萨卡市区，首先夺回了电台，逮捕了守卫电台的叛乱士兵和卢琴中尉。早晨7时15分，联合民族独立党总书记祖卢宣读了一份简短声明，否认卡翁达总统已被推翻，告诫市民呆在家里不要上街，免遭不测。总统府卫队也开枪驱散聚集在门前示威的群众。随后政府军完全控制了首都卢萨卡。至此，少数赞比亚军人发动政变宣告失败。

政变发生时，卡翁达总统正在铜矿城镇恩多拉主持一个国际博览会的开幕仪式。政变被镇压后，卡翁达总统对国防部和武装部队进行了大改组。卡翁达对武装部队的清洗，引起不少军人的不满。赞比亚舆论认为，1990年6月25日的大规模暴乱是部分军人发动政变的催化剂。

1963——1966年先后获都柏林大学、温莎大学等四所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72年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授予他1970年度国际谅解奖。

1987年获海尔·门格斯图总统授予的埃塞俄比亚大五星荣誉勋章。

2003年1月14日赞比亚总统姆瓦纳瓦萨在南京总统府举行隆重仪式，授予最高荣誉勋章“赞比亚之鹰伟大统帅勋章”。

2009年11月15日获中非友好贡献奖，并被评选为“感动中国的五位非洲人”之一。

2010年8月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第三十届峰会上，卡翁达和努乔马还被授予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最高奖章“塞雷茨·卡马爵士”勋章。

2021年5月25日，卡翁达被非洲联盟授予特别荣誉奖章，以表彰他对非洲大陆民族解放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卡翁达是50年代和6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的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聪明而有气质，写了若干著作，还是一个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调解技巧给津巴布韦带来了和平。面对20世纪70年代可怕的经济困难，他竭尽全力，试图力挽狂澜，可惜独木难支、孤掌难鸣，他的努力最终也没有成功，反而招人忌恨，被害的几乎家破人亡。

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多元化的变革大潮向非洲大陆袭来之际，他没有像他的老朋友尼雷尔、利奥波德·桑戈尔、纳尔逊·曼德拉那样选择急流勇退，带着荣耀离开，而是表现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和决心，结果一度成为新的当权者打击报复的对象。尽管如此，他对南部非洲的自由和独立做出的贡献仍然是伟大的。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称他是“一个熟练的政治战略家，善于鼓舞人心，从不自负和骄傲。在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依然是友好和诚实的”。他不仅在赞比亚是一位具有“公认的权威”人物，而且在非洲政治舞台上也是一位有广泛影响和号召力的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