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玮（1903.10—1928.5），原名徐宝兴，化名梁栋、南方、秦明、谢公、胡公达，海门区磨框镇（现海门市三星镇瑞南村）人。

徐玮，原名徐宝兴，化名梁栋、南方、秦明、谢公弢、胡公达，海门县磨框镇（现海门市三星镇瑞南村）人，1903年10月8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徐锡龄设塾教书，农忙时带领孩子们下地干些农活；母亲陈允煌粗通文墨，常给子女们讲民族英雄的故事。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了徐玮热爱祖国、同情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1914年，徐玮报考海门县立高等小学时，在命题《自治》的作文试卷上写道：“我不但要治好自己，还要使天下人均能自治。”小小年纪，就有了关心天下事的抱负。1916年秋，徐玮升入私立海门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徐玮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宣传抵制日货，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校长为了平息学潮，想“借重”成绩优秀的徐玮在同学中的威信，要他在全校学生大会上，“劝说”大家“安心读书”。学校当局意料不到，徐玮利用学校提供的的讲坛，大讲学生运动的意义，同时还揭露了校长经商敛钱的劣迹。结果徐玮被诬为“鼓动学潮”而被学校开除。

1920年秋，徐玮考取苏州东吴大学预科。在这座教会学校里，他热情宣传新思想，传播无神论，并在神学课上与教师激烈争辩，结果又被开除。1922年，徐玮进入上海南方大学读书。他一边求学，一边从事革命运动。在这期间，他协助负责沪西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青年团第三支部书记嵇直，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在夜校里，他给工人上文化课，宣传革命道理。由于徐玮和蔼可亲，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工人们对他特别满意。

1923年，徐玮在上海沪西区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与嵇直等又创办了“小沙渡工人补习学校”。小沙渡是工业区，有几家日本人经营的大纱厂，产业工人十分集中。为了扩大宣传阵地，他们又成立了“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徐玮任干事。补习学校和俱乐部本着“团结互助，增长知识，改良待遇”的宗旨，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徐玮等人还动员进步学生去俱乐部教书，在课堂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觉悟；还向工人介绍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给工人们很大鼓舞。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五卅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与此同时，徐玮与南方大学的进步师生一起，反对校长江亢虎的“国家社会主义”。他们以江亢虎曾私爱新觉罗·溥仪溥仪，面递“奏章”为导火线，在校内发起驱江运动。后来，于右任等另建国民大学，徐玮即转入国民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学习，直到1926年毕业。

1925年，五运动爆发，徐玮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夏天，他以通海旅沪同学会的名义，组织了几个青年回到家乡海门区，为上海市参加五卅运动的工人募捐。他们走村串户宣传五卅运动真相，鼓动农民们行动起来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并应江苏省海门中学的邀请，在学生大会上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演讲。11月，徐玮在上海任共青团小沙渡部委书记，领导有关工厂及国民大学、大夏大学的共青团支部工作。他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时，常以机器的部件或螺丝钉比拟每个团员或工人。他说：“我们能像机器那样团结成一个整体，就不怕‘拿摩温’和老板了。”他还介绍红旗的意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工人阶级的地位等。他深得团员和工人们的拥戴，被誉为“宣传鼓动家”、上海团组织中的一大“金刚”。在徐玮的领导下，小沙渡团的工作搞得生气勃勃，受到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贺昌的表扬。

1926年春，徐玮回乡为父亲治丧期间，还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将《资本论》《向导》《苏联十月》等书刊分送给亲友。母亲劝他“回乡教书，享享清福”。他意味深长地对母亲说：“一个人享福与许多人享福哪个福大？闹革命就是要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为了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他立志要做“职业革命家”。他曾对一起工作的同志说：“中国革命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党、团的事业将要好几代人才能胜利完成，因此需要有一批一辈子做各种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

1927年4月，共青团江浙区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徐玮当选为区委书记。他主张培养青年工人中的活动分子加入组织，并要求团的工作向农村发展。当时他已在上海近郊的嘉定南翔古镇发展了一些党、团员，建立了农村党、团支部。2月，为配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和江浙区委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了特别委员会（特别军事委员会和特别宣传委员会），徐玮是特委会宣传委员会成员，负责起草宣传大纲等文件。上海市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徐玮作为共青团代表出席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徐玮又被选为委员，分管宣传工作。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指使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借口“工人内讧”，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并疯狂屠杀工人、纠察队员，死伤300余人。第二天，上海市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反动分子的罪行，号召“打倒军阀，为死难工友复仇，收回工人武装！”徐玮冒着生命危险，协助江浙区委主持了这次会议。

4月27日，徐玮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又出席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留在武汉中央军事科工作。8月，调往被蒋介石反革命势力严密控制的杭州市，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

    徐玮到达杭州后，化名谢公弢，以失业教师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结合毕业即失业、婚姻不自由、妇女不能独立等切身问题来启发青年的觉悟；他在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多次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揭露中国国民党的罪恶，扩大党、团影响。由于徐玮等的努力，杭州的革命斗争十分活跃，工人们纷纷起来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学生们相继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腐朽的国民党党化教育。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猖狂反扑，到处搜索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乌云密布。为了揭露敌人的恐怖政策，及时给青年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徐玮以杭州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撰写了《告青年学生书》的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轰动了杭州市，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甚为震惊。

1927年11月初，省委军事地下机关突然被搜查，团省委机关也遭到破坏，徐玮和团省委秘书长曹仲兰等同时被捕。他们先被关押在杭州市柴木巷看守所，不久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

被捕后，徐玮化名胡公达，中国国民党反动派起初把他当作一般政治犯看待。1928年初，由于叛徒出卖，徐玮被传讯。特别法庭庭长钱西樵对他说：“你不叫胡公达，你是大名鼎鼎的徐玮，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用不着隐瞒了，你不要再跟共产党了。”徐玮从容地回答：“好罢，那我问你三个问题，你的答复如果使我满意，就不当共产党。”三个问题涉及国民党为什么背叛革命的问题，问得钱西樵瞠目结舌，狼狈不堪。徐玮笑着说：“你既说不出个道理来，我就只好当共产党当到底了。”敌人无可奈何，只得把徐玮押回监房。

徐玮在身份暴露以后，就决心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尽力为党多做工作。趁看守不在时，他对着牢门的窗口，向难友们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他还利用放风的机会进行串联，布置狱内的地下工作，组织要求改善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他要求难友们把监狱当做学校，趁此机会多读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他还用已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向难友们演讲，痛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表明自己为人民的彻底解放视死如归的决心。

1928年5月3日下午3时，看守突然在牢门口喊他的名字，徐玮心里明白将要赴刑场，昂首冲着看守喝问：“今天杀几个人？”看守从未见过“死囚”在这种场合会这样问话，惊得不知所措，手一抖，把钥匙和名单全掉落在地上。徐玮镇静自若，拾起钥匙、名单，为同监的难友曹仲兰、陈英盛、陈存世打开牢门。他们4人一起挺胸阔步地走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刑场，在杭州清泰门外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