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亢虎（1883—1954），男，出生于江西弋阳一个仕宦之家，祖籍安徽省旌德县江村。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文化学者和政治人物，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但却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一人，是毛泽东提及过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者。他曾蒙孙中山先生赏识，却又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以文化大汉奸的身份终其一生，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883年出生于江西弋阳一个仕宦之家，祖籍安徽省旌德县江村。

1901年赴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任清政府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撰。

1902年留学日本。

1904年回国后任刑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日语教习。

1905年俄罗斯爆发革命，十二月党人为反抗沙皇暴政不惜为信仰捐躯的精神，深深触动了江亢虎，并引发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浓厚兴趣。江亢虎通读了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鼻祖米哈伊尔·巴枯宁、彼得·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几乎全部理论著作，对他们的理论陶醉不已。不久，他向杨度、夏寿田等人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还把自己翻译的巴枯宁《论国家的起源和消亡变异》抄印稿转送给他们。可杨度等人正醉心于君主立宪的主张中，无心理会在他们看来属于似是而非、杂乱无章的无用之物，对江亢虎本人也是冷嘲热讽。

倍感沮丧的江亢虎经过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又开始与信奉社会主义的友人陈翼龙热烈交往了起来。当时，国内并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江亢虎便直接研读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卡尔·考茨基、列宁、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理论著作的英译本。江亢虎的灵魂又一次躁动了，他感到自己一些难解的问题可以在社会主义学说中找到答案，一个创办新政党的念头在他的脑中产生了。这天，他正在京师大学堂的寓所里读《资本论》的英译本，陈翼龙带着一位年轻人来拜访了江亢虎。

陈翼龙带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十余年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他比江亢虎小6岁，还在北京法政学堂学习，曾在京师大学堂旁听过江亢虎的课。陈翼龙带李大钊来原本是要与江亢虎商量创办政党的事，可李大钊刚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江亢虎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转入正题。江亢虎提出要创立中国社会党，并当场取出了他草拟好的章程，请陈、李二人过目。江亢虎的神速显然出乎陈翼龙与李大钊的预料，他们考虑再三，认为目前缺乏创建政党的基础，还需看看时局的变化。

江亢虎对陈、李二人的态度大为不快，便批评陈翼龙优柔寡断。陈翼龙不服，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旁的李大钊赶忙从中劝解。李大钊虽然对江亢虎的浮躁与专断深恶痛绝，但对他身为清廷官员却敢于研究社会主义著作的勇气深表敬佩。江亢虎并没有李大钊眼中的勇气，当袁世凯明确表示对他与激进分子的交往不满时，江亢虎吓得连忙辞去官职，于1907年再度赴日留学。在日本，江亢虎重新回归了无政府主义的怀抱，并系统提出了“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成为中国最早提倡无政府主义的人之一。1909年，一心要扩大“三无主义”影响的江亢虎，以“徐安诚”为笔名，向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周刊投寄了《无家庭主义》、《自由营业管见》等文章。次年春，他周游欧洲各国时，仍在途中不断宣传他的“三无主义”，还经常出席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

令人称奇的是，江亢虎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居然还去伦敦的海德公园聆听社会主义活动家在卡尔·马克思墓前的演讲，而他很快就不仅仅只是听演讲了。

1910年春，他获得一次环球之游的机会，以整整一年的时间游历了日本、英、法、德、荷兰、比利时和沙俄等国，回国后即宣导社会主义。

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辛亥革命爆发后，11月5日他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提议“改组社会”，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

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

1911年底，据该党自己宣布，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当时全国确有不少地方建立了中国社会党支部，如天津支部干事就是后来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又如苏州支部的总务干事是陈翼龙，成员有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等，南京支部和佛教协进会等团体一起设在毗卢寺中。在该党党员中，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国社会党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其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它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他曾于1911年筹组中国社会党参与辛亥革命，不成后改投北洋政府势力。

1911年春，江亢虎发表了《介绍地税归公之学说》一文，成为国内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人，紧接着，他又在杭州女学联合大会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的演讲，开始了公开宣讲社会主义。同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惜阴公会、女子进行社、《天铎报》馆的资助下，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撰写、翻译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出版宣传刊物《社会星》，成为了国内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研究第一人，以致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还提到：当他还是湖南省立师范一名学生时，就读过江亢虎撰写和翻译的《社会主义ABC》《马克思主义简说》等书，从中明白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武昌首先打响，中国社会迅速发生了激烈的变革。江亢虎预感到中国日后必将实行政党政治，便在北京和陈翼龙、李大钊等人正式发起创建了中国社会党。在江亢虎建立“没有剥削、民众当家作主的社会，对私有财产严加限制”口号下，不少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加入该党，连《京报》、《晨报》这样的大报也刊登了不少为社会党摇旗呐喊的文章。1912年12月至次年3月，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江亢虎到上海市和北方若干铁路路段，组织工会，从而又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江亢虎的名字。

中国社会党的蓬勃发展引起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不安，他决定给江亢虎一点颜色看看。1913年8月6日，陈翼龙被捕处决；7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中国社会党。短短两天，形势陡转直下，江亢虎很快收起垂挂在自家楼下的党旗，烧毁一切文件，辞去了社会党总书记兼总代表的职务，并在《京报》上公开发表《告别中国社会党人宣言》。之后，江亢虎悄然离开国内，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客座讲师，一年后晋升为副教授。

1913年，赴美国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文化课讲师；1920年以中国社会党名义参加共产主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来转向教育界，并于1922年创办上海南方大学，也是该校首任校长。1927年逃亡美国、加拿大，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及汉学主任教授。   1934年，江亢虎以加拿大中国学院院长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身份访台，8月22日由福建抵基隆，对台湾汉诗社的末流曾提出针砭：“遂变为吟风弄月之作。桑中陌上之音。变本加厉。每下愈况。甚者至于歌颂盛德。鼓吹休明。仿佛科举时代之试帖。弥可鄙已。”江亢虎对于旧文学末流的批判与当时台湾新文人的观点颇为相同，他对瀛社某绅士大唱与日本的“亲善论”，也以“屈原杜甫责望之”（《台游追记》第41页），希望台湾旧文人展现风骨，不要依附统治权贵。在瀛社例会上，他特别勉励诗人当尽民族国家的职责，而非仅舞文弄墨：“宜尽力文化。致意国事。所谓余事作诗人。非诗人专作诗也。而诗与文原合璧。文不离诗。诗亦不能离文。徒作诗而不能文。非学人之本分。”这个说法与梁启超在雾峰的留言也是相同的。1939年，应汪精卫邀至上海。

1940年担任汪精卫伪政权的国民政府国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等职。

1943年10月5日，日本“兴亚院”顾问小幡八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兼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畑俊六大将的陪同下来到了南京高楼门法国使馆附近江亢虎的私宅。原来，小幡八郎希望江亢虎站在所谓“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谈一谈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后的大屠杀，即要江亢虎公开为日军暴行辩护和开脱。作为一个中国人，昧着良心为日军暴行开脱，这可是要背负千古骂名的呀！江亢虎很是犹豫，沉默了半晌，表示自己要考虑考虑。

对江亢虎知根知底的日本人告辞后的第二天，就派人给江亢虎送来了10根金条和一厚沓伪币，外加一叠所谓的当时的事实真相资料。江亢虎收下了，他当年收下这些东西时的内心世界现今已无从得知，但是从当年10月中旬起，为日本法西斯开脱的《“南京惨案”之我见》、为“大东亚共荣圈”合理性辩解的《国际的孔子与孔子的国际》等一系列匪夷所思、臭名昭著的奇文陆续在中国、日本发表。江亢虎的助纣为虐、颠倒黑白激起了国人的无比愤慨。

1945年10月，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北京将江亢虎捕获，1946年初军统局将江亢虎从北京移押至南京；江亢虎被押送到南京后，与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一同关押在老虎桥中央监狱。

国民政府于1946年11月以汉奸罪判处江亢虎无期徒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1954年，江亢虎因肺结核病逝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