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逊（1905年-1974年），字让之，湖南常德人，是一位历史学家和秦汉史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的儿子。余嘉锡（1884年2月9日-1955年1月23日），字季豫，号庵，祖籍湖南常德，出生于商丘市。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既是语言学家，也是目录学家和古文献学家。在清末时期，他成为了举人，并在吏部文选司担任主事。后来，他在台湾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任教，主要教授目录学。1942年，他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余逊，1918年随父来到北平市。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28年，史学大家陈垣在北大授课时，发现余逊作业精湛，询问后知其家学渊源，这也开启了陈垣与其父嘉锡的终身友谊。1930年毕业后，任北大历史系助教。1934年，出版了《余氏高中本国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初版，1936年重版）。1935年秋，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与他在史语所一起工作的有俞大纲、劳干、全汉升、陈述等人。抗战期间，他被陈垣罗致到辅仁大学，在历史系讲授秦汉史。其间，与柴德赓、启功、周祖谟等三人经常到陈宅看望陈垣，请教学问。四位才华出众的青年教师随侍恩师左右，聆其教诲，承其咳，得其亲炙，被人谐称为“陈门四翰林”或“南书房行走”（陈宅前院的南房是他们会面的地方）。抗战后，他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其间，曾任胡适的秘书，国共决战时期，胡适曾让余逊催促陈垣南下归附国民党，被陈垣拒绝。惜其享年不永，因患高血压英年早逝而未能大展奇才。

在北京大学，余逊曾参与整理和考释首批居延汉简。1930年，该批汉简由中瑞联合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贝格曼发现，1931年5月底运至北京，初藏于北平国立图书馆，后移往北京大学，以便摄影和研究。起初参加释读的学者有马衡、刘半农（半农）、高本汉（瑞典）、保罗·伯希和（法国）。1934年，刘复病逝。1935年，经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研究决定，选派劳干（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向达（北平图书馆编）、贺昌群（北平图书馆编纂）、余逊（北京大学史学系助教）四人协助马衡，傅明德、傅振伦协助清理、编号。1936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劳干、余逊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后因抗日战争爆发，释读工作中辍。此后，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对于余逊先生在简学方面的成绩，马先醒撰有《余让之汉简学》（载于台湾《简牍学报》第1期，1974年6月）。

余逊自承家学，博闻强记，能够全文背诵《汉书》。他在辅仁大学讲授《史记·高祖本纪》时，引述原文，在三面黑板上背诵书写千余字，与原文一字不差，足见其功力深厚。他讲课时从不带书和讲稿，滔滔不绝，旁征博引，深受学生欢迎。他还是个孝子，在父亲余嘉锡面前总是侍立在侧。有客人时，也是经父亲命坐才坐。余嘉锡每天还为余逊规定窗课。其夫人是徐孝婉女士。

《民国十八、九年国内学术消息》，余逊、容媛合撰，载于《燕京学报》第八期，1930年12月

《二十年（一月至六月）国内学术界消息》，余逊、容媛合撰，载于《燕京学报》第九期，1931年6月

《晒蓝本汉简释文》（北平市，1936，通称为“晒蓝本”），劳干、余逊合著，共计著录3055简。

《汉魏晋北朝东北诸郡沿革表》，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1936年

《读\u003c魏书·李冲传\u003e论宗主制》，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册，1948年

《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载于《辅仁学志》第12卷1~2期，1943年12月

《南朝之北士地位》，载于《辅仁学志》第12卷1~2期，1943年12月

《由占田课田制看西晋的土地与农民》，载于《进步日报》1951年2月16日

《北宋抗拒契丹侵略的杨家将》，载于《进步日报》1951年10月19月

《汉唐时代的中朝友好关系》，收入《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一书，开明书店1951年版。

淘气的还不止我一个，余嘉锡之子余逊也算一个。当时辅仁大学有一位储皖峰先生，曾做过国文系主任。他喜欢吸烟，又不敢吸得太重，刚一嘬，就赶紧把手甩出去，一边抽，一边发表议论。他有些口头语，和他接触多了常能听到。比如提到他不喜欢的人，他必说：“这是一个混帐王八蛋”。不知是不是受他的影响，我现在评价我看不上的人时，也常称他为“混帐”。又比如他喜欢卖弄自己经常学习，知识面广，就常跟别人说：“我昨天又得到了一些新材料”。当别人发表了什么见解，提出意见时，他又常不屑一顾，总是反复说：“也不怎么高明”，“也没什么必要”。于是我们这位余逊学兄把这几句话串起来，编成这样一个顺口溜：“有一个混帐王八蛋，偶尔得了些新材料，也不怎么高明，也没什么必要。”试想，不淘到一定的水平，能编出这样精彩的段子吗？所以这则顺口溜很快就流传开了，闻者无不大笑。当然那位柴德赓学兄又要提醒道：“千万别让老师知道。”我至今也不知道，老师和储先生知道不知道这段公案，可惜已无法查对了。

当时文学院的年轻教师有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许诗英、张鸿翔、刘厚滋、吴丰培、周祖谟等。这些人年龄差不多，至多不到十岁，之间可谓“谊兼师友”，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切磋学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好多位相继离开了辅仁，剩下关系比较密切的只有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和我四个人，还留在陈校长身边，也常到兴化寺街陈校长的书房中去请教问题，聆听教诲。说来也巧，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走”。这说明我们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我们“四人帮”呢？周祖谟先生的公子在提到“四翰林”时，总把周祖谟放在第一位，其实，按年龄“序齿”，应该是余逊、柴德赓、启功、周祖谟，余逊比我大七岁、柴德赓比我大四岁，周祖谟比我小两岁。

余逊是余嘉锡的公子，对余老先生非常孝敬，算得上是孝子。余老先生在清代末年作过七品小京官，清朝灭亡后，曾到赵尔巽家教他的儿子赵天赐读书。尹石公辞职后，经杨树达推荐到辅仁大学作国文系主任，所以他对杨树达先生非常尊敬和感谢。余逊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杨先生某处考证有误，余老先生竟带着他到杨府，令他跪在杨先生座前当面赔礼。杨先生很大度，连说：“用不着，用不着”。余老先生学问优异，博闻强记。中国国民党统治时，设中央研究院，聘选院士，陈校长是评委，当第二天就要坐飞机到南京参加评选时，晚上余逊到陈校长哪儿去，几乎和陈校长长谈彻夜，谈的都是他父亲如何用功，看过哪些书，做过哪些研究，写过哪些文章和著作，取得什么成就和影响等等，确实了不得。他也不明说请陈校长如何如何，但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陈校长也不说我会如何如何，但心里已是有数的，彼此可谓心照不宣，后来果然评上了。还让曹家祺为他刻了一枚“院士之章”的大印。当然这都是余老先生的实力所致，大家都心服口服。他的二十四卷本、八十万字的巨著《四库提要辨证》对《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乖错违失做了系统地考辨，并对所论述的许多古籍，从内容、版本到作家生平都作了翔实的考证，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学、哲学及版本目录学，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他为此书的写作前后共耗费了约五十年的心血，确实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其它如《目录学发微》更被别人“屡抄不一抄”（这是他自己的话，意思是抄来抄去），《古籍校读法》、《世说新语笺疏》等也都是力作。余老先生的治学非常严谨，他临终前，我到北京大学去探视，他还从抽屉里取出续作的《辨证》的底稿，字迹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端正工整了，但依然很少涂改，行款甚直。余老先生在辅仁还教过“秦汉史”，这部讲稿是余逊所作，他也毫不避讳，在堂上公开说：“讲稿是小儿余逊所作。”父亲讲儿子的讲稿，儿子为父亲写讲稿，二人都很自豪，这在当时也传为美谈。可惜余逊去世较早，否则成就会更大。

（摘自《启功口述历史》第三章“我与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48年春，北大史学系一年级的中国历史课进入了第二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讲课的是余逊先生。

余先生个子不高，有些发胖，操一口长沙官话，口齿清晰，常着一袭蓝布（或灰布）长衫。他讲课是很认真很敬业的，不时用粉笔写下一长列史料，字迹端正清楚，颇具功力，然后逐句解释。解释时手执一根长教鞭，侧身在黑板旁指点，以免遮住学生的视线。讲得高兴了，不时颠起脚来原地动弹一下，有点像个圆圆的皮球在蹦跳。

同学对他的课都不太着意，可能觉得平淡了一些，不怎么具有“可听性”。但是仔细回想，内容还是很充实的。班上的同学对余先生不那么看重的原因，一是虽知道他是1929年北京大学毕业（？），与向达先生同届，但却没有认为他是什么“名”教授。二是听高班同学说起，他刚毕业，即受中华书局之约（？），编写了一部高中本国史，得了稿费二万现大洋，那可是一笔不菲的数目，而且还累得病了一场。那时史学界的风习是尊重论文而不大重视专著，尤其不怎么看得上中学教科书，因此他的身价好像就不那么烜赫了。第三是他在敌伪时期虽然在辅仁大学教书，却兼过伪北大的课，以至抗战胜利后有了汉奸的嫌疑。其四是他是余嘉锡先生的哲嗣，有次高班同学去余先生那里，正碰见老余先生隔着门帘不知为什么在痛斥小余先生，而小余先生则肃立帘外低头恭敬受教。那时正好国民党政府遴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余嘉锡先生也在其列，可听说老余先生并没有出过什么大著作，只是送出一部还没有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去应选。论资排辈，这也让人不免对小余先生的学术水平有了一点疑虑。

不过经过一些时间以后，我的这一点点疑虑也得到了澄清。其一是关于“编书教授”的疑虑，这已经不是问题，何况余逊先生确实有很深厚的史学功底，上世纪50年代初有关晋朝占田课田制度的争论，端赖余先生在光明日报《史学周刊》发表的一篇不到五千字的论文，作了结束，成为定论。第二是“汉奸”的疑虑，后来看到老余先生于日本侵占北平市时在《辅仁学志》发表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等论文和余逊先生的有关东晋时南士与北士的关系的论文，认为南士北士的关系并非如传言之势同水火或互相歧视，而是双方都以大局为重，消除隔阂，团结抗战。这篇文章的立论，照我看似乎还有可议，但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而且也采用了抗战时习惯的“影射”手法，至少是不能同钱稻、周作人之流可以同列的。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辩证》的学问自不待言了。

（摘自《回忆在北大受业时的四位老师》，作者宁可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47年入读北大历史系；该文原载于《光明日报》，有些内容值得商，已用问号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