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大饥荒（英语：Holodomor；乌克兰语：олодомор）是指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饥荒。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乌克兰大饥荒发生的原因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政治与人为因素。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开始了工业化建设。为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粮食和原料不足问题，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苏联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31年，苏联农业出现粮食减产，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乌拉尔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44个区也出现了饥荒。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作为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受害最深。

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对于乌克兰大饥荒是否是种族灭绝有争议，不同的学者针对乌克兰饥荒的死亡人数也有不同的认知。西方研究者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其著作中提出，1932-1933年大饥荒期间，饥荒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约有500万。最新数字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提出的，他认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总死亡人数不少于700 万，其中乌克兰人有 300-350万。这个数字基本上与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一致的。从2003年起，每年11月的第四个周末，在乌克兰都举办 “大饥荒”死难者的纪念活动。

20世纪20年代后期，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粮食和原料不足问题，实施了强制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消灭”富农政策。在该政策下，土地被过度开发、土壤贫瘠以及集体化过程中农作物轮作原则的破坏，大部分乌克兰农民还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失去土地和财产，生活陷入困境。1931年，苏联农业出现粮食减产，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乌拉尔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44个区也出现了饥荒。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 年底。作为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受害最深，死亡人数特别引人关注。西方研究者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其著作中提出，饥荒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 “保守估计”约有 500 万。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控制及意识形态压力的减轻，乌克兰国内披露大饥荒的工作逐步取得进展。1989年，瓦西里·马洛奇科(Vausvl’Marochko)和叶甫盖尼娅·沙塔林娜(Ievheniia Shatalina)在《乌克兰历史期刊》上首次发表了关于乌克兰大饥荒的文章。

1932年2月至10月期间，尽管大部分农民已经加入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但食品短缺问题迅速恶化。从2月到3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报告了乌克兰部分地区出现“食品问题”，并随后在多个地区蔓延。农民们面临饥饿的煎熬，甚至发生了抢粮事件。农村和城市死亡率显著上升，饥荒的迹象随处可见。政府试图通过征购粮食来应对危机，但进展缓慢，且由于农民的抵制，情况更加严峻。

为了维持生存，农民不得不冒险“偷盗”集体农庄的粮食，这导致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的出台，该法律对“盗窃”行为施以严厉惩罚，包括枪毙。然而，这种严厉的措施并未能真正解决饥荒问题，反而加剧了农民的困境。

随着饥荒的蔓延，苏联领导人开始对乌克兰的粮食征购和党政官员的工作表示不满，并对他们施加了巨大压力。许多官员因未能完成征购计划而被开除、逮捕甚至枪毙。国际上也逐渐关注到乌克兰的饥荒问题，威尔士记者加雷思·琼斯等人最早在国际上揭露了这一危机。他们指出，苏联正面临严重的农业危机，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挨饿，而集体农庄制度在这一时期也遭受了重大失败。

尽管苏联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但乌克兰的粮食征购在9月和10月依然未能改观，进展缓慢。农民在饥饿的驱使下，不得不寻找各种替代品来维持生命，如制作太阳花油蛋糕、煮食牛骨头、采集橡子等。随着粮食的枯竭，农民们的抗争也日益激烈，但苏联政府并未因此放宽政策，反而进一步加码，要求乌克兰在12月完成巨额的征粮指标。

面对这一苛刻要求，乌克兰的基层领导纷纷抵制，但遭到了当局的严厉镇压。苏联政府实施了“黑名单”制度，对未完成征粮任务的地区进行惩罚，甚至将部分地区的居民驱逐到北方。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但到1932年底，粮食征购计划仅完成了71.2%。

此外，苏联政府还要求农民交出“种子储备”，这对农民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随着义务交售制的实施，农民们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乌克兰农民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死亡率急剧上升，甚至出现了吃人的惨剧。然而，苏联官方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反而进一步封锁了乌克兰边界，禁止农民离开，并建立了特别巡逻队拦截“逃亡农民”。大量农民因逃跑被捕，被送回饥饿和死亡的村庄，或被迫进入“特别村”和劳动集中营。在这一时期，乌克兰农民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1933年3月初，乌克兰饥民开始大规模死亡，这一现象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由于统计不全面，实际死亡人数被大大低估。许多村庄因死亡人数过多而停止登记，尸体堆积成山，处理不及。饥荒导致农村陷入人间地狱般的境地，学校关闭，医生逃离，村民普遍浮肿、虚弱，甚至骨瘦如柴的小孩也未能幸免。饥饿对身体的摧残是致命的，幸存者描述了饥饿状态下人体的恐怖变化。

为了生存，饥民们不得不寻找各种食物替代品，包括荨麻、代代酸橙树、饲料等无营养的植物，甚至吃猫、狗、马等动物及其尸体，以及煮食动物骨头和皮制品。然而，这些食物替代品往往引发食物中毒，导致更多人死亡。当本地食物耗尽后，饥民们开始流浪到邻近地区寻找食物，但政府封锁了城市，禁止他们进入，许多人在乞讨中饿死。饥民们在城市中遭受排斥，被官方视为“懒惰的富农分子”，难以获得援助。整个乌克兰社会在饥荒的阴影下动荡不安，大量人口死亡，社会结构遭受重创。

大规模死亡在1933年8月底实质上已经结束，但是死亡率仍然较高。乌克兰农民的死亡率在1933年3月至7月期间远高于俄罗斯，但自8月起显著下降，至1934年基本恢复正常水平。饥荒期间，疾病成为主要死因之一，尤其是由于饥荒加剧了疾病的流行，而医疗资源有限。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1933年的农业收成却实现了显著增长，这主要得益于苏联政府调整农业政策、加强集体农庄管理以及有利的天气条件。农民的积极性在饥饿的驱使下空前高涨，春播形势好于往年，最终实现了丰收。这一丰收对缓解饥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粮食征购也相对顺利。然而，饥荒并未立即结束，而是持续到1934年夏季后。尽管如此，国际援助组织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为饥民提供了帮助，但这些援助因苏联政府的限制而未能大规模实施。

伯特·康奎斯特在其著作中提出，饥荒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约有500万。在乌克兰的众多宣传媒介中，乌克兰于饥荒期间的死亡人数高达700万、1000万，乃至1500万。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尤先科曾在一次公开讲话里表示，在饥荒时期，乌克兰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居民。乌克兰官方最新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1932-1933年的饥荒当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是3.941万。在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前后开始，就有研究者对1932-1933年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进行统计。随着档案文献和各类统计资料的公开，部分学者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数字。举例来说，有研究者认为，苏联当时总的死亡人数处于200到300万的范围，而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应当在100至200万之间。

也有研究者认为，苏联1932一1933年饥荒总的死亡人数是700一1000万，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290一350万。还有人提出苏联饥荒总的死亡人数是400一7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300万的说法。最新的数字是由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给出的，他指出，苏联在1932-1933年饥荒中的总死亡人数不少于7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300-350万。

在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连续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如1931年和1932年的干旱极大地降低了粮食产量。干旱不仅直接影响作物生长，还通过影响播种和收割等农时活动，加剧了农业生产的压力。此外，异常的气候条件，如春季的寒冷和夏季的强降雨，也对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质量造成了不利影响。

1932年的气候异常不仅表现为干旱和寒冷，还出现了降雨过多的情况，这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的困难。过多的降雨不仅推迟了春播，还为植物病、野草和枯萎病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其中麦锈病的爆发尤为严重，对乌克兰的小麦产量造成了巨大损失。然而，政府在应对这些自然灾害时反应迟缓，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着严峻的自然灾害挑战，包括干旱、寒冷、强降雨以及植物病害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对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资料：

乌克兰农业长期以土地私有和个体家庭生产为传统，与俄罗斯不同，农民普遍抵触集体化。然而，1930年乌克兰政府强行推行全盘集体化，要求农民无偿交出土地和牲畜，导致农民激烈反抗，党群关系紧张。最终，在高压政策下，大部分乌克兰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失去土地和财产，生活陷入困境。

这一政策对农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特别是1931年和1932年的粮食生产大幅下降。1931年秋播因追求面积而忽视质量，导致产量受损；1932年春播则面临土地过度利用、肥力下降和耕作劳力短缺等多重问题，进一步降低了粮食产量。其中，土地过度开发、土壤贫瘠以及集体化过程中农作物轮作原则的破坏是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农民在反抗集体化过程中滥杀牲畜，也加剧了耕作劳力的短缺问题。

1932年春季，苏联的种子短缺问题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成为苏联政治局高度关注的议题，并在其议事日程中频繁出现。苏联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通过法令调拨粮食（包括87.6万吨）作为种子和食物支援受灾地区，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乌克兰地区并未如期收到这些粮食。

乌克兰政治局的建议得到了苏联政治局的全力支持，包括“破例”拨给乌克兰11万吨种子贷款，并在后续进一步免除小额种子贷款，以及紧急批准并发放了4.1万吨的种子贷款。尽管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但乌克兰的种子问题依然严峻。秘密报告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描述均表明，乌克兰在获取种子方面处于极度紧急的状态，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统计局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指出乌克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种子特别缺乏，导致这些地区在播种计划执行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集体农庄建立后，农民的个人利益被忽视，直接导致了他们生产积极性的大幅下降。农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因为他们的努力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在粮食歉收的年份，农民们根据劳动日得到的实物报酬和现金非常有限，有时甚至完全得不到报酬。这导致大多数农民面临饥饿的威胁，特别是1932年春天饥荒严重时，情况更加恶化。

为了争取必要的粮食，农民们采取了怠工、拒绝播种等抗议方式。他们明白，只有在田里工作才能获得食物，但由于饥饿难耐，他们更愿意选择这种消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春播工作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农民的首要任务是寻找生存所需的粮食，而不是进行农业生产，最好直接导致了农业抗灾能力的降低和粮食产量的下降。

乌克兰大饥荒的事实真相首先在西方被揭开：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些流亡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侨民首先提出了30年代初发生在乌克兰的饥荒问题。同时，西方出版了关于乌克兰1932一1933年饥荒的研究著作。1983年，美国和加拿大先后出现了一批有关1932一1933年饥荒的文章论著，主要研究者有詹姆斯·美斯、罗伯特·康奎斯特等。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在80年代后期的乌克兰，许多乡镇和城市开始了纪念饥荒死难者的活动。1990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一些关于1932一1933年饥荒的档案，乌克兰“大饥荒”这一历史问题正式出现在乌克兰政论界与学术界。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学界与政论界的一些学者和政论家如C.库里奇茨基、B.马洛奇克、E.沙塔林等都出版了专著，把乌克兰大饥荒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来研究。

2008年是乌克兰议会确定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年，从年初乌克兰就在国内外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希望在纪念“大饥荒”75周年之际，在国际舞合上，尤其是在联合国，对饥荒的定性能有新突破。乌克兰历史学家C.库里奇茨基提出，在纪念大饥荒75周年时，应该向乌克兰和国际社会宣告，1932一1933年饥荒不是不明原因或多种原因促成的偶然现象，而是苏联极权主义政权采取的饥荒恐怖，是种族灭绝的结果。

2010年1月，基辅上诉法院审理了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以造成1932一1933年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种族灭绝事实”为根据所提出的指控并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以判决书的形式批准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侦查结论。该结论认定，布尔什维克极权制度-苏共领导人是造成乌克兰“大饥荒种族灭绝”的罪魁。判决指出，就是这些人于1932一1933年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境内组织制造了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并“人为创造了目的在于部分地从肉体上消灭乌克兰人的生活条件”。在公布判决结果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言人还宣布，乌克兰将通过法律途径对那些种族灭绝的死难者予以物质赔偿，甚至返还给他们当时被不合法地没收的财产。

乌克兰“大饥荒”问题是从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演变”而来的。1932-1933年，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大规模饥荒，死亡几百万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一些历史档案首先在乌克兰被公布出来，并成为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和俄罗斯学界、政论界经常探讨和争论的问题。在乌克兰1932一1933年饥荒问题上，“种族灭绝说”与“共同悲剧说”基本上代表着当今研究这一问题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这是一场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评价的争论，也成为苏联解体后影响乌俄两国关系的、被政治化的历史问题。

在乌克兰1932-1933年饥荒的起因问题上，俄罗斯、乌克兰及西方学界大体分成两个“阵营”：部分西方国家的研究者和乌克兰侨民，还有当今的一些乌克兰学者、政治家认为，以约瑟夫·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有计划地安排和组织了饥荒，其目的是利用饥荒“种族灭绝”乌克兰人。他们用“乌克兰大饥荒”、“大饥荒”这样的专有名词指代苏联1932-1933年饥荒，强调乌克兰人是饥荒的受害者，饥荒是乌克兰人的灾难。俄罗斯研究者依据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证实，乌克兰饥荒是苏联整个30年代饥荒的一部分，是斯大林体制下“苏联人民共同的悲剧”；饥荒的发生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要是农业集体化政策所导致的灾难，不过，约瑟夫·斯大林与苏联政府并没有专门组织和谋划饥荒，更没有种族灭绝乌克兰人；对于饥荒的死难者需要纪念，但应在所有受灾地区展开共同的纪念活动。

20世纪40-70年代，对于饥荒的发生原因，西方研究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论著中，把饥荒认为是苏联高层有计划的活动，目的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乌克兰人。80年代，詹姆斯·美斯、罗伯特·康奎斯特等西方研究者在著作中把饥荒与苏联的民族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饥荒是苏联领导人为种族灭绝乌克兰人而征服乌克兰而制造的。他们的观点得到C库里奇茨基等乌克兰研究者的肯定，并继而提出，乌克兰“大饥荒”的发生“不是不明原因的偶然现象，而是饥荒恐怖，以及种族灭绝政策和极权主义措施造成的后果”，从而种族灭绝乌克兰人。

有关 “乌克兰饥荒”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最初，关于乌克兰1932-1933年饥荒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在“改革、民主化、公开性”口号推动下，成为被揭开的苏联历史的“空白点”，是一个历史问题。之后，西方和乌克兰的舆论与宣传不断演绎，把乌克兰饥荒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从上世纪30年代初遍布苏联产粮区的饥荒中剥离出来，说成是发生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内的“大饥荒”，是“莫斯科政权”有意识地种族灭绝乌克兰人而造成的灾难。

进入新世纪后，乌克兰政府向俄罗斯提出赔偿与道歉的要求，并要求联合国承认这是种族灭绝，使这个问题远远超出历史范畴，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高度。这个演变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乌克兰与西方国家把乌克兰“大饥荒”这一历史问题政治化的过程。其手段可以这样概括：先是把整体史实碎片化——把乌克兰饥荒从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整体史实中剥离出来，只把乌克兰一个加盟共和国农业区的饥荒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在披露饥荒“真相”的过程中，下手处、着眼点均落在乌克兰，由此造出一个专有的指代名词“大饥荒”；二是把被碎片化的历史事实绝对化。部分乌克兰和西方的学者、政论家极力夸大乌克兰的饥荒情况，把乌克兰饥荒放大到用来取代苏联饥荒的全部事实，并把饥荒发生的原因说成是“莫斯科政权”有意制造的，意在消灭乌克兰人，并在政治家的推动下，借助各种传播媒介用多种方式来演绎和宣传。于是，大肆渲染另一个专有名词“种族灭绝”或“种族灭绝——大饥荒”。

参考资料：

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时任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也签署法令，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2006年11月25日，乌克兰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议会议长莫罗兹主持了大饥荒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并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烛光哀悼活动。全乌克兰的电视台和电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

2014年11月22日，乌克兰民众在基辅举行仪式纪念乌克兰大饥荒81周年，追悼遇难者。时任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及妻子出席纪念仪式。

2017年11月25日，乌克兰基辅，民众举行活动，纪念1932-1933大饥荒84周年，追悼超过5百万的遇难同胞，总统波罗申科出席纪念仪式。

2023年11月25日，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发表了纪念乌克兰大饥荒的声明，他指出，九十年前，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和苏联政权的非人道政策导致了“饥饿致死”。1932年至1933年间，数百万乌克兰人，其中包括男性、女性和儿童，由于人为制造的饥荒而遭受折磨并被活活饿死。作为一种打压乌克兰民族身份认同的手段，斯大林及其政权系统性地掠夺乌克兰的粮食和农场，并将乌克兰的谷物转运到苏联其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