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社会主义改革。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随即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苏联经济、政治体制。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体制的种种弊端突出，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加剧，迫切需要转变。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于4月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宣布要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首先进行了组织人事上的改革，替换了一批高龄官员，任用一批年轻的支持者，随后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确立了改革的目标与计划。改革首先在经济方面，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对企业、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试图对价格进行调整，但最终都失败。随后改革转向政治方面，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走向了错误的方向，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苏联面临的政治经济学危机也更加严重。在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新思维”，主张“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但却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败，出现了对约瑟夫·斯大林、列宁及共产主义的攻击。1991年，苏联党、国家进入混乱状态，以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准备夺权，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其妥协，准备签署“新联盟条约”，遭到苏共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保守派发动了8·19事变，试图挽救苏联，但政变最终失败。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也随着苏联解体而告终。

左凤荣教授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导致了苏联剧变，还直接影响到了东欧的命运，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美苏冷战结束了，核大战的危险解除了，但也引发了许多的矛盾与问题，使冷战后的世界多了不少热点地区。

苏共在执政过程中，没能完成有一个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仍然保留了革命时期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实行干部任命制、终身制、党的决策保密制。党员数量庞大，但很多人都把入党当做向上爬的台阶。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出现了领导层老化和政治体制僵化的问题，部分年轻官员虽然能够认识到苏联体制存在的弊端，想要改革，但是也不敢公开批评。同时，由于苏共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特别是最高领导层不受任何监督，这使他们享有很多一般群众没有的特权，进而导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贪污腐败、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最后，苏联的政治体制缺乏群众的反馈机制，苏联并没有真正建立主权在民的体制，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民众都无法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影响。

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呈现递减态势，1951-1965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和工业发展速度分别为5.1%和7.9%，1976-1980年则为1.9%和2.4%，到1981-1985年降为1.8%和2.0%。

苏联农业持续衰退，1979-1982年苏联农业连续4年歉收。1983-1985年，这种下降趋势仍未得到控制，迫使苏联大量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所花的钱，占到苏联每年外贸进口总额的20%，使得苏联外汇更加拮据，影响了苏联国民经济中关键部门、关键技术设备的进口。

苏联的工业发展业非常畸形，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军备竞赛”，苏联40%的资源被用来与美国保持军力平衡，但在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上，苏联不仅没有赶上和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被许多曾落后于苏联的国家超过。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大力发展重工业，轻工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在重工业上也是优先发展了与军事工业相关的机械制造业。国民经济上军事化的程度加深，危害了农业、轻工业等与生活水平相关的产业，长期的经济畸形和比例失调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经济因素。

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导致苏联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到20世纪80年代，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法规累计达到了20万个。随着人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只要求劳动力唯命是从的体制，越来越与苏联人民的现实要求相冲突，苏联人民要求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苏联的经济体制已失去了生命力，改革势在必行。

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危机，苏共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丰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将其变成了教条，人民越来越讨厌苏共空洞苍白、老生常谈的宣传，连许多高层人物也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已经很少有人还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了。与此同时，苏共还对持有不同思想者进行迫害，这也使得理论创新愈发变得不可能。

苏联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酗酒。由于大量饮酒，苏联男性的平均寿命下降，因酒精中毒而死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倍。酗酒也滋生了大量的社会犯罪，据统计，苏联社会上80%的恶性犯罪均是由酗酒引起，由酗酒导致的旷工更是占了90%，从而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苏联社会的道德意识基本丧失，存在着大量的以权谋私行为，不仅是国家公职人员，连商店的售货员、司机、乘务员都可以利用自己工作之便为自已和朋友谋利，阿谀奉承成风，大量授予奖赏和称号，滥发奖金；贪污、盗窃、行贿现象日趋严重。

苏联广大群众对苏联共产党的信任程度也大大下降，对官僚主义体制十分厌恶。在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内，先后有三位年迈多病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病故，这使得人民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在最高领导人病重之时，苏联的宣传机器却避而不谈，仍在展现他们“充满力量”的活动——如参加选举活动、发布呼吁书、答记者问、声明等。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讽刺老人政治的政治笑话。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从此苏联被拖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苏联有十多万军人在阿富汗作战，每年要在阿富汗战场上花费30亿-40亿美元。苏联的政治、经济、国际形象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阿富汗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苏联的入侵行为不仅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不满，也使得苏联与西方关系的缓和破灭，甚至苏联的东欧盟友也在谴责苏联的入侵行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2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以各种形式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表示反对，苏联的国际形象与国际环境日渐恶化。

美国此时也改变了对苏联的政策，1981年里根上台后，不再是单纯地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而是试图改变苏联的制度，为此美国采取了经济战、舆论战。美国对苏联进行禁运，加重苏联的经济压力。1983年里根首次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星球大战”计划耗资巨大，投入资金总额预计达5000-10000亿美元。美国试图利用苏联经济发展缓慢之机，通过军备竞赛把苏联拖垮。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也开展了对共产主义的攻势，1983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号召世界进行民主革命，用自由民主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国为此专门成立了“特别行动小组”，由国务卿、国防部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人组成，具体负责“促进民主运动”，同时加强舆论攻势，试图从意识形态上瓦解苏联。

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事件爆发，美国利用空难事件，对苏联发动了多重政治攻势，加剧了苏联国内和国际政治困境，也令美苏之间局势更加紧张。不仅如此，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关系也不再融洽，失去了很多大党的支持。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摆在苏联新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面前的只有坚决改革这一条路。

1985年3月10日，苏共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刻召开会议研究总书记的人选问题。在此之前，苏共已经连续有三位高龄总书记去世，人们迫切希望能有一位年轻的领导者。1985年3月11日，54岁的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三月非常全会上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苏联全国上下对这位年富力强的新领导人充满期待。

1985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上做了题为“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长篇报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报告中，阐述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并首次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戈尔巴乔夫强调，按照列宁的理解，继承性意味着不断前进，发展和解决问题，消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东西，完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对于如何实现“加速发展战略”，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三点，即经济集约化和加强科技进步；改革“管理和计划工作”、“结构政策和投资政策”；“提高组织性和纪律性”，“根本改进工作作风”。

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便着手为改革扫清障碍。戈尔巴乔夫在提出解决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时，首先强调加强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的成效问题，认为从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加强党、完善党在一切领域的工作作风和方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戈尔巴乔夫首先从组织人事上为其改革做准备。戈尔巴乔夫全面改组党和国家领导班子，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到苏共二十七大召开，戈尔巴乔夫用一年时间内完成了最高权力决阶层的更替。在这次人事改革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17名正副主席中有8人被撤换，部长会议13个正副主席中有7人退休，有3个共和国的党中央一把手被解职，6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9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换人，35个部长、46个区委第一书记换人。罗曼诺夫、吉洪诺夫、格罗申、安德烈·葛罗米柯等元老相继离开，叶戈尔·利加乔夫、尼古拉·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切布里科夫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被提拔到政治局、书记处。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重用具有首创精神和精力旺盛的领导干部来加强各级党组织，戈尔巴乔夫认为“凡是不想改变工作方式，尤其是阻挠解决新任务的人，就应干脆走开，别再碍事。”

1986年2月25日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作报告，提出必须要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首先强调，苏共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并向人民承认自身政治、实践活动中存在的的失误以及苏联国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次，应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市场经济，使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使社会主义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对于国际形势，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强调了各种全人类、全球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这些问题仅靠一个或数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需要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最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不只是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更要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报告，苏共二十七大制定了计划和目标，大会通过了《苏联1986至1990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其中规定：在1986-2000的15年中，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以上，到20世纪末国民收入翻一番，劳动生产率将增长1.3-1.5倍，国民收入的能源消耗将降低40%，金属消耗量差不多将降低50%，向生产集约化、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益实现急剧转折。使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逐步融合，加大对机械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投资力度。苏共二十七大还修改了党纲，这是自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首次修改党纲。新纲领把“加速战略”写入其中，指出了苏共要为实现二十七大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针而工作，并强调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4分，位于乌克兰共和国（现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在进行维护测试过程中发生严重事故并引发爆炸和火灾，致使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严重污染，甚至远在欧洲的瑞典、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都检测到了大量放射尘埃。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反应是询问爆炸是怎么发生的，并未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但他同意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负责调查事故起因以及善后事宜。4月28日，对于是否应该将事故信息向民众公开时，他认为此次事件属于苏联内政，仅承认了当时西方政府已知事实，对于后来人们对于政府隐瞒真相的质控，他也予以了辩解和否认。随后，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市民及其他国家就发表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公开讲话，讲话中，他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和德国进行了谴责并承诺当原子能机构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苏联将提供一份完整的事故报告，此外，他还表示希望能与里根在广岛市会面，共同签署一份禁止核试验条约，他希望通过广岛事件来转移焦点，将美国陷于矛盾的焦点中，让世界不再过于关注事件但一失败告终。5月15日，政治局要求斯拉夫斯基和他所在的部门负责并自主决定如何“掩埋”爆炸的核反应堆，将其永久封存以防止辐射扩散。6月初，政治局批准了建造石棺，即在受污染的土地上覆盖一层厚厚的混凝土的方案，但此方案由于没有合适的设备，进展缓慢且严重损害了工人和士兵的健康，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了进一步的污染，此外，由于苏联经济的下降，政府也无力承担它的后期维护工作。

1985年8月，美国里根政府迫使沙特阿拉伯增产，实行“逆向石油冲击”战略，沙特的石油出口从不足200万桶/日猛增到约600万桶/日，秋末更达到900万桶/日。1985年年底以来，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从每桶30美元直线下降，到1986年4月1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跌进每桶10美元，石油跌价幅度近70%。苏联当时是世界石油产量最高的国家，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是苏联获取硬通货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苏联三分之二的外汇收入靠向西方出口石油获得，然后来进口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粮食。石油产量下降，加上石油价格“逆危机”，使苏联经济雪上加霜。

苏共二十七大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本想在原有的体制上进行修改，实行“加速发展战略”，即为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而制定的总的战略方针。核心是加速科技进步、实现国民经济的新技术改造、对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和完善生产、管理体系等。但“加速战略”在进行中受到了很大阻碍，原定目标没能达成，不合理的生产结构不仅没能得到调整，反而进一步畸形，社会上还出现了商品与食品短缺。经过一年的实践，戈尔巴乔夫等人认识到改革的困难远比之前设想的要大，必须改革原有体制。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没能找到新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只能在实践中解决问题。1987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真正走上正轨，这一年中，苏联先后召开了一月全会、六月全会和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对苏联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性总结，提出了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问题。

198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关于党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模式的最主要问题是计划经济和缺乏激励机制，解决的办法则是经济领导体制的民主化及引入竞争机制。会议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指出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改善计划经济中的领导与干涉，建立新的经济管理组织结构，区分党政、社会团体的职能，改进工作作风。这一改革虽然提出要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并不是采取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实际上仍然是对旧有体制的调整和完善。

1987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还通过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的草案，同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正式通过了《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这是苏联第一部有关企业管理的法律。该法律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政策主张妥协的产物，因而具有矛盾性。一方面让企业内部自治，另一方面又要求企业的社会职能，这就使得企业不可能按照企业自身需要来发展。实践表明，这一充满矛盾的企业法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国家订货是指令性的，企业必须完成，因而企业要根据国家订货来制定生产计划，这实际上只是用国家订货取代了国家计划，并没能真正实行市场经济。1989年苏联的国家计划取消，但由于没有进行价格体制改革，出现了价格不合理的情况，这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在没有自主经营的相应环境，特别是经济改革措施不配套的前提下，只在企业环节进行改革显然难以成功。

在农业方面，苏联开始实行集体承包和家庭承包制。1985年11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进一步完善农工综合体管理》，并于1989年开始在农业部门进行改革。1989年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解散苏联国家农业综合体，放弃对土地过分集权化的管理。虽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农业方面的改革，但他对苏联在农业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导致本该放在重要位置的农业改革进度十分滞后，成效也不大。1989年起，苏联的食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大量负债，苏联不得不提高收购价格，投入大量资金补贴农业。

实践证明，不改革价格体制，苏联的经济改革是无法实现的，戈尔巴乔夫也认识到价格的不合理之处对苏联经济的负面影响。1987年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出改革价格，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反对在近期内实行价格改革，1988年4月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有关价格改革的意见，讨论了政府自1987年6月以来制订的规划，这一规划的核心是分阶段、分部门地进行价格改革。但这一规划未能实施。很快物价问题就演变成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社会上出现了反对价格改革的运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深受“人民的生活靠不断降低价格来实现”的苏联传统理论影响，也反对提高价格来实现市场平衡。最终，由于居民收入上升，但物价没有随之变化，而是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导致了商品体系的崩溃，商品一经上架便被抢购一空，出现了商品短缺的现象。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走后门”、通过秘密渠道以较高的价格获得商品等现象，人们因而选择囤积商品，这又导致了商品的进一步短缺。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在苏联民众中得到了很高的期待，然而改革未能使苏联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多大的改变，也未能阻止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的趋势，经济改革的起步实际上陷于失败。

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一书，提出“”政治路线，并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口号，提出放开意识形态领域管控。戈尔巴乔夫发出了“不留有空白点”的号召，在戈尔巴乔夫支持下，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推动大规模进行揭开“历史空白点”舆论宣传，为此甚至采取组织手段，大批提拔那些能够贯彻他们主张的人员，让他们掌管的重要新闻机构和舆论阵地，以加大宣传力度。过度的宣传且未对舆论加以引导，导致反思过去就变成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所造就的全部现实; 批判和历任领导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病变成了否定苏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民主化、公开性的舆论背景下，此前一直为政治服务的社会科学领域也受到了冲击，人们纷纷讨论苏联的道路问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强调要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历史，并组织专家重新编写《苏联简史》。这一次重评历史主要是从评价苏联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的，包括半个世纪以来苏联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核心是重新认识斯大林主义、大镇压和苏联的政治史。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持肯定的态度，重点是批评和分析约瑟夫·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体制和模式，批判斯大林体制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反思社会主义的实质、目标和原则，探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但很快，这场运动便发展成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斯大林，也指向苏共早期其他领导人，实质是指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1989年以后，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扩大到批判与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以及列宁本人，甚至有人公开宣称“十月革命是不必要的”，苏联各地也连续发生了多起推倒列宁纪念像、向列宁像涂抹油漆、投掷赃物的现象。

“民主”和“公开”使得苏联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缓慢和经济发展停滞有了进一步认识，批判和铲除斯大林模式成了苏联人的呼声。当时苏共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进程，随着经济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逐渐将改革的重心放在政治上面。

上台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为此，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外交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主要包括三个核心点：首先，戈尔巴乔夫认为在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和核威胁的条件下，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他将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置于全人类利益之下。其次，“新思维”纠正了对和的看法，否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最后，“新思维”对传统的战争观进行了彻底的变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军事力量的平衡是安全的必要条件，他认为苏联不需要部署大量的武器及维持数量庞大的军队来保护自己。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新思维”指引下的苏联外交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1988年开始，苏联开始单方面终止军备竞赛，削减了50万驻欧洲的军队。1990年，与西方签署了欧洲常规军协议和新的欧洲宪章。这对于国际安全合作和防止战争的发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从长远来看，的外交“新思维”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提出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实质上否认了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使得苏联在国际上放弃了斗争，一味认同西方社会，最终导致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在西方的“和平演变”下瓦解。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激进派”的影响和推动下，对苏联传统权力体系和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作用采取了逐步否定的态度，并逐渐成为指导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思想。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模式产生了变质，实质上是高度集权的极权主义、官僚体制。苏联党政不分也使苏共垄断了权力，人民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无法切实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同时苏共限制民主，以至于产生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决定在党内实行差额选举，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希望从具体上改革政治体制，从而恢复列宁提出的真正苏维埃制。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召开，苏联开始改革根本政治体制。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作报告，提出实行政治改革的原因。他指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对苏联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进而会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了社会的发展，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面：让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充分发挥各种党内外组织、集体的主动性；加强各民族的友好和平等合作；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健全民主法治，区分党政部门的职能，防止党政不分的现象；建立有效的机制使政治体制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自我革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的具体任务是完善权力组织，核心是恢复苏维埃的职能，恢复列宁时代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问题，都要经过苏维埃加以解决。

1988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随后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二次非常会议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和《关于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两个法令。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是各级苏维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代表组成，他们再选举其中544人组成常设的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由权力相等、人数相同的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1989年3月，苏联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这次选举不再采取由上级指定候选人的等额选举，改为不受限制的差额选举。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选举人民代表重新使共产党获得人民的认可，同时希望通过选举将社会中支持改革的人士吸纳到政权机关中。但在选举之中，苏共各级组织长期受到唯上主义的影响，不知道如何应对选举和竞选，仍然停留在等额选举的思维惯性中，引起了群众的反感。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激进派却非常重视选举，激进派利用苏共历史上犯的错误、改革未见成效、社会经济存在的问题赢得了群众的好感，在苏联大中城市尤其是一些重要大中城市的选举中，苏共失去了民众的支持。1989年4月选举结果公布，2250名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7%，虽然党员的比例很高，但苏共在这次选举中仍是失败的，参与竞选的党员干部有20%落选，其中包括30多名州委与市委书记，而且一批激进民主派代表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部分人当选后，就开始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攻击苏共和苏联的政治制度，还有一些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也在代表大会上坚决主张联盟分裂，这些都使得人民代表大会无法集中力量推动改革，反而让政权内部的对立愈发严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鲍里斯·叶利钦（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Е́льцин），他本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手提拔到中央的，但在改革的过程中与戈尔巴乔夫产生分歧，因而又被戈尔巴乔夫免职。叶利钦虽然在苏共党内受到打压，但却深受民众的拥护，最终成功当选为人民代表，叶利钦此后逐渐远离苏共，成为了反对派的领袖。

1989 年人民代表选举后，社会激进情绪迅速发展，并且极端化。1989年1-7月，500多个劳动集体举行了罢工，人们重新审视十月革命的选择和苏联的整个体制，要求改变原来体制的呼声日益强烈。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到1989年6-7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几乎都建立了“人民阵线”，苏共的一党执政被认为和民主相违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在经济改革失败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政治问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经济问题也在继续恶化，苏联1989年度总结报告显示，苏联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1.7%，资生产企业的产品增长仅为1.3%，预算赤字达到历史最高值——920 亿俄罗斯卢布，国家内债高达4000亿卢布，外债和货币发行都明显增长，十年期间外贸首次出现逆差，达到了20亿卢布。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的好转，反而加剧了经济困难问题。

1989年下半年发生了东欧剧变，东欧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力量迅速发展，波兰、创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等国的反对派先后击败共产党，上台执政，这对苏联的影响很大。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受到鼓舞，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威望也在日益下降，反对派逐渐把夺取政权提上了日程。进入1990年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愈演愈烈，改革也从完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本身变成了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使国家更加混乱和无序，街头政治不断发展，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加重，人民的不满更加突出。

在社会激进力量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只能往前走，承认多党制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苏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被重新界定。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是实行多党制的，一党制是历史形成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写入了宪法。1990年3月，“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的存废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最终，这次人代会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这意味着共产党放弃优势地位，承认政权将由多党进行竞争。

苏联实行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这导致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作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贯彻其决策的系统。苏联新政府缺少足够的权威和力量，无法承担起原来苏共对国家的管理职能。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戈尔巴乔夫准备实行总统制以加强行政权力。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1990年3月的“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实行总统制进行讨论，大会最终表决通过了设置苏联总统的决定。苏联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总统制建立后，苏共不再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维埃体制向“强总统，弱议会”的体制转变。各加盟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并通过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通过了“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标志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任何暴力，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这一理论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最终导致了苏联的亡党亡国。

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对苏联的民族问题都缺少清醒的认识，他们都认为十月革命推翻了沙俄后，民族问题已不复存在了。在对待各民族问题时，他们强调各民族的共性，而忽视每个民族的个性，简单的相信“苏联已成为各民族和睦大家庭”，忽视了潜在的民族问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联的民族问题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1986年12月，由于苏共中央在任免民族干部时忽视民族因素，导致了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族首都阿拉木图爆发了民族抗议运动，即“阿拉木图事件”。1987年6月，为了抗议苏联对鞑靼人的强制迁移政策，克里米亚鞑人进行了大规模示威活动。由于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的过于乐观，苏共对于民族分离主义也缺乏警惕。1987年和1988年的8月23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都发生大规模群众集会，抗议1939年苏联政府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划分势力范围的附加秘密议定书，这是对三国加入苏联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为日后脱离苏联作铺垫。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反而认为这是对改革的支持。到1991年，波罗的海三国愈发不听从中央，戈尔巴乔夫本想在原苏联的法律框架下维持国家稳定，但等激进派坚定的站在波罗的海三国一方，甚至叶利钦与波罗的海三国的代表会晤，声明与波罗的海三国相互承认国际主权。

到了1991年，苏联的政治、经济、民族危机都空前尖锐起来。1991年第一季度，苏联的经济危机全面加剧，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现了生产负增长。族际冲突、工人罢工也加剧了社会经济的混乱。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与上一年同期相比，1991年的头4个月内生产下降35.5%，最严重的是粮食问题，出现了普遍的粮食短缺，很多城市甚至只有两三天的口粮，由于市场交易混乱，粮食成为了货币，变成施加压力和交易的手段。一些地方领导人也用粮食问题向中央施压，在商品奇缺，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下令调整价格，但此时次提高价格已经无法解决商品短缺的问题，苏联开始接受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粮食救助。经济困难加剧了各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更加剧了民众对当局的不满。

在经济困难面前，苏共已经丧失了动员民众克服困难的能力，群众的政治斗争把矛头指向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此时苏联领导层内部也不团结，一些原本政治上亲近戈尔巴乔夫的人现在也开始谴责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他们声称要结束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苏共改造成社会民主政党。右派激进派加强了对戈尔巴乔夫政权的进攻，他们建立有组织的反对派，把斗争引上街头，组织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罢工，准备夺取政权，苏共党内的激进派也在积极采取行动，他们既反对叶利钦，也反对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处境很艰难，只能在两方之间寻求平衡。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寻求国际援助，希望西方国家能帮助他进行改革，但西方国家的领导者并没有忘记意识形态的对立。戈尔巴乔夫放弃与美国的斗争，努力与美国改善关系，但美国并不相信戈尔巴乔夫，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拒绝为苏联提供经济援助。1991年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同布什通话，谈到改革的困难，要求美国给予援助。1991年7月1日，苏联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解散，计划经济解体。同月，戈尔巴乔夫趁西方七国在伦敦开会，准备了一份按照市场经济重振苏联经济的提案提交给七国领导人，希望得到西方的援助，但最终七国首脑会议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休战，希望可以签订新联盟条约，即苏联。在苏联共产党内，该计划引起了部分政治力量的反对，他们反对该计划，认为一旦签署条约，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丧失，苏联将成为自由松散的“南北战争”国家。在苏共的内部分裂中，保守党开始酝酿实施紧急状态计划。1991年8月19日凌晨，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因病不能行使总统职权，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并发布《告苏联人民书》，决定逮捕叶利钦等人，8·19事变爆发。但叶利钦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得到了军方的支持，最终粉碎了这一次政变，政变主要领导人自杀或被逮捕。1991年8月19日，苏联政变那天，叶利钦在白宫宣布政变非法，21日，叶利钦签署命令，停止苏共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并要求戈尔巴乔夫解散共产党并辞去总书记的职务。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一职并要求苏联共产党中央自行解散，同时停止了各级党组织活动。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改革也随之失败。

此后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等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2月7日，鲍里斯·叶利钦的专机在白俄罗斯明斯克机场降落，当天下午，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代表团，在别洛为日国家公园深处的“维斯库利”政府别墅会面。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维斯库利”政府别墅，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即《别洛韦日协议》，该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主体和地缘战略主体停止存在。1991年12月25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发表至苏联公民的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责，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他力图通过改革来重建苏联,改变局面,但失败的改革却造成了苏联剧变。一是由于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错误，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错误，最后导致迷失了改革方向，使苏共失去领导地位，造成政局失控，出现大动荡；三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但苏联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层次历史原因，但如果仅从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来分析苏联剧变是远远不够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一个诱因，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

中国学者马岩认为：苏联解体和剧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意识形态的变异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是苏联剧变的思想根源，“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迎合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是意识形态变异的温床；“人道的民主的”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而从否定历史到全盘自我否定，则使意识形态全线倒戈。

中国学者李燕、刘新民认为：戈尔巴乔夫利用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批判约瑟夫·斯大林、批判列宁、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结果全盘否定苏联，使人民思想混乱，造成信仰危机，引发了一系列思想意识和社会问题，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思想因素。

中国学者左凤荣认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从实现党的民主化开始，而是从社会民主化开始，不是通过改革党，使党更具活力来领导改革，而是把党当成了改革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