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青（1890—1949），又名王世祯，号王翼，化名潜夫，绵竹五福镇人，革命烈士。早年追随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四一二”事变后，积极追随共产党，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为救民于水火，解放全中国，奋斗不止，四川省临解放时被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成都十二桥。

1917年王干青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后曾代表熊克武到广州市商谈参加北伐事宜。

王干青幼小时启蒙于高华院私塾。当时正处于甲午战后，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他幼小的心灵。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预科，当时该校为川中革命党人活动的主要场所，不少留日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此任教，常以救国图强的道理教育学生。王干青在其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逐步树立了推翻帝制，创建共和，重振中华的远大理想，不久参加了同盟会。

宣统三年（1911），王干青升入通省师范本科学习，民国4年（1915）毕业后，经尹昌龄向省长杨庶堪推荐，任西城小学校长。省长接见时，面询振兴教育和平息盗匪的对策，对答振振有词，接着又草拟治匪计划，都深得省长的赞赏。不久由尹仲锡推荐出任古蔺县知事。到任以后积极整顿吏治，平息匪患，深得民心。

民国6年（1917），四川省第一届省议会在成都召开，王干青被选为议会议员。这时，绵竹县知事王佐在城区滥派房捐，在农村横征青苗税，甚至以不种罂粟烟要向政府缴纳“懒捐”来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王干青对此深恶痛绝，将种烟现场拍摄成照片，上告省政府和全国禁烟总会与国际戒烟组织，迫使四川当局撤去王佐绵竹县知事职务，但王干青也遭到诬陷，被迫离开省议会，以后他辗转于广州、上海市等地。民国9年（1920），在广州越秀楼曾敬孙中山先生，并与共产党人有了频繁的接触，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

民国15年（1926）9月，王干青回到成都市，此时正值国共合作，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他接受重庆莲花池中国国民党省党部（国民党左派）的指示回绵竹主办党务。是年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派李晏蟠来绵竹开展工作，王干青与其密切配合，并介绍丁毅、张治、史明理等共青团员协助工作。

民国16年（1927）“四一二”事变后，国内掀起反共逆流，绵竹驻军团长曾启戎乘机唆使便衣暴徒联合右派，纠集地痞于5月1日捣毁了国民党绵竹县党部，王干青等11人遭到拘捕，被送往绵阳孙震师部关押，后在孙震的代参谋长章雨初的营救下出狱。

经过较长时期的艰苦斗争，王干青对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要求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民国16年（1927）6月在成都经张秀熟等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民国17年（1928）初，王干青受中共川西特委派遣，秘密回绵竹参与发动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在绵竹建立川西北苏维埃根据地。王干青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发动组织绵竹地区各阶层的革命力量，成立了中共外围组织“怒潮分社”，“新生民导社”，并在其中发展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同时，在城乡建立“学生联合会”、“工会”、“农民协会”以及“苏红之友社”等革命团体。成立了由中共绵竹县委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行动委员会，县委书记黎冠英任总指挥，王干青、张民宽任副总指挥。当年7月4日，四乡农民武装围攻县城。因团练谭尊五告密城乡反动军警早有准备，暴动失败，行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黎冠英、李晏蟠、张民宽等同志被诱杀于汉旺酸枣树。王干青被迫退避什邡市，但仍秘密回绵竹、安州区清理、巩固党的组织。民国19年（1930）参加“广汉起义”失败后遭到双流驻军四处搜捕。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四川省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刘湘为了拒抗蒋介石进一步控制四川，愿联合抗日，经中共四川党组织多方活动和刘湘的高级幕僚、王干青的同乡同学乔毅夫推荐，由王干青任四川绶靖公署顾问，代表刘湘前往延安市，在延安的4个多月中，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对川军决心抗日高度赞赏，并作了不少重要批示让他转达刘湘。在此期间，经王干青的努力，延安和成都市的无线电讯得以沟通，及时传达中共中央的主张，加强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川省的工作。

民国28年（1939），王干青出任四川省保甲指导室主任，使这一反抗日、反人民的组织成为掩护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活动的据点。车耀先同志创办的《大声周刊》编辑部曾设在这里，罗世文、张秀熟等中共地下党领导同志常聚会于此。民国29年（1940），王干青受四川赈济会负责人尹昌龄之聘回绵竹，在城南精忠观创立省第一儿童教养院，收养战区流离儿童百余名，租地60亩，实行半耕半读。

民国31年（1942），受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张澜聘任，为普济堂堂长及培根火柴厂主任。任职以后悉心照料普济堂数百名孤老的生活。火柴厂是慈惠堂的重要经济来源，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全省慈善事业的开展，为此他尽力办好火柴厂。他在创办教育院，经营火柴厂中仍采取“外灰内红”的策略，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1949年，穷途末路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革命人士，10月19日清晨，王干青被捕，被监禁于成都将军衙门特委会看守所。经稽述根、章雨初、乔毅夫等人多方营救仍无济于事。在狱中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同敌人进行斗争。12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将关押在特委会的王干青等32位革命烈士载往成都西门外十二桥杀害，王干青时年60岁。

绵竹人民为以纪念1928年7月4日农民暴动死难烈士，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王干青，将他殉难时的衣冠葬于城南精忠观右侧，现迁移至绵竹市人民公园“七四”农民暴动纪念碑侧；墓为圆拱形，周围砌砖，墓前树青石碑一块，上书“王干青烈士墓”，墓志铭为邓清澜撰书。每当清明时节，便有绵竹人民前往吊祭，特别是青少年通过祭扫活动，接受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教育。

1940年前后，王干青在绵竹、成都市一带声望很高，极受人尊敬，老百姓都称他“王先生”。但地方上的恶势力却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长得高大，便给他取了绰号叫“王长子”。

当时绵竹县有一个人叫赵祝三，年轻的时候当过草药医生，经常背个药包袱走乡串户，所以得了个外号叫“赵包袱”。这人是绵竹县广济乡的袍哥大爷，早年参加过王干青等地下党员领导的绵竹“七·四”农民大暴动，后来当了广济的区长，勾结土匪，贩运烟土，霸占田产，成了绵竹县惹不起、绊不弯的一大恶霸，谁见了都害怕。

当时绵竹县城南街上有两个有名的茶馆，一个叫“吉星园”，一个叫“逵鸿”，这两个茶馆有着两群不同类的喝茶顾客。王干青喜欢在“吉星园“喝茶，每次都为上座，所以，一些思想比较进步，对现实不满的人也就成了这个茶铺的常客。他们经常在这儿议论国事，因此老百姓给”吉星园“起了个外号叫“子称”，意思是说，这个茶馆成了衡量时政是非的一杆称。“逵鸿”茶馆就不同了，是赵包袱爱坐的地方，所以来这里喝茶的全是些袍哥大爷、三教九流、社会上横行霸道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此这两个茶馆就成了两派人的阵营。

赵包袱当时想竞选县参议长，但是其人横行霸道，“吉星园”这杆“戥子称”的舆论就成了他升迁的绊脚石，特别是王干青更被他看成眼中钉，于是便想“整治”王干青一下。当时绵竹“七·四”暴动的时候，他曾经送给王干青一支手枪防身，后来他的管事从王干青手上把这支枪要了回去，只是王干青没有亲自交到赵包袱手上。赵包袱就想以要枪为借口，找王干青生事，以此打击“吉星园”那帮人。于是，赵包袱就派他手下人去请王干青到“逵鸿”茶馆喝茶，并向外边宣称，他要给王干青一点“颜色”看看。有人劝王干青不要去，说赵包袱这人心黑手辣，但王干青不畏强霸，明知鸿门宴依然前往。

到了约定时间，王干青穿着旗袍子、旧马褂，戴了一顶毡子帽，手上拿了一根很长的烟杆，镇定自若地走进“逵鸿”茶馆。赵包袱看见王干青进来，忙起身招呼：“王先生大驾光临，请坐请坐！”王干青直接问道：“赵先生今天请我来，有何话叙呀？”赵包袱便说，当年绵竹“七·四”暴动那时候，王干青借他的手枪还没有还，现在应该是还枪的时候了。王干青知道他无理取闹，便说，枪被你的管事拿回去了。赵包袱无赖地说，枪是从他手中借去的，就要亲手把枪还给他本人，并恐吓王干青说，假如这事解决不了，就叫他走不脱！“你耍赖！赵包袱，你经常用这种手段讹诈老百姓，今天要讹诈我王先生就行不通。”只见王干青嚯地一下站起来，将手上烟杆劈头盖脑向赵包袱敲了过去，打得赵包袱懵头转向。

这时，赵包袱的手下一下子包围住王干青，准备动手。王干青走到茶馆当中，解开衣服，拍着心口说：“来！有胆量的，朝王先生这里打！”他大义凛然的气魄把那些打手们给镇住了，赵包袱也不敢轻举妄动。王干青说完便把长衫子一掸挺胸而去。

赵包袱知道王干青在当地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不敢轻意得罪，特意在何家酱园办了桌上等的宴席向王干青赔礼道歉，王干青只训斥了他一顿便转身走了。没过几天，这件事就在绵竹城里传遍了，有人还编了两句顺口溜，叫“王干青怒打赵祝三，盒子炮斗不过长烟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