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辜会谈是两岸双方各自授权的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成立后第一次两会领导人会谈，实质是两岸双方以民间名义举行的第一次高级别会谈，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

为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建立海峡两岸沟通的渠道，1990年台湾方面成立财团法人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首任董事长是辜振甫。1991年大陆方面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汪道涵担任会长。1992年10月28日-30日举行了著名的“九二香港会谈”会议，明确“一个中国原则”，为汪辜会谈铺平道路。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海协会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注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已引起台湾岛内的高度重视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98年10月14日起，辜振甫率海基会参访团到上海市、北京市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在上海，汪道涵与辜振甫两度会晤。

第一次“汪辜会谈”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断之后的首次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是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会谈的成功，对扩大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和人员往来、各项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第二次“汪辜会谈”，达成了四点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最大的突破是开启了两岸实质上的政治对话，使两岸和平统一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共中央和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海峡两岸之间关系明显趋于缓和。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自7月15日起解除戒严，随后又开放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两岸长期隔绝的状况终于打破。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经商逐渐增多，两岸经贸关系迅速扩大。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海峡两岸关系的这种新变化，于1990年12月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提出对台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两岸联系，进一步扩大人员和各种交流，特别是加强经贸往来，实现双向的、直接的“三通”。1992年，两岸科技界著名人士首次实现互访，隔绝40多年的海峡两岸新闻界也实现了双向交流。

为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建立海峡两岸沟通的渠道，1991年12月16日，大陆方面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这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的民间团体，由汪道涵担任会长。在这之前的1990年11月21日，台湾方面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海基会的首任董事长是辜振甫。1992年3月22日，两会在北京就“海峡两岸公证文书使用”和“海峡两岸开办挂号函件的查询、补偿”两项议题进行首次事务性商谈。双方出现若干分歧，没有达成协议，症结就是一个中国问题。1992年8月４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致函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希望就两岸经济发展和两会会务等问题举行会谈。

1992年10月28日-30日举行了著名的“九二香港会谈”会议，主要针对两岸“文书验证”“挂号函件”进行工作性商谈。香港特别行政区会谈中，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的表述上讨论比较热烈，海协会代表提出5种有关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方案，其中一种方案表述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海基会代表也先后提出8种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种表述方案参考了海协会前述表述方案：“在海峡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海基会代表声称这是台湾方面的底线，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关于这个问题，经过会后几个回合的函件讨论，不断抠细节，双方都认为经过协商达成了共识，此后中国大陆和中国国民党方面称为“九二共识”，至此，“汪辜会谈”的铺垫工作基本准备完毕。

1993年4月8日至11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在北京进行“汪辜会谈”的预备性磋商，就会谈的时间、地点、人员、议题及有关问题达成8项共识，其中确定“汪辜会谈”的性质是“民间性的、经济性的、事务性的、功能性的会谈”。会谈期间，两会负责人还草签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协议》。

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时，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海皇大厦正式举行。

会谈开始，海协会汪道涵重申了这次会议是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充分说明了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迫切性和必然性，并集中论述了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的8个具体问题：1．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基本主张；2．直接“三通”应当摆上议事日程；3．关于两会共同筹开民间的经济交流会议（制度）的建议；4．台商在大陆投资和大陆经贸界人士访台问题；5．两岸劳务合作问题；6．台湾参与开发浦东、三峡、图们江问题；7．合作开发能源、资源问题；8．两岸合作开发台湾海峡和东海无争议地区石油资源问题。

此外，汪会长还就两岸科技、文化交流及两会会务问题提出了意见，阐明了观点。辜振甫就两会联系合作、共同打击海上走私、犯罪及两岸经济合作，青少年和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表示愿意设法促进两岸企业界人士互访与海协会商讨筹开民间经济交流会议及共同开发和利用资源与能源问题。辜振甫还表示，当前两岸情势还不能开放双向投资，但又强调希望大陆更具体地保障台商的权益，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具体问题。此后，唐树备和邱进益就有关具体问题和双方存在的分歧的部分多次进行磋商和会谈。会议第3天（即1993年4月29日）上午，在唐邱会谈的基础上，汪道涵会长和辜振甫董事长代表两会正式签署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信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会谈制度协议》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4个文件。至此，“汪辜会谈”顺利结束，使得两岸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推动了两岸协商，也带动了两岸交流的蓬勃发展。

四项协议包括《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在《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双方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确定了两会事务性协商的议题，同意就台商在大陆投资权益及相关问题、两岸工商界人士互访等问题择时择地继续进行商谈，就加强能源、资源之开发与交流进行磋商，并同意积极促进青少年互访交流、两岸新闻界交流以及科技交流。《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则商定了海协与海基会各层级负责人的定时会谈与机制。

1994年2月，汪道涵向辜振甫发出了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邀请，希望通过会谈促进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和其他领域的交流，并进行政策性对话，提高两会商谈的水平。1995年5月海协会负责人赴台，与海基会进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第一次预备性磋商。双方商定于1995年7月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的前夕，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赴美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础和两岸商谈的政治气氛，造成第二次会谈不能按计划进行，两会各层级商谈也被迫全面中止。也是因李登辉以私人访美为借口，在国际上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两岸关系跌至冰点。

为缓和并改善两岸关系，创造两会接触商谈适宜的条件和气氛，海协会逐步扩大与海基会的交流层次。在大陆方面一再倡议下，台湾当局表示愿意进行包括政治内容在内的“建设性对话”。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顺利回归，因应新形势，大陆方面采取主动，继续推动第二次汪辜会谈。

1998年10月14日起，辜振甫率海基会参访团到上海市、北京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在上海，汪道涵与辜振甫两度会晤。

10月15日，辜振甫与海协会长汪道涵会面，这是两岸两会自1995年6月中断商谈以来的首次高层对话，是汪道涵和辜振甫1993年新加坡会谈之后的第二次握手。双方在会谈中达成了四项共识：

一、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

二、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交流，包括两会负责人等多层次的互访。

三、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相互委托。

四、辜振甫邀请汪道涵访问台湾。汪道涵对此表示感谢，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到台湾访问，加深了解。

汪辜会谈所达成的四点共识，有助于改善两岸关系和两会交流的气氛，加深双方的了解，化解分歧，增进互信，从而为今后两岸两会的进一步交流直至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的举行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但是，由于台湾当局刻意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不愿意展开政治谈判并进行预备性磋商，只是含糊表示展开议题广泛的对话，使四项共识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双方根本分歧如故。

辜振甫“参访”大陆后，祖国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1999年6月27至29日，两会在北京商谈，就落实四项共识交换了意见，并就汪道涵9月中旬或10月初访台达成初步共识。可是，李登辉竟在l0天后，7月9日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公然抛出“两国论”，使一度缓和的两岸关系又一次跌入低谷。面对李登辉之流猖狂的“台独”活动，海峡两岸和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同仇敌忾，一致声讨，国际社会也纷纷谴责李登辉的“台独”行径。15日，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指出，由于李登辉“两国论”的倒行逆施，使两会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接触、交流、对话的基础不复存在。20日，海协会鉴于海基会当天的来函及所附的“辜振甫谈话稿”严重违背了两会1992年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对该函不予接收并正式退回，两会联系遂告中断，汪道涵访台之行亦告搁浅。

第一次“汪辜会谈”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断之后的首次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是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谈的成功，对扩大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和人员往来、各项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对这次会谈给予高度评价：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效的，它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第二次“汪辜会谈”，达成了四点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最大的突破是开启了两岸实质上的政治对话，使两岸和平统一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辜汪二人在会谈之前并不相识。会谈前一周，汪道涵托人带信给辜振甫，信中说“没想到两人都喜欢京剧演员李宝春”，并附上一张李宝春演出《打金砖》的照片，注明“他旁边站的人就是我”。辜振甫看信后乐得合不拢嘴，直说汪道涵“很幽默”。两位老人不仅在两岸政治舞台上角色近似，而且在年龄、阅历、爱好等方面也有许多近似之处。两人年龄相差两岁，都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此外他们还都是京剧票友。

辜汪二老在1993年新加坡、1998年上海市的两次会谈后，原本以为很快就会再见，谁料形势变化，两人再也不易见面。但是，两人友情常常萦绕彼此心头，双方不时托朋友辗转赠送礼物，以寄思念，以相酬答。有一年，汪道涵以一竹筒寄给辜振甫，旁人不得其解，辜振甫却一目了然：此为盛筷子所用，“筷筒”即“快统”之义。辜振甫也回赠一竹制笔筒，取“必统”之谐音。这种中国士大夫式的儒雅交往，给处于冷冻的两岸关系增添了一份暖意。

生于1917年，台湾彰化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台湾知名企业家；出身台湾富豪世家，从小受中华文化熏陶。1940年他从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政治系毕业，后到日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研究财政及经济管理，获韩国高丽大学荣誉经济学博士；1990年11月21日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后，他出任首任董事长。他长年致力于工商企业的经营，形同台湾工商界的“龙头老大”。他是中国国民党的指定中常委，横跨政商两界，备受台高层信任。

1915年生于安徽嘉山县，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经济部门担任职务；1980年后，他历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等职；1985年塔夫茨大学授予他公共管理学荣誉博士称号，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教授；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后，他被推举为首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