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春,曾用名李永孩、李泳,1950年生于中国北京,祖籍河北霸县,
京剧老生演员,毕业于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李宝春10岁考入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受
马连良、
王少楼、
杨菊芬等老师亲授。在校八年期间主攻老生,兼学武工。20世纪70年代,李宝春在样板戏《
杜鹃山》中饰演李石坚。20世纪80年代初加入
中国国家京剧院,与
袁世海、
杨春霞等同台。1983年,李宝春赴
香港特别行政区演出,受到观众好评,同年获得
意大利北方戏剧学院荣誉博士学位。1986年,李宝春赴美国从事教学工作。因放不下心中的京剧事业,于1990年加入台湾辜公亮文教基金会京剧推广组,1997年成立台北新剧团,2006年创立“新老戏”品牌。在创作过程中,李宝春不断求新求变,每年推出不少于两部作品,截止到2019年,已累积演出新戏、老戏共计50余出,超过300余场。同时,李宝春还在台湾多所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推广传统艺术和
京剧。
李宝春的代表作品包括《杜鹃山》《打金砖》《
巴山秀才》等。1986年,李宝春荣获
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颁发的“美国纽约林肯中心
亚洲杰出艺人”奖。2020年获得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提名。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李宝春,1950年生于北京,10岁考入北京市戏曲学校。其父亲与爷爷不赞同他学戏,然而,童年的宝春却立志要吃“戏饭”,最后由梆子演员出身的奶奶做主,领着他跨入了戏校考场大门。在戏校八年期间,李宝春主攻老生,兼学武工,得到王少楼、杨菊芬、胡盛岩、徐元珊、茹元俊、张玉禅、诸连顺等老师的悉心教导,打下了扎实的文武功底。特别还跟戏校校长马连良学了一出《借东风》和一出谭派的骨子戏《问樵闹府》,同时还得到父亲指导,并时常聆听余叔岩的唱片、到剧场看戏,从中得以熏陶。
李门有后
1969年“文革”期间,李宝春从戏校毕业,在现代戏《杜鹃山》中饰李石坚一角,显示出他的文武才能。20世纪80年代初,入中国京剧院一团,是他父亲李少春工作过的剧团,与
袁世海合演《群·借·华》《
九江口》等剧目;与
杜近芳合演《
谢瑶环》;与
杨春霞合演《
京剧《霸王别姬》》、《状元媒》等戏。在《群·借·华》一剧中,他继承了父亲的表演风格,前
鲁肃、中孔明、后
关羽。还学他父亲文武兼备的演法,前饰《
失空斩》的诸葛亮,后演《三岔口》的任堂惠,或演经谭元寿指导过的前文后摔的《打金砖》的刘秀。这出戏谭元寿曾得到过李少春的教诲,现在为了报答师恩,又把它传授给老师的儿子,也是梨园界的一段佳话。
台湾发展
1983年,李宝春赴香港演出,很受欢迎和好评。同年,李宝春荣获意大利北方戏剧学院荣誉博士。1986年,李宝春到美国教戏,次年春,在美国与
傅聪一同荣获
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颁发的“美国纽约林肯中心
亚洲杰出艺人”奖。
1990年,李宝春得到台湾著名企业家
辜振甫的青睐,辜振甫派人去美国将李宝春请到台湾,让他参加“辜公亮(振甫)文教基金会”的
京剧推展小组。经过几年的筹划、演出,1997年成立了台北新剧团,李宝春任团长,联合各国家致力于弘扬中华国粹的京剧演员、乐队,定期在台北“新舞台”对外公演经改编、创新的新老戏,这种方法在台湾地区甚受好评,受到了老、中、青三代年龄层戏迷的欢迎,
香港电台歌手
蔡依林、
袁咏仪、
张智霖等人都曾向李宝春学习京剧,
周杰伦更是表述对李宝春演唱
金庸剧作的京剧版本主题曲很感兴趣。同时,李宝春还在台湾多所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推广传统艺术和
京剧。
各地演出
2005年,李宝春主演的《巴山秀才》,在上海参加第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竞赛。该剧获评委会特别奖,他本人获得级别最高的优秀表演奖。年底,李宝春为纪念父亲李少春逝世30周年,带领台北新剧团回到北京,在长安大戏院推出三场“新老戏”:《曹操与陈宫》《奇冤报》《义薄云天》。他邀请了上海京剧院志同道合的老、中、青同行孙正阳、尚长荣、赵群等助演。2008年8月,李宝春携台北新剧团“新老戏”初登国家大剧院,表演《
十五贯》《打金砖》等
京剧。
2010年10月,李宝春带领台北新剧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根据威尔第
歌剧《弄臣》改编的
京剧《弄臣》,这出戏由他改编、导演并主演。李宝春在戏中加入诸多新元素,唱腔吸收了评剧曲调,并加入了魔术的表演甚至具有鲜明异域风情的肚皮舞等。戏中在唱段前往往加数小节“蓬嚓嚓”的音乐来铺垫,致使整个旋律与京剧的皮黄腔反差极大,因此剧场里出现观众一阵阵“骚动”,以致大段纯正的京剧唱腔反而有些被“淹没”了。
2018年4月,在
合肥大剧院献上大型清装京剧《巴山秀才》,由李宝春自编、自导、自演。李宝春在原著特色的基础上,在舞台表现上保留传统京剧的韵味,同时加入现代西方剧场的设计。比如,剧中演员会突然脱离所饰演的角色,以本人的身份对观众或其他角色说几句俏皮话。作为导演,李宝春大量运用这种演员与角色间的特殊关系,将这种“即兴进出的特权”扩展到生和旦。10月,李宝春编导的“剧戏音乐剧”《杨月楼》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由李宝春、
何赛飞、
金士杰、
孙丽英、
陆锦花领衔主演,截止到2019年,李宝春已累积演出新戏、老戏共计50余出,超过300余场。
2022年2月1日,参加的《2022年春节戏曲晚会》在
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戏曲频道播出。
个人生活
李宝春的父亲为
京剧名家
李少春,李少春与发妻王次君生有一子,名浩天;与后妻
侯玉兰生有三男二女,其中只有长子浩天和四子宝春继承其衣钵。李少春本来反对李宝春学习戏曲,但在李宝春于戏校学习期间,周末放假回家,李少春有空就操起胡琴为宝春吊嗓,加以指导,并让其聆听余叔岩的唱片,逢有演出时,即带着李宝春到剧场看戏,从中得以熏陶。
1969年“文革”期间李宝春从戏校毕业时,李少春刚从“牛棚”解放出来,属于“靠边站”的角色,但李宝春得到了
谭元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因为谭元寿曾得到过李少春的教导,为了报答师恩,又将相关知识和技巧传授给了老师的儿子,成为了梨园界的佳话。
人物作品
艺术特点
突破传统
出生于
京剧世家的李宝春,于1990年加入台湾辜公亮文教基金会京剧推广组,1997年成立台北新剧团,2006年创立“新老戏”品牌。在创作过程中,李宝春不断求新求变,但他始终强调,他的创新没有背离京剧传统。2019年时,恰逢原
北京京剧团排演《赵氏孤儿》60周年。李宝春在采访中提到,回想当年
马连良校长等前辈艺术家演出的《赵氏孤儿》,每次看完都很感动,他们的艺术魅力让人难以忘怀。由于年代久远,当下的年轻观众对
程婴这个角色缺少共鸣,想要让青年观众认可与感动,是李宝春改编《赵氏孤儿》的初衷。他在全剧结尾处去掉了酒席宴上孤儿
赵武手刃
屠岸贾这场戏,而将屠岸贾伏诛改为幕后交代,同时增添了程婴亲自带赵武进宫和亲生母亲庄姬公主相见的一场戏。如果说原
北京京剧团版的《赵氏孤儿》是在大快人心中结束演出,那么台北新剧团的《赵氏孤儿》则是增添了很多人性的思考,让观众在感动中回望现实。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马也认为,从演出中可以感到,李宝春“新老戏”的“新”是花了心思的,新得有策略,新得有分寸,新得有节制:试探地前进、谨慎地加减、悄悄地变化、小心地变革,甚至可以感觉到,有些地方的“新”是与观众商量着进行的——不是改天换地,不是大刀阔斧,不是狂风骤雨,借用一个词,叫“稳中求进”。例如,台北新剧团的《赵匡胤》,现在看是一出完整的整本大戏,实则是由三出故事相对独立的折子戏串联加工而成;传统老戏的精华基本保留,喜欢老 戏的观众,可以得到艺术上的极大满足。尤其是开场的《斩红袍》和后面的《
斩黄袍》,当今戏曲舞台上很难看到。但是,既然已经串联到一起了,而且主角又是
赵匡胤,已经“新”了,其中包含了《斩红袍》表现的赵匡胤的英姿勃发、嫉恶如仇;《送京娘》表现的赵匡胤的英雄落难、京娘的清纯柔情; 《斩黄袍》表现的赵匡胤的帝王心机和无奈的顺从人心。这种“新”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接受度。
观众至上
李宝春自编、自导、自演的新老戏中既有新编
历史剧《孙膑与庞涓》,又有现代戏《原野》;既有着传统服装的《弄臣》,又有着清装的《知己》。对于这些新老戏,不仅是李宝春坚守传统京剧之“根”的举措,也是根据台北新剧团自身的生存条件和京剧演出市场的实际状况而做出的创新之举。
台湾辜公亮文教基金会为
辜振甫于1988年发起。在基金会执行长辜怀群的积极推动下,台北新剧团定期公演新老戏,并连续多年举办大陆巡回演出。李宝春在采访中表示,台北新剧团系民间非营利性组织,一般人事、行政费用,除依靠公演自筹外,差额都依赖企业赞助支持,巡演时亦采取项目筹措的方式。作为一个由文教基金会资助的民间艺术团体,台北新剧团面临着资金、人员和市场的巨大压力。台北新剧团的生存依托于基金会,这让李宝春时刻把“业务第一”“观众第一”放在心上。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出贴合观众、适合
京剧演出市场的合理方案,而“新老戏”正是李宝春和台北新剧团为适应市场而做出的大胆尝试。因此,团员们在演出时不敢有丝毫的失误,将动作一练再练,把演员与乐队间的默契发挥到极致。曾观看现场演出的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管理系教师马臻提到:“《清辉朗照》虽是话剧剧本,但几乎只用了原剧本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唱词、音乐全部重新创作,且新的唱词既有时代感,又符合京剧昆曲的表现风格和唱腔,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获得荣誉
人物评价
台北新剧团的李宝春先生是在台湾传播
京剧的优秀艺术家,2017年,他携三部作品(《京昆戏说·长生殿》《赵匡胤》《宝莲神灯》)赴大陆五市巡演, 8月来京演出,很是好看。他们打的是“新老戏”的旗号; “新老戏”三字也确实吸引了我。(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马也评)
宝春老师在传承与创新、处理‘新’和‘老’的关系上拿捏得很好。《清辉朗照》虽是话剧剧本,但几乎只用了原剧本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唱词、音乐全部重新创作,且新的唱词既有时代感,又符合
京剧昆曲的表现风格和唱腔,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管理系教师
马臻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