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黄昏》（德语：Götzen-Dämmerung，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rt，英文：Twilight of the Idols or How to Philosophize with a Hammer，全名译为《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思考》）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晚期著作，原定标题是《一个心理学家的闲逛》，创作于1888年，于1889年正式出版。

从整体的写作布局来看，《偶像的黄昏》首先批判了苏格拉底，之后对由苏格拉底开创的、西方两千年以来的“求真理的意志”进行批判，最后对古今的一系列偶像展开全面批判。弗里德里希·尼采用“锤子科技”去敲打并质问那些被视为“永恒”的偶像，对过往的一切价值进行重估，因而这部小册子是向传统西方哲学、文化和道德的宣战书。本书由片断的札记编辑而成，加上“前言”和作为结尾的“锤子之言”一共分为十二组，弗里德里希·尼采给每一组拟了标题。首尾之外的十组之中，其中有八组主题明确、内容连贯，篇幅都不长，分别围绕道德、理性、文化批判而展开。另两组情况不同，“格言与箭”是44条短小格言、警句的汇编，“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则包含了51条札记，内容庞杂，涉及文学、美学、道德、时代批判等各个方面。

尼采于1889年元月初精神失常，1889年正式出版的《偶像的黄昏》因而成为尼采精神正常时期最后的重要作品之一，是学界分析弗里德里希·尼采思想的重要来源，中原地区尼采研究者张典评价《偶像的黄昏》“以小丑式的滑稽揭示宏大的真理，对问题的看法已经进入最高妙的境地。”本书肯定了人的感官、身体、非理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语言分析哲学等均产生深刻影响。此外，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阐明了他“以人为尺度”的美学观和以“酒神精神”为中心的艺术创作观，影响了诸多先锋艺术家、作家和诗人。本书还对现当代政治学、教育学具有启示意义。

本书原先拟定的标题是《一个心理学家的闲逛》，在好友加斯特强烈建议下，尼采换成了现在这个标题《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思考》。他在给加斯特的信中称，新标题是“一个针对瓦格纳的恶作剧”。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四部标题为“神界的黄昏”，这一标题显然是对它的讽刺性模仿。

关于标题中的“偶像”，弗里德里希·尼采说，他所探究的偶像不是“一时的偶像”，而是“永恒的偶像”，这些偶像“古老”而空洞，被人们所坚信。从本书的内容看，他说的“偶像”主要是指传统道德和理性。

在破坏偶像的方式上，尼采说他是“用铁锤触动”，这并非意味着要用铁锤把偶像击碎，而是“用铁锤提问”，听到的回答则是“从便便大腹中发出的那著名的瓮声”，这在他这个“老心理学家”看来是多么愉快的事”。这与尼采为本书拟定的原标题密切相关，在本书中，尼采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带着闲逛的心情来考察和戏弄这些似乎庄严无比的偶像的。弗里德里希·尼采自信他已经窥破了这些偶像的秘密，它们里面空无一物，只是靠了人性的弱点才成为最唬人的偶像，被奉为最高的价值，其实这些偶像并无价值。

保罗·尼采所在的19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在哲学上处于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为首的古典唯心主义占统治的时期，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体系建立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之上，这种唯理性主义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当时德国的唯心主义利奥六世们认为感性是不可靠的，只有理性才是真理的依据和自由的保障，感性相对于理性只是历史和逻辑发展的一个比较低级的环节，由此，感性、肉体的欲望、情感、意志等均被占统治地位的理性所压抑。

与理性至上的哲学传统相悖，阿图尔·叔本华以非理性的“意志”作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他对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的批判具有颠覆性质。真正意识到叔本华哲学意义的是保罗·尼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叔本华的“意志”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已经揭开了欧洲哲学中长期被掩盖着的非理性的、感性的、欲望的一面。保罗·尼采坚持了“意志”的根本原则并将其贯彻到底，他认为意志的本质是一种“力”，这种力意味着“创造”，尼采把这种意志叫作“权力意志”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他自己的哲学。

1879年，尼采从大学教席辞职，理由是健康不佳。此后的十年间，他生活在意大利北部和瑞士等地。尼采于1889年元月初精神失常，此前的1888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尼采中断了既定的写作计划，急促地完成和付印了五本篇幅较小的书，《偶像的黄昏》是其中之一，于当年11月印出，次年正式出版。根据《校勘研究版尼采全集》编者蒙梯纳里的研究，尼采在这一年夏末放弃了写作《权力意志——一切价值的重估》这部大书的计划，从为该书准备的笔记中抽取部分材料，整理成了《偶像的黄昏》和《反基督》两本小书，剩下的材料皆属于未经整理的遗稿。

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即弗里德里希·尼采创作的高峰期，道德批判一直是他思考和写作的重点，贯穿于该时期的全部著作中。《偶像的黄昏》中的道德批判、偶像批判是尼采一贯关注的主题的延续。在这个时期里，尼采形成了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重估的重点就是道德。在本书中，尼采比以往更加鲜明地立足于生命来分析和评价道德。尼采对理性的批判也早已开始，可以追溯到《悲剧的诞生》中他对苏格拉底“科学乐观主义”的抨击。在本书中，尼采着重分析了理性崇拜的心理学根源及其在传统形而上学世界二元模式的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弗里德里希·威廉·保罗·尼采（奥地利公国：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利奥六世和古典语言学家､散文诗人､文化评论家和作曲家。其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道德的谱系》《权力意志》等。

保罗·尼采于1844年10月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萨克森公国州，其父是一个信奉路德教的乡村牧师，在尼采不到5岁时就去世了。阳信县实验中学毕业后，弗里德里希·尼采先后在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和语言学。因其才华出众，弗里德里希·尼采在1869年被巴塞尔市大学聘为古典语言学教授，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主要生活在瑞士和意大利社会共和国。1879年，尼采因健康原因辞去巴塞尔大学的教席，35岁的他自此开始从事自由写作。这是尼采创作成果最多的时期。1889年，尼采精神崩溃，神志失常。1900年8月，弗里德里希·尼采在魏玛去世。

保罗·尼采的哲学对于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意味着要把传统基督教的道德这根支柱连根拔起。尼采宣告“雅威死了”和虚无主义的到来，而他也通过沙奎尔·奥尼尔哲学”“权力意志”“永恒轮回”等哲学思想为虚无主义的现代性危机提供了答案。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思想对20世纪上半叶时兴的存在主义和下半叶时兴的后现代主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存在主义所讲的自己设计自己、自己的抉择决定自己的存在，后现代主义所讲的“叙事被权力支配”“诠释由权力驱动”“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主义”等，都能在保罗·尼采的著述中找到出处，但其“奴隶道德”“伟大政治”等思想也被批评为极端主义和暴力主义的代表。

本书由片断的札记编辑而成，加上前言一共分为十二组，尼采给每一组拟了标题。除开前言和结尾的“锤子科技之言”，其余的内容中有八组主题明确，分别围绕道德、理性、文化批判的问题展开。另两组情况不同，“格言与箭”和“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由短小的格言与札记汇编而成，内容比较庞杂，涉及文学、美学、道德、时代批判等各个方面。除了关于道德和理性的论述之外，本书中的时代批判和美学洞见也颇为精辟。就本书的整体而言，《偶像的黄昏》把现代性的颓废的原因一直延伸到苏格拉底，对古今的一系列永恒的偶像展开了全面批判。

在前言中，弗里德里希·尼采说明了此书的目的是要“探听偶像的底细”。因此，这本书是一个伟大的宣战，它对准的不是时代的偶像，而是“永恒的偶像”。

第一部分“格言与箭”包括44段简短的格言，像箭矢一样直中目标，这些格言都是尼采思考的重要问题，其中很多是流传很广，如格言3“亚里士多德说：人要独居，必须是野兽或神。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二者——哲学家……”和格言9“来自生活的战争学校。——那未能杀死我的，使我更为坚强”等等。

第二部分“苏格拉底问题”，弗里德里希·尼采这部分对苏格拉底宣战。尼采指出，苏格拉底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雅典衰败了，颓废精神在雅典弥漫；贵族精神衰落了，乌合之众取得了统治地位。贵族是独立主权的个体，精神独立、会许诺、承担责任；乌合之众最大的特点是不会独立思考、不负责任、没有能力许诺，是些功利主义者。苏格拉底洞察这一切，开始以新的理性（知识）之神代替了雅典的旧神，来驾驭乌合之众人人想当暴君的贪欲。于是苏格拉底自己就成了理性的暴君，他驾驭了雅典人的心灵。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作为平民的苏格拉底尽管征服了雅典的贵族圈，但他不能根除怨恨，苏格拉底是一位悲观主义者。至于柏拉图这位贵族的代表为什么被苏格拉底这位平民征服，尼采给出的解释是：苏格拉底是一位理性的暴君，这一点给柏拉图无与伦比的启示与影响，柏拉图希望自己的哲学王能成为既具有暴君的能力，但克服暴君本性的人。但尼采在这里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整体努力是否定的，认为他们无法为复兴“主人道德”提供真正的道路，因为他们否定生命的本能。

第三部分“哲学中的‘理性’”。弗里德里希·尼采在这一节主要批判哲学家的两个癖好。第一是缺乏对事物的历史感，他们仇恨变化、仇恨感官。他们以永恒的观点将事物去历史化，将它变成木乃伊。他们区分出了真理的世界与感觉的世界，认为变化、历史都是骗局。赫拉克利特是一个例外，他不以埃利亚学派的方式去感觉，不求永恒、客观化、本质，认为是理性伪造了这些证词。赫拉克利特只相信一个“现象”的世界，存在是空洞的虚构，“真理的世界”实际上只是附加在其上的一个谎言。哲学家的第二个癖好就是将最后来的说成最先来的。这些哲学家们把万事万物中最后的、最空的、最贫乏的概念被放到了最初，作为最真实的事物。同样，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语言是理性的虚构。尼采从心理学最初的形式来看语言的起源，他认为当形成语言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假定时，人们进入了粗糙的物神崇拜的精神状态。于是，人们处处看到行动者与行为并相信“意志”是它们的原因，相信“我”是存在和本质，并且将这种“我=本质”的信念投进一切事物，“物”的概念最初就这样产生了。存在作为原因被构想进一切事物，“存在”的概念来自“我”的概念，这样就有了一个巨大的灾难性错误，相信“意志”是有因果功效的事物，意志是一种能力。后来，哲学家们形成了确定性意识，以一种主观确信的方式运用理性的范畴。它们区分“真理”与“现象”世界，这是颓废的迹象，生命衰败的症候。

第四部分分析“‘真理的世界’如何变成了一个寓言”。弗里德里希·尼采将对真理的世界的认识分了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柏拉图发明的理念世界，否定变化。第二个阶段，真实的世界变成基督教的，人变成了悔罪的。理念变得更狡猾、更精细、更难理解。第三阶段，真理的世界变得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能许诺；但同样是一种安慰、一种责任、一种强制。第四阶段，真理的世界也不可获得、不可知，接着是没有安慰、弥补、责任。第五阶段，真理的世界、理念没有更进一步的用处，甚至作为责任，现在是一个过时的表面的观念。这是快乐的科学的阶段，在自由精神的王国，理念世界被废除了，只剩下一个表象的世界，理念只是为了生活的必需还保存的东西。第六阶段，真理的世界消失了，这是狄俄尼索斯重临的阶段；理念与表象的世界都废除了，只剩下一个现实的、真实的世界，就是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这一阶段，每个人需要做主权的个体，从艺术的棱镜看科学，以生活的棱镜看艺术。这是弗里德里希·尼采自己走过的六个阶段，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包括未来哲学）发展的缩影。

第五部分“反自然的道德”，尼采主要批判了基督教道德虚假的灵魂与肉身的二元论，对感官的敌意，造成了对生命的基本毒害。第六部分“四个重大的错误”。尼采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角度分析退化与失去意志的关系。每一种错误是本能退化的结果，意志随之瓦解，人们在实践上将这种情况看作坏的，一切本能的是好的，轻松、必然、自由。

第六部分为“四个重大的错误”：混淆因与果；错误的因果律；虚构的成因的错误；自由意志的错误。弗里德里希·尼采主要从透视主义与权力意志的角度，对一切实体概念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建立在实体概念基础上的因果概念的错误。人们总是希望在动因后面找一个实体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尼采这里接受了大卫·休谟的认识论，现象的变化只是一种相继性，试图在这些现象后面找一个实体来解释变化的原因是自欺，是一种错误的幻觉。尼采认为，没有实体的原子，也就没有实体的灵魂，如此，肉体与灵魂的绝对划分是一种幻觉，如此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主体的“我”这样的实体，“我”仅仅是一些行为的意识的聚集，把“我”作为一个实体只是人的一种幻觉。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这些分析只是要人们改变以前的教条主义，接受一种经验的透视主义。

第七部分“人性的改进”。在这一部分尼采对道德世界的秩序进行批判。尼采将《新约》与《摩奴法典》进行比较，认为《摩奴法典》中严格的等级限制是基督教的反面。尼采将《摩奴法典》的等级制作为一种克服现代民主制度的方案。

第八部分“德国人缺少什么”中，尼采对德国人的庸人品性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奥托·冯·俾斯麦与威廉的德国强化了这种庸人习气。德国给欧洲提供的麻醉剂就是基督教与乙醇。德国的音乐、德国的学者都是沉闷的。弗里德里希·尼采谈到了文化国家，所有伟大的文化繁荣时期都是政治衰败的时代，伟大的文化都不具有政治意义，甚至是反政治的。当德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强国出现，德国文化衰败了。民主化教育体制让德国的青少年再也享受不到高贵的教育。

第九部分“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有51段，材料来源于1887年秋天至1888年夏天，本来是为《权力意志》准备的材料，最后分别放在《偶像的黄昏》与《敌基督》之中。1—18段的笔记名为“在艺术家与作家之中”，19—31段的名字为“来自我的美学”，32—44段也在遗稿中。

1—6段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对古今一些重要艺术家与作家的简短的评论，第7段讲的是心理学家所说的道德。第8段“艺术家的心理学”中华尼采分析了醉的精神，尼采强调“性的陶醉”是古代最原始的醉的形式，是艺术创造最重要的促动因素。这种醉唤醒一切欲望，醉是残酷的、破坏性的。希腊悲剧能够通过艺术化的方式让这些本能神圣化。第9段，尼采指出基督教是反本能的。第10—11段，尼采谈到了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的对立概念。尼采回到了《悲剧的诞生》的母题，基本观念没有很大变化，但否定了形而上学的慰藉，没有这种形而上学。狄奥尼索斯已经成为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神，阿波罗只是狄奥尼索斯的面具，狄奥尼索斯是内在于大地的精神。第12—14段讲托马斯·卡莱尔、拉尔夫·爱默生与查尔斯·达尔文。尼采肯定了爱默生，爱默生天性快乐、单纯，甚至忘掉了他的目标。反对卡莱尔与达尔文：卡莱尔是一个骗子，但这种特性刚好是英国人认为的诚实。达尔文只看到自然的表面现象，看不到精神在其中的作用。第15—18段，尼采批判了迄今为止心理学家的诡辩。在德国人中，尼采比较赞成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而认为阿图尔·叔本华有一半是诚实的，一半不诚实。伊曼努尔·康德、席勒、卡尔·哈特曼在心理学上不诚实或无能。

接下来第19段讲“理智良知”以及伪善和诚实的现代形态。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诚实是高贵者道德的基本品质，伪善是一种弱者的品性，无力量或无能。第20—21段讲“美与丑”。美与丑就是权力意志的附带感觉，美与丑没有本质。生命力强盛就是美，生命力萎缩就是丑。权力意志要分好坏。第21—22段讲“叔本华”。尼采认为叔本华继承了基督教的遗产，尽管他肯定基督教否定的文化，但他是将这些文化作为他走向禁欲主义的途径。第23段中尼采指出，雅典如果没有这些多英俊的青年，就不会有柏拉图哲学，沉醉于色情是柏拉图哲学产生的原因。第24段，弗里德里希·尼采否定为艺术而艺术，因为它没有目标，没有权力意志，而悲剧艺术家直面悲剧，悲剧中有残酷与痛苦，这是提升生命的方式，生命就是权力意志。第25—31段，尼采处理一些现时代的文化萎靡。第32—44段，尼采对准道德与非道德的问题。这些基本上是《善恶的彼岸》与《论道德的谱系》中分析过的主题。

第十部分“我要感谢古人什么”。尼采回顾了自己学习古代人的过程，罗马的撒路斯提乌斯为他培养了“风格的感觉，警句作为风格”。贺拉斯也一样具有严肃的罗马风格。希腊从没有给他带来罗马一样严肃、崇高风格的感觉，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柏拉图是令人厌烦的，是风格衰败的表现，柏拉图对话道德说教太重，是基督教的前奏。修昔底德与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笔下的君主与自己的本性最为接近，尼采认为修昔底德是健康理智的代表，修昔底德是古代高贵者道德的最后的显现。希腊城邦之间的无休止的战争是希腊精神健康的保证，人们于是变得强大。节日庆祝、竞赛也是这种释放内在精神张力的一种形式。德国人不理解希腊的酒神精神，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与约翰·温克尔曼都误解了酒神祭中的性的意义，酒神祭中的痛苦是生命创造力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完全误解了悲剧的本质，毁灭与残酷是希腊悲剧的本质，悲剧是通过牺牲获得生命力的提升，而不是道德的净化。《悲剧的诞生》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第一次尝试进行重估一切价值的作品。最后，尼采宣布自己是哲学家狄俄尼索斯最后的门徒，永恒轮回的教师。

第十一部分“锤子之言”是狄奥尼索斯颂歌，在这一章尼采呼吁人们去成为命运之人、创造之人，人们都应该变得坚强、成为强者。

尼采用“颓废”来命名虚无主义的时代现状。所谓“颓废”，就是指生命力的普遍衰弱。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常用“颓废”一词描述现时代的特征，他称现代的进步就是“一步步颓废下去”，并把19世纪定性为“一个颓废世纪”。“颓废”突出地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同情的道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近代的两种以同情为核心的道德学说实质上都是基督教道德的变形。尼采分析说，同情的道德在近代成为主流，这是“生命力普遍衰弱的结果之一”。因为衰弱，人们必须互相帮助，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病人，又都是护士，这被叫作“德行”。同情的道德或“道德感伤主义”是一切颓废者固有的生理过敏的一种表现。在生命力充沛的人眼中，同情只配被叫作“懦弱”或“老太婆道德”。在生命力充沛的时代，习俗是严峻而可怕的，人们喜爱冒险、挑战、挥霍，把同情视为可鄙的品质。

二、平等的政治学说。由让-雅克·卢梭倡导，权利平等成为18、19世纪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流，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所谓权利平等是一种“事实上的雷同化”，这本质上属于衰落。尼采认为平等学说，重点放在张扬个人的独特和优秀，他认为平等会导致个性的磨灭和人的平庸化。

三、虚假的“自由”。尼采抨击说，人们得过且过，活得极其仓促且极其不负责任，人们却美其名曰“自由”。他强调，真正的自由，不是过舒适的日子，相反是“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为自己的事业而不在意艰难劳苦，乃至牺牲生命。“自由人是战士”，这样的人轻蔑地践踏一切平庸之辈“所梦想的可怜的舒适”。

四、没有生命活力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的生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疲惫的劳作，另一个部分是无所用心的娱乐。弗里德里希·尼采讽刺说，被劳作折磨得迟钝的人们用享乐和消费为自己催眠，以求让疲惫的身心复原。

精神本能的退化，即“非精神化”是除了“颓废”之外当今时代的又一病症。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指出，现代科学的“非精神化”倾向导致了人性的片面发展，这个情况在教育领域也产生了恶果，使得当代缺乏人性丰满的好教育家，大学也成了加剧精神本能退化的场所。

精神本能的退化最突出地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因此尼采在本书中尖锐地批判了德国的高等教育。他指出，整个德国高等教育已经丢失了主要的东西——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高等教育的目的，本应该是教育和文化本身，即启迪心灵，培养高级文化人才，而现在降低成了职业训练，培养适宜于为国家效劳的工具。在手段上，若以文化本身为目的，那么所需要的是教育家，而不是文科中学教师和大学学者。两者的区别在于：教育家是自我教育成的，有卓越、高贵的灵魂，能以身教、言教体现真正的文化；相反，现在的教师是教育机构生产出来的，只是一些“博学的粗汉”和“高级保姆”。与此相关，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高等教育仅仅属于例外者，一个人必须是特许的天才，才有权享有如此高级的特权。而现在的大学却追求过高的入学率，高等教育因为普及而变得平庸。概言之，尼采认为大学的水平决定了一国文化的水平，由于德国高等教育的目的和性质发生蜕变，所以德国文化的走向衰落。

精神本能的退化，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现代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对信仰抱满不在乎的态度，什么都可以信、什么都不真信，这恰恰证明了现代人毫无信仰。在这种普遍的满不在乎的氛围里，有真信仰的人反而成了人们的笑柄。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信仰的前提是灵魂的认真，有强大的精神本能，丢失了这个前提，信仰就成了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东西。

在本书中，尼采对美学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尼采认为，美完全是一种人类现象，根本不存在所谓客观的、自在的美。在审美的升华中，人作为一个物种的自保和繁衍本能发生着作用。尼采指出，在美之中，人把自身树为完美的尺度，借此肯定自己。是人把美赠予了世界，从而把世界人化了；人把自己映照在事物里，他又把一切反映他的形象的事物认作美的。既然人是美的尺度，那么，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判断美和丑的尺度只有人，在这一简单的“第一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美学的第二真理是“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了”。在人身上，生命的蓬勃最使人觉得美，生命的衰退最使人觉得丑。这背后是人的族类本能在下判断。面对种种衰退的征兆，人们产生一种憎恶之情，憎恶他的类型的衰落。尼采还强调美与性的关联。性直接关系到族类的保存和繁衍，尼采指出，在大自然里，声音、颜色、气味、有节奏的运动等等的美都是为求偶而显现的。一切美都刺激生殖——这正是美的效果特性，美从最感性的上升到最精神性的。不但刺激肉体性质的生殖，而且刺激精神性质的生殖，比如哲学和文学。

艺术建立在人的尺度之上，因此弗里德里希·尼采明确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提出这个口号，本意是反对把艺术隶属于道德，但是尼采认为这个立场仍是受到了成见的支配。如果广义地去理解道德，艺术应该是有一个道德的目的的，这就是改善人性。尼采指出，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正确的立场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人生而艺术。悲剧艺术颂扬生命的无所畏惧，正是在悲剧艺术中，艺术作为生命伟大兴奋剂的作用得到了最高体现。

《偶像的黄昏》中，在论述艺术家心理时，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为了艺术得以存在，为了任何一种审美行为或审美直观得以存在，“醉”作为一种心理前提是不可或缺的。唯有醉提高了整个机体的敏感性，才会有艺术。醉有许多种类，例如性冲动、节庆、竞赛、春天、饮酒的醉等等，而最高级的是“一种积聚的、高涨的意志的醉”。在尼采哲学中，“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出自这种感觉，人施惠于万物，强迫万物向己索取。在这种状态中，人出于他自身的丰盈而使万物充实，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改变事物，直到它们反映了人的强力、成为他的完满之反映。这种必须变得完满的状态就是艺术。在这里，弗里德里希·尼采强调两点：一、创作欲源自艺术家内在精神能量充沛的状态，这种状态叫作醉；二、艺术创作不是直接反映事物，而是改变事物，使之能够反映艺术家的这种内在状态。另外，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用日神和酒神这两个概念解释艺术，而认为日神是梦的状态，酒神是醉的状态。在本书中，尼采把日神和酒神都归结为醉的状态了，他明确地说“二者被理解为醉的类别”。日神的醉使眼睛获得幻觉能力，于是有了绘画和雕塑；酒神的醉，是整个情绪系统的亢奋，于是有了音乐。在《悲剧的诞生》中，酒神被看作本原，而日神是派生的；在《偶像的黄昏》中弗里德里希·尼采则用“醉”来统一两者。

在本书中，尼采还对酒神精神给出了两个明确的定义，这是在《悲剧的诞生》中看不到的。其一：酒神精神“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在酒神精神中，“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其二：解放了的酒神精神“带着快乐而信赖的宿命论置身于万物之中，置身于一种信仰”，即：唯有个体被抛弃，才能在大全之中得到拯救和肯定。

“重估一切价值”（德语原文：die Umwertung aller Werte）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为自己的哲学提出的中心任务。当尼采确立了权力意志这个概念后，他就用权力意志来重估一切价值。尼采非常重视这种估价活动，在他看来，任何民族倘若不首先进行估价，就不能生存。估价就是创造。尼采在“重估一切价值”中所说的“一切”，从时间上说，上至古希腊哲学，中接基督教信仰，下连近代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潮；从内容上说，涉及知识、伦理、艺术的全部领域。如果这三个领域内的价值可以分别用真、善、美这三个概念来表达，那么弗里德里希·尼采则对传统的真、善、美价值观进行全面捶打。尼采自称是“炸药”，是“真正的破坏者”，是在“用铁锤从事哲学”。他对这些传统的价值观进行批判，揭示它们的伪善和病态，把它们当作偶像打倒。

“一切价值的重估”重点是道德价值的重估。在尼采看来，只要废除了“真正的世界”及其逻辑和心理前提——道德，那么非生命的道德这一“偶像”的黄昏就即将到来了。随之而来的将是新的价值秩序。通过对迄今为止盛行的道德观念之价值的重估，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这些价值不是在强化人的生命力，而是在弱化人的生命力。弗里德里希·尼采把基督教所提倡的“善良”“仁慈”“宽厚”“谦卑”“同情”视为颓废的道德，因为这是对生命意志的违抗，是在否定生命的价值。为反对这种道德，尼采转向一种伸张生命的本能，一种反基督教的价值判断。

“超人”（德语原文：Übermensch）是弗里德里希·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意志哲学所呼唤的形象，它指的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超人形象具有两个方面的根本特征：第一，他更有力，更果敢，完全按照权力意志行动，充分发扬权力意志的狄俄尼索斯精神；第二，他更健全、更完整，完全摆脱了奴隶意志，集中体现以权力意志为基础的主人道德，具有巨大的创造力。超人学说是弗里德里希·尼采思想成熟阶段的产物。

尼采之所以在《偶像的黄昏》中质疑并批判一切偶像，是因为他认为，传统道德、宗教关于“灵魂不死”的说教和“善良、仁慈、宽厚”为特征的伦理观使人们在精神上萎靡不振，在肉体上孱弱不堪，变得颓废。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真正的理想不在雅威的天国，而在于超越人类。超人，不仅仅是要超越庸常的他人，更是要超越已经颓废的人类。在尼采的笔下，人类已经损毁和堕落，人类的生存阴沉而忧郁，丝毫没有意义。因此，在禽兽与超人之间，人就像是系缚于其间的绳索，又像是一段架设于其间的桥梁。进一步地，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人是要被超越的东西，是一种过渡和一种毁灭。人的目的和前途就在于超越自身而达到超人。但是，超人并不是要超尘世的希望。恰恰相反，超人是“超尘世的希望”的对立物，超人就是尘世的意义。“超尘世的希望”是把雅威的千年王国当作人的最后归宿的基督教神话，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看来，这是教人蔑视尘世生活，扼杀肉体和生命，磨灭权力意志的虚伪说教。因此，超人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肯定尘世生活，而不在世界之外去追求牺牲的理由。

权力意志（德语原文：Wille zur Macht）意味着追求更强有力的生命的意志，它是生命维持和发展自身的意志，是一切生命的创造性力量。

“权力意志”是尼采哲学的核心。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是从阿图尔·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而来，不同的是，叔本华认为，要想获得生命的安宁和幸福就必须放弃盲目冲动的意志，而尼采认为必须以更强的意志来克服生成的混乱和无意义，才能维持更高级的生命。尼采将叔本华的静寂陈其美的哲学方案视为欧洲佛教主义，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可见，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针对整个欧洲病入膏肓的虚无主义所提出的一种矫正性和治疗性的哲学。在本书中，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对偶像的鄙夷和批判、以“醉”和酒神精神为中心的美学观和他对自然主义道德的赞扬都与权力意志的核心思想密切相关。

根据与生命的关系，弗里德里希·尼采在本书中把道德区分为两大类——自然主义的道德和反自然的道德。尼采认为，自然主义的道德是健康的道德，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生命的任何要求都用“应该”和“不应该”的规范来贯彻，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借此来清除。相反，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几乎每一种迄今为止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它们是对生命本能的隐蔽的或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谴责。按照尼采的看法，在欧洲，健康的道德仅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占据过上风，而反自然的道德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基督教达于顶峰，这尤其表现在对欲望、激情即生命本能的敌视上。教会在任何时代都把纪律的重点放在根除感性、骄傲、支配欲、占有欲、复仇欲上。但是，摧残激情就意味着从根上摧残生命，因此教会的实践是与生命为敌。弗里德里希·尼采因此断言“雅威的疆域”在哪里开始，生命便在哪里结束。到了现代，尼采把阿图尔·叔本华哲学当作反自然的道德的典型，指斥他“贬低生命”，而叔本华的以同情为核心的道德学说更是与基督教道德一脉相承的“道德领域的真正颓废运动”。

之所以道德会有肯定生命和否定生命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尼采认为，根源在于生命的类型不同。健康的、上升的生命就会实行健康的、自然主义的道德，病弱的、衰退的生命就会实行反自然的道德。古希腊人在本能强大时实行的是健康的道德，到了苏格拉底时代，反自然的道德开始占据上风。不但哲学家本身是“希腊精神的颓废派”，而且在整个希腊，从前那种强大的生命本能已经衰退，陷入紊乱状态，人们变得敏感、怯懦、反复无常，因而要听任道德向自己说教。弗里德里希·尼采所推崇的健康生命，是本能强大和意志强大的统一，本能强大者必能自我支配。相反，当意志不能支配本能，一定是本能出了毛病，于是或者失控，即纵欲，或者只好依靠过激手段加以压制，即禁欲，这两种极端状态都暴露了生命的衰败。

近代以来，在道德领域一直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争。尼采对道德利他主义持否定的态度，而赞美自私的价值。在他看来，所谓自私，即趋利避害，原是健康生命的本能，因此他把否定自私的利他主义也看作生命衰败的征兆。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原则上应该肯定自私的价值，反对“无私”的说教，但是，对自私也不可一概而论。在本书中，他提出一个衡量自私的价值的尺度。这个尺度依据他对个人与人类的关系的一个独特看法，即个人绝非自为的，不是一个原子，他还是到他为止人的一条完整的路线本身。人类的总体生命始终存在着上升路线和下降路线的斗争，人类的命运将由这个斗争决定。在这个斗争中，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必定体现其中的一条路线。因此，衡量一个人的自私有无价值的标准，就是看他体现的是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如果他体现上升路线，那么事实上他的价值是异乎寻常的，而为了那个凭借他而继续迈进一步的总体生命的利益，那么他可以极端自私地关心他的最佳条件的保持和创造；相反，如果他体现下降、衰落、慢性的蜕化、疾病，那么他将甚无价值，而且最高公正要求他尽可能少向发育良好者挪用。总之，根本的出发点是“总体生命的利益”。个体生命的价值仅在于对这个意义上的总体生命有所助益。为了人类总体生命具备优良的品质，生命品质不好的个体应该被淘汰，个体也应该在生命品质无望好转的情况下自做了断。

由于人们错误地解释内心现象，于是产生了意志、精神、自我等代表“主体”的概念，将之外推而产生了物、雅威、存在等代表“本体”的概念，由此形成了形而上学之虚构。若要更进一步追问人们为何会错误地解释内心现象，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根源在于语言的形而上学。

尼采指出，语言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心理最退化的形式的时期：当人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之时，便进入一种野蛮的拜物生灵之中了。尼采把理性称作“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因为理性所制定的逻辑定律源自语法，人们的思维不自觉地受语法支配，在语言中潜藏着形而上学虚构的至深根源。为行为安设一个行为者，实际上就是为谓语安设一个主语，正是语法的主谓结构造就了逻辑的因果范畴。他指出，对因果范畴的信仰仅是对主谓结构的信仰的个别例子。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无论内心世界还是外部世界，凡发生着的事件都是生成和流变，背后并没有一个不变的实体。可是，语言的主谓结构使人们习惯于把生成和流变表述为谓语，又以主语的方式为这生成和流变添加了一个不变的实体作为其原因，意志、自我和物、上帝等概念皆属此类。因此，形而上学虚构归根到底是对主语的信仰，是被语法蒙蔽的产物。

关于语言导致形而上学虚构，尼采说明了“sein”一词在此虚构中所起的作用。系词sein（英语：being，中文：是、存在）是日常语言中使用得最频繁的一个词，视其上下文而有不同的用法，分别表达等同、归属、包含等关系，或表达一个关于存在的判断。脱离上下文，这个词本身毫无意义。当爱利亚学派把“sein”从一切表达式中抽取出来，并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用它说明万有的本质之时，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便初步建立起来了。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当哲学家们把系词“sein”名词化进而把“das Sein”视为世界的普遍本质时，就是柏拉图主义的真正开端。

《偶像的黄昏》揭露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再到基督教时期的哲学、宗教对人的生命的压抑，肯定了人的生命、感官、身体、非理性，对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等均产生深刻影响。此外，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阐明了他以人为尺度的美学观和以“酒神精神”为中心的艺术创作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尼采吸引了许多先锋艺术家、作家、诗人，开始进入德国的主流文化并影响着这些人的艺术创作；他箴言式的、非体系的、非推论的写作方式也影响了后世的写作风格。

尼采在本书中还重点地批判了德国的高等教育和强权政治，他的政治批判和教育观对当今世界亦有重大意义。此外，尼采在本书中细致分析了“sein”一词在语言的形而上学虚构中所起的作用，语言批判是尼采哲学中最具有现代特点的内容之一，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现代分析哲学家们在尼采的基础上对sein在语言学中的使用继续展开了深入研究。

在本书中，尼采对自己的写作特色有所谈论，其核心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反对构造体系，因为他认为构造体系常常是用逻辑推理冒充真实的感悟和思考。二是使用格言和警句。弗里德里希·尼采指出格言和警句是“永恒之形式”，他要“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其中“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指的是语言的凝练，“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指的是风格和内容的独特。正是因为凝练和独特，所以才有可能永久流传。三是蔑视华丽的修辞手段。尼采对华美的词藻以及华美的感情表示鄙夷，他追求朴实的大师风格，而其前提是其内容尽可能地富足充实。

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中对《偶像的黄昏》自我评价道：“这本书甚至不到150页，快乐与宿命的语气，发出了一阵恶魔的笑声——如此短时间完成的作品，我在犹豫到底要说多少——绝对是所有作品中的一个例外：内容上没有比它更丰富、更独立、更具颠覆性——更邪恶。任何想要迅速得到一个想法的人——以前的一切是怎样颠倒黑白的——我们可以一起以这本书作为开始。书名中的偶像很简单就是指迄今为止所说的真理。《偶像的黄昏》——用明白的话就是：旧的真理走到头了……对这些倾斜的真理的揭示使我成为命运。”

在收到原名为《一个心理学家的闲逛》的首批校样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友人加斯特评论道：“‘一个心理学家的闲逛’这个标题，听上去过于平淡乏味。容我具体想象，它会对别人如何起：您把您的炮兵部队运到了最高的山顶，拥有前所未有的火炮。只需胡乱开炮，就能让周围人胆战心惊。这是一个巨人的步伐，已不再是一次闲逛，为此群山惊颤至极。另外，在我们的时代，闲逛通常仅在下班后进行，疲惫时也会这么做。哎，我求您，倘若允许一个无能的人这么做的话，用一个更惹人注意和更光彩夺目的标题!”

弗里德里希·尼采译者彼得·普特兹（Peter Pütz）针对本书标题中“黄昏”的双关含义评论道：“它涉及虚假价值的没落，就像瓦格纳歌剧里那些英雄如何没落、众神城堡的大厅如何燃起熊熊大火一样，可它也指向早晨新的开端，那时新的意识开始苏醒，明白众神只是偶像，对它们的揭露有利于人类的自我解放。这个暮色降临和晨曦初现的双重含义以后更清楚地得到表达，如平图斯就把他的表现主义作家文集称为《人类的朦胧》一样。这个文集既宣告了同旧形式的决裂，也宣告了一种新人的诞生；面对那最恐怖的深渊，它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充满希望地把它提升到最陡峭的山顶。”

中国著名道家文化学者陈鼓应指出，弗里德里希·尼采在生前最后出版的《偶像的黄昏》中，仍然抨击“德国的精神已变得越来越粗陋，越来越浅薄”，他评价道：“从尼采的原著中，一贯地并且越来越强烈地看到他对德国民族文化的不满。可见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言论界及五六十年代苏联思想界交相指责尼采为德意志种族主义者或纳粹主义者，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颠倒黑白的。”

中国尼采研究者张典指出，“《偶像的黄昏》显示的风格是轻松中显示严肃，喜剧中饱含悲剧意味，以小丑式的滑稽揭示宏大的真理，对问题的看法已经进入最高妙的境地。这是从《论道德的谱系》严肃性的写作进入了《快乐的科学》的风格，但比《快乐的科学》更成熟、更自由、更犀利、更简洁，也就是说更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对准永恒的偶像发起战争，撕下他们伪装的画皮，也是自我揭示、自我批判，这种反讽的技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偶像的黄昏》的中译者周国平指出了尼采在本书中批判德国高等教育的意义：“我们不妨自问，尼采对他那个时代高等教育的这个辛辣讽刺，是否更像是针对我们今天整个学校教育的？”

“来自生活的战争学校。——那未能杀死我的，使我更为坚强。”

“让我们面对自己的行为毫不怯懦！让我们不厌弃自己的行为！——良心的折磨是不体面的。”

“我不信任一切体系构造者并且避开他们。构造体系的意愿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

“我们非道德主义者是否给德行造成了损害？——恰与无政府主义者给君主们造成的损害一样少。只是在被行刺之后，君主们才又坐稳了王位。道德：人们必须行刺道德。”

“因为一切创造者都是坚强的。你们必须把这当作至福：把你们的手压在千秋万载上如同压在蜡块上——把这当作至福：在千秋万载的意志上书写如同写在矿石上——比矿石更坚硬，比矿石更高贵。唯有最高贵者才通体坚硬。哦，我的兄弟们，我把这新榜置于你们头上：成为强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