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西征（the Mongol Conquests），是13世纪初由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发起的一系列大规模军事征服行动。三次西征的领导者分别为孛儿只斤·铁木真、孛儿只斤·拨都与孛儿只斤·旭烈兀，首次西征从1219年开始，在三次征战过程中先后覆灭了多个王国，如花剌子模帝国、木剌夷国、阿拔斯王朝，对包括中亚、西亚、东欧乃至欧洲东部和北非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古帝国西征最终结束于1260年，前后横跨41年。

蒙古三次西征的原因在于成吉思汗及后嗣统治者的政治扩张需求，以及为了消除周边民族的军事威胁和满足新兴军事游牧贵族的掠夺需求。此外，气候因素如干旱和降温事件可能也促使了蒙古族的对外迁移和征战。第一次西征发生于1219-1225年，成吉思汗——孛儿只斤·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占了花剌子模帝国，并追击其国王阿拉乌丁·摩诃末直至其逃亡并死于海岛，其后西征军队进一步攻占了霍拉桑省（今伊朗霍拉桑省）、梯弗利思（今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等地，并在1223年击败了南俄联军，巩固了在中亚和东欧的统治，蒙古帝国版图的在此阶段显著扩大；第二次西征又称“长子西征”，发生在1235-1242年，由铁木真之孙、孛儿只斤·术赤之嫡次子拨都领导，蒙古军队击败了斯拉夫各族，攻占了包括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最终以蒙古军队撤退告终，但在撤退前征服了大片欧洲领土，并建立了钦察汗国；第三次西征又称“孛儿只斤·旭烈兀西征”，发生在1252年-1260年，由铁木真之孙、孛儿只斤·拖雷第六子旭烈兀率军进攻西亚地区的亦思马因派和阿拔斯王朝，本次西征攻陷了吉儿迭苦黑堡和巴格达，结束了亦思马因派和黑衣大食的统治，而后远征叙利亚，在1260年与埃及的冲突中遭遇战败而结束西征，随后建立了伊利汗国。

蒙古帝国西征为亚欧大陆乃至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的影响。在政治方面，蒙古西征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形成了金帐汗国与伊利汗国等，对后来欧洲的政治变革产生了影响；文化方面，西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中国文化对俄罗斯等地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波斯和阿拉伯国家的艺术和科学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贸易方面，蒙古帝国建立了邮驿制度，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加强了商人们之间的货物和信息交流；人口方面，西征导致了被征服地区人口的巨大损失和重新分布，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各国学者对蒙古帝国西征褒贬不一，认为蒙古军队的西征既使得中西文明的大量接触交流，带来的军事革命影响了其后几个世纪的军事发展；但其为所到之处带来巨大的破坏，令被征服者对其至今仍然存在仇视、痛恨之心。

蒙古帝国的形成与成吉思汗的统一蒙古各部密切相关。成吉思汗在1206年统一了蒙古诸部，建立了蒙古帝国。随后，为了满足新兴军事游牧贵族掠夺奴隶和掳获财物的需要，以及消弭花剌子模、亦思马因派等敌对势力对蒙古统治者的严重威胁，蒙古帝国发动了多次西征。其中，第一次西征的直接导火索是“讹答剌事件”，即中亚花剌子模杀害蒙古使者和商人。

1218年初春，蒙古将领哲别率领军队到达阿力麻里，消灭对蒙古外交构成威胁的屈出律势力，为蒙古外交使团前往花剌子模的不花剌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铺平道路。随后成吉思汗派出外交使团，并于同期派出了前往花剌子模的贸易商队。在成吉思汗从贸易商队的幸存者那里得知了讹答剌的屠杀事件后，怒斥撒儿塔兀勒人（即花剌子模），计划为兀忽纳等一百名使臣报仇，最终决定开始西征。

蒙古骑兵在野战中的主要武器包括弓箭和近战武器。弓箭是蒙古军最主要、使用最频繁的远射武器，其射程远且射速快。蒙古战士的基本装备是双曲复合弓，这种弓由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具有很高的弹性和强度。它的射程超过300米，但通常用于150米以内的战斗，以确保精确度和杀伤力。该类弓箭拥有惊人的穿透力，可以轻松射穿锁子甲以及其他类型的装甲。蒙古骑兵通过良好的训练和战术运用，能够以3-5匹马相配合，发动快速而致命的攻击。他们通常保持在敌人武器射程之外，利用弓箭的远程优势进行打击。每个士兵通常携带两把弓，三个装满箭矢的箭囊，并携带可以磨利弩箭的工具以及可以用来拖拉攻城器械的绳索。

近战武器种类较多，其中最常见的是战刀和长枪，特别是被称为"环刀"的弯刀，这种刀身具有弧度，可能受到中原军器的影响，使得骑兵在骑行时可以更有效地挥舞和攻击，同时保持平衡。随着蒙古军队的征服，弯刀在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逐渐成为骑兵的首选武器。长枪方面，蒙古军队装备了铁颈上带有钩子的长矛，可以用钩把敌人从马鞍上拉下来，类似于《水浒传》中描绘的“钩镰枪”。

虽然攻城战是蒙古族的弱项，但蒙古善于向汉地及西征所至地区的人民学习。蒙古国武装部队最初使用的抛石机是靠人力驱动的，设计较为简单。其基本构造是一个倒U形架加上一根杠杆。杠杆的一端装载石头或装有可燃物的容器，另一端系着绳索以供拉动。这种抛石机的射程和发射力量取决于拉动绳索的人数。随着蒙古军队征服和接触其他文明，他们开始使用更为复杂的配重式抛石机。这种设计在杠杆一端装有一个装满石头的箱子（即配重）。当松开配重箱，箱子下落，将杠杆另一头拉高，紧接着拉动一条长带索，带索末端是发射物。在杠杆弧度达到最大值时带索打开，将发射物抛出。这种设计使得发射物飞行的力量更大，造成的伤害也更大，而且可以使用更重的发射物。

蒙古军队将抛石机用于攻城战，随着穆斯林和汉人工匠被征召入军队，蒙古军队逐渐可以掌握和制造抛石机以及其他攻城器械。在攻打你沙不儿城（今伊朗尼沙普然）时，蒙古军队设置了发弩机十台和发石机三百台。

蒙古军队在攻城时曾使用一种能够投射火油的火油机，用于焚烧敌方的防御设施或造成混乱。在1232年速不台围攻汗京（开封市）时，金朝使用了“铁火炮”这种火炮，显示了当时的蒙古帝国已经拥有较为先进的火器技术。

蒙古战士装备的主要是轻型装甲，这些装甲以皮革或金属制成，相对于锁子甲来说，更薄且更便于活动。这种装甲的设计有利于减轻战士的负担，提高机动性，同时也能提供必要的防护。该类装甲虽然轻便，但设计上更善于防箭，同时还可以能够根据战斗环境和战术需求调整装备，以确保在保持机动性的同时，也有足够的防护。马匹也会装备有二层或三层的甲胄以作保护。

在蒙古西征中，蒙古马以其卓越的适应性、耐力、速度、忠诚和智慧发挥了关键作用。生物学界将自古以来栖息繁衍在蒙古高原上的马，统一命名为蒙古马，其家族包括乌珠穆沁马、乌审马、百岔铁蹄马、科尔沁马等品种。它们能够承受草原上的极端天气，无论是西伯利亚地区的严寒还是酷暑，皮厚毛粗的蒙古马都能抵御恶劣环境和蚊虫的侵扰，保持活力。蒙古马不仅耐力惊人，还能在长途奔袭中减少休息和喂养的需求，支持蒙古国武装部队的迅速移动和远距离打击，而且体型虽小却速度极快，能在战场上快速冲锋，给敌人以突然一击。例如蒙古军队大将哲别在攻打花剌子模国讹答刺城时，城坚未破。哲别率部后退500里。几天后的夜晚，哲别突然下令进攻，部队凭借蒙古马的迅疾速度在次日清晨便抵城下，令守军毫无准备，最终城破战败。

蒙古马对主人忠诚，并能理解骑手的意图，在战场上形成默契，共同作战。士兵们也通常配备多匹马，这种兵马合一的战术，不仅增强了军队的灵活性，也显著提高了持久性，使蒙古军队在战场上如虎添翼。此外，蒙古马还承担了战略运输的角色，它们不仅是骑兵的坐骑，还负责运输补给和装备，支持军队的远征。

蒙古战士主要是轻装弓骑兵，他们利用草原上的战术，将弓箭技巧和机动性发挥到极致，保持在敌人武器射程之外。同时，蒙古国武装部队擅长使用包围术和伴退战术，通过这些战术，他们能够包围敌人并从多个方向进行攻击，同时避免正面硬碰硬的战斗；或以一阵箭雨包围敌人，然后再以一阵箭雨打乱敌人的阵型。箭雨的目标不是单个敌人，而是集中火力向高处放箭，使箭落向目标区域，制造出一片“死亡地带”。这种箭雨与游击战术相结合的战术被称为“失元赤”（shiuchi）。

蒙古军队另一种常用的战术为“捏儿格”（nerge），即为“围猎”。战士们排成环形包围猎物，逐渐向中心收缩，密集聚拢，使敌人难以逃脱。

此外，蒙古军队也擅长使用心理战，包括用谣言、恐吓等手段虚张声势，如点燃大量营火、搅起尘土以虚饰部队人数，或在备用马匹上放置假人；同时在西征的过程中，蒙古国武装部队遇到抵抗便会屠城，通过营造肆虐嗜血的形象对其他敌人造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在出征前，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会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做全面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制定计划，并任命负责领军的将军。军队的将军在执行战争计划时也有较大的独立性，可以在遵守时间表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战斗目标，这使蒙古族能够协调部署，在一些提前安排好的地点集中兵力。

在蒙古帝国时期，蒙古战士每人平均拥有3-5匹马，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坐骑的精神饱满和持久力，即使其中一匹坐骑疲乏或死亡，也能保证战士的机动性不受影响。作战中，蒙古骑兵会频繁更换马匹，以确保坐骑始终保持最佳状态，这对于长途奔袭和快速机动至关重要。蒙古军队保护商路，确保补给线的安全，这对于维持中国远征军的物资供应至关重要。

此外，商人们会在蒙古军队的保护下进行贸易，同时为军队提供情报和补给支持。成吉思汗时期还训练了一种名为“忙兀台”（Manghut-tai）的精英战士兵团，该批战士起初会有充足的食物较多的休息时间、较少的行动和简单的战术，每过一天他们的食物、休息时间便会减少一点，但行军里程会增加，战术复杂性也会提高。最终他们会被要求在没有食物和休息时间的情况下行军数日，以完成后勤保障条件更为严苛的行军任务。

蒙古帝国的西征分为三次，每一次都有其特定的目标和背景。第一次西征（1219-1225年）以花剌子模帝国的灭亡为标志，随后侵入到了当时中亚和西亚的许多其他地方，最远甚至到达欧洲东部斡基辅罗斯。第二次西征（1235-1242年）是在孛儿只斤·窝阔台继承汗位后进行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蒙古军队先后击败斯拉夫各族，一路挺进罗斯、波兰，打败匈牙利，征服保加尔，扫荡了半个欧洲。第三次西征（1252-1260年）则是由孛儿只斤·蒙哥委派胞弟孛儿只斤·旭烈兀统兵征讨尚未降服的西亚诸国。

为了不影响西征，成吉思汗命木华黎继续指挥对金作战，自身统率军队包括左翼军的札剌儿部3个干户、兀鲁兀部4个干户、忙兀部1个千户、弘吉剌部3个千户、亦乞列思部2个千户以及火斜掌管的1个千户，右翼军的汪古部诸千户，降附于蒙古的乣军和汉军，总兵力在10万人左右，蒙古军约占1/4。由于花剌子模号称拥有军队40万，成吉思汗乃决定以蒙古军主力西征。除了拨归木华黎指挥继续对金作战的蒙古军外，蒙古左、右翼军其他千户都随蒙古第一次西征；西道蒙古诸王属下各部以及部分降蒙的汉军、畏兀儿和哈剌鲁等部军，也奉命参加西征。第一次西征的总兵力在10万-20万人，蒙古军约占3/4。

1219年春，成吉思汗决定发动西征。他首先派遣孛儿只斤·术赤、孛儿只斤·察合台、孛儿只斤·窝阔台、阿剌黑等将领各领一路，对花剌子模的城池发起猛烈攻势，由于花剌子模的内部矛盾和统治阶级的不和，其抵抗力度大为削弱；在攻占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后，成吉思汗决定亲自追击花剌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算端，同时派哲别、速别台等将领从其他路线进行搜索和追击。

1220年，随着花剌子模首都玉龙杰赤的围攻和陷落，摩诃末逃亡，最终在1220年末因胸膜炎死于海岛；花剌子模的王子札兰丁随后在八鲁湾之战中被击败，其势力逐渐衰弱。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成功占领了花剌子模城，并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征服。期间窝阔台在哥疾宁进行了屠杀和掠夺，并将工匠、手艺人遣送到东方城市。同年，成吉思汗的军队继续征服呼罗珊地区，并在1221年春攻占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梯弗利思。

1221年至1223年，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的指挥下，继续其西征的脚步，并继续追击逃亡的札兰丁算端。札兰丁在辛河畔的战斗中虽个人逃脱，但最终在1221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战斗中失败，其势力被彻底击溃。成吉思汗随即派兵攻占了塔里寒堡（今阿富汗塔利甘）和其他抵抗的城市，并派遣儿子孛儿只斤·拖雷占领了马鲁以及你沙不儿城等地区，进一步扩大了蒙古帝国的版图。

随后蒙古军队进入阿兰人和钦察人地区，向斡罗思国及逃到那里的钦察人发起了进攻，最终在1223年击败了南俄联军，巩固了蒙古帝国在中亚和东欧的统治。同年，成吉思汗在征服了大食地区后决定班师，于1224年驻夏也儿的失河，并于1225年二月回到漠北翰鲁朵，受到了忽必烈和旭烈兀的热烈欢迎，标志着这次西征的圆满结束。第一次西征结束。

本次西征五年，成功地灭亡了花剌子模帝国，征服了中亚河中地区地区和阿富汗，同时对波斯东部、北部和西部等地区进行了袭扰，并扫荡了钦察汗国草原。蒙古帝国占领了从咸海、阿姆河下游到波斯湾，从帕米尔到高加索山的广阔地区，并在中亚建立了政治统治。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三子孛儿只斤·窝阔台继位为汗

1234年，蒙古帝国窝阔台发起了长子西征，旨在巩固和扩展蒙古帝国的疆域。远征军队在1236年春季出征，由孛儿只斤·术赤之子拨都率领着由蒙古贵族和他们的军队组成。在这次远征中，拔都得到了包括孛儿只斤·蒙哥、孛儿只斤·贵由、合丹、不里等蒙古贵族的支持，他们共同领导着各自的部队，向钦察草原进军，那里居住着多个部落和民族，包括钦察人、斡罗思人（俄罗斯人）、不剌儿人（波兰人）、马札儿人（匈牙利人）等。

1236年夏，拔都的军队与术赤家族的其他成员，包括翰儿答、昔班、唐元惕等人的部队会合。他们迅速展开了对不剌儿人和巴失乞儿惕人的征服行动。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战役，蒙古军队成功地击败了这些地区的抵抗力量，并将这些地区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随后拔都继续向西推进，攻占了包括陶儿盘城、亦客城、马客儿城和大月尔吉城在内的多个重要城市。次年，蒙古西征军在宗王们的忽里勒台商议下，决定对斡罗思进行分阶段的进攻。在第一阶段，蒙古军队从东南向北穿越丛林，到达梁赞边境，并在遭到拒绝后于12月16日发起了对梁赞的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梁赞城破，犹里·伊戈列维奇等人及守城士兵皆死。次年初，蒙古军队继续北进，攻克了科洛姆纳，并迅速包围了弗拉基米尔公国首都。弗拉基米尔大公犹里·夫塞沃洛多维奇在西齐河畔的战斗中战死，标志着蒙古军队在北翰罗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242年春季，蒙古西征军分三路西进，右翼军由拜答尔、海都等率领进入孛烈儿（波兰）境，孛烈儿当时已分裂为许多小国，贝达尔军在赫麦里尼克附近大败孛烈儿军，并占领了克剌科夫；中路军由拨都、速不台率领，冲破阻挡，直奔佩斯城，国王别剌四世拒绝招降，蒙古军队最终攻占佩斯城；左翼军由合丹等人率领，从东南摩勒达维亚攻入，占领了瓦拉金、阿拉德、彼列格、叶格列斯、捷麦什瓦尔和德尤拉菲赫尔瓦尔等地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军的行动。

因为长期酗酒导致健康恶化，孛儿只斤·窝阔台本人在1239-1240年期间的一次宴会上因饮酒过量而去世。1243年初，窝阔台逝世的消息传至蒙古西征军，大汗的子侄不得不回漠北参见忽里勒台，蒙古军队决定东撤。这次长子西征最终以蒙古军队的撤退而告终，结束了长达九年的军事行动。

本次西征，蒙古军队征服了伏尔加河以西的欧洲诸国，包括今俄罗斯西部、乌克兰、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中欧）、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区。并在被征服的地区建立了钦察汗国（又称钦察汗国）。此外，这次西征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和恐慌，整个欧洲对来自东方的蒙古铁蹄感到不知所措，甚至将蒙古族的入侵视为来自地狱的“阿提拉”。

亦思马因派是位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极端分支，以其刺杀和恐怖行为著称，历史上在木剌夷王国拥有较大的势力，其刺杀恐怖活动对蒙古帝国统治者自身安全及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拖雷的长子孛儿只斤·蒙哥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第四代大汗之后，为了消弭威胁，并继承蒙古传统的征略政策、满足游牧贵族掠夺物质财富的需要，委派胞弟孛儿只斤·旭烈兀分镇波斯，发动了蒙古帝国第三次西征（又叫旭烈兀西征）。西征前，蒙哥派遣急使前往汉地要求派遣军队支援，同时禁止在行军路线上的草地和牧场进行狩猎，并在河流上搭建桥梁。旭烈兀则从各地征集军粮，指派宗王和那颜们率领各自军队助力西征，并召见了哈马丹的哈里发，对其威胁和利诱以换得其支持。尽管哈里发未直接派兵援助，但旭烈兀仍按计划出征。

1256年，旭烈兀西征军开始攻击里海之南地区的亦思马因派。旭烈兀的军队在围攻吉儿迭苦黑堡时遭遇了激烈抵抗，蒙古名将不里在此战死。然而，亦思马因派的领导者忽儿沙最终在旭烈兀的压力下被迫投降，结束了亦思马因派长达177年的统治。

1257年春，旭烈兀的军队继续西进，抵达哈马丹草原，准备对阿拔斯王朝发起攻击。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是伊斯兰教的古老政权，其君主哈里发谟思塔辛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中犹豫不决。次年，孛儿只斤·旭烈兀的军队攻陷了报答（巴格达），哈里发谟思塔辛被迫投降并最终被处死，标志着黑衣大食的灭亡。

1259年，旭烈兀开始准备远征叙利亚，其目标为统治着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急速进向叙利亚边地，相继占领了合列卜和叙利亚国，展现了其强大的军事实力。随后，远征军继续攻占了迪牙别克儿、札即剌、阿米忒等重要地区，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在此期间，多位重要人物如纳昔剌丁、集因丁等，或因年老无力，或因猜疑而投奔旭烈兀，为其征服事业增添了力量。同年，旭烈兀的军队渡过幼发拉底斯河包围合列卜，并利用婚姻联盟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将札兰丁算端的女儿赐婚给篾力撒里黑，以此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最后，旭烈兀派遣乞忒不花前往大马士革，成功使当地居民归顺，从而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座城市。

1260年，旭烈兀的西征军在与埃及的冲突中遭遇重创。在爱尼札鲁忒之战中，怯的不花被埃及军队击败并俘虏，最终不屈而死，蒙古国武装部队被迫撤退，第三次西征的结束。

适值孛儿只斤·蒙哥去世，旭烈兀按照蒙古惯例息兵并班师退据波斯，并以大不里士为中心建立起伊利汗国（又称伊尔汗国、伊儿汗国）。本次出征令元朝纳入大片西亚领土，包括波斯西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及小亚细亚半岛的部分地区，蒙古的行政体系和法律开始在这些地区实施，对当地的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为了消除周边各族的军事威胁，扩大蒙古帝国的势力范围，发动了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战争。此外，孛儿只斤·蒙哥秉承祖先的征略政策，以及为了消弭西亚亦思马因派的刺杀恐怖行为对其安全及其统治构成的严重威胁，也是蒙古第三次西征的根本原因之一。

蒙古帝国的第一次西征，其根本原因是满足新兴军事游牧贵族掠夺奴隶和掳获财物的需要。这一点在蒙古第三次西征中也得到了体现，其中包括满足游牧贵族掠夺物质财富的需要。

随着人口的增长，蒙古帝国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维持其庞大的军事和行政体系。对外征服提供了丰富的战利品，包括土地、财富以及人力资源，这些资源对于支持元朝的军事扩张至关重要。同时，征服新领土也意味着可以招募更多的士兵，进一步增强军队的实力。蒙古帝国的对外征服还与蒙古统治者的政治策略紧密相关。通过征服，蒙古统治者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消除内部的反对声音，并通过分封制度来奖赏忠诚的将领和贵族，从而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定。

传统上，一般认为蒙古帝国的扩张是由干旱或降温事件触发的。在蒙古帝国扩张之前，欧亚大陆经历了一段较为干燥和寒冷的气候期，这可能促使了蒙古族对外迁移和征战的需求。而气候变化对蒙古帝国疆域变化的影响也被一些学者所关注。研究表明，13世纪中前期蒙古高原地区的温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在1250至1260年前后各地区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降温。这种温度的波动和变化可能对蒙古帝国的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草原生产力、牲畜数量以及人口增长等方面，从而间接影响了其对外扩张的能力。

三次西征不仅使蒙古帝国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蒙古西征后，原来由大汗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实际上成为了诸名成吉思汗后嗣的汗国，即四大汗国中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汗国的建立令原有政治体系的瓦解，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在某些地区，蒙古人直接统治或通过与当地贵族合作进行间接统治，这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帝国建设提供了范例，对国际社会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来欧洲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借鉴。

但蒙古骑兵的“是摧枯拉朽，所向无敌”也让欧洲各国对东方世界形成了恐惧心理。由于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加之蒙古西征过程中的暴力行为，使得欧洲将东方看作潜在的威胁，并影响后世。

在西征期间，蒙古帝国采用了灵活的行政管理制度，允许各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自治，同时确保了帝国的统一。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帝国建设提供了范例，对世界政治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蒙古帝国在征服地区设立了汗国或行省，由蒙古贵族担任统治者，同时保留了当地原有的行政机构和官员，允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自治。这种制度不仅减轻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压力，还有效地促进了不同文化、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

蒙古帝国西征至西方时，整个欧洲正处在“黑暗的中世纪”，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在蒙古帝国时期传入西方，成为日后大航海时代与文艺复兴的启蒙。此后两大汗国的建立，打破了欧亚大陆之间的封闭状态，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架设了桥梁。

金帐汗国统治时期，中国文化对俄罗斯产生了深刻影响。俄罗斯封建主的生活习俗受到蒙古文化的感染，如采用东方式服装、使用桦木制品等。同时，中国的手工业技术、茶文化、雕版印刷术、算盘珠等文化元素也传入俄罗斯，并进而影响欧洲。

伊利汗国时期，中国的天文历法知识在阿拉伯国家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学者参与编纂《伊利汗天文表》，使得中国的历法成为该书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增强了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还促进了欧洲对东方天文历法的了解。同时，中国医学著作成为伊朗医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中国的药材和针灸疗法也传播到波斯和阿拉伯世界。此外，波斯和阿拉伯世界酷爱中国的艺术，仿造中国瓷器、学习水墨画等，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在艺术领域的交流。

东西方商人们在之后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阿拉伯建筑师来在中国各地创建清真寺，中国的纺织、陶瓷等汉族手工业技术人员也向西迁徙，许多汉族医生被带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将中国的医术传给西方。

蒙古帝国时期，为了统治及信息传递的需要，蒙古帝国在西征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为了传递军令和消息的驿站，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邮驿制度。蒙古统治者还制定了严密的邮驿管理条例，设立了通政院专门管理驿站，并不断加强邮驿管理，确保驿道的畅通无阻。

东西方商人们通过驿站进行货物传递和信息交流，使东西方贸易在帝国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据记载，元代与中国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多达97个，其中就包括今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北非及东岸沿海地区等。欧洲各地的商使也络绎不绝地来东经商，东西方商人们在经商过程中，不仅互补货物，还互相传播各方面的信息，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蒙古西征对欧亚大陆的人口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人口损失的角度来看，蒙古三次西征导致了被征服地区人口的巨大损失。例如，在某些被征服的城市，由于抵抗蒙古军队，导致了大量平民的死亡，同时也导致了大量人口的迁移和重新分布。一方面，蒙古军队在征服过程中俘虏了大量人口，这些人口被带到元朝各地，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增长和文化交流。另一方面，蒙古帝国的征服也迫使大量当地居民逃离家园，形成了难民潮，这些难民在逃亡过程中也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蒙古西征促进了欧亚大陆各民族间的融合。随着这种扩张行为，蒙古西征带动了大批汉人西迁到伊朗地区，并在那里形成了汉人社区，同时也有大量西方民族迁入东方，领受到影响的地区形成了新的民族和文化群体。例如，回族就是在蒙古帝国时期由大量东迁的回回人形成的新的民族群体。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明荪评价：蒙古的西进征伐，开拓了古今中外所仅见的版图，蒙古帝国成为跨欧亚的大国，各种民族，各种文化都在其中，更开通并维持了东西间的交通。中西文明的大量接触交流，彼此间的了解，可说是蒙古骑兵蹂躏欧亚后，带来的较好的安慰。

美国蒙古军事史学家梅天穆（Timothy May）评价：成吉思汗的崛起为草原军事带来了一场革命，他引入了严格的训练和新式的战术，创建了怯薛军校制度，并采用十进制的组织形式。他改善了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草原战略，使蒙古族在范围极广的战线上都能在战术、战略及行动等各个层面上保持常胜不败。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军事革命影响了其后几个世纪的军事发展。

英国学者加文·汉布里（Hambly Gavin）评价：杀戮、破坏城市并非成吉思汗远征的唯一特点。在他的统治下，之前因地理和安全缘故彼此并不知晓的国家间建起了紧密的联系。包括中原地区和波斯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内的整个帝国内，成员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整个亚洲得到开放，贸易在新格局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成吉思汗取得一系列战争胜利后，附属国对《大札撒》中的律法有所了解。毫无疑问，这些法律虽然有些杂乱无章，但是它们带来了极大的安全与和平，被称为“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

法国方济各会教士鲁布鲁克（Rubruquis）在《鲁布鲁克东游记》中评价：他们劈开高加索山脉的坚固岩石，如地狱恶魔般前进。鞑靼人如蝗虫一般掠过大地，给（欧洲）东部带来巨大的破坏。他们所到之处，焦土遍野，血流成河。鞑靼人经过撒拉逊人的土地，毁灭城市，砍伐树木，摧毁要塞，破坏葡萄树和花园，杀戮市民及农民……鞑靼人视撒拉逊人如草芥。他们毫无人性，更像野兽，嗜血杀人，甚至将人与狗通通撕裂然后吞食……鞑靼人以闪电般的速度敏捷、迅速地靠近了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开始了屠杀与毁灭。他们用无可比拟的恐怖威胁、侵袭每一位基督徒。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评价：游牧⼈征服所造成的另⼀恶果是：使定居国家的正常发展停滞不前。依照伊⾥塞夫的说法，中国于解除了蒙古⼈的束缚之后，许久不能恢复它的主动创造性。经过这样的打击之后，它在明朝时期表现对⾃⼰和对外界都缺乏信⼼，⼀种畏虑，反求诸⼰的情绪，疲惫状态，遂使在五个世纪之中，除抄袭过去的⼀切之外，不能采取其它办法。⾄于俄罗斯，蒙古⼈的统治导致了沙皇制度和亚洲化，这种情形，直⾄1914年，还没有医治好。

蒙古教授S.比拉（Bira）在《中亚文明史》中评价：蒙古游牧民前所未有的领土扩张，无疑给民众带来巨大动乱与不幸，尽管各个定居文明遭受的流血与破坏可能并不像某些当时惊慌失措的人所描述的那么广泛。同所有征服者一样，成吉思汗可以若无其事地消灭数以千计的人，只要他认为巩固统治需要如此。但是他的任何举动都没有表现出无用或愚蠢的残酷。成吉思汗绝非野蛮的勇士，盲目残忍，为抢劫战利品而发动征战。但同时我们必须理解被征服民众对其敌人所自然具有并且至今仍然存在的仇视痛恨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