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写于1925年9月，是唯一一篇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是其借爱情为话题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反思作品，于1926年收录进北新书局出版的《》中。小说题目是“伤逝”，意思是感伤逝去的事情，这是一篇带回忆性质的小说。小说主要描写了五四时期，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婚姻爱情自由，不惜冲破封建礼教结合在一起的爱情悲剧。鲁迅想要传递的思想是，任何新的思想与个性解放，必须依靠社会整体力量，单纯依赖个人力量是无法取得结果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席卷中国，婚姻自由、反封建反礼教、提倡新道德，成为当时社会及思想斗争的主要内容。20世纪20年代初，以歌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挪威亨利克·易卜生剧本《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在众人鼓吹这种思想之时，鲁迅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即不是堕落就必须回来。鲁迅的这种认知比一般知识分子的认识深刻且务实得多。鲁迅认为，妇女解放应该使用“剧烈的战斗”争取经济权。1925年，在鲁迅的世界观发生转变的前夕，主张用“火与剑”的方式彻底变革社会制度。1925年9月，鲁迅完成了《伤逝》的创作。这篇小说迥异于当时社会上单纯歌颂恋爱或传统的以死殉情的作品，他以小说的形式，将妇女婚姻与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和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革联系起来，来启示广大青年摆脱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束缚，必须去探索新的路。

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新青年，涓生与子君相识后，经常向子君灌输新思想，于是两人逐渐相知相爱。子君也冲破各种阻碍与嘲讽，离家出走与涓生同居在一起。两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家庭，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不久之后，涓生失业，两个人的生活因为缺乏收入来源而陷入困顿。在日渐拮据的生活中，涓生逐渐对子君不再有爱。最终他出于自私，告诉了子君不再爱她。子君的思想一直墨守陈规，从未想过她本可以主动分摊家庭的经济压力，缓解家庭的拮据。在相互埋怨中，两人都不能理解对方，涓生主动逃出了家庭，失掉爱情的子君也回到原来的家，不久之后抑郁而亡。涓生获悉子君的死，在极度震惊和痛苦中，他选择搬离了吉兆胡同，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写了下来，作为对子君的忏悔。

子君是勇敢而无畏的。在与涓生恋爱后，她面对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大胆地发出“离经叛道”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追求个性解放，逃离家庭束缚，渴望独立自主的子君，她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子君没有认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然，再辉煌的爱也会枯萎、死亡。小家庭失去经济来源后，子君仍旧一味地沉溺在家庭中，没有能力去帮助另一半及飘摇中的家庭。这充分暴露了在爱情中坚定果敢的子君，其性格软弱的一面。在家庭经济丧失来源后，子君逐渐被对方嫌弃甚至不再爱她，最终她回到自己原来的家，郁郁寡欢终于抑郁而亡。

涓生是怯懦而自私的。与子君同居以后，经济问题很快瓦解了他们的感情。理想在强大的社会势力与经济面前不堪一击。涓生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工作只是聊以糊口的工具，在各种问题牵绊之下，其他的理想和追求都变得遥不可及。这是一些“五四”青年的两难境地，如笼中的鸟，不放不能飞，放出来也飞不了。涓生的犹豫彷徨，斩断了子君的生路，他虽然知道新的生路还很多，他必须跨出去，因为他还活着。但他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这是涓生的迷惘，但同时又告诫与勉励自己，人活着，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为死掉的子君，也为苟活着的自己。

五四新青年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原因有二，一则是社会的压迫是造成其悲剧结局的社会原因。两人自由恋爱，被封建势力视为猛兽伤风败俗；涓生被告密导致失业，他和子君的生活陷入困境。最终因为经济压力导致家庭分崩离析，子君回到旧家庭，在无爱的人间郁郁而终。二则两人的个性解放思想是造成其悲剧的思想原因。涓生一开始于子君大谈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等，这一切都是从个性解放出发，因此他们追求的只是恋爱婚姻自由。在这一目标实现后，两人尤其是子君将小家庭当做整个世界，安于做一个家庭主妇，思想变得庸俗空虚，性格变得怯懦虚弱。涓生虽然知道爱情必须时时更新，也知道人必须先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但一切的努力都是他在单打独斗，子君无法分担他的痛苦和压力，以至于终于把子君当作累赘。涓生的新的希望是子君分离，甚或她死去。他认为把“真实”说给子君，她就能勇往直前了，然而子君却因为两人关系的了结而死亡了。

《伤逝》通过五四新青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及封建势力，对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在争取个人命运的道路上的黑暗与迫害。小说说明了任何新的思想如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在旧制度和旧秩序未被推翻之前，离开社会与群众的斗争，单凭个体的力量，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一切的新生，都需要从整个社会层面进行打破，社会得不到解放，个人的自由与幸福都不可能最终实现。

《伤逝》实质上是作者构建的双重否定的忏悔迷宫，作为构成了反讽的一种手段，在效果上则达到了“陌生化”的作用。双重否定既有对“黑暗社会” 下“ 个性解放” 的显性否定, 也有对“ 缺乏诚与爱” 和怯懦虚伪等，其国民劣根性的隐性的深沉否定。某种意义上，当时主流启蒙话语对于爱情个人性价值、日常生活现代性价值的忽视，在《伤逝》里得到了弥补。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代入感极强，更便于直接表达人物内心活动和充分抒情，使人感到真切。通过主人公自己进行内心独白，可以将其深沉的悔恨和悲哀、心灵深处的悲愤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给人以亲切、逼真之感。

整篇小说都饱藏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全篇笼罩着浓重的抒情气氛，其最大的特点是感情浓郁扣人心弦。因小说是主人公的手记，鲁迅的写法摹仿了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缠绵排侧、幽婉细腻的笔调，反复哀叹自己的悔恨和感伤，用慎亡抒情诗的风格揭开了主人公内心世界中独特的心理状态，他写出了爱恨交织声泪俱下的悲歌，并对吞噬他们的黑暗社会，进行洪汛涛强烈谴责和控诉，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性。

鲁迅以简练的笔墨勾画出人物性格与灵魂，尤其特别注意选取和突出最能表现人物精神的细节。子君很少说话，她的鲜明个性与复杂内心世界，纯粹依靠她具有特征意义的眼神细节描写，逐步展示出她的纯真、善良，以及她被旧社会制度毁灭的悲惨命运。从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子君眼中“稚气的光”里，使读者深深体会到子君纯真、善良的性格特征；从子君眼神的不断变化里，我们又清晰地看到了一个纯真、可爱的少女被毁灭的悲惨遭遇。

《伤逝》的取材解读分两种，社会历史或人物传记，但更多偏向人物传记。有分析认为，小说与鲁迅跟许广平的爱情发展有直接关系。原因是鲁迅作为创作者，他写的小说应该与自己有很深感受的事情关系；其二鲁迅也以自己为对象创作了《孤独者》，那么以他与许广平的爱情为基础创作出《伤逝》也无可厚非。不过，鲁迅在1926年底写给韦素园的信中说到：“我还听说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可见这种说法鲁迅是否认的。

周作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给曹聚仁的信中提到，《伤逝》“猜想是在伤悼弟兄的丧失”，写的是自己。现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的陈漱渝同样认同周作人的说法。他提到相关佐证，鲁迅在写《伤逝》九天之前(1925年10月12日)，周作人刚译述了一首诗名叫《伤逝》发表在《京报副刊》，并说明此诗是诗人悼其兄弟的文字。陈漱渝认为“伤逝”本有悼念兄弟之意，鲁迅与《京报副刊》关系密切，创作《伤逝》时可能蕴含着“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感情波动。

原中央研究院院士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认为，《伤逝》并没有逃脱伤感的说教。这是一个否定的评价。他认为《伤逝》虽能唤起读者的同情心，但现在看来有点感情过激。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竹内好在《从绝望开始》中也认为，小说的副标题是‘涓生手记’，形式上描写所爱的女人离之而去的主人公的烦恼。他不明白作品的主题是什么，甚至是不可理解。他认为作者在自以为是地虚张声势，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甚至令人不快。竹内好认为《伤逝》体现了鲁迅的原罪观念，这和他对《孤独者》的看法一致。他认为同样的东西在《伤逝》中表达得不自然，掺杂了表白和爱情相关意见的冲动，当恋爱小说看无聊，作为哲学小说又极难理解，所以是失败的。

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李长之在《鲁迅批判》里认为，鲁迅小说中有数篇文章可以称得上“最完整的创作”。其中之一的《伤逝》，他认为其“有永久的价值”；并且《伤逝》是更直接的，更畅快的，更毫无遮掩的。李长之认为《伤逝》是比较更纯粹的抒情文字，作者以最擅长抒情的笔，写了最真实的‘寂静和空虚’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