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为现代作家刘知侠所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1954年元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初次出版。该小说主要讲述了抗战时期活跃在鲁南地区的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由于不堪日本军队的侵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铁道游击队》采用了革命史叙事的方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来布局全书，是一部以真人真事写成的章回体纪实小说。

《铁道游击队》受众广泛，读者分布于不同文化层次的各个年龄段。该著作多次再版，并被翻译为英、俄、法、德、朝、越等多国语言在海外广泛传播。2019年9月23日，《铁道游击队》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枣庄市成立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铁道游击队（即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115师“鲁南铁道大队”）。铁道游击队以短枪和便衣，在敌人据点里摸敌岗，打特务，在铁路上袭击火车，在客车上打歼灭战，甚至不鸣一枪，就把主力军队急需的武器拿到手。铁道游击队配合主力军队作战，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形势严峻，作家们承担起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向民众普及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在强烈的责任感、自豪感、使命感、急迫感的趋势下，作家们以亲身经历的战争为题材，把自己关于革命历史的记忆、革命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及英雄人物，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进行再现。在这样时代背景下，《铁道游击队》这部长篇战争小说1954年正式出版。

1943年夏天，八路军山东军区召开全省的战斗英雄、模范大会，刘知侠作为《山东文化》编辑室的成员参与其中。在该英模会上，来自铁道游击队的徐广田谈到的他个人及其战友的事迹，让刘知侠印象深刻。刘知侠敬爱这些杀敌英雄，他想把他们在铁路线上打鬼子的战斗业绩写下来。

刘知侠便对徐广田和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杜季伟进行多次采访。经整理后，1945年，刘知侠在《山东文化》第二卷第三、四期上以《铁道队》为名发表了有关章节。故事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但却让铁道游击队的干部和队员看到后有了不同反映，这让刘知侠深感“对他们（铁道游击队）的故事的写作，有点过于草率”。为此，他把《铁道队》的写作停下。

在日军投降前后，刘知侠曾两度到鲁南的铁道游击队里去，在微山湖、铁路两侧同这些队员生活在一块，寻访了他们过去战斗过的地方，从大队干部的领导、每次战斗的参加者等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战斗中的细节和人物的表现。但就在刘知侠准备动笔写作时，国共内战爆发，山东解放区也有交战，刘知侠暂停了写作计划，和一批文艺工作者投入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1952年后，刘知侠开始集中精力写作《铁道游击队》，他围绕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写了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为了点明它的战斗性，所以就加上‘游击’二字，标题就改为《铁道游击队》了”。1954年1月，《铁道游击队》初版发行。

抗战时期，日本军队占领枣庄市，津浦铁路干线是日本军队支援南洋战争的运兵大动脉。为此，日本人严密控制铁路线上的活动，重兵把守沿途火车站，在铁路两边的重要地点修筑据点，并且将铁路两侧的村庄伪化，建立了伪政权和“爱护村”，强迫当地群众看守铁路。

鬼子来了以后，中央军跑了，共产党组织了一批煤矿工人，拉到北山里，和八路军游击队汇合，坚持鲁南山区的抗日战争。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司令部派了两个精悍的游击队员回枣庄活动。这两个队员一个叫刘洪，一个叫王强。刘洪坚决勇敢，白天在小炭厂当伙计，晚上，他就去约合一班子人，扒鬼子的火车。王强机动灵活。王强作为火车站的脚行获取鬼子的动静。在王强的配合下，刘洪行动十分精准。

当刘洪、王强所在地有了组织起来的条件时，在山里司令部派来了政委李正。在政委李正和队长刘洪的带领下，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秘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形成了一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百姓誉为“飞虎队”）。铁道游击队在微山湖畔扎下了根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当地铁路工人和湖边人民以及微山湖里渔民的帮助下，游击队专门破坏日军铁路运输，极大牵制了日本军队兵力，很好地配合了中国主力部队作战行动。

当敌人进行疯狂的扫荡时，刘洪带着他的游击队，在火光和枪声里，从各路敌人的空隙中穿来穿去，避免和优势的敌人正面作战。当敌人侦察出他们住的庄子，大队鬼子扑来时，他们又早已无影无踪了。他们靠两条腿和敌人捉迷藏似的转圈子成功地挫败了多次进攻。

在日本军队与中国国民党的两面夹击下，铁道游击队处境艰难。在一次鬼子正在疯狂地扫荡时，顽军看到这正是他们反共的一个好机会，也从西边压过来，试图把游击队赶到敌占区，好让扫荡的鬼子把游击队消灭。这次，准备在芳林嫂家设置秘密联络点的刘洪在离开村庄时，遇到了顽军，作战中不幸受伤。芳林嫂挺身而出，依靠着她的精明能干，让受伤刘洪躲开了顽军的搜捕，并承担了给刘洪养伤的任务。养伤过程中，芳林嫂和刘洪两人日久生情，坠入爱河。

刘洪养伤时，敌人仍在疯狂扫荡，天一亮，临城、沙沟两站的鬼子又出动扫荡了，所到的村庄都卷起了黑烟，湖边田野里四下响着枪声，村民们扶老携幼，在田野外到处逃难。天一黑，鬼子就收兵回据点，西边的顽军趁黑夜又扫过来了。村民们刚返回被掠后的村庄，还没有平静下来，顽军就又闹得鸡飞狗跳墙。运河支队和黄河大队在敌伪夹击下，已有些伤亡，为了减少损失，山里司令部命令游击队暂时撤出这个地区进行修正。

经过休整后，铁道游击队力量更加强大，把日本兵打得落花流水。日军不甘惨败，继续调集了大批军队，进军微山湖，试图消灭铁道游击队。刘洪率部队化装成日军突出重围，杀伤了敌人主力，还趁机消灭了日本特务队。但不幸的是，芳林嫂在一次躲避敌人清剿时，被敌人抓去。胜利前夕，铁道游击队救出身陷囹的芳林嫂，对四处逃窜的日军作出最后致命一击，消灭了岗村、松尾为首的日军。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铁道游击队的创始人，原型为刘金山、洪振海。

刘洪，枣庄市人，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年龄大约二十四五岁，大家都尊称他为“老洪”。刘洪过去在煤矿上干活，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还练出扒车的本领。为了配合山里的斗争，和掌握枣庄及临枣支线敌人的情况，刘洪被司令部派回枣庄活动。

刘洪与政委李正组织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形成游击队，在敌占区劫火车、毁铁路、打日本兵、杀汉奸，极大牵制了日本军队兵力，很好地配合了中国主力部队作战行动。刘洪性情直爽，个性倔强，好打抱不平；他唯一的缺点是脾气暴躁，遇到不顺意的事，往往暴跳如雷。铁道游击队甚至有句口头禅：“洪队长讲话，连撅带骂。”

铁道游击队副队长、铁道游击队的创始人，原型为王志胜。

王强，年龄大约二十四五岁，是枣庄市人，曾在山里游击队当班长。他是刘洪的好朋友，也是刘洪的战友。

王强过去也在煤矿上干活，由于自小生长在这里，对矿上和铁路上都很熟悉，还练出扒车的本领。他同刘洪一道被司令部派回枣庄活动。王强机动灵活，为了消息灵通，王强在父亲的引荐下，前往火车站干脚行，推小车运货出苦力。王强当脚行，不但了解鬼子的动静，而且车站上装卸货时，货物都经他手，每一趟火车装的什么东西，他都知道。遇到机会王强就告诉刘洪他们，这让刘洪他们行动从不落空。

王强不仅是战斗员，而且是主要谋划者，他机智勇敢，善于捕捉战机，屡建奇功。无论是血染洋行、飞车搞机关枪、打票车、截货车，还是扒铁路、断通讯、炸桥梁、奇袭敌人兵营等闻名于世的传奇战斗，都有他参与其中。

原型为刘桂清，热情、豪爽、机智、勇敢，是个兼具坚定信念的女性地下工作者。

芳林嫂是个黑眉大眼二十六五岁的青年妇人。在丈夫芳林被日本人杀害后，她自觉走上抗日道路，并在救下刘洪后与之产生爱意。在刘洪的影响下，她在多次与敌斗争中不断进步成熟。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会使枪，又熟悉铁道游击队的一套活动方式。芳林嫂在妇女当中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支持配合了铁道游击队的各种行动，特别是打探消息、巡查追踪敌特等，为铁道游击队提供了很多情报。

由鲁南军区给铁道游击队派来的政委，具有自信、坚韧不拔、不畏艰难的精神，代表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铁道游击队。在极端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他能够和铁道游击队的哥们儿混在一起，赢得大家的信任，对铁道游击队的散漫作风和不良习气思想进行改造。在李正的领导下，游击队的活动从一开始便处于山区主力部队的指导之下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并为山区主力提供必需的物品，从散兵游勇式的民间组织逐渐变成了团结抗日的革命队伍。

《铁道游击队》描述了铁道游击队在铁路线上神出鬼没地与日军战斗、在临枣支线、津浦干线上，出其不意地袭击日军，与对日军作战的故事。游击队的故事，深刻展现了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小说显示了游击队员的神勇，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的信心的同时，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铁道游击队》重塑了新中国民众的理想观和价值观，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建设百废待兴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铁道游击队》通过纪实创作的表现手法，让作品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都历史有名而现实有声，使得读者不得不去相信人物客观存在的真实性。同时，通过纪实创作的表现手法，对作者采访到的真实事件进行艺术重构，并在创造性想象中去推动历史的艺术转化，最终使历史与艺术合二为一实现两者之间的统一。

《铁道游击队》具有鲜明的传奇化叙事风格。作品塑造的许多革命英雄人物都带有传统“草莽”“侠客”的色彩，英雄人物对于肩负的重担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责任感，对革命最终胜利有无比坚毅的信念，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单纯而坚定，是广大民众心中最完美、最理想的英雄形象。同时，在叙事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使用大量通俗易懂、浅显直白的语言，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式追求情节的曲折夸张，与民间说书艺术相似，带给读者极为畅快的阅读体验。

整个作品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时对日军斗争环境非常艰苦，装备落后，弹药匮乏，为了夺取胜利，铁道游击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而作品通过“歌颂无产阶级光明”、民间大团圆思想的表达，充分揭示英雄人物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坚毅性格和精神面貌，使得围绕铁道游击队的革命斗争生活洋溢出一种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作品以革命思想改造侠和侠文化，用侠和侠文化资源来充实革命叙事、丰富革命英雄形象塑造，从而形成潜在的民间侠文化趣味和显性的现代革命主题相得益彰的独特风格。文中英雄人物一开始都是散居民间的侠客式人物，以朴素的正义观念和侠义心肠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当革命思想浅渐进入英雄人物的现实生活，他们的行为和形象都将要发生质的变化，不由自主地进入革命的逻辑而接受革命的改造和提升，从个人仇、家族恨向阶级仇、民族恨转变，使哥们儿义气成为同志情义，不断走上革命正道。

《铁道游击队》以传统文学形式、地域民风书写和纪实性特征向中国呈现枣庄市地方抗战图景，是一本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文本。作品引领读者了解了曾活跃于铁道线上和微山湖畔的那支游击队及其事迹，深情缅怀那些为抵御外侮、寻求解放自由之路而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提醒世人铭记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史。

同时，《铁道游击队》呈现了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的复杂性:在文化生产的意义上，它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游民文化相互冲突、竞争和妥协的文学史现场。

学界普遍将《铁道游击队》视作“革命英雄传奇”的典型文本之一，认为它多有“传奇性的节”，“在笔法、情节设计方面，借鉴了侠义小说的表现方法”，“利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来表现战争的成功之作”，“在人物性格配置上受到了民间传统小说的‘五虎将’模式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

但也有学者认为《铁道游击队》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是把英雄人物理想化、浪漫化了，所塑造的英雄近于完美无缺，失去了常人的普通、平凡和亲切，以至从现实的土地上疏离。”

刘知侠自我评价《铁道游击队》：“在写作上尽可能注意以中原地区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和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点。”。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受写作水平的限制，给作品留下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总觉得我所写的，远不如他们（铁道游击队）原有的斗争那样丰富多彩。”

1954年《铁道游击队》正式出版，多次再版，先后被译成英、俄、法、德、朝、越等多国文字在海外传播，成为抗日战争文学经典。《铁道游击队》多次被搬上银幕、电视荧屏和舞台等，并入选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和教育部推荐书目。

2019年9月23日，《铁道游击队》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