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好好诗》卷，是唐朝诗人杜牧唯一传世墨迹，也是稀见的唐代名人传世书法作品之一。内容为杜牧题赠歌妓张好好五言长诗《张好好诗》并序，行书，用硬黄麻纸书写，纵高28.2厘米，横长162厘米。

该卷全貌为绢装手卷，仍保留北宋内府装潢式样。其递藏有绪，上有宋徽宗赵佶、明代收藏家张孝思、清代大臣年羹尧及现当代收藏家张伯驹等人的题跋及宋宣和内府、清内府等鉴藏印。诗帖笔墨形质、情趣与诗文情感、神韵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呈现出气格雄健之美，被誉为“杜牧之亲笔，人间之至宝”。现为中原地区“一级甲等”文物，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作者杜牧（803年－约853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大和二年（828年），杜牧考中进士，大和三年（829年）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手下做幕僚。沈杜两家是世交，杜牧经常到洪州（今江西南昌）沈府做客，在那里结识了歌妓张好好。那时，好好年方十三，因擅歌舞受到沈传师怜爱，将她迁入官方乐籍。其后三四年间，杜牧与好好多有交往。大和六年（832年），好好十六岁，被沈传师之弟沈述师纳为妾。大和七年（833年），沈传师升任吏部侍郎，手下幕僚各奔前程，杜牧受淮南节度使牛僧孺辟召，到扬州任职。

大和九年（835年）四月，沈传师病逝；八月，杜牧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到洛阳市上任。当年秋天在洛阳东城，三十三岁已须发斑白的杜牧与十八岁的张好好不期而遇。五年前色艺双绝受到沈家宠遇的张好好，已被沈述师遗弃，流落市井以当垆卖酒为生。杜牧念及与沈传师和张好好当年交往之事，感旧伤怀，题诗赠之。

杜牧书《张好好诗》共48行322字，释文如下：

张好好诗并序

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省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舞来乐籍中。后一岁，公镇宣城市，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年，沈著作述师以双鬟纳之。又二岁，余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

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

翠茁凤生尾，丹脸莲含跗。（注：《樊川文集》作“丹叶莲含跗”）

高阁倚天半，晴江连碧虚。（注：《樊川文集》作“章江联碧虚”）

此地试君唱，特使华筵铺。

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

吴娃起引赞，低徊映长裾。（注：《樊川文集》作“伭徊映长裾”）

双鬟可高下，才过青罗襦。

盼盼乍垂袖，一声离凤呼。

繁弦迸关纽，塞管引圆芦。（注：《樊川文集》作“塞管裂圆卢”）

众音不能逐，袅袅穿云。

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殊。

赠之天马锦，副以水犀梳。

龙沙看秋浪，明月游东湖。

自此每相见，三日以为疏。（注：《樊川文集》作“三日已为疏”）

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

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

旌忽东下，笙歌随舻。

霜凋谢楼树，沙暖句溪蒲。（注：“霜凋”后有“小”字，被书者在右侧划点表示删去）

身外任尘土，前且欢娱。（注：《樊川文集》作“罇前极欢娱”）

飘然集仙客，讽赋期相如。（注：两句间有“著作任集贤校理”小字，《樊川文集》作“著作尝任集贤校理”；“期相如”，《樊川文集》作“欺相如”）

聘之碧玉佩，载以紫云车。（注：《樊川文集》作“聘之碧瑶佩”）

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

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

洛阳市重相见，绰绰为当炉。（注：《樊川文集》作“洛城重相见，婥为当垆”）

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

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

门馆恸哭后，水云愁景初。（注：《樊川文集》作“水云秋景初”）

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

口口口（洒尽满）襟泪，短章聊口口（一书）。（注：《樊川文集》作“洒尽满衿泪”）

此卷画心前有题签两条，一是在引首，有清梁清标题“唐杜牧张好好诗，蕉林珍秘，上上神品”；二是在前绫隔水上，有宋徽宗赵题“唐杜牧张好好诗”，瘦金体，金墨，下方有徽宗“双龙”小玺。

此卷拖尾极长，但题跋甚少，仅有明张孝思观款“京口懒逸张孝思珍藏秘玩”、清年羹尧观款“双峰积雪斋年羹尧观”、元代观款数则，以及现当代收藏家张伯驹在卷末题《扬州慢》词一阕。元代观款共八行，依次是：“会稽郡钱佑观于西湖”“寓吴伯颜观”“大梁班惟志与仲亨子正敬思同观”“严陵汪鹏升、永嘉薛汉同观”“大德九年吾丘衍观”。

此卷元人八行跋文，是从其他作品上揭裱移配来的。张伯驹认为，元人诸跋揭裱自《褚遂良临兰亭序》。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则认为，元人诸跋是被人从唐赵模《千字文》卷揭裱移配到《张好好诗》卷上的，时间是在清乾隆之前。学者王家葵2015年发表《张好好诗卷后元人观款移配问题补苴》一文认为，元人诸跋被人从唐赵模《千字文》移花接木到《张好好诗》卷，应该发生在该卷收藏者清宋荦死后到该卷被清乾隆《石渠宝·初编》著录之间，更可能发生在宋卒后至年羹尧被抄家之间。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曾为此卷题跋。清王士祯在《分甘余话》中记载，他曾见过董其昌的题跋内容。王家葵认为，董跋被移走，元人诸跋被移入，其动机大概是当时董其昌的字能卖高价。

此卷鉴藏印有：“弘文之印”（一般认为是宋之前印，印主尚无确论）；宋“御书”葫芦印、“宣龢”“政和”连珠印、“宣和”“政龢”长方印、“内府图书之印”及“宣和御览之宝”等；宋贾似道钤有“秋壑图书”印；明项墨林卷首钤“项子京家珍藏”“天籁阁”“项元汴印”“项墨林鉴藏玺”诸印，卷中钤“项氏子京”“墨林项季子章”诸印，卷后钤“项叔子”“项墨林鉴赏玺”“子孙永保”“项子京家珍藏”等印；明张孝思钤有“张孝思”“张则之”“张孝思赏鉴印”等；清梁清标钤有“蕉林居士”“蕉林玉立氏图书”两印；清宋荦钤“宋荦审定”；清年羹尧钤有“年羹尧”“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两印；清乾隆、爱新觉罗·颙琰、宣统三朝钤有三帝御览及清内府“石渠宝笈”等鉴藏印11方；现当代收藏家张伯驹钤“张伯驹印”和“张伯驹珍藏印”，张伯驹夫人钤“吴郡潘素”印等。

此卷上“张氏珍玩”“燕国张氏珍藏”两印，因无明确指向，尚不知两印的主人，学界有两种推断，一说是元代鉴藏家张晏，一说是元代收藏家张金界奴。

《张好好诗》卷北宋宋徽宗时被收入宣和内府，后转经宋贾似道，明项墨林、张孝思，清梁清标、宋荦，落入清年羹尧之手。年羹尧被雍正抄家后，该卷被纳入清内府，乾隆收入《石渠宝笈·初编》。清亡后，该卷被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携出皇宫，带至长春市。在1945年“长春小白楼文物流失案”中，该卷被伪满洲国匪兵王学安窃得，埋藏于地下，后流入天津市古玩商人靳云卿手中。1950年，该卷被张伯驹花重金购得。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将该卷连同晋陆机《平复帖》、宋范仲淹《道服赞》等8件古代法书精品一起，捐赠给了国家；国家文物局将之调拨至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现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

《张好好诗》卷曾先后著录于：北宋《宣和书谱》、宋（佚名）《悦生所藏书画别录》，明代汪砢玉《珊瑚网》、张谦德《清河书画舫》，清代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王士祯《分甘余话》、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吴升《大观录》、叶奕苞《金石录补》、乾隆内府《石渠宝笈·初编》，现当代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张伯驹《丛碧书画录》、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等。

明代汪珂玉在《珊瑚网·书录》中引用董其昌题跋，说《张好好诗》卷最后两句“字漫不可摹”。清代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也提到《张好好诗》卷后边有“两句字不可读”，但没有伤害到整体风貌。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中说“此卷曾埋于地下，有一二印章颜色稍霉暗，字丝毫无损。”

近代以前鉴藏家对《张好好诗》卷艺术特色论及较少。《宣和书谱》评价说“（杜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认为杜牧书法和诗歌神韵一致，有雄健之美。明代书画家董其昌题跋中称“樊川此书深得六朝人风韵”，认为在颜真卿、柳公权之后，杜牧和温庭筠也可称作书法名家。清代书画鉴藏家顾复赞叹“牧之此诗，纸墨颇佳，书成欲舞”。

在点画用笔上，该卷“中截丰实”，丰厚古雅；同时，通过提与按的夸张表现、徐与疾的强烈对比、方与圆的大胆运用，加上特有的“沉肩”（如“见、凋”等字的横折笔）、“枯笔”与“破笔”（如“楼、书、半”等）、“扫笔”与“刷笔”的使用，也呈现出笔法之奇特。

在结体取势上，该卷使用了非常规的结字方式，通过收放聚散（如“张”字左收右放，“好”字中间散开、笔画聚集两边等）、主次关系倒置（如“梳”字左边显著大于右边等）和空间与虚实的对比（如“娃、游、馆”等），创造出“字法跌宕”的奇趣。

在章法布局上，该卷初见比较平淡，通篇各字都独立存在、互不连带，但通过轻重、大小、开合的对比使用，字虽然大小不一，却能错落其间，任之自然，使全篇行气贯通、气势连绵，表现出刚柔相济的自然之美。

在气韵神采上，该卷开头行笔谨慎克制、温雅灵动，后边随着感情的涌动，转为粗犷奔放，从墨迹的枯润和行笔的疾徐，仿佛能看到诗人的感怀伤情在笔下自然流露，结尾处信笔游缰又不失骨力，情感的抒发愈加浓烈。从平稳庄重，到恣肆动荡，情动于心，意达纸墨，该卷气格雄健，跌宕自然，是一幅动人的“尽情之作”。

宋徽宗主编的《宣和书谱》论称：“（杜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

明代书画家、书画鉴赏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说：“牧之书《张好好诗》，深得六朝人风韵。余所见颜（真卿）、柳（公权）以后，温庭筠与牧之亦名家也。”

清代书画鉴藏家顾复在《平生壮观》中称：“牧之此诗，纸墨颇佳，书欲成舞。”

现当代古书画鉴定家张珩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称赞该卷：“今世所传唐人墨迹，寥寥可数，如此确然无可置疑者，尤若晨星；况又是自书诗稿，经《宣和书谱》著录，流传有绪，真瑰宝也。”

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中说：“樊川真迹载《宣和书谱》只有此帖，为右军正宗，五代十国以前、明皇以后之中唐书体。”

当代书画鉴定家启功在其《论书绝句百首》之五十五中咏叹该卷：“诗思低回根肺腑，墨痕狼藉化飞腾；满襟泪溅黄麻纸，薄幸谐谈未可听。”同时在诗后自注中写道：“杜牧自书《张好好诗》真迹，其结句云：‘洒尽满襟泪，短章聊一书。’此卷硬黄麻纸，磨痕浓淡相间，时有枯笔飞白，中有点定之字，知非出于他人重录。斯樊川之亲笔，人间之至宝也。唐代诗人字迹，即石刻本，且半属依托者，尚不易多见，况豁然心胸，丝毫无容置疑，若此卷乎！”

《张好好诗》卷没有作者落款，《宣和书谱》著录其为唐朝杜牧所书，并有宋徽宗御笔题签。历代鉴藏家因其递藏顺序明确、作品笔力雄健，对其真伪鲜有怀疑，当代学界也大都认为它是杜牧手书真迹。

徐邦达从《张好好诗》卷所用纸、笔的特点，认定它是唐代的书法风格，并认为其用笔的转侧之法，近似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序》。杨仁恺从该卷保留有北宋宣和装裱的特点、宋徽宗赵佶的御题真实可靠等方面，认定它是一件流传有序的“晚唐巨迹”。启功认为此卷符合诗人创作手稿的特征，绝非他人抄写或临摹，而是“樊川之亲笔，人间之至宝”。

当代学者刘宏伟、林鹰曾撰文认为故宫所藏《张好好诗》卷为伪作，理由是卷中小注“著作任集贤校理”无法解释等。他们同时推出一件所谓的民间“私藏本真迹”，但笔力羸弱、气息媚俗，明显为时人假冒，因而未被学界认同。袁也、陈昌强则从《张好好诗》墨迹本与《樊川文集》本相比有多处字词错讹等方面进行考证推理，认为该卷疑点较多，并推断它可能是晚唐人的临摹本。

《张好好诗》卷因其珍贵，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在中国国内也较少公开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