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是阿城的处女作，1984年发表于《上海文学》第7期。小说一经发表便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次震动，是“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先后获《中篇小说选刊》的优秀作品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棋王》以“我”为叙述者、以青年王一生的“棋事”为叙事核心，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我国知青的下乡生活，讲述了“我”与“棋痴”王一生在下乡途中相识，不久之后王一生来分农场探望“我”，而后召开棋赛，王一生却无法顺利参赛，最终在“我”和知青倪斌的努力下，王一生与九位棋手同时赛盲棋并大获全胜。《棋王》从个体的创伤、焦虑、困惑等真切体验和生存现实出发，看似是在写知青题材，却一跃跳过“伤痕”“反思”等已成主流的叙事成规，直接走向人生中“关于活着”的思索，展现了较为深刻的文化思考与感悟。

1984年7月《棋王》在《上海文学》发表后，被译成意大利、法、日多国语言，荣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1999年，《棋王》被《亚洲周刊》编辑部和十四位著名文学批评家推选为100部二十世纪最佳中文小说之一，尊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了“文革”的极端左翼谬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的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今中西的各种思想资源相互碰撞激荡，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原有的信念和认知。到80年代时，适逢改革开放，外来思潮的引入、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变化、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等导致了一代青年的迷惘。中国作家们纷纷开始了对俗世生活的探索，阿城就在本部作品中选取了当时较为轻视的日常生活为叙述对象，呈现市井烟火气。与此同时，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80年代初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作家，中国作家相信，如果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中国人的审美感受吸收消化西方近现代的审美观念与形式，必能取得可观的艺术成就。阿城这样的知青作家便将审美视野投向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试图寻找本民族文化之根，由此便创作出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棋王》。

阿城从70年代即开始写作却从未想过发表，算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插队结束回到北京后，1979年，他经范曾推荐，在北京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世界图书》编辑部画连环画“以工代干”。在结识李陀之后，阿城曾几次将自己的文章拿给李陀看。1983年底至1984年初，陈建功、郑万隆和阿城等人凑在李陀家吃涮羊肉，阿城讲了一个下棋的故事，后来在陈建功、郑万隆和李陀的催促下，阿城把其写成小说，就是《棋王》。《棋王》作为文学新人的一篇“很难归类”的小说想要在壁垒森严的文坛横空出世是有一定难度的。很快，《北京文学》以“写了知青生活的阴暗面”为由，将《棋王》退稿。经过了李陀的推荐，《棋王》最终发往《上海文学》，但却是以结尾的删改为代价。不久，《棋王》就发表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

《棋王》故事有直接原型。李陀回忆，《棋王》来源是“一些朋友凑在我家吃涮羊肉”时阿城讲的一个‘下棋的故事’。而小说中“棋呆子”王一生的形象其实直接取材于当时的云南省知青、1986年晋升“国家象棋大师”的何连生。阿城在与好友聊天时亦曾谈及此事：“他在景洪市下过棋，把当地那些下棋的全镇了。我写《棋王》时，用了他下棋的那个场面。”2009年，何本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棋王》里面有些故事确实在我身上发生过，阿城当年去我农场玩过几回，听说了我的一些事情。”1988年电影《棋王》拍摄时，剧组邀请的象棋指导正是何连生。

《棋王》以“我”为叙述者、以青年王一生的“棋事”为叙事核心，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我国知青的下乡生活。棋王名叫王一生，外号人称“棋呆子”，是个出身贫民阶层的知青。“我”是在送知青到农场的火车上与他下棋相识的。当时他在学生中是大名鼎鼎的棋呆子，传闻中他认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儿，老头儿给他讲了不少玄机妙道，还送给他本“异书”。王一生本人非常爱吃，吃得连一点渣都不剩。吃过又要下棋，说是“何以解忧?唯有象棋”。到农场半年后，王一生请了事假出来，一路找人下棋，还特意来找我。我因此了解到他的身世。原来王一生的母亲一生悲苦，为生计反对儿子下棋，临终时却送给儿子一副拣人家的牙刷把磨的“无字棋”。被王一生“一直性命一样存着”。为了欢迎王一生的到来，我请大家吃了一顿“蛇餐”。饭后，一个名叫倪斌，外号人称“脚卵”的知青和王一生下棋，王一生三战三捷。后来，王一生的名气在地区越来越大。地区运动会时，会场说他表现不好，不让他报名参加象棋比赛。“脚卵”去求情也未成功，最后把祖传乌木象棋送给地区文教书记，才为王一生争取到了参赛资格。众人都很高兴，王一生却执意不参赛。正式棋赛结束后，倪斌带来获第二、三名者与王一生较量，冠军闻讯也派人来请王一生去他家比试。街上有近千人跟着跑去棋场。连前三名在内，共有九名要和王一生下，王一生就和九人同时交手，下的还是盲棋。九局连坏，车轮大战，王一生赢了八人。只剩最后一盘冠军的棋时，冠军老者由旁人搀着走来了。他是山区一个象棋世家的后人。老者夸王一生汇道禅于一炉，请他平手言和，并愿与他结忘年之交。一天下来，王一生被朋友们扶到借宿的地方，他“哇”地哭了起来。王一生已经睡后，“我”却想得很多，很深。

《棋王》中的主人公是王一生，王一生痴迷下棋，外号“棋呆子”。他性格坚忍沉着，孝顺重义，身上有着浓郁的儒道文化特征。王一生是个出身贫民阶层的知青。他非常爱吃，且爱棋，他常说“何以解忧?唯有象棋”。到农场后，王一生经常请事假出来找人下棋。他的一手好棋，是一个捡垃圾的老头传授的。他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投入与下棋，最终在九人对弈中轰动一时。《棋王》中王一生把母亲送给他的无字棋“一直性命一样存着”，这是对母亲的“孝”与“信”，当朋友送出珍贵的象棋帮他参赛时，他立刻决定不参加比赛了，这是对朋友的“诚”。棋赛冠军请他握手言和，他也同意，这是对对手的“恕”，这些都是儒道思想的精髓。王一生的棋已经超越“术”，达到“道”的境界，尽管他出生寒苦，读书不多，但积淀在他身上的民族文化之“根”，使他超然物外、淡泊旷达，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独立的人格意志。

《棋王》是以“我”的视角来写的。“我”是一个善良慷慨的知青。在文中，“我”的心态有着较大转变，起初“我”是孤身一人，消极而迷惘去插队，“我”的父母都在文革中被认定为走资派，迫害致死。在混乱时局下，“我”陷入了人生困境，存有一份玩世不恭的清醒而具有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但王一生的呆人呆相却莫名地引起了“我”的同情、理解直至喜欢，在逐渐了解王一生后，“我”成了王一生的亲密朋友。对来看望自己的王一生盛情款待，将自己一个月的钱油全部提出，甘愿一个月只领生菜，不领熟食。在见证王一生棋道顿悟后，我也实现了心态上的成长，对于棋王王一生逐步认同，面对惨痛的人生经历和恶劣的外部环境顿悟了“活着”这一问题的人生哲理。

倪斌是南方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个子高瘦，文质彬彬，性格豁达。“因为腿长”，众人都称他为“脚卵”。脚卵家庭环境较好，父辈均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他也受到一定的熏陶，所以在知青中显得与众不同。但他在爱棋的执著方面和王一生非常相似。小说中下乡知青做“蛇宴”时脚卵出场，经过介绍，王一生认识了会下棋的脚卵，二人弈棋后成为朋友。脚卵甚至拿出了自己最好的象棋帮助王一生参赛，可见他为人的可贵。

《棋王》故事主要通过王一生、捡烂纸的老头、王一生的母亲、画家等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展现民间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揭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已深深扎入民族的血液，变成了民族的文化基因。文中有三个棋艺高超的老人，捡烂纸的老头、脚卵爸爸、最后“出山”的老者，他们都象征着传统。阿城在关于《棋王》的创作谈里也有意强调：“以我陋见，《棋王》尚未入流，因其还未完全浸入笔者所感知的中国文化，仍属于半文化小说。若使中国小说能与世界文化对话，非要能浸出丰厚的中国文化。”《棋王》中的三个下棋高手中，在文化传承中承担“传”这一使命的是捡烂纸的老头，承担“承”这一使命的是王一生和脚卵。王一生得到了捡烂纸老头的亲传，脚卵出生于象棋世家，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都具有传承文化传统的意识。尤其是王一生，捡烂纸的老头愿意将自己的祖传棋艺倾囊相授，一个象棋名家也想收王一生为徒。同时王一生也具备学艺的执着精神，最终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捡烂纸老头的点拨在“九轮连环大赛”中力挫群雄终成王者。王一生的成功帮助文中的“我”摆脱了精神的苦闷，也让读者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希望，就是向民间汲取营养。

《棋王》中展现的是王一生对母亲的“孝”与“信”，对朋友的“诚”，对对手的“恕”，还有保持自身内心和谐、宁静的“义”，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从《棋王》中可以解读到儒家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朋友真情，比“我”对来看望自己的仅有一面之缘的王一生盛情款待，将自己一个月的几钱油全部提出，甘愿一个月只领生菜，不领熟食。而道家思想影响也尤为明显。对王一生来说，只要有饭吃，有棋下，他就满足。这是道文化的“易于满足”以及“虚静恬淡”的心境。在王一生的形象里还可见道家文化的“旷达、通脱”。王一生痴迷于象棋，被称为“棋呆子”。“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借助象棋，他超越世俗，在动乱年月中保持着安命处顺的人生态度。王一生随着技的进展而一步步地向棋道、人道、天道“经营”着。譬如，最初，王一生下棋，意在胜负，连棋道尚未能入。后来遇见捡破烂的老头传授棋道。老头儿也是颇具道家特色的形象，他向王一生传授的下棋之道是“阴阳之气相游相交……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无为即是道”。这也是道家文化的精髓要义。插队以后，王一生下棋已是点到即止，从不给对方难堪。等到车轮大战，王一生由棋道而豁然贯通天道，已经接近《庄子·齐物论》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境界。

汪曾祺认为《棋王》就是写“关于吃和下棋的故事”，“吃”和“棋”分别联系着《棋王》中捡烂纸老头所说的“生道”与“棋道”，而生道与棋道又对应着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事实上，生道/物质生存方面与棋道/精神追求方面这组二元对立是构成阿城这篇小说的最根本的矛盾。一开始，小说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王一生的“吃”，表明了作者对物质生活的关注。“吃”是最基本的生存欲求，是知青生活最重要的记忆。阿城在小说中用“虔诚”和“敬畏”来形容“棋王”王一生对吃的态度，王一生认为“忧”是文人的佐料儿，他要追寻的是“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这一更加本分朴实的生存之道。“我”和王一生互不认同，“我”不认同王一生的基本物质生存层面，王一生不认同“我”的精神追求层面，但经过九局连环大战，王一生胜棋之后感慨：“妈，儿今天明白事儿了。人还要有点儿东西，才叫活着。”这就是认同了“棋”作为超越基本物质生存之外的精神层面。而我经过目睹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认同了基本物质生存中的意义。所以故事的结局，其实是“我”与王一生互相认同，“棋道”与“生道”统一了起来。

《棋王》雅俗夹杂。雅主要体现在单音节词和文言文书面语的大量使用。如小说最后一段出现的““”荷“””等颇具质感的古汉语单字，使得句子既简洁又别具一种特殊的韵味。这种用字精准，深得传统小说的神韵。《棋王》中又常有“雅”、“俗”混杂，形成巧妙的审美融合。例如写众人的“精神会餐”，“我自然精于此道，因此聊起来，常常是主角，说得大家个个儿腮胀，常常发一声喊，将我按倒在地上，说像我这样儿的人实在是祸害，不如宰了炒吃”。整句的表达颇为庄重，用书面化形式描绘的却是充满谐谑的内容。“腮胀”既包含众人对“精神会餐”内容垂涎三尺的馋，也包含对“我”特意戏弄的气恼，又极富场面感。可见阿城善于挖掘字词的表现力。写众知青围吃蛇肉时，“两大条蛇肉亮晶晶地盘在碗里，粉粉地冒鲜气。”“粉粉地”一词其实并不合语法，除阿城外大概没有人这么用过，但用来形容清蒸蛇肉的贴切程度，恐怕现有的词再无可替。文中还有一些词语如“苦甜”、“臭聊”、“肉醉”都是一些新奇的搭配，很独到，颠覆了惯常的用法，这些反常运用的词语，都成功地启发了读者的想象力。

从表面看，小说讲的是主人公王一生从“棋呆子”成为“棋王”的故事，但书中隐藏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兼人物的“我”。小说叙事进程沿着A和B一明一暗两条线推进。A线是随着下棋和“棋王”王一生的成长的表层故事情节。王一生从“棋呆子”变身“棋王”，“我”和脚卵等知青与王一生参与并见证了这一成长。B线是“我”通过对世俗人生的体认获得成长的隐性进程，“我”从理想主义革命青年到最终领悟世俗人生的生命真谛，王一生推动了这一成长。作者阿城认为B线才是更为确定的主线。他曾表示，《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的一个客观世界和“我”的一个主观世界，小说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所以《棋王》讲了两个故事：王一生的下棋故事和“我”的观棋故事，而阿城的解释明显是在引导读者注意叙事者“我”的存在。小说结尾的时候“我”开悟了，进入了一个新的状态，王一生不知是否开悟，但是实际上两个世界都完成了。正是这一明一暗的双重叙事进程，赋予了小说的叙事张力。

《棋王》的时间跨度相当长，从离家坐火车开始，到农场下乡劳动期间观看王一生象棋比赛胜利后，大家在礼堂台上睡着止，前后将近一年。在将近一年的述本时间中，又着重叙述夏季后过半年的前后，即冬日的离开和夏季的第三天、半年后的第八天、半年后的第九天。尤其是“车轮大战”的第九天整整叙述了近一章，而其余大都是在概述中一笔带过。内容上是以“我”与王一生知青下乡途中相遇初识——农场再遇下棋——地区再遇深知为主线的。其中涉及到“我”的身世、王一生学生时代的奇闻异事、王一生的自我描述等等则使用了许多倒叙。跨度最大的是王一生对其母亲的描述，进一步地揭示了王一生的悲苦命运。这些倒叙和插叙巧妙地安排到在对话之中，提高了文本的深刻性。若是将王一生母亲的经历算作文本时间的起点，可以大概推算出文本时间的跨度最少五十年，而作者却将其压缩为一年时间，并在文本中多处设置悬念，赋予了文本情节和结构以强烈的戏剧性，有效提高了文本的艺术张力，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之美。

阿城以虚实相生之法将这个实在的“下棋的故事”虚化，使之时而能脱离具体语境而获得抽象意味。文中描写具体的下棋场面主要有两次，一次是“王倪对弈”，另一次是“九局连环车轮大战”。两次都以虚写为主，都没有精细的对局实况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双方的对局进行详细描写，超越了叙述者“我”的能力范围，反而弄巧成拙。在对弈过程中采用虚笔，虚晃一枪，把主要笔墨放在对局过程中的人物表情和环境气氛，通过侧面描写，反而能衬托出战况的激烈。尽管两次对弈描写主要是虚写，但具体而言，两次描写却各有侧重，不尽相同。虚笔也可以在想象中不动声色地将王一生顿悟到的“大道”延伸出去，使《棋王》作为一个中篇小说产生了难以尽言的思想与哲学的容量。

朱伟在《接近阿城》一文中，便以“清婉简淡”一词评价1984年阿城所创作的《棋王》。在朱伟看来，阿城似乎正以一种“领异标新”的方式确立其独特的文学史地位。

汉学家杜迈可（MichaelS.Duke)(1991）认为以1984年阿城《棋王》的发表为起点的80年代后半期代表着当代中国小说的重大转折期，当代中国小说从那时起开始“走向世界”“接近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

著名作家汪曾祺感叹《棋王》那样的作品自己“写不出来”，并相信“很多人都写不出来”，赞赏之余对作者寄以厚望：“阿城业已成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青年作家，循此而进，精益求精，如王一生之于棋艺，必将成为中国小说的大家。”（《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光明日报》1985年3月21日）

评论家曾镇南写道：我读《棋王》，一下子就被攫住了。这是一篇奇异独特的文字，那味儿似乎还不曾在别的任何名家或新秀笔端流出过。屏住气读下去，酸甜苦辣，真人生在眼前逼现，真世味在心里滚动，有几处我的眼睛濡湿了。（《异彩与深味——读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10期）

20世纪80年代适逢改革开放，外来思潮的引入、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变化、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等导致了一代青年的迷惘，此时的《棋王》以对中华传统哲学、美学的继承与现代化言说给青年们带来了心灵上的震撼。《棋王》是寻根文学代表作品之一，一经发表便以其独特的艺术形象和丰厚的内容底蕴而震动文坛。先后获《中篇小说选刊》的优秀作品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入选《亚洲》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台湾纯文学月刊《联合文学》专栏转载阿城的《棋王》等作品，并发表长篇评论。

在国内文坛引发热烈反响后，《棋王》开始走向英语世界。1985年夏，《中国文学》（Chinese 文学）杂志刊登了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译作，题为“The Chess Master”。与此同时，汉学家陆续在英语世界的期刊上发表评论，构成了《棋王》走向英语世界的主要推动力。正式出版的《棋王》英译本有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翻译的The Chess Master；1990年伦敦Collins Harvill出版社出版、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翻译的Three Kings：Three Stories from Today’s China中收录的“The King of Chess”，以及2010年纽约New Directions出版社出版的The King of Trees中收录的、经杜博妮重新修订的“The King of Chess”。此外，《棋王》被译成意大利、法、日多国语言，荣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1988年，由滕文骥执导、滕文骥与张辛欣编剧、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棋王”原型何连生担任技术指导的电影《棋王》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电影直接改编自阿城小说《棋王》。谢园凭借此片与《大喘气》获得了1989年第9届大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1991年，由严浩导演、徐克监制、梁家辉与严浩编剧、侯孝贤策划，金公主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影片《棋王》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改编自阿城、张系国的两部同名小说《棋王》。梁家辉凭借此片获得了1993年第12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