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美文学是20世纪初日本兴起的文学流派，受欧洲的唯美主义文学风潮影响，事实上就是日本的唯美主义文学，别名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耽美主义文学、耽美派文学或新浪漫派文学。在日语中，耽美（たんび，tanbi）即唯美、沉溺于美之意，该词义产生于日本的汉字。

20世纪初，日本文坛因社会氛围的黑暗及自然主义文学的主导而十分压抑，这时西方唯美主义文学传入日本，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等诗人和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小说作家都加入了唯美主义创作，接连创办了《星》《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杂志，掀起了日本唯美主义风潮，扬弃了自然主义。随着这一创作新风的传播，“耽美”一词作为“唯美主义”的指代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成为一种个性鲜明的文学流派，即耽美文学。这一时期，以牧羊神会为代表，众多杂志为羽翼，耽美派文学大为繁荣。耽美文学从出现伊始就与白桦派进行激烈角逐，1916年，强调自我积极性的白桦派文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具备了对耽美派文学取而代之的能力，使耽美派文学的发展步入了尾声，但耽美文学的精神余韵却长期存在。20世纪中期，森茉莉的小说《恋人们的森林》《枯叶的寝床》，拉开了女性描写男同性恋情的序幕。20世纪70年代，日本少女漫画的改革使“耽美”一词被滥用，耽美文学的词义和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改变，蜕变为专门描写男同性恋情的代名词；20世纪80年代起，蜕变后的当代耽美文学的创作风格在日本的动漫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快速发展和流行，从20世纪90年代起影响到中国，至今，当代耽美文学仍有广泛受众。

耽美文学反对自然主义，主张艺术至上，追求人的感官能感知到的、不涉及伦理道德等任何其他因素的美丽，常充满异域风情或对女性美的崇拜，并且具有共同颓废主义的人生观。耽美文学极大地动摇了当时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文坛的主导地位，虽然存续时间较短，但其审美理念和创作手法深深影响着日本的文学创作，永井荷风的《舞女》《梅雨前后》、谷崎润一郎的《刺青》《春琴抄》等经典作品成为新感觉派、无赖派等众多文学流派的创作基础。

在日语中，耽美是唯美的意思，其词义也可依据日本汉字，理解为沉溺于美。这一名词作为文学流派，最早是在20世纪初期日本文学界受西方唯美主义影响形成的日本本土的唯美主义文学流派，该流派以耽美来命名，英文名为Tanbi。但在中文语境中，这种流派一般以“唯美主义”来称呼。

而到了20世纪中后期，耽美文学逐渐被滥用为男同文学，并成为主流用法，并且这一语义传入中国，成为现在中文语境下“耽美”一词的主要含义。

唯美主义又称“唯美主义运动”，发源于英国，是颓废主义的一个支流，产生于艺术家们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艺术的维护和热爱。唯美主义起源于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1790年提出的美学理论，即认为纯粹的审美活动是不涉及欣赏对象的现实性、客观实用价值和道德的沉思瞑想过程。唯美主义追求人为的、技巧的、空灵的美，提倡从丑恶、怪异、荒诞中发掘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是其狂热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9世纪，革命浪潮不断，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使广大艺术家们开展了有关于文学与文学家、文学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的广泛辩论。19世纪末期，西方艺术家们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口号，使唯美主义运动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反对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其中包括唯美主义、神秘主义、享乐主义等，这些新的文学流派得到了大范围推广，最终对日本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掀起了日本的唯美主义运动。

明治末年至大正初期（1910-1915），日本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逐渐陷入低迷。自然主义者认为创作应该坚持平面化的、露骨的描写，遵循对生活和人生无理想、无解决、无批判的态度，将艺术创作的范围限定在人类的自然属性上。自然主义者们对尊重人性的近代文明产生怀疑，不愿积极地思考改进办法，只关注人的丑恶，消极地认为生命、文明最终必定会走向消亡，这使得当时的日本文坛气氛十分压抑。1910年，震惊世界的日本明治政府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大逆事件”更加重了日本社会的黑暗现实。也就是这一时期，占据日本文坛主流地位的自然主义逐渐衰落。这一时期日本因战争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但其精神文明方面却十分贫乏，缺失作为世界先进国家的自信。所以，之后兴起的文学流派都则以解决日本文学发展困境为目的。

20世纪初，唯美主义等欧洲19世纪末的艺术流派艺术传入日本，日本知识分子们开始纷纷吸收其影响并寻求出路。当时出现了许多反对自然主义的流派，包括从侧面剖析文明颓废和个人主义伦理观的、以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为代表的写生派；耽美派的前身、以谷崎润一郎为代表的唯美派；以文艺刊物《白桦》为中心进行创作活动的、主张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的意志的、以志贺直哉为代表的白桦派（新理想派）；主张作家以内在自觉间接认识现实的、以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新思潮派（新现实主义派、新技巧派）；描述孤独和痛苦的、围绕《奇迹》杂志展开的、以葛西善藏为代表的奇迹派；以及迎合市民阶层趣味的、以菊池宽为中心的大众文学。其中，耽美派、白桦派日渐兴起，但两派之间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并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1908年12月12日，支持日本唯美主义运动的牧羊神会首次召开，该会以戏剧家木下杢太郎、诗人北原白秋、画家石井柏亭等人为核心领导者，并在之后成为日本唯美派运动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他们奉行唯美主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支持唯感觉至上、追求纯粹的艺术之美。白桦派则认为他们的追求和创作就是要逃离现实，有追求享乐主义之嫌，并对此表示强烈不满。随着木下太郎等人的组织和运筹，牧羊神会得到了文坛前辈森鸥外的支持，并且唯美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上田敏从法国归来并加入其中，二人的加入极大地壮大了唯美派的声势。

1909年至1911年，牧羊神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创办了标志着日本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起始的唯美派文学的机关杂志《昴星》（1909年1月），而且日后创刊的《三田文学》（1910年5月）和《新思潮》（第一次1907年9月，第二次1910年9月）等杂志也相继参与到运动中来，代表着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繁荣。这些文学杂志吸引了包括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高村光太郎、佐藤春夫在内的当时大部分的青年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美术家加入到唯美主义文学的创作中，并正式建立了唯美派文学组织。这些艺术家们受到了西方唯美主义的重要影响，结合着日本浪漫主义进行创作，且其作品与自然主义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联系。这使唯美文学得以诞生并很快成为日本文坛的主流，代替自然主义占据了日本文坛的主导地位，“耽美”一词也作为“唯美主义”的指代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耽美派和耽美文学等词汇也得以诞生。随着耽美派作家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田村俊子、小山内薰、拥口大学等作家也逐渐对耽美派表示认同，并创作出了具有耽美派特色的作品，浪漫主义作家泉镜花在后期创作的《日本析》《歌行灯》等作品中也体现出了耽美派的色彩。

然而，耽美派在大正中期就在日本文学史上销声匿迹了，其存在于日本文坛的时间只有五六年。牧羊神会于1910年11月20日召开的聚会标志了日本唯美主义运动发展到最高潮，但此后牧羊神会却因“大逆事件”以及作家们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而开始渐渐走入低谷，最终该会于1912年解散，标志着唯美主义运动接近尾声。1916年，白桦派文学发展到鼎盛时期，开始取代耽美文学在日本文坛的主流地位，这使耽美派文学的发展步入了尾声，但耽美文学的精神余韵却长期存在。

20世纪中期，森茉莉的小说《恋人们的森林》《枯叶的寝床》拉开了女性描写男同性恋情的序幕。森茉莉被誉为日本当代耽美小说的开山鼻祖，但森茉莉的耽美小说虽然有耽美文学的精神余韵，但并不同于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唯美主义小说，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同性恋小说，而是“一种由女性自主建构、女性群体消费的，以男性同性间各种情爱叙事为标志的小说”，而其耽美文学的特点表现在用华美的语言把一切本不美的事物进行雕饰，为读者呈现出超越本体的审美体验。

20世纪60、70年代，耽美一词逐渐被日本漫画界所用，引申为代指美型的男性，以及男性与男性之的恋爱情感，即“BL”（boy’s love的简称）。之后，文学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美男子同性恋类的作品。在80年代，《机动战士高达》使美型男角色互相恋爱的同人文开始流行，其中普遍出现了篇幅较大的色情描写，与耽美文学的初衷相悖，造成了耽美文学一词的滥用。之后大量美男子同性恋类的文学作品出现，使耽美文学等同于男同文学，彻底偏离了原意。并且，这些同性恋情作品在中国乃至欧美也产生了许多传播和创作活动，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耽美文学的诞生就是为表示对以岛崎藤村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反对。当时的耽美文学作家们的创作活动只是为了对自然主义发起攻击，他们认为自然主义文学过多地暴露人性的丑恶而不体现对官能美的追求。

日本的近代文学以个人主义为基调，但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使其偏离了既定的目标，耽美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发展目的则都是解决这一问题、使日本近代文学走出低迷。自然主义文学主张客观冷静地剖析人生和周围的事物，而耽美派作家则将人生现实与社会历史从创作中摒弃，追求虚幻的美。如与谢野晶子的代表诗作《乱发》所表现出的内容那样，耽美派作家们一方面大胆歌颂官能享乐、恋爱解放、个性自由，另一方面陶醉在象征主义的情调中，重视想象、虚构，这也是后期浪漫主义文学重要的艺术特征。

耽美文学因其反抗自然主义的初衷被学界归纳为“反自然主义文学”，但从其作品内容看，耽美主义对自然主义的反抗只体现在了文学创作的审美倾向、创作原则、表现技法等方面，而精神实质、思想根源等仍与自然主义文学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耽美文学只是以新的形式来体现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虽然在创作过程中，耽美文学对生命意义等问题进行了严肃且深入的探讨，但耽美文学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完成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反思，丧失了对日本文坛进行重建的机会。

耽美文学主张艺术至上主义，认为艺术应该超脱现实，游离人生，其口号为“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唯美主义文学思潮，“为艺术而艺术”这句口号则诞生于法国，是19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口号，其主要精髓为“艺术独立性”的观念，即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活一样”。二十世纪初，日本社会黑暗不堪，在其中徘徊、痛苦的耽美文学艺术家们延续了利用官能享乐逃避现实的艺术至上主义，以对抗社会中普遍的功利主义思想，强调艺术的非功利性。比如滕固的《十字街头的雕刻美》《百足虫》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极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艺术极端敏感，为了“美”甚至可以牺牲道德、信仰和生命。耽美文学作家们在作品中割裂艺术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以艺术的名义释放心中的孤独，通过美的追求，使心灵得到某种安慰，但这种偏至的艺术观导致他们失去了严肃的艺术追求。正如中村新太郎对谷崎润一郎作品的评价：“彻底舍弃了男女关系中精神高贵的一面，只突出感觉美的一面，他在这里展开生活，寄托着一切，执著追求，精工细雕，所以没有思想性。”

官能享乐主义是绝大多数日本耽美文学作家的主要审美情趣，是艺术至上主义的衍生。他们具有典型的官能享乐主义艺术观、人生观，认为“唯美”就是“唯乐”。耽美文学的文学主张是“虚构而非写实，追求美的价值而非伦理的价值”，也就是说，耽美文学认为艺术的目的应该是为人们提供感官上的愉悦、给人们美的享受，不应该受到社会、道德、伦理的制约，这一主张的主要表现为盲目追求感官刺激造成的快感，即官能快感。

耽美文学艺术家们带着一种消极的、逃避现实人生的思想，在创作中从情绪、思想、氛围等多个视角出发创造着精神的避风港，把颓废享乐当成精神逃亡的目的，利用官能快感来打开精神枷锁，把官能欢乐和恋爱等当成人生的唯一追求，对风韵女人的肉体律动表示赞颂，这使得他们逐渐堕落，陷入官能刺激的漩涡之中。在颓废的、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的作用下，耽美文学缺乏严肃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单方面割裂了艺术和社会、生活间的关系，以艺术的名义释放心中的孤独，通过对美的追求使心灵得到某种安慰，但这无法给他们带来心灵的解脱，也使得耽美文学的创作也不可能指向正确的艺术方向。因此，日本耽美文学存续的时间不长，并且后期的末流耽美文学创作者往往只追求感官上的刺激而不顾及伦理道德，在“丑”“恶”中寻求声色刺激，甚至出现一大批质地不良的色情文学打着耽美文学的旗帜造谣撞骗。

耽美文学艺术家们具有典型的官能享乐主义艺术观、人生观，在创作中盲目追求感官刺激造成的快感，注重如何渲染官能刺激、如何营造诱惑效果。如永井荷风在大正时期之后创作的一系列描绘花街柳巷生活的《较量》等作品都着重描写了艺妓和客人之间肉体和金钱的较量。这为改变当时日本文坛暗淡、低迷的风气作出了示范作用，但使得耽美文学充满感官享乐的色彩、拥有形而下的审美理念、艺术追求更加浅薄，并且失去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刻性和严肃性。以诗人吉井勇为代表，耽美文学发展后期的一些末流耽美作家们沉溺于饮酒作乐，几乎荒废了文学创作，甚至创作出色情小说等媚俗的、低级趣味的产物。这也是耽美文学兴盛、存续的时间不长的重要原因。

耽美文学作品充满一种由对异域的憧憬带来的情趣，在耽美主义者的眼中具有神秘色彩的“异域”是他们的美的梦境所在‚他们将“异域”理想化、唯美化，以此在作品中消减世俗世界对人的影响，而突出人自身的美。“异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存在距离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满足唯美主义文学艺术家们营造空想的虚拟世界的审美趣味，符合唯美主义的审美要求，便常成为耽美文学作品的元素，且许多作品充满了西洋崇拜。如永井荷风的《美国故事》《法国故事》两部作品都充满了异国情调，体现了永井荷风对西方文明的肯定及憧憬。

除了对“异国”的憧憬，日本耽美文学还倾向于追寻“传统趣味”，即在其国家自身的历史的跨度中寻求与现实社会相区别的虚拟世界。出现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日本文学的近代化源于对西方文学的吸收和模仿，但这极大地破坏了日本自身的文化风俗，使得日本人民产生了对其国家原有文化的依恋。日本耽美文学艺术家们的审美理念扎根在日本传统文化和美学当中，他们在日本传统美的世界中构筑自己的“艺术乌托邦”，其作品常带有深厚的日本美学特征和日本民族性格。比如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友田和松永的故事》《萝洞先生》《青家氏的故事》等小说就充满了流于表面的西洋元素和日本传统的思想文化。

耽美文学艺术家们追求与常人有异的趣味，他们在寻求美的真谛时常将目光投向“丑”和“恶”。这种独特的价值观延续了异国情调的审美情调，强调官能享乐和感性美的重要性。他们为了追求更强烈的刺激，不得不沉浸在病态和怪异的事物中，并表达出与众不同的言论，但这种刺激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减弱。对他们而言，奇异和新鲜的感性刺激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样的追求加重了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间的推移，人对事物的感受不可避免地减退。这直接影响到那些追求感官享乐至上的作家们的创作能力，对耽美文学艺术家们来说，刺激感减退就意味着创作生涯的结束。因此，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更加病态和怪异的事物，希望通过标新立异的创作方式保持感性刺激的新鲜感，然而这种创作手法往往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导致耽美文学逐渐充满了痴人般的梦境、变态的故事情节和极端的文学结构。如佐藤春夫用《田园的忧郁》中的病蔷薇等残败意象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颓废，并其和内心情感融为一体，营造出梦境、音乐一般的主题旋律。对美的病态追求使谷崎润一郎、高山樗牛、与谢野晶子等耽美文学作家在创作中会不顾及社会伦理纲常，无论对于“丑”还是“恶”都一味地美化和歌颂，却缺乏夏尔·波德莱尔等西方唯美主义者们对人生和社会的形而上的思考。

日本传统文学作品和绝大多数爱情小说中的女性总是矜持的、被动的、温柔体贴的，既单调又不符合现实。并且，女性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一直扮演着弱势的角色，以“小鸟依人”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具有较强的附庸性。但耽美文学中，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发生了改变，耽美文学作家在追求官能享乐的同时神化了女性的美，肯定了妇女的优越性，蔑视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观念。耽美文学神化女性的代表人为谷崎润一郎，他始终固执于展示女性美的至高无上，坚持着对于女性美的病态追求，沉溺在男性对于女性美之性无能的执拗。他的小说《细雪》就是纯粹女性文化的展示，他在书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传统女性的华美、典雅、含蓄，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渲染着四姐妹的年轻、美貌，全篇不下十几处。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中没有不美的女人，也没有衰老的女人，不管这个女人是妻子还是母亲，她都永远是年轻、美丽的。

日本耽美文学呈现出了相对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来说更富美感、更具表现力的文学风貌，特别是在审美意识、趣味性、情调、艺术形式、技巧等方面呈现出洗炼之趣。耽美文学相较于主张“平面描写”“露骨的描写”、没有理想、不求解决，记录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展示私生活的自然主义文学更加丰富多彩。耽美文学丰富了日本近代文学，补充了自然主义文学所缺失的对官能美的追求。

虽然耽美文学的兴盛世界很短，但对后续日本文坛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表现在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作家的创作中。三岛由纪夫十分迷恋耽美，比如他1948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盗贼》描写了主人公明秀与美子的爱恨纠葛，其中就充满了唯美、浪漫主义的风格。并且，他将以往单纯的肉体之美与现代性问题相结合，创作出了1954年的《恋都》、1955年的《沉潜的瀑布》、1956年的《幸福号出航》等具有批判意义的作品。

20世纪初，日本耽美文学传入中国，在其影响下，周作人、田汉、郭沫若、成仿吾、陶晶孙、郑伯奇、张资平等十多人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文学社团之一的创造社，并选用耽美主义作为方针来创办《创造》季刊。此外，耽美文学还对曾赴日留学的许多中国作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如郁达夫在佐藤春夫等耽美文学作家的影响下创作了小说《沉沦》。

一方面，耽美文学为当时处于黑暗压抑的社会氛围之中的艺术家们提供了逃避现实的避风港，耽美文学艺术们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美不仅与生活无关，而且高于生活，甚至高于一切，并且他们要用艺术美来同鄙俗现实中的丑恶相对抗；另一方面，耽美文学对女性形象的神化和丰富推动了女性意识的复苏，耽美文学以及森茉莉以后的狭义耽美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两性形象打破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臼，促进了人们对两性关系和女性意识的思考。

在20世纪中后期，耽美文学一词逐渐转变为，日本流行文化中的一类以表现外表俊美的男性在同性之间生成的唯美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作品风格的统称，即“BL”，这一意义成为耽美文学的狭义释义。当代耽美文学诞生于大众审美的领域之中，生成了一片全新的创作领域。它以新奇的另类题材吸引了一批活跃于网络的80、90代年轻女性成为读者或作者，这些女性成为当代耽美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其作品能透射出当代年轻女性对自我实现和话语追求的新动向。

当代耽美文学的流行十分广泛，在中国乃至欧美也产生了许多传播和创作活动，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靡于中国的青少年群体之中。耽美文学在中国十分火爆，出现了原创、同人两大耽美文学流派及许多亚种类，且出现了Priest、巫哲、非天夜翔、漫漫何其多、淮上等许多当代耽美文学作家。2003年，原创女性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的建立吸引了大量的耽美原创作者，甚至逐渐成为耽美小说网站的代名词。随着当代耽美文学的流行，中国还出现了耽美剧、耽改剧、广播剧等耽美作品形式，如《镇魂》《陈情令》《成化十四年》《山河令》等耽美剧自2017年以来就相继风靡全中国。

80年代中后期，正统文学的女性作家们深陷在“女人”与“社会中的个体”的矛盾中，她们一面竭力找寻某个完全属于女性话语的美学意象，一面与父权制文化中女性现存边缘文化身份奋力抗争。而耽美文学作为作为非正统文学的新题材，采用内部论坛和个人博客空间等平台进行低调的创作活动，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反文化封杀持久战之中研究出了一套文化特质鲜明的、具有极强女性意识的书写和交流方式。其出现和发展填补了日本民族文化史上女性创作的空白，其女性主义精神、性别意识的自存和女性自我话语的强烈诉求在耽美小说写作中催生了更高的审美需求，开辟了一片更广阔、更复杂却不可遏制的女性书写市场。当代耽美文学在本质上是对平等的一种追求，具有展示女性性需求和性释放的独特作用，能够表达女性对身体和文化两方面的两性关系重构的需要、同性恋合法的人性诉求以及女性长期被压抑和忽视的性心理需求。当代耽美文学艺术家们通过改写男性气质来建构具有女性意识的“异托邦空间”，这让“耽美文学”成为一种抵抗男性话语霸权的可能路径。

当代耽美文学大多是对于较知名作品进行“戏仿”式的二次创作。“戏仿”着重在“戏”字，这一方式一方面是对经典文学的一种颠覆，另一方面它表明后现代主义作家以一种“游戏”的心情来对待世界，不愿严肃认真地对待世界。另外，耽美文学传播途径主要依靠网络，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革命性的颠覆，打破了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界限。同时，因为耽美文学的创作主体和主要受众都是女性，所以也成为女性消费需求的一种体现。这些使得耽美文学带上了浓重的后现主义特征和消费主义特征。

当代耽美文学呈现出通俗化、商业化的趋势，导致其数量众多的同时质量参差不齐，一些末流作者为了满足读者需求而过度简化或扭曲故事情节，甚至创作出色情或淫秽的不良作品。21世纪以来，耽美文学在网络上随手可得，大量千禧一代的青少年们加入到了当代耽美文学的创作或传播之中。由于缺乏分级管控，耽美文学能够影响的人群越来越低龄化，甚至出现在很多小学生群体里。在百度集团腐女吧里关于女性耽美文学爱好者年龄段的调查中，年龄在13岁至16岁的女性爱好者数量占调查总人数的44.1%，居首位。网络的普及使许多未成年人接触到鱼龙混杂的耽美文学，这些耽美文学作品就可能会对这些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未成年人们的性别、性向、羞耻心等观念造成影响。

而且，中国官方也并不支持耽美文学，将其归类为不良文化，认为耽美文学具有负面导向。 2021年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强调要坚决抵制“娘炮”“耽美”等不良文化，表明出了其对耽美文学的反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