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晚号孟晋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外交官。

1867年（清同治六年），孙宝琦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的仕宦之家。孙宝琦少年好经世之学，后以荫生身份进入仕途，曾在北洋政府创办铜元局、武备学堂。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孙宝琦随清廷抵达西安市，在军机处处理电报事物。清政府与联军和议达成后，孙宝琦奉命两度出使西方，先后任驻法国、西班牙、德国大使。任职外交官期间，孙宝琦积极考察西方政治、工厂等，向清政府提出变法的主张。辛亥革命爆发时，孙宝琦“顺应潮流”，宣布山东独立。而后又立即取消独立，听从清廷安排，被袁世凯趁机控制山东省实权，孙宝琦则辞职。民国成立后，孙宝琦任职民国政府，历任外交总长、审计院长、财政总长等职。1916年辞去财政总长后，接办汉冶萍公司。1923年，曹锟贿选成功，孙宝琦于次年1月奉命组阁，出任国务总理，期间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出任中苏建交后的第一任驻苏大使，但始终未能赴任。因法国“金法郎案”，孙宝琦与财政总长王克敏发生矛盾，于当年7月辞职下野。

孙宝琦晚年从事慈善文教实业，历任长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全国赈务督办、华洋义赈会长、中法大学董事长等职。1931年2月3日因胃病在上海去世，享年64岁，死后安葬于杭州杨家牌楼。生前著有《抚东奏稿》《出使英法德三国随记》等。

孙宝琦，字慕韩，1867年（清同治六年）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市）的仕宦之家。父亲孙诒经是1860年（清咸丰十年）进士，曾入值南书房，后历任内阁学士、光绪帝师、刑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等职。

孙宝琦少年“好经世之学”，生性不好帖括，应试两科后即放弃。1874年（光绪元年），孙宝琦靠父亲以荫生的身份得从四品，未经考试，又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遵例改承正二品荫生。

1893年（光绪十九年），孙宝琦以二品荫生资格在上谕馆考试中考取头名，正式进入仕途，初授户部主事，纳为直隶候补道。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奉调发往北洋差遣委用，初受直隶总督王文韶之邀总办铜元局，创设北洋体育馆，后受派稽查津榆条路。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时任直隶提督的聂士成在天津市练成开平武毅军，孙宝琦受聘主办开平武备学堂。

次年，孙宝琦在天津办理洋务局，后经大学士李鸿章举荐调往山东省勘察黄河工程。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经李鸿章奏保二品顶戴，办理海河工程。又经时任直隶总督的喜塔腊·裕禄奏报，留任直隶补用，领咨赴部。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孙宝琦跟随光绪帝及慈禧前往西安市，因熟知法文和电码，被爱新觉罗·奕劻奕劻看重，并举荐到军机处处理电报事物，任官报局局长，因办事得力而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当时正值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与联军统帅德国人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和议，孙宝琦负责当时一切电报往来消息，长达数万言的京陕电讯都由孙宝琦负责收发译缮。

1901年（光绪二十六年），清政府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并于当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孙宝琦任政务处提调。

清政府与联军的和议达成后，孙宝琦以三品卿衔出任驻法公使，旋即兼任驻西班牙公使。在驻法国、西班牙任内，孙宝琦考察了欧洲政情、兵工厂以及各种机器厂，他深切感知到清政府变法的必要性，上疏奏请清政府变法维新。此外，孙宝琦还甚至外交等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在考察当地官费留学生时，特别强调政法、外交、经济等的专科培养，为国家储备使才。

1904年（光绪三十年），孙宝琦上疏政务处仿效各国推行立宪，“以固结民心，保存邦本”，该主张被时人称为中国“易亡为存之一大纪念”。次年，孙宝琦任满回国，任厘订官制局提调，旋任太常寺少卿，后又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署理顺天府尹。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因驻德公使荫午楼回国为母丁忧，孙宝琦接替为驻德公使，取道西伯利亚地区经圣彼得堡，最后抵达柏林。驻德期间，孙宝琦曾交涉收回青岛主权，但未能成功，于次年底辞职回国。

从德国回来后，庆亲王奕劻以山东为对德外交要冲，而孙宝琦曾出使德国，奏请孙宝琦为山东巡抚。1909年（宣统元年），孙宝琦正式署理山东巡抚。

主政山东期间，孙宝琦曾上《奏厘定直省官制谨陈管见折》《奏详解币制三疑二误并酌拟单数本位及平色法价等差折》等奏章，要求改官制、抑亲贵、罢宦官、赦臣、用党人；整理财政、改革币制，采用虚金本位；又曾多次电请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认为“宪政根源，要在三权分立，而尤在组织内阁，使国务大臣同负责任”“责任内阁及国会不宜再缓”。

1910年（宣统二年），山东莱阳、海阳市两县官绅横征暴敛导致民变，孙宝琦派人协商未果，出兵镇压，导致多人受伤。此事被山东籍御史王宝田弹劾，孙宝琦也多次奏请开缺，都未得清廷允准。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风起响应，山东革命党人积极组织“山东省各界联合会”，积极联络立宪党任和新建陆军第五镇中的一些军官共谋独立。11月13日，联合会在山东省咨议局召开会议，要求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宝琦迫于军民压力，同意宣布独立，但提出三项条件。

第一，所有政权、军权、财权皆由他一人主持，他人不得干预；第二，山东司道各员，他可随时替换，别人不得掣肘；第三，山东财政支绌，须由山东全省绅商筹集。在革命党人答应上述全部条件后，孙宝琦被推举为“山东大总统”，宣告山东与清廷断绝关系，加入中华民国军政府。

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后，旋即向清政府解释自己是“奏请独立，以绥靖地方、伺机恢复”，并劝谏清政府“速定共和体，承认各省都督，公举全国总统”。袁世凯趁机派亲信前往控制山东省实权，又以财政支援为交换条件，迫使孙宝琦取消独立。

经此一事，孙宝琦须发皆白，以病辞职。

1912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孙宝琦受袁世凯特派作为专使，赴日本考察实业。次年，加入熊希龄内阁，出任外交总长。熊希龄辞职后，孙宝琦于1914年2月兼任代理国务总理。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日本政府乘机提出“二十一条”，孙宝琦坚决反对，拒绝签署，于是辞去职务，改任审计院长。

1916年，段祺瑞组阁后，孙宝琦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督办，但又因反对中国、交通两银行停止兑付钞票一事，力争不得再次辞职。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中，规定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以后，孙宝琦因与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有良好的私人友谊，且孙宝琦在北洋政府长期身居要职，具备折冲汉冶萍与中央政府与地方官绅利益矛盾的条件。5月底，孙宝琦入股汉冶萍，与盛宣怀竭力谋求最大限度地保全国利。

孙宝琦一面向财政、农商两部分上呈勘探报告，力争不可合办，积极联络政府补充；一面欲勘定萍乡市官私矿界，并力阻日本人攫取安溪县矿山，争取将其由汉冶萍公司合办，先发制人。

此外，孙宝琦还曾商谈向英资通惠公司借款，中国交建两行筹款，但因日本人的阻挠以及国库资金紧张，通惠借款最终流产。

1916年6月，孙宝琦正式出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接办汉冶萍公司，曾尝试筹集内债以偿还日方的借债，再次遭到日方阻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孙宝琦组织外交后援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及租界等要求。

1923年，曹锟贿选成功，孙宝琦于次年1月奉命组阁，孙宝琦出任总理，外交部长顾维钧、农商总长颜惠庆、财政总长王克敏、内务总长程克、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范源濂、交通总长吴毓麟，国务院秘书长王继曾、秘书彦、柯逸、诸以仁、吴永、王道、杨天骥。

1924年，孙宝琦以国务总理的身份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出任中苏建交后的第一任驻苏大使，但始终未能赴任，使馆馆务由代办郑延禧主持。

组阁后，孙宝琦提出“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施政方针。当时民国中央政府未能统一各省行政管理权，政府开支来源无着落，北京各机关多有欠薪的情况。国务院每月经费，应由财政部筹拨，但财政部长王克敏借口财政困难，多方克扣。在此情况下，王克敏提出法国“金佛郎案”，强迫孙宝琦接受。孙宝琦与王克敏不合，又得不到曹锟的支持，于当年7月辞职。

孙宝琦晚年生活拮据，但仍从事慈善文教实业，历任长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全国赈务督办、华洋义赈会长、中法大学董事长等职。

孙宝琦常年患有胃溃疡，多年仅食面饭，因在港粤社会人士的盛宴款待中食用过多油腻食物，导致胃病加重，于1931年2月3日在上海去世，享年64岁，死后安葬于杭州杨家牌楼。

孙宝琦去世的次年，其故交沈卫为其撰写墓志铭。

孙宝琦去世后，徐世昌为其送来挽联一副，书“门多歇浦三千客，家少成都市八百桑”，横批为“旧雨晨辰”。徐世昌一面感叹老朋友一个个离开人士，另一方面赞颂孙宝琦的为人和清廉，将他比作承一代名相诸葛亮，死后只留下八百棵桑树，又说他像战国时期的黄歇黄歇一样好客，门生故旧超过三千人。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袁世凯在保举孙宝琦出使西方的奏折中，称赞孙宝琦是奋发有为、办事精当、熟悉洋务的“济世之才”。

孙宝琦出使法国时，适逢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后抵达巴黎。一日，湖北籍留学生汤芗铭及王某三人，在得知孙中山的行踪后，将其骗到咖啡馆喝咖啡。中途，汤芗铭悄悄退出，潜入孙中山的寓所将其行李和文件一一偷出后，送到孙宝琦面前向其邀功。

孙宝琦处于对革命党人的同情，一面手下东西敷衍汤芗铭，一面暗中嘱托留学生李石曾将东西交还给孙中山，并附赠一笔费用，劝告孙中山尽快转移。最终，孙中山得以解脱。

孙宝琦担任外交总长期间，和赵秉钧等国务院到紫禁城致祭。清朝遗老梁鼎芬发现穿着礼服只鞠躬不下跪的孙宝琦后，直奔孙宝琦跟前，指着孙宝琦的鼻子大声斥责他作为孙诒经的儿子，做过清朝官员的人，居然在先帝面前如此穿着和行李，梁鼎芬还大骂孙宝琦是个什么东西。周围的清朝旧臣劳乃宣也都随声附和，将孙宝琦围在中间。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小声承认自己“我不是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