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1986年，小说初刊于《人民文学》杂志第3期。1987年，《红高粱》与莫言另外四部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相同人物为主角的中篇小说《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集结成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红高粱》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北高密乡为背景，以“我爷爷”余占鳌自发组织民间武装进行抗日、“我奶奶”戴凤莲积极响应抗日为主线，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为辅线，通过“我”的叙述，讲述了高密东北乡人民的一段抗战史。戴凤莲刚满十六岁，她的父亲为了一头黑骡子，将她嫁给了高密东北乡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得了麻风病的单扁郎。花轿行至半路，一个土匪试图强奸戴凤莲，轿夫余占将土匪打死，救下了她。三天后，戴凤莲回门时，余占鳌将她劫至高粱地，两人进行了野合。随后，余占鳌杀死了单家父子，戴凤莲成了单家酒坊的主人。余占鳌则当了土匪，顺理成章地占有了戴凤莲，两人生下了一个儿子豆官。豆官十四岁时，日本人来了，酒坊工人刘罗汉为了捍卫东家的利益，被日寇剥皮碎肉。余占鳌为了给刘罗汉报仇，率领部下去高粱地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戴凤莲在去给伏击队送饭的路上被日寇发现，中弹倒地。悲愤交加的余占鳌向日军进行了惨烈的反击，为爱人报了仇。作者在小说中展示了特定时代的民族文化历史，对民族性格进行了剖析，赞美了高密东北乡百姓顽强的生命力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红高粱》中，莫言以对“人性”和“性爱”的刻画，颠覆了以往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改变了军事文学创作的主题与思路，影响了一批没有战争经验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小说想象力丰富，构思巧妙，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独特的亲缘叙事视角和大量的色彩运用使其更富艺术魅力。1987年至2018年间，小说荣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75年中40部世界顶尖文学名著”“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小说传到海外后，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日语、泰语、瑞典语等多种语言，深受海外读者欢迎。此外，小说还衍生出了电影、电视剧、晋剧、豫剧、评剧、舞剧、茂腔戏等多种艺术表现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初级阶段，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换，文艺方面回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策略方针，文学创作呈现多元化，在社会中掀起了“文学热”的潮流，大量的文学作品涌现。早在198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就提到“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强调要重视和提倡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并提出要克服公式化概念，引导年轻人的欣赏趣味，培养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莫言创作了《红高粱》。

莫言童年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他从村里的老人口中听到了各种神秘又迷人的故事，民俗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的写作积累了素材。20世纪80年代，莫言进入军艺学习，在此期间，他感受到了不同老师的教学方式，学习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和艺术作品，文学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欧洲印象派画家的画作中强烈的颜色对比对莫言此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红高粱》中大量的色彩描写便是由此而来。《红高粱》的创作契机与一次会议有着直接关系。有次，莫言受邀去参加一个军事题材小说研讨会，很多老作家对中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表示忧心。但莫言认为，新一代军旅作家即使没有战争经历，也可以通过查资料来写出自己心里的战争。莫言回去之后，便开始着手创作《红高粱》。

《红高粱》中的一些情节片段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故事。余占鳌带领部队在高粱地伏击日本汽车队是以“公婆庙大屠杀”为原型。据莫言好友张世家讲述，1938年3月，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埋下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汽车队，杀死了不少日寇。几天后，日寇大部队前来报复，但因为走错了方向，意外包围了公婆庙，整个村子几乎被夷为平地。

1986年，《红高粱》刊载于《人民文学》杂志第3期。在小说刊登过程中，曾发生过编辑抢稿的轶事。莫言于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时，《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朱伟就注意到了他。朱伟十分喜欢《透明的胡萝卜》，并在此后开始向莫言约稿。鉴于上世纪80年代初各大编辑部之间抢稿事件时有发生，在《红高粱》创作过程中，朱伟时常跑到军艺去了解莫言的创作进度。一次看望莫言时，朱伟得知莫言刚写完的稿子被《十月》杂志的编辑章仲锷拿走了。随后来，朱伟与章仲进行沟通，才要回稿件，《红高粱》最终得以刊登于《人民文学》。随后，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红高粱》中相同人物为主角，继续创作了四部中篇小说《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1987年，莫言将五部中篇小说集结成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戴凤莲十六岁时，出落得十分动人，一双三寸金莲更是难得。清明节，她和同村的大闺女在秋千架旁耍笑游戏，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正好来村里转悠，一眼看中了她。就这样，戴凤莲的父亲为了钱财小利，做主将她嫁给了单廷秀得了麻风病的独生子单扁郎。婚期终于到了，行至蟾蜍坑，迎亲队遇上了土匪劫道，那土匪抢了钱，又想强奸戴凤莲。这时，轿夫余占鳌突然飞身上前，将土匪踢了出去，其余轿夫见状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之下，土匪被打死了。眼见要下雨了，余占鳌把戴凤莲扶上轿，一行人加快了步伐。花轿到了单家，戴凤莲拜了堂，被人牵着走进了屋子。戴凤莲在炕上坐了很久，始终没人来揭盖头，只得自己揭了。她看到炕下方凳上蜷曲着一个男人，下眼睑烂的通红，他站起来，对她伸出一只鸡爪状的手，她大叫一声，从怀里摸出一把剪刀，怒目逼视着那男人。那男人又畏畏缩缩坐到凳子上。这一夜，戴凤莲始终没放下手中的剪刀。次日一早，戴凤莲想要偷偷逃走，却被单廷秀发现，又被送回了房间。

第三天上午，戴凤莲的父亲牵着小毛驴来接她回门。路上，戴父只惦记着单家许诺的骡子，并不理会女儿的哭闹。走了一里又一里，毛驴驮着戴凤莲徜徉前行，戴父被甩在了后面。道路拐了个弯，突然一只胳膊将戴凤莲从毛驴上抱了下来，向高粱深处走去。那人把戴凤莲放在地上，撕掉蒙面黑布，显出了真面目，正是余占鳌。两人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肉体紧紧贴合。整好衣容后，余占鳌将戴凤莲送到了路边，告诉她只管三天后再回来。三天后，小毛驴把戴凤莲又驮了回来。而单家父子已经被余占鳌杀死，尸体横陈在村西头的湾子里。戴凤莲继承了单家的高粱酒坊，并经营得愈发好。不久后，她生下了余占鳌的儿子豆官，余占鳌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单家，没过多久当了土匪。

豆官十四岁的时候，日本人突然来了。为了修筑胶平公路，日军到附近的村里抓民夫拉骡马，酒坊的工人刘罗汉和两头黑骡子都被带走了。刘罗汉本来想趁夜色逃走，但他舍不得东家的两头黑骡，想要一起带走。谁知那黑骡子一动不动，刘罗汉只得将骡子的腿打断，以免它们被日军役使。这样一来，刘罗汉失去了逃脱的机会。几天后，日军将村民赶到河岸的西边，戴凤莲和豆官看着刘罗汉被日军剥皮碎肉，折磨死了。余占鳌为了给罗汉报仇，带着豆官去伏击日军汽车队。中午，戴凤莲去给伏击队送饭，却意外被日军发现，中弹而亡。悲愤交加的余占鳌不惜牺牲自己和团队继续向日军发起进攻，杀死了十余个日寇。关键时刻，中国国民党军官冷支队带援军赶到，成功击败了这支日本军队，随后，冷支队的队伍带走了日军武器、军衣等，余占鳌和豆官守着戴凤莲的尸体，默默垂泪。

小说男主人公，一位抗日英雄。余占鳌原本是卖力气的轿夫，在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中，他爱上了单家的新媳妇戴凤莲，并在高粱地里强占了她。后来，余占鳌落草为寇，做了土匪，但他劫富济贫，从不危害百姓。在日军来袭时，他又带领手下弟兄组成了武装队，参与到抗日战争中。他冲动愚昧，野蛮残忍，为了一己之私，不仅杀死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还除掉了单家父子。他独断专行，狂妄自大，他认为自己有能力与日军作战，拒绝中国国民党冷支队的收编；当叔叔余大牙奸污民女时，表示“睡个女人，也算不了大事”。但他又嫉恶如仇，有情有义，在日军蹂躏乡里时，勇敢保卫家乡；为了替罗汉报仇，带领手下兄弟去伏击日军的汽车队。

余占鳌的情人。戴凤莲长相秀丽，身材丰腴。在她十六岁时，父亲为了一头黑骡子，将她嫁给了财主单廷秀得了麻风病的独生子单扁郎。不幸的境遇让她萌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在新婚当夜，她用一把剪刀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她敢爱敢恨，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她突破了道德伦理的羁绊，毅然与余占鳌结合。她深明民族大义，富有民族血性，劝说余占鳌抗日，并让唯一的儿子也前去战场。最终，她在给伏击队送饭时，被日军发现，中弹而亡。

高粱酒坊的工人。刘罗汉对东家忠心耿耿，对日寇嫉恶如仇。为了修筑胶平公路，日军到附近的村里抓民夫拉骡马，刘罗汉和酒坊的两头黑骡子都被带走了。他本来能趁夜色逃走，但为了东家的骡子，又折返回去。眼见骡子一动不动，刘罗汉只得将骡子的腿打断，以免它们被日军役使。最终，刘罗汉被日军剥皮碎肉，折磨而死。

《红高粱》中既弘扬了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渴望个性解放的精神，又歌颂了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情怀。小说开篇就对无边无际的红高粱进行了描写，营造了一个生机弥漫的世界。红高粱是高密东北乡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质来源，也是他们爱恨情仇、精忠报国等活动展开的场所。红高粱代表着生命的激情与不屈，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我奶奶”戴凤莲就是在这一高粱世界与“我爷爷”余占鳌进行野合，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实现了个性解放。作者肯定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旺盛的生存本能和自然情欲，赞美了这种自由奔放的人性之美。

祖辈们在红高粱的浸染下锻造了狂野而坚韧的生命意志，对入侵者进行了自发的壮烈的反抗，“我爷爷”余占鳌领导游击队进行民间抗日武装，“我奶奶”戴凤莲和罗汉大爷为了抗日付出了生命。作者赞美了高密人民英勇牺牲的精神和民族气节，显示和张扬了民间原始生命力的复归。作者在书中通过对红高粱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进行描写，歌颂了高密东北乡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和敢于反抗的勇气，歌颂了其坚韧的民族性格和爱国主义精神。

莫言在《红高粱》中打破了常规的叙事视角，采用了独特的亲缘叙事视角，并在叙事中不断进行视角转换，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小说富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小说以“我”为第一叙述人，然而文中讲述的却是“我”的父辈与祖辈们的故事。文章开篇以回忆的口吻讲述了“我爷爷”带着“我父亲”去高粱地伏击日本汽车队的故事，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随后时间进行倒流，在回忆的过程中又插入了“我父亲”的记忆和联想，从“我父亲”的角度叙述了高粱地里的悲欢离合；继而笔锋一转，又变为叙述“我爷爷”和“我奶奶”之间的爱情往事，并从“我奶奶”的角度回忆了她自己年轻时的往事；小说的叙事在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的转换中毫无违和。第一人称全知叙事视角使小说更加亲切真实，客观全面；同时，叙事视角不断转换，如站在“我奶奶”“我父亲”的角度把他们的经历进行叙事，有助于展现人物内心的发展变化，从而使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更加具体形象。

小说以高密市东北乡为背景，书中的人物都是东北乡的农民，因此作者在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粗俗语和方言，使人物对话更加朴素真实。小说中的脏话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以动物之名作为骂人的粗话，如余占鳌在文中常把“狗日的”“兔崽子”等词挂在嘴边，这些粗话方言基本没有恶意，只是一种表示亲昵、增加情感的交流方式。第二种是与男女之事有关的粗话，如“插枣饽饽”“沾身”，这些粗话充分还原了真实的农村景象，符合书中农村男性的阶级层次和身份，使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现实、更为逼真。此外，书中还有很多极具地域特色的方言词汇，如“困觉”（睡觉）“吃饼的”（土匪打劫）“夏了酒”（喝酒）等。这些方言词展现了高密市地区的乡土民情，有利用地域文化的营造。

莫言在小说中使用了比喻、夸张、拟人等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法进行叙事。余占鳌握着戴凤莲那只小脚时，像“握着一只羽毛未丰的鸟雏”；罗汉大爷身上的皮被日军剥了，“像只褪皮后的大青蛙”；这些比喻简洁新奇，丰富了读者的想象力。余占鳌和戴凤莲在高粱地野合时，“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这里用夸张的手法写出了高粱地里的安静，也展现了两人冲破世俗的枷锁，打破道德陈规的约束，对美好感情的勇敢追求。在书中，“红高粱”这一意象经常被拟人化，戴凤莲去世前，“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面对杀戮时，“它们抬起自己的头颅”；“红高粱”有如这片土地上的高密人民一般，它们有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代表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不屈脊梁。这些修辞的运用，增加了小说的表现力，提高了小说的艺术张力。

在莫言的小说中，描写色彩的词汇被广泛运用。在《红高粱》中，莫言就运用了红色、绿色、黑色等色彩词汇。在书中，高粱是红的，河水是红的，祖辈们的鲜血是红的，红色象征着祖辈们旺盛的生命力与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此外，红色也起到了渲染氛围的作用。戴凤莲死前，像一只鲜红的大蝴蝶一样款款飞来，这里的红色渲染出了一种压抑、凄凉的氛围。绿色原本代表着青春、力量、生机、智慧、希望等含义，但在书中它却散发出落后、愚昧、卑贱、死亡等气息。余占鳌带队进行伏击时，“大家一样都是半边脸红半边脸绿”；戴凤莲中弹时，“洁白的胸脯被自己的血染绿了又染红了”；红色和绿色的反差烘托了文本中肃杀悲壮的气氛，给读者造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使这段抗战史带上了传奇和魔幻色彩。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些“黑色”的事物，如“两头大黑骡子”“两个穿黑衣的中国人”“罗汉大爷半张着的黑洞洞的嘴”等。这一系列黑色词汇的运用，与充满激情的红色形成鲜明的对比，渲染了阴森可怖的氛围，也对日寇的残忍行为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这些色彩词汇的运用，进一步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提高了小说的艺术张力。

美国《纽约时报》评价：“在《红高粱》中，莫言通过数十个生动的人物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不熟悉的中国地方文化，将高密东北乡放在了世界文学的地图上。”

日本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评价：“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描绘了一种不屈服、果敢的生活方式。这个异想天开、拍案惊奇的世界比起马尔克斯的杰作《百年孤独》中描写的马孔多小镇和布恩迪亚一族的兴亡故事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或许《红高粱家族》被理解成是一部充满着迷信、流血、暴力、性等众多荒诞轶事的作品，但是对于从1920年代到‘文革’时期历经了半世纪动荡的中国人来说，均具有现实性。”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辛漠夫评价：“《红高粱》的出现，真正标志了莫言的冷静、深、神秘的小说艺术的创造才能。《红高粱》的意味及《红高粱》所意味的，特别是那种包孕了敬意与自责的沉重思情，那种富有时空跨度的新的生活透视，那种与众不同的摆脱了惯性的审美方式，那种充满了历史意识及总体涵盖氛围的剖析，那种对于特定社会文化心理与民族精神的探究，都足以证明莫言的这种独特的艺术创造才能。”

日本作家井口晃评价：“在《红高粱》这部小说中，莫言对‘麻风病病人’使用的带有歧视倾向的粗暴言辞十分明显。虽然说‘歧视’应该不存在可允许的范围，但是在这部作品中莫言对于‘麻风病人’的态度确实过度了。”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潘新宁评价：“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双重性，即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一些仅仅具有认识价值而无审美价值的生活现象或对象，应该被艺术淘汰。拿这个标准来衡量《红高粱》的某些部分，我以为《红高粱》是存在失误的。至少象活剥罗汉大爷这样的章节，确实是失之偏颇而使人明显感到缺乏分寸感的。”

在《红高粱》中，莫言以对“人性”和“性爱”的刻画，颠覆了以往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改变了军事文学创作的主题与思路，影响了一批没有战争经验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1987年，小说荣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2000年，小说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18位）。2001年，小说入选《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评选的“75年（1927-2001）中40部世界顶尖文学名著”，并且成为唯一入选的中文小说。2018年，小说入选由《小说选刊》、中国小说学会等评选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

随着电影《红高粱》的上映热播，并频频获得国际奖项，小说在海外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红高粱》的欧美旅程从1990年开始，法国译者Pascale Guinot将《红高粱》（Le clan du sorgho：roman）翻译为法语，并由Actes Sud出版社出版。1992年，西班牙译者Ana Luisa Poljak Zorzut将《红高粱》（Sorgo Rojo）翻译为西班牙语，由Barcelona EI Aleph出版社出版。1993年，德国汉学家Peter Weber-Schafer翻译的《红高粱家族》（Das rote Kornfeld）德译本由Reinbek bei Hamburg出版社出版。同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英文版《红高粱》（Red Sorghum）由纽约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发行，引起了巨大关注，美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书评予以积极推介。1994年，美国纽约企鹅出版社再次出版该书，发行量达到两万多册，是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发行范围最广的莫言小说。1997年，译者陈安娜将《红高粱》（Det röda fältet）翻译成瑞典语，由Stockholm出版社出版。

《红高粱》不仅在西方国家有着广泛的译介，在东方世界也有大量的译本。1989年4月，日本译者井口晃将《红高粱》（赤い高粱）译为日语，并被德间书店收录于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系列丛书《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第6卷中。同年，韩国汉学家洪熹将《红高粱》翻译成朝鲜语，由东文选出版社出版。1999年，译者泰阮白联将《红高粱》译为越南语，由越南年轻出版社出版。2013年1月，青年翻译家哈赛宁将《红高粱家族》翻译成阿拉伯语，由埃及国家翻译中心出版发行，这也是莫言的作品首次被翻译成阿拉伯语。

此外，小说还被翻译成意大利语、荷兰语、罗马尼亚语、丹麦语等语言，莫言及其小说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进一步扩大。

1988年，由张艺谋导演，巩俐、姜文主演的电影《红高粱》上映热播，并获得巨大成功。电影《红高粱》先后荣获第八届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津巴布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第三十五届悉尼国际电影节电影评论奖等奖项，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国际知名度。

2014年，由郑晓龙导演，周迅、朱亚文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在中国大陆播出，受到了观众热烈欢迎。

2015年5月，由山西省晋剧院创排，石玉昆执导，龚孝雄编剧，师学丽、金小毅、孙昌主演的晋剧《红高粱》在山西大剧院进行首演。晋剧《红高粱》对原著中的情节进行了调整，将主题定位于农民抗战，立意更加明确。剧中运用了传统戏曲的各种表演手段，强化了戏曲剧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同年，晋剧《红高粱》入选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承办的“2015年北京金秋优秀剧目展演”。

2015年，由天津评剧院创作，张曼君执导，贾璐编剧，曾昭娟主演的评剧《红高粱》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评剧《红高粱》对原著的人物和情节进行精简整合，将九儿和十八刀的爱恨情仇与以他们为首的先民们抗击日寇的壮烈事迹相交织，描绘了上世界三四十年代祖辈们的自由精神与生命气度。该剧延用了传统戏曲“说书人”的角色来串场衔接，又借鉴希腊歌队的形式，让歌队载歌载舞，弥补了单纯旁白衔接的生硬，使得场与场的衔接过渡更加自然，也增强了舞台的观赏性和艺术性。

2014年10月10日，由山东省戏曲艺术发展促进会，山东省艺术研究院，潍坊市委宣传部和高密市委、市政府联合打造的大型现代茂腔戏《红高粱》在高密大剧院正式上演。全戏共分八场，采用顺序向度，使故事情节更为集中流畅。茂腔戏《红高粱》成功亮相后，还在全国各地剧院进行巡回演出。

2012年，由三门峡市豫剧团编排，丁建英导演，史茹、李永利主演的豫剧《红高粱》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豫剧《红高粱》将九儿作为第一主人公来呈现，整台演出也随着她的命运变化展开，把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作为了主题立意。

2013年10月22日，由青岛市歌舞剧院打造，王舸、许锐编导的舞剧《红高粱》在山东青岛大剧院全国首秀。舞剧《红高粱》以山东省民歌《沂蒙山小调》为主旋律，通俗地表达出山东女人的性格。全剧分为六个章节，大幅度修改了九儿的戏份，主要表达了一个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2014年，该剧在第十四届文华奖上一举拿下文华大奖、文华编导奖、文华表演奖三项最具代表性的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