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占是莫言原著小说《红高粱家族》及其衍生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他的原型是曹克明。余占鳌是一位北方高粱地里哺育出来的硬汉，充满着野性和活力，就像红高粱般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张力，小说中作者以“我爷爷”的身份，对余占鳌进行了描写。

余占鳌自幼丧父，早早就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赡养母亲，后因母亲与和尚通奸，遭受非议而杀了和尚，逃离了村子。余占鳌逃离村庄以后，沾上了赌博，后被抓受罚，释放后，余占鳌游荡到了东北乡，进了赁行。初见戴凤莲，余占鳌是以一位轿夫的身份出场，在营救戴凤莲后，与戴凤莲相爱，生下一子。余占鳌在经历了杀单家父子，杀花脖子，遭受陷害等一系列事件后，在日军入侵时，毅然带领部下开始了抗日活动。随后，余占鳌加入了铁板会，取代了铁板会头子黑眼，逐渐壮大了铁板会。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余占鳌先后被江小脚、冷麻子、日本人袭击，铁板会解散，余占鳌最后被俘。

余占鳌是莫言小说下的一个“杀人越货，却又精忠报国”，狂放不羁、雄强勇武、敢于抗争、侠义多情的硬汉形象。华东师大当代文学博士叶开在其著作《莫言的文学共和国》中这样评价余占鳌为：“余占鳌是一个死亡的制造者，他的一生中制造的死亡事件比普通人过的桥还要多。因此，死亡在他的心理上是一种跟生命共存的现实事件，是一块木头的两面，余占鳌对此习以为常。”

余占鳌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男主人公。余占鳌自幼丧父，早早就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赡养母亲。余占鳌在经历了母亲的出轨、杀奸夫、营救被土匪绑架的戴凤莲等一系列事件后，最终成为“土匪头”。日本侵华以后，余占鳌带领自己的部下开始了保卫家乡的抗日斗争。

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对余占鳌外貌的直接描写并不多，大多是通过其他视角进行描述的。余占鳌是一个光头，光膀子，肤色黝黑，拥有强壮的身躯，粗犷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充满阳刚的汉子。

余占鳌是一位北方高粱地里哺育出来的硬汉，充满着野性和活力，就像红高粱般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张力。 余占鳌以一位轿夫的身份出场，前期机智制服接亲路上的土匪，可见他的正义和智慧；中期余占鳌消灭土匪之后，许多人来投奔他，他的带领大家，劫富济贫、保护平民，可见余占鳌的善良和讲义气；后期，余占鳌带领部下积极抗日，可见余占鳌内心的民族大义及勇于抗争的性格特点。

余占鳌早年生活比较贫寒，父亲早亡，与母亲靠三亩薄田度日，偶尔会受到叔叔余大牙的接济。余占鳌的母亲在他十三四岁的时候，跟天齐庙的一个和尚有了来往，和尚经常来跟他母亲私会，送米送面，并且每次余占鳌母亲都把余占鳌指派出去，但是屋里传出来的戏谑声音让余占鳌非常恼火。余占鳌十六岁时，和尚来的越来越频繁，并且村里的风言风语也越来越多，最终余占鳌忍受不了同村人的嘲笑，用同村朋友程小铁送的小宝剑，把和尚杀死在了梨花溪畔，后逃离了村子。和尚死后，余占鳌母亲也上吊而亡。

余占鳌逃离村庄以后，三教九流都沾过边，后来沾上了赌博，赌技也是日益精湛。时任高密市县长的曹梦九日夜抓赌，最后在一个坟把余占鳌抓住。余占鳌被抓后，挨了两百鞋底子，被罚扫了两个月的大街。释放后，余占鳌游荡到了东北乡，进了赁行。

戴凤莲是高密县银器匠的女儿，清明节时，戴凤莲在秋千架旁与一些尖足长辫的大闺女耍笑游戏，由于其出色的外表，被撅着粪筐子在村里转圈的单廷秀一眼看中做儿媳妇。单廷秀是当地有名的财主，家里开着烧酒锅，以廉价高粱为原料酿造优质白酒，方圆百里都非常有名。由于当地的红高粱丰产，所以单家利用廉价原料酿酒牟利，富甲一方，尽管单廷秀的儿子单扁郎被传染上了麻风病，但还是有很多人想跟单家结亲，所以在单廷秀看上戴凤莲后，便由她父亲做主嫁给了单廷秀的独子单扁郎。

接亲路上，戴凤莲在花轿里预想着未来的日子，又加上轿夫颠轿，心理生理都非常难受，便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当时作为轿夫的余占鳌对戴凤莲升起了怜悯之情。中间休息时，余占鳌握了一下戴凤莲伸出轿外的小脚，二人对彼此的心境更不同了。后路上遇到土匪劫道，土匪腰中别着家伙，让轿夫们往轿后走，并逼迫戴凤莲下轿，在土匪逼迫戴凤莲往高粱地里走的时候，余占鳌身手敏捷制服了劫匪，救下了戴凤莲。

余占鳌救下戴凤莲以后，两人暗生情愫。戴凤莲三日回门时在高粱地遇到余占鳌，两人正式在一起，戴凤莲向余占鳌表明自己不想嫁给麻风病人，余占鳌由此对单家父子起了杀心。也正是这一次，戴凤莲怀了他们的儿子豆官。余占鳌目送戴凤莲走后，在高粱地睡到日落时分，才披上蓑衣走出高粱地，直奔单扁郎的村子。路上余占鳌觉得饥饿难忍，便去了单扁郎村头的酒店，想吃饱以后再去杀单扁郎。在“高丽棒子”酒店余占鳌由于带的钱不够，遭到了高丽棒子的纠缠，后又遇到了花脖子，本来花脖子想割了他的舌头，但是看他年轻，放过了他。余占鳌出酒店后退回到了高粱地里，半夜时分，进了村子，来到单家门口。

余占鳌在单家门外观察许久后，点燃了高粱垛，然后大喊救火，单家院墙西侧拐角的黑影里躲起来。随后，余占鳌趁着众人救火的混乱，潜进了单家大院，先进了单扁郎的屋子用小剑杀了单扁郎，后又用小剑杀了单廷秀。杀完人后，余占鳌把单扁郎的尸体拖到了院子里，用扁担绳子困住两人的尸体，用扁担挑了起来，上了街。余占鳌把单家父子挑到村西头大水湾子边，把两具尸首扔到湾子里，尸首沉到了水底。余占鳌杀完人就往西去了。因为单家父子的死，戴凤莲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单家，余占鳌先是去单家当了伙计，后来两个人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1923年冬天，土匪头子花脖子绑走了戴凤莲，并传话给余占鳌要一千大洋赎人。余占鳌翻箱倒柜凑了钱把人赎了回来，戴凤莲回来后说花脖子摸了她，余占鳌因此怀恨在心。年后，他偷偷去青岛买了两只匣子枪，并苦练“七点梅花枪”决心杀掉花脖子。

余占鳌设计被花脖子手下的土匪掳上山，故意示弱，引得土匪放松警惕。花脖子在嘲笑了余占鳌一番后，让余占鳌陪他去河里洗澡。到了河堤旁，余占鳌先是下水，假装快要被淹死时，被土匪救了上来。然后，花脖子和土匪们都相继跳入水中，余占鳌拿起岸边的枪打死了土匪喽啰们，只剩花脖子一个人。随后，花脖子游上岸，被余占鳌连开七枪杀死了。此后，余占鳌便成为了当时的头目，许多青年人开始纷纷来投奔余占鳌。

余占鳌一直记得曹梦九打他鞋底子的事情，时不时就报复一下曹梦九，1926年，余占鳌带着两个人绑走了曹梦九十四岁的儿子。余占鳌用咯吱窝夹着曹梦九的儿子，捕快头子颜洛古在后面追，却不敢靠近，余占鳌告诉颜洛古让曹梦九拿一万块大洋赎人。颜洛古去而复返，抓了戴凤莲和他们的儿子，最后余占鳌无奈只能以人质换人质，换回了戴凤莲及他们的儿子。

同年，戴凤莲的母亲病死了，戴凤莲带着孩子回家奔丧，余占鳌一个人在家闲得无聊，给伙计做饭的大老刘婆子的女儿恋儿找了个机会陪余占鳌喝酒，两人便睡到了一块。戴凤莲回来后发现二人的事情，大闹了一场，余占鳌一气之下打了戴凤莲，后带着恋儿走了。余占鳌带走恋儿后，在邻村相隔十五里的咸家口子，买了房子，跟恋儿过起了小日子。

1928年余占鳌被时任县长的曹梦九设计骗到济南府，掉入了曹梦九设计的陷阱里，八百多兄弟在济南府外的一个河沟里被全部射杀。余占鳌死里逃生以后，去了恋儿处，恋儿告诉他，在他走后，戴凤莲就带着儿子跟铁板会头子黑眼好了，搬到了盐水口子住。余占鳌听说了以后，便拿枪要去杀了黑眼。余占鳌去了盐水口子，找到了黑眼，约黑眼一对一决斗。二人决斗时，约定一人打三拳，最后余占鳌输了，但是戴凤莲还是带孩子跟余占鳌回了家。

余大牙是余占鳌的叔叔，余占鳌少年时家里比较贫寒，一直是余大牙接济，余大牙贪财好色，嗜酒如命，余大牙在余占鳌的队伍里担任军需股长的职位。某天，喜欢任副官的玲子姑娘误入了余大牙的房子，被余大牙糟蹋了。任副官在得知余大牙的错误后，命人捆了他，交给余占鳌处理。余占鳌犹豫不决，最终在戴凤莲的劝说下，决定大义灭亲，处死余大牙。处死余大牙后，余占鳌为余大牙披麻戴孝，也追回了任副官。

日本入侵后，看到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余占鳌自发带领部下组织抗日。余占鳌组织抗日期间，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变故，1939年带领队伍伏敌人的汽车队，可是不想中了冷麻子的计，招致了敌人的屠村，余占鳌先后失去了队员和心爱的女人戴凤莲，最后在中国国民党帮助下击溃日寇，但死伤惨重，仅余占鳌和豆官幸存，同年冬天余占鳌又差点得病而死。

后余占鳌五乱子邀请下加入铁板会，担副会长。加入了铁板会后，1940年余占鳌和豆官用“假参军”和“假投诚”的诡计分别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处骗得大量武器物资，逐渐壮大了铁板会。1941年春余占鳌领铁板会为戴凤莲出大殡，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伏击，又遇日寇来袭，铁板会覆灭，余占鳌最后被俘。

戴凤莲在小说中是以“我奶奶”的形象出现的，是余占鳌一生的爱人。戴凤莲在小说中是一个容貌如花，火一样性格的女性角色。戴凤莲十六岁时被财主单廷秀看中做儿媳妇，由其父亲做主嫁给了单廷秀的独子单扁郎，余占鳌是戴凤莲出嫁抬轿的轿夫之一，因此与余占鳌结识。戴凤莲敢于突破封建传统，有主见，因爱与余占鳌结合，她支持抗日，明辨是非，劝说余占鳌大义灭亲，在余占鳌等的人生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后被日本人杀死在了高粱地里。

恋儿在小说中被作者称为“二奶奶”，是余占鳌的相好。恋儿是单家父子经营买卖时，专门给伙计做饭的大老刘婆子的女儿。恋儿在小说中是一个腿长脚大，皮肤黝黑，有厚嘴唇的女性。在小说中“我父亲”四岁时，余占鳌喜欢上了恋儿，还在邻村买了房屋，接了恋儿过去住。恋儿的结局非常悲惨，日本人入侵后，恋儿住的村子被包围，恋儿给余占鳌生的女儿被日本人杀了，恋儿也被日本人欺辱以后，被杀死。

小说中的豆官是“我父亲”，戴凤莲和余占鳌的儿子。小说中，由于豆官是戴凤莲和余占鳌偷偷相好生下的儿子，所以豆官一直叫余占鳌“干爹”。豆官十四岁开始跟着余占鳌抗日，后一直在抗日队伍里，跟随在余占鳌身边。

余大牙是余占鳌的亲叔叔，由于余占鳌从小没有父亲，跟母亲相依为命，所以，一直断断续续地接济余占鳌娘俩的生活。余大牙生性贪财好色，嗜酒如命，余占鳌抗日后，在余占鳌的队伍里担任军需股长的职位。余大牙某天酒后侵犯了喜欢任副官的玲子姑娘，任副官得知后，命人捆了他，交给余占鳌处理。余占鳌在戴凤莲的劝说下，决定大义灭亲，处死了余大牙。

莫言笔下的余占鳌是充满野性的，余占鳌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余占鳌因丧父从幼年起便与守寡的母亲相依为命， 后因母亲与和尚相好，他受不了同村人的奚落，更是由于其嫉恶如仇的性子，余占鳌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后因染上赌博而被县长曹梦九惩戒，于是到赁行里吃杠子饭。后余占鳌在送亲路上结识了戴凤莲，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戴凤莲，因为爱情，他杀了单家父子；为了报复县长曹梦九，劫走了县长的儿子；为了报复花脖子摸戴凤莲的仇，苦练“七点梅花枪”，佯装怯懦，杀了花脖子等。可见，余占鳌是一个有仇必报的性格，遇到事情先想到的方法就是暴力，暴露了余占鳌身体里带的野性。

余占鳌自由不羁性格的最初表现，就是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作为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轿夫，他本想戏弄一下新娘，然而轿内戴凤莲凄切的哭声却使他萌发出缕缕情思以及同情心，更是在救下戴凤莲以后，爱上了戴凤莲，这都是当时社会封建礼教下不允许的。最后，余占鳌在高粱地与戴凤莲结合，没有一丝胆怯，可见余占鳌的自由不羁。再有，在余占鳌的抗日经历中也可以看出他的独立不羁，余占鳌自己拉起队伍抗日，拒绝各种政治势力及地方势力的拉拢，从不受制于人。 余占鳌在初见戴凤莲时，遇到劫匪抢劫，他沉着应对，身手敏捷地制服了劫匪。并且在日寇入侵的时候，拉起队伍对抗日寇，即便是伤亡惨重也不退缩，可以看出余占鳌的机智勇敢，沉着冷静。

余占鳌顽强抗日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生存意识和不屈的民族精神，日寇的侵略使他家破人亡，威胁到他和家人及乡亲们的生存安全，不甘被欺压的性格激发了他的勇猛与强悍。余占鳌为了替日寇剥皮的罗汉及惨遭蹂躏的恋儿报仇，带领队伍伏击日军，是他强烈生存意识的最直接体现。并且，余占鳌的抗日不具备明确的政治意识和功利目的，不受制于任何党派，他认为“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可见，余占鳌的反抗不遵循任何原则，完全是处于骨子里的民族精神和生存意识。

莫言笔下的余占鳌这一人物的塑造, 便与高密市东北乡抗战历史上著名的土匪高润生、领导孙家口伏击战的曹克明、曹直正以及被日寇掳去北海道做矿工后逃脱的高密穴居野人刘连仁等重要人物原型息息相关。

1937年，日本侵略军入侵山东省，各方人物以抗日为名，分别称霸一方，多为“游击队”。高密东北乡出现了高润生、冷关荣、姜黎川等队伍。其中，对于莫言创作的余占鳌影响最大的是高密河崖东流口子村的高润生（1901—1994年）。

高润生原名高义路（又称高云生、高芸生、高仁生），身高约一米八，相貌堂堂，以仗义为人。抗战时期，他组建了队伍，吸引了许多附近村庄的年轻人前来投奔。同时，高润生也是高密东北乡著名的土匪抗日英雄，勇敢而有谋略，富有远见。他的部下涵盖了文官和武将，还有多名亲信保护者。高润生以仗义和对部下的善待而著称，部下们对他忠诚耿耿。他在枪林弹雨中幸存，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部下舍命相助。高润生的形象极其复杂，他的土匪团队曾牵涉绑票、抢劫等恶行，但同时也曾保护村庄、抵抗侵略者等善举，可以形容为“既英雄好汉又混帐王八蛋”。

余占鳌的英雄气质主要表现在他领导了墨水河大桥上的伏击战。这场战役在高密市历史上发生在孙家口的胶莱河石桥上，距离莫言家乡不远。孙家口战役的指挥者实际上是高密西乡曹家郭庄（今诸城相州镇南戈庄村）的曹克明和曹直正。

当时，曹克明担任山东第八区游击第六总队总队长兼莱阳县县长。他后来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的培训，之后返回青岛市，担任国防部山东登莱青地区“人民剿匪义勇军总队”的副总队长。随着时间推移，他于1949年夏天前往台湾，不久后退役，最终在1971年在台湾去世。

莫言在创作中将孙家口伏击战的指挥者曹克明和曹直正的角色融合，演变成由高密东北乡的土匪英雄余占鳌来指挥。他以余占鳌的形象汇合了高密市历史上许多英勇反击日寇侵略的土匪英雄的特点，展现了他们的精神在余占鳌身上的显现。

莫言在刻画余占鳌形象时，同时表达了对种族退化的担忧，通过爷爷与儿孙辈的对比来呈现。他提到爷爷创造了穴居纪录，被村里尊敬并向他致敬，爷爷是一个给全县带来光荣的英雄。莫言描写的故事灵感来源于高密的北海道穴居人刘连仁（1913—2000年）。

莫言从小就知道刘连仁，莫言还以作家和乡亲的双重身份到井沟草泊村多次采访过他。2005年,，莫言访问日本时， 还专程到日本北海道寻访当年刘连仁的足迹， 听当年参与救助刘连仁的木屋路喜一郎、夸田先生讲述发现刘连仁的经历。刘连仁是1944年被日军强掳至日本北海道挖煤的农民，受到虐待和困苦。他在1945年逃脱后，躲进深山老林，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莫言与刘连仁有过多次采访，并亲自到日本北海道寻访他的足迹，了解当年的故事，这些故事被莫言融入了余占鳌的传奇经历中，展现了民间英雄的义气和血性，赞扬了人类适应大自然的生命力，同时也呈现了作者对种族间残杀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