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德国人，出生于德国汉堡，西门子股份公司洋行代理人 、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安全区主席。

约翰·拉贝16岁时，父亲去世，迫于家境，他早早结束学业，开始了工作。1908年，约翰·拉贝受雇来到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中国生活，期间主要任职于西门子公司，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西门子分公司工作。1937年11月22日，日军入侵南京前夕，约翰·拉贝发起并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解救了20多万中国人民性命。次年，他被西门子公司召回德国，因为连续举办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会，受到纳粹党的打压和排挤。此后，生活颇为潦倒。

1950年1月5日，约翰·拉贝在德国因中风去世。他所记述的《拉贝日记》的发现被认为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抗战史和南京大屠杀史中的一件大事。

1882年11月23日，约翰·拉贝出生在德国汉堡福尔塞村4号，因为父亲马库斯常年不在家，约翰·拉贝是在母亲安娜的管教下成长，5岁入私立小学，6岁又被送到了公立小学。约翰·拉贝从小就十分懂事。有次，外祖父库伦让他去花园采胡萝卜吃，约翰·拉贝去了，发现胡萝卜都比较小，他便把他们埋回土中，采了一个较大的吃，事后还对外祖父称赞，胡萝卜味道很好。

1892年，汉堡包城里流行霍乱，几周内有两千多人死于这场流行病。约翰·拉贝和几个姐妹都患上了这个病，他和姐姐活了下来，但两个妹妹却病死了。

十六岁时，父亲马库斯因为胃癌去世，迫于家境，约翰·拉贝通过中级考试后，就离开了学校。开始约翰·拉贝当了两年半的学徒，后来又在汉堡的一家出口商行当了一年半的伙计。因为他出众的表现，商行的老板推荐他前往非洲东南部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在洛伦索马贵斯的一家英国公司工作。

在莫桑比克工作期间，约翰·拉贝不仅工作努力，而且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先后学会了英语、法语，还大量阅读、写作，记录自己的经历见闻。1906年，约翰·拉贝患上疟疾，离开非洲回到法国，与妻子道拉订婚。1908年8月，约翰·拉贝被雇主安排到北京工作，第二年9月道拉独自旅行到中国，一个月多后，他们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1911年冬，约翰·拉贝在北京东城苏州胡同的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做会计兼文书。约翰·拉贝勤奋而努力，把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很快就得到同事的认同，尤其是公司负责人普弗策·罗伊特对他极为赞赏和器重，去订合同时也会带上约翰·拉贝。同年，拉贝等人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电讯台，后来又在上海另建一个新电台。一直到拉贝1938年回国，西门子股份公司一直享有中国海军使用西门子电讯台装备的垄断权。1913年，北京西门子公司搬到了北京灯市口，拉贝受聘担任代表处销售经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德宣战后，身为德国人的约翰·拉贝得到了不少中国人的帮助。同样1917年张勋复辟帝制，北京发生枪战，约翰·拉贝也在家中收留了一大批难民，为他们提供食宿。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约翰·拉贝接到遣返回国的通知。在变卖所有家产后，1919年2月底，约翰·拉贝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坐火车到达上海，在上海的俘虏营停留了十天。3月9日，约翰·拉贝登上从上海到热那亚共和国的货轮，但是身上所有的钱，包括红十字会发放的救济金，都在上船前被英国人搜走。

经历一段艰难的旅程，约翰·拉贝回到德国，被安排在西门子股份公司柏林苏克特工厂工作，全家也在柏林乌兰德大街安顿。1921年7月，《中德协约》签订，中、德两国恢复友好及商务关系。约翰·拉贝随即乘船回到北京。

起初约翰·拉贝挂靠在一家中国公司下，为西门子股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开展业务。等到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正式开张，他便回到西门子北京办事处，很快做成了包括一座煤矿的电气化工程在内等一系列大宗生意。之后，西门子公司还在与美国公司的竞争中，获得了改造北京与天津电话联系网的订单。1925年，西门子公司在天津建造的自动电话局需要大批工作人员，西门子在北京的总部由北京迁到了天津，内部设洋商行和工程部，约翰·拉贝也到天津出任销售经理，主管洋商行。

1930年8月，约翰·拉贝患上神经型流行性感冒，遵照医嘱，回到德国治疗了三个月。

1930年11月，拉贝从德国回来，被西门子股份公司上海总部任命为南京分公司经理。1931年11月2日，约翰·拉贝正式来到南京，在金陵大学建造于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别墅居住并工作。当时，约翰·拉贝的儿子奥托被他送到德国南部就读寄宿学校，而在南京的德国公司和西门子雇员还有许多德国孩子。为了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约翰·拉贝决定创办一所德语学校，给这些留华的孩子们提供相应的教育。他的建议首先得到面临同样问题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赞同，于是约翰·拉贝向德国驻华使馆求援，要求德国政府拨付教育经费支持。1934年3月1日，为了获得已被纳粹党控制的德国政府的教育经费，约翰·拉贝加入了纳粹党。

1937年8月28日，约翰·拉贝在北戴河避暑，听闻日本飞机轰炸南京的消息，连忙返回公司主持局面。11月22日，日军进攻南京前夕，“库特沃”号轮船驶离南京，约翰·拉贝送走了行李，本人却留在了南京。下午5点，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南京平民中立区，身为德国人的约翰·拉贝被推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约翰·拉贝的家小粉桥1号成为25个难民收容所之一，难民最高达630多人，没有一人伤亡。在他负责的只有3.85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他还在租住的这幢小楼内，写下了《拉贝日记》。1938年的新年，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们在约翰·拉贝宅邸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的大红绸布。

1938年2月，西门子股份公司总部发送电报，让约翰·拉贝离开南京，动身前往汉口。约翰·拉贝指定米尔斯牧师为自己的接班人。在日方强制撤销安全区后，为了在日军眼皮底下更好地救助难民，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决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同年3月18日，拉贝奉西门子总公司之名启程返回德国，4月15日到达柏林，并出任西门子总厂远东人事部部长。之后，约翰·拉贝马不停蹄地在各地举办了五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会，他呼吁德国出面，阻止盟友日本的这种非人道行为，还在1938年6月8日寄给希特勒本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然而，约翰·拉贝寄出报告没几天，两个纳粹党卫军冲进家门，搜走了他的六本日记和约翰·马吉拍摄的日军暴行照片，随后他本人也被带到警局，被秘密审讯了好几个小时。

西门子股份公司以约翰·拉贝在国际上享有声望为由，将他保释出狱，但为了他的安全，将他派往阿富汗的国际红十字会工作。八周后，约翰·拉贝返回德国，没有再担任领导职位，只做一些办事员的工作，负责照料西门子公司出差在国外的职员。

1941年开始，阿道夫·希特勒全面称霸欧洲，进攻苏联，约翰·拉贝开始整理他在南京的战时日记和资料。约翰·拉贝的晚年也饱受纳粹党的困扰。1943年11月，他在柏林的住宅在大轰炸中被毁。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后，约翰·拉贝由于纳粹党员的身份，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甚至到了1946年，他还不被允许在西门子股份公司上班。中国方面为约翰·拉贝寄去了多份担保信件，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他在南京的贡献，约翰·拉贝才终于在6月3日被反法西斯同盟法庭宣布为非纳粹分子，但他之前被解雇的职位没有恢复。7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希望拉贝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出庭作证。约翰·拉贝拒绝了。

德国战败后，约翰·拉贝一家的生活颇为拮据，他的妻子道拉饿到只剩44公斤，一度只能喝橡树果实磨成面做的粥，以及采蘑菇、野草等维生。1948年初，约翰·拉贝的遭遇传到南京，南京市政府立即组织成立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没几日便募得1亿元，按市价2000美元汇至德国援助约翰·拉贝。后来因为德国物资匮乏，国民政府南京市长沈怡又在瑞士购买四大包食品，寄交给约翰·拉贝。从1948年6月到1949年4月，国民政府撤离南京，约翰·拉贝每月都能收到一个相应的食品包裹。

1950年1月5日，约翰·拉贝在柏林西门子股份公司的办公室突然中风，于午夜时分去世，并安葬在柏林西郊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1月，约翰·拉贝的外孙女决定将约翰·拉贝的墓碑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月29日，中国驻德国使馆柏林办事处代为接受了墓碑。同年清明节，约翰·拉贝的墓碑运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37年11月22日下午5点，日军侵占南京前夕，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南京平民中立区，身为德国人的约翰·拉贝被推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南京沦陷最初期间最危急的两个月，受约翰·拉贝和国际安全委员会救济保护的难民达20多万人，受保护幸免于屠杀的难民达10多万人。妇女受庇护幸免于日本士兵蹂躏的有数万人。

约翰·拉贝记述的《拉贝日记》不仅印证了美国人日记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的真实性，而且也印证了中国许多现存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所谓“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谬论的最有利反驳。

《拉贝日记》共有20本，其中记录有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日记，是他在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撰写，有10本，合计2460，又名《敌机飞临南京》（Feindliche Flieger Über Nanking）“战时日记”。1996年12月，拉贝的外孙女莱茵· 哈特夫人对《拉贝日记》的这一部分进行了公开，之后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7位德语教师的整理翻译下，于1997年出版了中译本。

而《拉贝日记》的另一部分内容则是约翰·拉贝1908年至1938年间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这些被热爱中国文化的拉贝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收集在自己的日记和收藏册中，其中正式出版的有《我眼中的北京》（北京卷）。完整版《拉贝日记》反映了约翰·拉贝与中国人民30年的深厚友情，也为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有力证明了约翰·拉贝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录的真实性。

人民画报社发表专题文章《约翰·拉贝：“东方的辛德勒”》评价他为“南京大屠杀中的洋菩萨”。文中还提到2009年在中国网友票选的“十大国际友人”中，拉贝名列第二位，仅次于白求恩。    

2015年1月5日杨惠群总领事出席悼念约翰·拉贝活动时评价他为“南京好人”，称“他崇高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深受中国人民的敬佩”。

1918年11月11日，德奥同盟国战败投降。身处北京的约翰·拉贝接到遣返回国的通知。1919年3月初，约翰·拉贝和妻子带着8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返回了德国汉堡。1921年，约翰·拉贝返回中国。出乎意料的是，他留在北京的房屋和财产，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里，这件事让他终身难以忘记，此后逢人必讲中国人的善良。

托马斯·拉贝教授长期致力于传播祖父约翰·拉贝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先后在全球范围内与相关国相关机构合作建立了六个“约翰·拉贝交流中心”。2005年8月，在德中国留学生及旅德华人为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捐献了一尊拉贝的小型半身青铜塑像，塑像底座上写着“南京好人”4个字。2018年9月，北京联合大学设立第六个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

旧居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物质遗存，位于南京市鼓楼区，是德国人拉贝1934—1938年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办公居住的处所。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期间，这里作为南京安全区25个难民收容所之一，保护了600多位难民免遭日军杀害。约翰·拉贝亲眼目睹日军大屠杀暴行，写下了《拉贝日记》。

1999年，南京市政部门变更道路拓宽计划，拉贝故居成为了江苏省和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因为产权在南京大学，还是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日益破败。2003年，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南京后，便积极推动故居的修缮和改建计划的启动。2005年12月6日，南京大学与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西门子股份公司签订协议，资金由德方捐赠，南大负责故居的修缮、纪念馆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在故居原址建立“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南京大学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

2006年10月31日上午，拉贝故居在南京大学举行揭幕仪式，并正式对公众开放。

约翰·拉贝去世后，埋葬在柏林西郊的威廉纪念教堂墓园，到了1996年底，墓地过了租期，两周王陵管理处打算将拉贝墓清除。约翰·拉贝的亲属便将拉贝墓地上的墓碑拆下，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05年，中国留德学者了解到墓地尚未拆除的消息后，积极向中、德双方反应，建议重修。后来经中国驻德使馆与南京市联系，南京市政府大力支持，为该项目特批了105万人民币的专项资金，用于墓碑制作、运输、40年墓地租用等。德国柏林的拉贝墓地在荒废17年后，终于修一新。

2013年12月11日上午10点，南京市政府友好代表团在德国柏林举办了隆重的墓园落成仪式。

2018年8月14日，约翰·拉贝的墓地被柏林政府列为柏林市荣誉纪念墓地。

2009年电影《拉贝日记》，由佛罗瑞·加仑伯格导演制作， 乌尔里奇·图克尔饰演约翰·拉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