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若（1903-1950），字渭贤，原名兆麟（一说兆熊）,曾用笔名鲁藜，刘云，刘霜等,后改名刘云若。天津人，是著名的社会言情小说家，津派小说的集大成者。

刘云若1903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清朝时期考上了科举，民国之后退隐。从小祖父教他国文，耳濡目染。在校期间，他国文常常满分，稳居第一。他酷爱文学，当时世界名著，野史，小说，诗集等文学作品他都有涉猎，课余时间喜欢填词吟诗。生活环境与个人爱好对刘云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0年，刘云若开始着手创作他的第一部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小说一经发表，反响热烈，这一部小说也让他打开了知名度，为之后的言情小说撰写奠定了基础。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刘云若一直笔耕不息，期间一共发表了40多部社会言情小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春水红霞》《红杏出墙记》《旧巷斜阳》《情海归帆》《小扬州志》《换巢莺凤》《湖海香盟》《酒眼灯唇录》等等。1950年，刘云若在创作长篇章回小说《云破月来》期间因病去世，年仅47岁。

因从小生活在天津市，刘云若对天津的风俗文化有着较深的了解，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出现了天津的方言，民间艺术，塑造了典型的天津人物代表，合了天津通俗作家与外国作家的写作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津派”小说的写作特点。

刘云若1903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清朝时期考上了科举，民国之后退隐。从小祖父教他国文，耳濡目染。14岁就读于城西中学，在校期间，多门科目不及格，而国文常常满分，稳居第一，生活环境与个人爱好对刘云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岁就读于天津市扶轮中学，他酷爱文学，当时世界名著，野史，小说，诗集等文学作品他都有涉猎，课余时间喜欢填词吟诗。这些经历，爱好为他之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1926年，他开始给报社投稿，他的作品获得《东方时报》副刊编辑吴秋生的赏识，吴秋生极力将他推荐给当时天津市报界非常有名的人——王小隐。当时《北洋画报》报刊创办人冯武越正在为《北洋画报》寻找一位得力的主编，经王小隐的推荐，刘云若做了《北洋画报》的编辑。刘云若在办《北洋画报》时，独自一人完成了编辑，校对等工作，该报也在他的操办下质量达到了最高峰。但后来由于冯武越待人较为苛刻，刘云若不堪忍受其剥削，于是辞职离开。

离职后，刘云若来到《商报》担任副刊，同时改《杂货店》为《鲜花庄》，并兼任《商报画刊》主编，力求与《北洋画报》一决高下。20年代末，刘云若在天津市报界小有名气。

1930年，刘云若受《商报》编辑沙大风的邀约，担任该报副刊《黑旋风》的主编。同时，刘云若开始着手创作他的第一部社会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并在《天风报》进行连载。

小说一经发表，受到很多读者的喜欢，刘云若也因此而出名，于是他潜心写小说，成为了职业的作家。《天风报》也因《春风回梦记》变得更加出名，沙大风也曾说过：“云若以《春风回梦记》小说投刊天风，读者先睹为快，天风因春风而风行，春风因天风而益彰。”

刘云若的小说很少有中篇，《春风回梦记》也曾经因为某些事情中途断更，当时很多读者写了数千封信，要求他续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应大家的要求，续写了五六万字的小说。紧随着《春风回梦记》的是《情海归帆》这部小说的创作，这两部小说都是刘云若早期创作的作品。

19世纪30年代，刘云若自己创办了小报，取名为《大报》。刘云若给自己创办的报刊取名为《大报》是为了讽刺那些创办大报而瞧不起创办小报的。刚开始创刊，他就发表了一些批判日本人的文章，之后又因为转载了杜重远的《闲话皇帝》（该文章提到了日本军人手握权力，日本皇帝其实就是一个傀儡），被日本人发现，于是上报给天津市当局抗议，要求停止办报。1935年6月14日，《大报》被迫停刊，当时《大报》在天津小报界上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被迫停刊，对刘云若的影响不小。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大批日军轮番轰炸，大批文人纷纷逃难，离开了天津。刘云若自“九一八事件”之后就对日军没有好感，加之他对天津这座城市深厚的感情，于是选择了留下。刘云若不愿意与汉奸同流合污，便潜心创作。天津沦陷之初，日军疯狂掠夺财物，滥杀无辜，刘云若看着这些场景，期盼战争早日结束，天津能尽快恢复昔日的繁华。作为一名社会言情小说家，他之前的小说都是关于爱情的，尤其对妇女的命运尤为关注。他不止一次看到了被日军凌辱的中国妇女衣衫褴褛样子，有的不忍凌辱，遂投河自尽，这样的悲剧发生了无数次。亡国奴的体验让他陷入了深深地反思，他不禁想他能为抗战做出点什么。他多日的反思最终汇成了文字，《旧巷斜阳》这部小说由此诞生。

1938年初，《旧巷斜阳》第一回在《银线画报》上连载，刚开始并未引起太多关注，随着章节越来越多，人们渐渐被小说的情节吸引，就在该书连载半年时，日伪当局再次削减全市的报刊，《银线画报》也受到了牵连，被迫停刊，《旧巷斜阳》连载就此中断。就在这时，当年由刘云若辅佐的《天风报》改为画刊，与刘云若有着十多年交情的报社主人沙大风邀请他将他未完成的小说移至《天风报》，《旧巷斜阳》得以重新连载。该书连载未到一半，便引起了轰动，当时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并评论，由此掀起了一场关于妇女命运的大讨论。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刘云若继续写小说，他以沦陷区的生活为创作背景，描绘了沦陷区市民的苦闷生活与情感经历,主要有《雪蓝云》《秋扇春风》《粉墨筝琶》等小说。1950年，刘云若在创作长篇章回小说《云破月来》期间，突发心脏病突然离世。据说他在离世前一天去电影院观看了由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粉墨筝琶》，电影中的女主角演得入木三分，让刘云若想起了以前不太好的事情，从而诱发了他的心脏病，所以看完电影回到家中不久就离世了,年仅47岁。

刘云若去世后埋葬在今吴家窑一带公墓，后来因为拆迁需要被迫迁走。60年代初，他的女儿曾去祭奠他，发现那里已经被水淹没，于是找来木车轮子的辐条与《小扬州志》放入他的骨灰盒里。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他一共创作了五十多部社会言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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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若久居天津市，对天津的风土人情一清二楚，他的小说当中对天津风俗的描写随处可见，有着明显的天津地域文化。他的作品当中多是描写老天津风情的平民百姓的生活，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俗以及社会的变迁，对天津风俗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如在《小扬州志》中这样写道：“市场的西方却是一片空地,所有变戏法、拉洋片、说评书、摔跤和使枪棒卖药的,一应低级娱乐无不齐备。”

身为“社会言情小说家”，小说里对于“情”的描写必不可少。刘云若的小说以“情”贯穿全文，但是这个“情”分为很多种，有爱情，有哀情，有苦情。有单纯的“纯情”，有“言情”衬“世情”，有父母亲子之间的亲情，有朋友之间的友情等。总之，“情”这一个字，在他的作品当中随处可见。

他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命运多，承受巨大的心理与精神上的折磨，男主人公多为落魄的贫民，他的笔下多为男女主人公困境之下爱情的歌颂。男女主人公一直在寻找“爱”的真谛，不被世俗的伦理道德所束缚。如《红杏出墙记》中的黎芷华和情人的私情被丈夫白萍撞见后，白萍不仅没有责怪他们，而是看到他们因为自己的出现恐慌时，还在内心反省中原地区夫权的强大，很同情他们。在《小杨州志》中，雪蓉因为丈夫喜欢烟花之地，竟然自己化妆为妓女做派，在家中为丈夫弹琴歌唱。孟韵秋是妓院的大红人，当时与银行家宋明泉相好，她希望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当得知宋明泉宠幸其他姐妹时，竟回家服毒自杀。在《粉墨筝琶》中蠢青和大巧儿正在恋爱时，他却被上级派出去做任务，与前妻旧情复燃。每当主人公觉得幸福来临时，却发现这其实是苦涩的开端。他小说中“情“是作者对社会失望之后的理想之作，体现作者在乱世生活中，对现实生活寻找美好情感的愿景。

刘云若从小受国学教育的熏陶以及各位古典大师的影响，他更是希望自己能与曹雪芹这样的文学大师相媲美，其作品里不乏中国古典元素。出生于清末期那个特殊的年代，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原地区，刘云若也会阅读西方的名著，西方文明对他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刘云若的小说创作受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影响较深，狄更斯的作品当中有很多欧洲流浪汉的影子，刘云若的作品当中也有着很多天津市的“混混”。

在《粉墨筝琶》中，可以看到传统的京剧，曲艺等这样精湛的民族文化，同时也可以看到高楼大厦，歌舞厅等现代元素。将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更好地体现了当时中国都市的情况。在《小扬州志》中恶妓“铁屁股六儿”和狄更斯《老古玩店》中的恶棍“丹尼儿·奎尔普”有着很多共同之处。刘云若对下层人民疾苦生活的描写则与狄更斯描写底层平民的主旨大同小异。

刘云若善于发现平民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并加以歌颂他们。刘云若的小说大多是描写下层人民的疾苦生活，发现他们身上的真善美，叙述他们的悲欢离合。同时，他也对军阀，贵族等这些不懂得体验人间疾苦的人群进行了尖锐的讽刺。

刘云若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平民的道德品质，生活观念等方面进行了描写。在《旧巷斜阳》中，小唐每天起早贪黑地叫卖文具，积累了不小的家产；老绅董从十几岁就开始接客，几十年来积攒了很多钱财。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坚持一步步认真踏实地做，体现了底层人民朴素自力更生的观念。

刘云若歌颂了平民身上的道德观念。在《旧巷斜阳》中周七曾受到若愚的接济,后来在若愚遇到困难后，屡次帮助他度过难关；尤大娘的女儿患上不治之症，没有钱埋葬，虎士送了几百块钱给她埋葬女儿，若干年后，虎士遇到困难，尤大娘一直为他忙前忙后。

白描指中国画的一种画法，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通过极简的描写，准确，传神的表达出文字的丰富内涵。刘云若在描写人物时，善于运用大量的白描手法。如他笔下的人物巧儿的出场：“那女子见青进来也抬起水汪汪的大眼睛看他看了一眼……愤然对他很鄙薄地说……说完一扭身就走……”如莲的描写也十分精炼：“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苗条女郎,生得清丽夺人,天然淡雅,一张清水瓜子脸，素净得一尘不染，亭亭玉立在这满堂烟鬼中间。”这种简洁的描写在他的小说里很常见。

刘云若吸收津派前辈的文学素养并学习西方文学的写作方式，通过“中西结合”将天津市下层市民的生活体现得淋漓尽致，成功展现了天津独特的风俗民情，让天津市民在文学史上有了展现的机会，他也因此被称为“天津张恨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刘云若的小说，且一度再版。与此同时，他的《春风回梦记》《粉墨筝琶》等小说也被翻拍为电视剧，以刘云若为研究对象的学士论文也相继出现。中国现代文学馆陈列了刘云若的多部小说，并称之为“社会言情大师”。

中华民国梦碧词社成员姚灵犀认为：“旷观海内小说作家，所最可钦佩者，莫若吾友刘君云若。称为小说圣手，良非谀词……以云若之手笔，成一巨制，应与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相颉，余子不足齿数。”

中原地区现代社会活动家、作家郑振铎曾评价刘云若说“他的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

《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作者张赣生在《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中这样论述“能与张姓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甚或在作品的艺术魅力上较张氏尚高一筹者,大概就只有刘云若了”。他还认为刘云若的这种程式化风格“为我们提供了继承中国小说艺术传统的成功范例。”

著名文学史料家姜德明曾慨叹，“除了张恨水之外，刘云若应该说在北方是最享盛名了。可惜关于他的记载很少，评介他作品的文章也几乎不见。”他还认为，“就写天津市的地方风俗和人情世态来说,刘云若是他同时代写这类言情小说当中的佼佼者。”

其好友刘叶秋曾回忆，“云若写小说，以认识现实,反映现实为目的,其揭露与批判的作用正自相同。由于云若久居天津，于当地的风土人情,特别熟悉；由于经常接触文士、艺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了解尤多,并能深入社会下层，以其敏锐得目光,观察世态,觅取典型；使其作品有很坚固的现实基础。”

作家徐斯年先生认为“北派的几位名家在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上，都不同程度地自觉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影响，以通俗小说的创作实践较为自觉地开始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间题，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一批显示着‘传统’如何吸纳‘现代性’而又不失其为‘传统’的范本。”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元卿认为刘云若小说正是这样的范本。

小说家周骥良认为:“刘云若写天津底层人的众生相,可谓淋漓尽致。……刘云若的文字流畅如行云流水,读起来既自然又舒服，不掺半点洋味,有中原地区传统文字之美。”

其好友吴云心认为刘云若“为文典雅华丽,才思横溢,擅骈文,诗词亦佳,所作小品文极为流畅,且能尖锐、深刻地触及社会不良现象”。

2010年1月24日“纪念刘云若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在天津市扶轮中学举行。会上，刘云若的亲属以及研究刘云若的专家张元卿等人对刘云若的文章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刘云若去世后，他生前的好友只有招司一人在《星报》上刊登了《悼刘云若先生》，而且这篇悼文发出来后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大家认为没有必要给一个旧社会的文人树碑立传。刘云若当时的小说多是描写市井生活，且有关很多流氓，娼妓的内容，大家觉得上不了台面。

刘云若对于理财完全就是放任的状态，他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慷慨之人，对朋友出手很大方。每月写作的收入，一到手就被挥霍。他在《我是什么东西》中写道：“可惜我生活拮据，笔债繁冗，不能专心一志地写，所以越写越不成东西。”

在刘云若如此不懂得理财的情况下，他的夫人对他实行了“家庭戒严令”，这才保证了他不至于喝西北风。但是，在众多爱好中，他唯独没有戒掉美食，他曾说过说“以血汗赚来的金钱，几乎都便宜了这张嘴。”

刘云若一直笔耕不辍，但是有一段时间却频频出现了断更的现象，读者纷纷猜测他可能的生病了，一些读者号召他的书迷给他捐款，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了，最后刘云若不得不出来澄清。从他的澄清言辞来看，大家发现刘云若这段时间与一位青楼女子——刘惠双好上了，且这位女子还怀有身孕。刘云若也常常带着惠双出席社交活动，在他的朋友圈里已经熟知这位女子，大家都默认了她的存在。

刘云若的原配夫人——于颂熙知道这件事后，接纳了刘惠双，且主动与刘云若提起将惠双带回家和他们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