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男,
汉族,字怒安,号怒庵,
江苏省南汇区渔潭乡人,中国翻译家、作家、文艺评论家。
1919年,傅雷进入周浦镇小学就读,一学期后转往
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傅雷考入上海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并于1924年被学校开除,转而考入
上海市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6年9月,傅雷考入上海
持志大学。傅雷于1927年至1931年留学
巴黎,就读于
巴黎大学。赴法留学期间的通信被整理成《法行通信》,发表于《贡献》旬刊。留法期间,傅雷翻译了《艺术哲学》的第一篇第一章、《圣杨乔尔夫的传说》,并初译《
贝多芬传》。1931年秋归国后至1933年9月,傅雷于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回国后至1966年“文革”,傅雷翻译了《
夏洛外传》《
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
贝姨》《
邦斯舅舅》等作品。傅雷与留学的
傅聪书信不断,这些通信被整理成《
傅雷家书》。在“文革”开始后,傅雷受到残酷迫害。1966年9月3日,傅雷与夫人
朱梅馥一道于家中自杀身亡。
自1929年开始翻译活动以来,共计译著三十四部,五百余万字,涵盖
罗曼·罗兰、巴尔扎克、
伏尔泰等
法国名家名著,经他手发扬的“神似说”更是为中国翻译界提供了宝贵的
方法论指导,是不可多得的文学翻译大师。傅雷体华文语言客观上对中国现代
白话文的发展并走向成熟,起到了有效的推助作用。经由《傅雷家书》,傅雷的教育理念也得到广泛传播,提供了一套基于人格独立与因材施教的教育范本。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傅雷于1908年4月7日出生于
上海市南汇县渔潭乡。据大同大学教授雷垣回忆,傅雷家颇有江南水乡之感。三四间慵懒平房,五六点束院竹篱,另有小块土地雇人耕种。1912年,
辛亥革命之际,其父傅鹏飞受土豪劣绅诬陷落狱,其母李欲振四处走动,以寻求营救之法,最终于三个月后将傅鹏飞解救出狱。由于无暇照顾子女,傅雷的二弟一妹陆续夭折;同年,其父也于终日抑郁中离世,此时的傅雷仅四岁。幼年丧父后,傅雷之母一生孀居,家教颇严,傅雷此后的许多教子观念便是以此为源流。
1919年,傅雷入
周浦镇小学读书,此前他一直于
私塾中学习四书五经。一学期后转往
上海市,就读于
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傅雷考入上海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并接受一日两节的
法语课程,这为之后跨越重洋留学
法国打下基础。1924年,由于在
教会学校中发表激烈的反宗教
迷信言论,傅雷被学校开除,转而考入上海市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不久,“五”惨案点燃了热血青年的心火,傅雷和同学一道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这之后,他又带头掀起反对
学阀的“大同风潮”。在积极响应进步学生运动的过程中,傅雷被传说为共产党,母亲闻讯勒令他回乡,因此从大同大学附中辍学。
高中期间,傅雷已在《北新周刊》与《小说世界》发表《梦中》《回忆的一幕》两篇小说,文学才华初显端倪。
1926年9月,18岁的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大学的教学质量低下、学习氛围散漫为他所不齿,加上“四·一二”白色恐怖的阴影使得国内人心惶惶,其表兄顾仑布所启发的赴法留学便成为了傅雷注目的出路。
留学法国
1927年12月31日,傅雷登上法航公司的邮轮Andre-Lebon,开启了对他影响颇深的留法生涯。一个多月后,傅雷抵达马赛,再乘火车前往
巴黎。自起航后第二天至抵达巴黎之后的第五天,傅雷以通信的形式记录了赴法行程的所见所感,名为《法行通信》,共十五篇,后发表于
孙伏园、
孙福熙兄弟主编的《贡献》。四十年代,文学家
曹聚仁将其编入《现代名家书信》。
抵达巴黎后,傅雷经严济慈介绍认识了同在法国留学的郑振铎,后者帮助他安顿于伏尔泰旅馆。为了在
法国求学,傅雷前往法国西部的
普瓦捷补习
法语,并膳宿在一位法国老妪Madame Jacqueni家里,她也充当了傅雷日常生活中的法语老师。在此期间,傅雷翻译了
阿尔丰斯·都德的两个短篇小说集与
梅里美的《
卡门》作法语练习之用,并未投稿。半年后,傅雷考入
巴黎大学文科,主修文艺理论,并在卢浮官美术史学校与索邦艺术讲座旁听。同时,开始翻译丹纳《
艺术哲学》的第一篇第一章,命名为《艺术论》,同时自行添加《读者弁言》。后来,受
罗曼·罗兰影响,傅雷又展现出对音乐的兴趣。在巴黎,傅雷认识了
刘海粟、
刘抗、
朱光潜、
梁宗岱等留法学子以及后来的北平
中法大学文学系主人
曾觉之、著名散文家
孙福熙、著名文学编辑
孙伏园等,时常交往谈艺;1929年6月,由曾觉之安排,傅雷前往瑞士菜芒湖畔圣扬乔尔夫木屋,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及刘海粟、刘抗、陈人浩等艺术家同游,在此期间,他译出了《圣扬乔尔夫的传说》,并刊登于1930年的《华胥社文艺论集》中,这是傅雷首次发表译作。他还曾游历
比利时、
瑞士、
意大利等地。1930年随
刘海粟出席比利时独立百周年纪念博览会,鉴赏
布鲁塞尔美术馆法兰德斯画派代表人物
彼得·鲁本斯及其弟子的绘画作品。1931年则前往意大利,参观罗马教堂的文艺复兴运动代表画家
列奥纳多·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
拉斐尔·桑西的作品。回到
巴黎后,他尝试初译《贝多芬传》,但译稿被
商务印书馆退回。
后期经历
1931年,傅雷与刘海粟结伴回国,抵沪时恰逢
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4岁的傅雷与19岁的
朱梅馥结婚。朱家与傅雷母亲的娘家是表亲,介绍人则是朱梅馥的叔叔。婚后不久,二人生一子,而后夭折。二人一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朱梅馥性格温柔,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所应具备的一切美德,二人刚柔并济,家庭和睦。1931年抵沪后至1933年9月,傅雷于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兼任
美术史与法文教授。在任职期间,傅雷共担任美术史、艺术论、名画家传和法文四门课的授课教师,充分展现出他
广博的知识面和艺术造诣。
1932年,由于时局动荡,美专停课,傅雷便到了哈瓦那通讯社担任笔译的工作,直到9月份美专复课才又回校。同年,他加入了
庞薰琹等组织的
决澜社,并与
倪贻德合编艺术理论指导刊物《艺术旬刊》。回校后,傅雷辞去了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专任教授。
1933年9月,傅雷坚决辞去了在上海美专的工作,校方有挽留之意,在傅雷离职两个月后仍以“请假”论之,而傅雷终不理会。在1957年的《自述》中,傅雷将辞职原因描述为两方面:既有自己的原因——“年少不学,无资格教书”,也有
刘海粟的因素——“待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离职后,傅雷遁入书斋,终日闭门译书。1933年间,傅雷翻译了莫罗阿的《恋爱与牺牲》,译稿寄给开明被退回。与上文所述《
贝多芬传》一样,这部译著的出版系多年后重译的结果。在那之后,傅译列甫・苏卜的《
夏洛外传》的译稿为多家出版社所婉拒,而后傅雷便以“自己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这一时期的译著还有《
罗丹艺术论》《今日之伦敦》《米勒》等。
1934年3月,傅雷写信致
罗曼·罗兰,表达了对其作品的喜爱和翻译《
巨人三传》的意向。在回信中,罗曼·罗兰表示应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这句话对傅雷有重大影响。
1935至1936年,傅译罗曼·罗兰的《
米开朗基罗传》《
托尔斯泰传》;莫罗阿的《
人生五大问题》;
莫洛亚安德烈与苏卜的《福尔德传》等作品相继问世,他逐步完成了自青涩到成熟的蜕变。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还有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高老头》、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
幸福之路》、杜哈曼的《文明》、
艾萨克·牛顿的《英国绘画》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雷整日闭门不出,与1936年至1941年间翻译出版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为黑暗年代的群众递上一盏油灯。抗日战争胜利后,傅雷与周旭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发表十余篇关于时局、民主、教育、文艺等内容的政论杂文;在《周报》《民主》《
文汇报》等文学刊物上,傅雷也撰写了数篇类似的文章以支持民主运动。1943年,经傅雷倡议,“
黄宾虹八轶诞辰书画展览会”举办,黄宾虹作品皆直寄给傅雷,由傅雷全权策办。1945年12月,为反对美蒋发动内战的阴谋,傅雷奔走呼号,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了“中华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
1949年,傅雷经津抵京,
清华大学吴晗有意请傅雷来校任职,仍执教法语,傅雷并未回应,他仍向往着他的书斋——法国文学大师们的沙龙。新中国成立后,傅雷被选为全国第一、二次
文代会代表(因故未出席),并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与上海市政协委员,在积极履行职责的同时,傅雷仍译成了《
欧也妮·葛朗台》。
1954年,傅聪留学
波兰,在此期间,傅雷与其子的书信来往中诞生了《
傅雷家书》。
1958年被扣上“右派”的帽子,直至1961年9月才平反。平反后,他陆续译出了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
幻灭》。1959年10月1日,在周恩来、陈毅关怀下,傅雷给远在
英国的儿子
傅聪写去中断联系两年后的第一封家书。1963年,傅雷再改《高老头》,并为留学时期的翻译活动
续集,正式译出了泰纳的《艺术哲学》。傅雷是一位极度勤奋的译书家,他一周的时间几乎全为译书所占满,在唯一休息的周日也总拿来写信,并不停笔。傅雷的译书工作一直持续到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期。
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开展,傅雷遭到迫害。1966年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路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自杀身亡。
家族成员
主要译著与作品
代表作
《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
法国作家
罗曼·罗兰于1912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傅雷于1936至1941年将其翻译成中文。作品讲述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由于对当时社会环境中虚伪与造作的不齿,一次次在生活中碰壁的艰难生活。通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生
映射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矛盾,并宣扬
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
《高老头》
《高老头》是法国作家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成书于1834年的长篇小说,是最能代表巴尔扎克艺术风格的作品之一,傅雷于1944年、1951年、1963年三次翻译成中文。巴尔扎克通过《高老头》反映了阶级与
阶级意识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社会现实对人性的摧残。
《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是傅雷、
朱梅馥与
傅聪往来通信的书信集,由
傅敏编,最早出版于1981年。自1954年傅聪留学
波兰始,至1966年傅雷夫妇于文革压迫下自杀身亡止,共历时12年,书信数百封。一方面,《傅雷家书》完整表现了傅聪出国学习、演奏成名到结婚生子的成长经历,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傅雷的翻译工作与傅家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动荡岁月中的命运沉浮。
原创作品
翻译作品
翻译思想及特色
翻译思想
“神似说”是傅雷主要的翻译理论,其意在避免简单追求句法与形式的照搬,而根据各语言的特色,追求“神似”而非“形似”。“神似说”的主要独特之处在于用文艺美学的视角去把握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活动的实质是解构与重构,“神似说”的提出与傅雷长期的艺术熏陶密不可分,他将翻译与临画结合起来,展现出多学科融会贯通的特质。
“神似说”提出后,有将“神似”与“形似”完全割裂的错误认识,即二者取其一的谬误。傅雷强调,神似必须建立在形似的基础之上,二者并不是尖锐对立的,神似是一切翻译活动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为达到神似,有两点需遵循:其一是透彻理解原文,其二是体现原作词句的“声色”。傅雷在原作的选取上偏重
罗曼·罗兰与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这些作家与他本人如同知己,因而更能透彻地领会原文的思想底色。在翻译的过程中,傅雷进行了大量的基于中文语言环境的再造,“化为我有”,以更好的传神达意。
“神似说”的理论指导使傅雷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他去除“翻译腔”,用更本土化的语言表达形式传达原作的意味,并在此基础上保留原作文字间所灌注的情感,使翻译作品本土化;既有作为外国作品所传达的别种社会及精神的原貌,又具备汉语文学层面的文学性。这一点表现为更生动流畅、富于变化的行文和汉语四字格的使用,它们使傅译文本脱离了传统翻译文学的框架,在还原原作的同时增加了更多适用于中文阅读习惯的内容。
教育观念
傅雷奉行“严教”,这一点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他有一套“过于严格”的家规,从吃饭睡觉到练琴学习都有严格的标准。一方面,严格的标准有助于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过于压抑的环境也对傅聪、傅敏的性格形成增添了不良因素。
在教育方针方面,傅雷实行“爱国德育”与“学术智育”相结合的方针。傅雷始终对傅聪灌输报效祖国、心怀天下、以国为荣的崇高理想,要看重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与此同时,傅雷注重傅聪在理论、逻辑、知识方面的学习,要让“头脑成为思维大厦”,广泛涉猎,并从广博的知识中学习个人修养和自我批判精神。
在为人处世方面,傅雷强调为人的风骨,追求卓尔不群。鼓励孩子追求人格与精神的独立。他推崇“外方内方”的处世方式,一方面对自己严格要求,具备自我批判精神;另一方面鼓励出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艺术家的人格独立、桀骜不驯。这反映出傅雷的“精英教育”思想,不注重“取悦于人”的本领,而注重个人的修养。
人物影响
除了翻译家外,傅雷还是文学批评家、美术鉴赏家和音乐评论家。由于《
傅雷家书》的影响,傅雷的教育观念也为人所熟知。他在家书中对
傅聪的嘱咐,反映出传统文人追求人格独立和个人修养、心怀国家和人民的思想理念,并将其投射在教育上。傅雷还积极投身政治事业,他成为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位理事,出席第一、二届
文代会,任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
“神似说”的影响
傅雷并不是“神似说”的开创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陈源、曾虚白等人便拿临画和翻译作比,就有过“注重神似”的说法。傅雷将这一
方法论发扬,凝聚在自己的翻译作品中,成为了后世外国文学翻译者领会翻译思想、运用翻译技巧、提高翻译质量的凭借。文学翻译须是有文学性、艺术性的再创造,这一理论旗帜为整个
中原地区译界指引了方向。
语言及艺术层面
傅译在文本选择、语言运用及语体选择上均顺应了当时主流诗学的审美取向及目标读者对于外国语文的审美期待。傅式的翻译语言在汉语文学的层面已然达到了文学语言、
艺术语言的高度,而非简单的语言转换。通过对译文的精炼,傅译摆脱了翻译文学的临摹质感,而有了汉语文学遣词造句的灵气。傅雷体华文语言客观上对中国现代
白话文的发展并走向成熟,起到了有效的推助作用,从词汇、句法以及语体等多方面为本土文学创作提供新鲜的可资借鉴的语言元素,从而部分改写本土语言的表现模式。
人物评价
作家
毕飞宇:“傅雷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一个翻译家给人们最多的当然是文学上的滋养,可是,傅雷给我们的远远超过了文学。”
法语翻译家
柳鸣九:“在译本汉语之精炼、之优美上,傅雷的确明显优于很多译家。他的译本的汉语水平本身就达到了文学语言、
艺术语言的高度,这是他将一种外国
语言艺术转化为本国语言艺术的结果,是他反复锤炼、精益求精的结果,这使得他摆脱了硬译的匠气,而有了造化的灵性。他既是文学翻译的大师,也是翻译文学的大师。”
作家
叶兆言:“傅雷是翻译文学领域中最突出的一位,他不仅向我们贩卖和推销了外国文学,还把第一流的汉语范本展现在了读者面前,直接影响了很多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作家
王小波:“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傅雷先生的文体很好。”
翻译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许渊冲:“傅雷译法高人一着的地方”,正是得力于他“化为我有”的“化”字,得力于他“恰恰做到了‘神似’”
北外语言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王克非:“傅译自成一体的傅雷体华文风格以及傅译副文本所折射出的良苦用心,留给中国翻译界、翻译研究界、中国语文建设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群体的借鉴意义与心灵鼓舞永远是深远的。”
后世纪念
傅雷翻译出版奖
为纪念傅雷在
法语文学翻译领域的杰出贡献,2009年,
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
傅雷翻译出版奖,以促进法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为宗旨,表彰优秀的法语译作。每年,傅雷翻译出版奖评选出文学类和社科类各一部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并于2013年起增设“新人奖”,以鼓励新一代年轻译者。
傅雷雕像
2021年4月7日,
周浦镇于傅雷诞辰113周年纪念日举办“赤子的世界——传承傅雷文化,弘扬傅雷精神”系列活动,与其一同进行的还有傅雷雕像的首次面世。它伫立在
傅雷图书馆的北广场,以年轻时的傅雷为原型,以
花岗石为材质,背后有绿植点缀。创作其的著名雕塑家
盛杨表示:“雕塑要高度概括傅雷的精神,考虑到雕像坐落在图书馆,因此我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傅雷的形象年轻化,所以最终选用了傅雷年轻时的形象,以此激励青年人,树立信心。”
人物逸闻
傅雷的“恋爱教育课”
留法之前,傅雷与朱梅馥已有婚约,而在留学期间,傅雷与法国女郎玛德琳又有恋情。傅雷曾因此向家中写信,反抗父母之命、媒之言的婚姻,却又因发现玛德琳的风流情事而懊悔不已,这件事给予傅雷以深刻的训诫。
傅雷与黄宾虹
傅雷与黄宾虹的交往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1943年傅雷与黄宾虹开始鸿雁传书的时候,黄宾虹已届八十高龄,傅雷才三十六岁,但他们的“知己之感”超越了年龄的差距,完全处于一种艺术精神上的自由交流,因而也为后人所乐道。
拒绝改名的傅雷
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傅雷无法出版自己的译著,出版社建议他改个笔名出版。用笔名这件事傅雷本不介意,然而因“右派”而用笔名,傅雷就十分介意了。即便译书是他的饭碗,但傅雷坚决不干。他认为,给他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因戴帽而改署名字则更是错上加错。他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