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是由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于20世纪初创作的歌剧，并联合雷基·伊利卡及乔赛普·贾科萨撰写剧本。其题材原型是皮埃尔·洛蒂( Pierre Loti) 的小说《菊子夫人》( Madame Chrysanthème) 、约翰·路德·朗 ( John Luther Long) 的短篇小说《蝴蝶夫人》( Madama Butterfly）以及大卫·贝拉斯科(David Belasco)的同名话剧 。

《蝴蝶夫人》以19世纪末的日本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名叫巧巧桑的日本姑娘和美国海军上尉平克顿恋爱、结婚，后遭遗弃而被迫自杀的故事。剧中音乐吸收了日本古老民俗音乐的精华，通过戏剧的手法将其与咏叹调、宣叙调融为一体，既风格鲜明，又不失歌剧特点。《蝴蝶夫人》围绕十九世纪末东西方的碰撞冲突描绘了一出凄美的爱情故事，具有独特的悲剧美学价值。

《蝴蝶夫人》于1904年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但并未取得成功。首演失败后，贾科莫·普契尼对该歌剧进行了删减修改，三个多月后，《蝴蝶夫人》重新在布雷西亚上演，随后分别于1905年和1906年在伦敦和大都会歌剧院上演，这部经典的作品颇受欢迎，在戏剧及其它文化领域都有深远影响。

普契尼生活的时代是被真实主义占据文化领域的时代，他的作品创作也因此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在完成三次独立战争后终于实现了统一，这一时期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日益走向衰落。此时在法国、英国等国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查尔斯·狄更斯和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的作品盛行，意大利文坛的现实主义潮流应运而生，真实主义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开始影响着一代的艺术家们。真实主义派讲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将着眼点放在小人物的命运上，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贾科莫·普契尼的作品创作也受到这一派别的影响，题材大都来源于日常生活，反映了普通人的悲剧生活。因此，普契尼选取了巧巧桑这个小人物。

《蝴蝶夫人》的题材原型是皮埃尔·洛蒂( Pierre Loti，1850－1923 ) 的小说《菊子夫人》( Madame Chrysanthème) 和约翰 · 路 德 · 朗 ( John Luther Long) 的短篇小说《蝴蝶夫人》( Madama Butterfly) 。《菊子夫人》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位年轻海军军官在访问日本长崎的三个月间与一位名为菊子夫人的艺妓的短暂婚姻经历。当他重返船上后，他与菊子夫人也天各一方。该故事为《蝴蝶夫人》中的蝴蝶夫人和海军上尉平克顿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素材来源。 朗的小说中则描写了一段真实的经历: 一个驻扎在日本长崎的美国海军军官，出于消遣，与一个日本艺妓按照日本的风俗举行了婚礼，但最后他回到了美国，抛弃了他的爱人和孩子。现实中的凤蝶总科自杀未遂活了下来，小说中的蝴蝶夫人也试图自杀但是活了下来，而歌剧的结局做了改变，以蝴蝶夫人的自杀告终。

《蝴蝶夫人》的故事原本是美国作家约翰·路瑟·郎于1897年发表于美国《世纪杂志》上的小说，内容取材于发生在日本的真实事件。随后同名话剧也取得巨大成功，当时贾科莫·普契尼的《托斯卡》正在伦敦公演，所以他也来到伦敦，在看过这部话剧的演出后被剧中动人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于是找伊利卡和贾科萨改编为歌剧脚本，直到四年后完成了歌剧《蝴蝶夫人》。

《蝴蝶夫人》的首演是以惨败告终的，而原因众说纷纭。第一幕落幕时不仅无人鼓掌，反而吹口哨和喝倒彩的声音，到了第二幕声音更加激烈，现场吵闹得连歌声和音乐声都听不到了。即便如此，普契尼说：“无论他们如何起哄，这也是我的杰作。”他断言：“这部作品将风靡世界，”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他个人对戏剧的处理以及手法运用还不够精炼的缘故，也有观众审美口味的差异及对新风格不适应的原因，因此，贾科莫·普契尼用最快的速度对这部歌剧进行了修改，新一版在服装造型、化妆风格和动作呈现方面都发生了变化，1904年5月28日新版本的《蝴蝶夫人》在布雷西亚大歌剧院首演，这一次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随后，普契尼又对该剧进行了多次改编，直至1906年最后一次修改完成了第五版，也成为了此后大家熟知的“标准版”。“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31日报道，英国皇家歌剧院将上演新版本的《蝴蝶夫人》。为消除观众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该剧经过重新制作，在服装造型、化妆风格和动作呈现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蝴蝶夫人》讲述的是发生在19世纪末的日本长崎，一位名叫巧巧桑的日本姑娘和美国海军上尉平克尔顿恋爱、结婚，后惨遭抛弃而自杀的故事。因为巧巧桑生性活泼开朗，未结婚时人们称其为“蝴蝶姑娘”。平克尔顿与巧巧桑结婚不久，就随部队回国去了，而巧巧桑已经怀有身孕，临行前，平克尔顿对巧巧桑承诺说会回到她身边。但是三年时间过去，丈夫却没有一点音讯。仆人铃木公司认为平克尔顿不可能回来，巧巧桑面对铃木的质疑，一面解释，一面幻想着与丈夫重逢的幸福场景，唱起了本剧出名的唱段《当晴朗的一天》。巧巧桑终于等到了平克尔顿回家，却看到新的平克尔顿夫人凯特，并得知他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争夺巧巧桑的孩子。还不到20岁的巧巧桑伤心至极，她独自走入房间内，用父亲自杀的佩剑切腹自杀。

《蝴蝶夫人》的内容分为三幕，分别是新婚、望夫和永殇。

第一幕发生在蝴蝶夫人的房中。19世纪末，驻军日本的美国海军上尉平克尔顿被一位美丽的16岁日本艺伎巧巧桑所迷住，便对巧巧桑展开了追求，随后与她结婚，巧巧桑为其放弃了自己的佛教信仰，在婚礼上受到代表日本传统社会的叔叔的谴责。巧巧桑原本出身日本上流社会，因父亲在政治斗争中自杀而无奈沦为艺伎，但她卖艺不卖身，为的是守护父亲的名誉和自己对爱情的信仰。

第二幕发生在长崎市的美国领事馆中。婚后不久，平克尔顿被派离日本。巧巧桑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等待，期间生下了孩子并起名为“麻烦”(Dolore)。巧巧桑经常在自家窗边倚望长崎港，祈盼丈夫能早点归来。她用爱恋和思念唱出了一首美轮美奂的《晴朗的一天》。

第三幕发生在蝴蝶夫人的房中。离开三年后平克尔顿终于归来，却给巧巧桑带来了一条致命的悲剧讯息。他告知巧巧桑自己在美国又娶了新的妻子，这次回来只为了同凯特(Kate)一起带走孩子。在自家院子门口，巧巧桑遇见了真正的平克尔顿夫人——凯特。还不到20岁的巧巧桑伤心至极，她独自走入房间内，用父亲自杀的佩剑切腹自杀。当平克尔顿夫妇步入房内，看到了惊人的一幕：美日混血的男孩儿“麻烦”双眼被母亲蒙上，坐在巧巧桑尸体和鲜血旁边，左手拿着日本玩偶、右手拿着美国国旗。

巧巧桑是一名日本艺妓，她坚强、执着、敢爱敢恨。巧巧桑既向往西方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也抱有传统思想，坚信婚姻会带来幸福，且必须从一而终。她被阳刚、爽朗、帅气的美国军官平克尔顿所吸引，觉得自己找到了心中所追求的爱情，背叛了自己的宗教和他结婚。平克尔顿离开日本后，即使面对各种诱惑和流言蜚语，她对丈夫的爱也丝毫未变。直到最后爱情梦破灭，她选择为了尊严和荣誉而自尽。

平克尔顿是美国军舰 “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上尉，代表了美国式的自由、冒险和享乐主义思想。当他来到日本这个落后的东方国家时，他带有明显的种族优越感。同时他对于东方文明也充满好奇。巧巧桑的娇小玲珑和顺从的思想激起了他强烈的占有欲，但他对巧巧桑也仅有占有欲，面对巧巧桑因为改变宗教信仰而被亲人唾弃的问题，他仍然以他的西方思维模式来对待，轻视了宗教信仰对日本人的重要性。对于这段异国恋情，平克尔顿认为是短暂的，他未来的新娘一定是在美国。他没有想过要与一个日本艺妓共度一生。平克尔顿离开日本后与美国人凯特结婚，后又回到日本，想带走自己和巧巧桑的孩子。

夏普赖斯是美国驻日本的领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并且熟悉日本文化。当平克尔顿要娶巧巧桑时，他一直告诫平克尔顿不要伤害善良纯洁的巧巧桑。 作为美国人，他也知道平克尔顿的个性，所以他知道自己没法阻止这个高傲的海军上尉。然而他却成了要把最坏的消息带给巧巧桑的 “罪人”，他能做的只有尽量委婉地表达，而这也体现出了他的善良。

五郎是一个介绍人，唯利是图、阴险狡诈。他给平克尔顿介绍房子、仆人和巧巧桑的时候经验老到，让平克尔顿都夸奖他是个好介绍人， 甚至在第一次见到夏普赖斯领事时也试图让领事也挑选一 位中意的女郎。他先是为巧巧桑和平克尔顿主持婚礼，第二幕中又把巧巧桑介绍给山鸟，恶语中伤巧巧桑，都无一不显现出他的狡猾与阴险。他要做的就是赚更多的钱，对于平克尔顿的背叛， 他也见怪不惊，巧巧桑的婚姻结局他其实是早就知道， 然而巧巧桑的执着却是他没有料到的。

山鸟是一个次要人物，他有权有势，对巧巧桑有物质上的诱惑却难以动摇她的心。 平克尔顿走后，五郎为山鸟做媒，向巧巧桑求婚，被对方拒绝。

和尚舅舅是日本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体现了巧巧桑内心的东方文化，是束缚、是约束、是服从。在婚礼上，他怒斥改信基督教的巧巧桑，后被平克尔顿赶走。

巧巧桑的女仆，对巧巧桑十分关爱。平克尔顿离去后，铃木与巧巧桑共同承受生活的艰辛，她处处为巧巧桑着想，希望巧巧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平克尔顿离开巧巧桑之后新娶的美国女人。凯特后来和平克尔顿一起回到日本，想带走巧巧桑的孩子。

巧巧桑和平克尔顿所生的儿子，天真懵懂。平克尔顿离开日本后，巧巧桑生下“麻烦”。领事得知此事后转告了平克尔顿，后平克尔顿和凯特返回日本，想将儿子带走。

（表格“歌剧《蝴蝶夫人》曲目”参考资料：   ）

《蝴蝶夫人》以蝴蝶为意象符号，以蝴蝶所代表的绚丽与孱弱，折射爱情的凄美，与《梁祝》有异曲同工之处，具有独特的悲剧美学价值。

剧中的巧巧桑展现的是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在歌剧的第一幕中，巧巧桑出场时虽然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稚气少女，从身段打扮到言行举止，都透露出淑女的风范，与友人的交谈场景，特别是与她爱慕的平克尔顿的交谈，更能体现出她温柔、顺从的性格特征。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巧巧桑为了与平克尔顿结婚，不顾众亲友的劝阻毅然决然地加入平克尔顿所信仰的基督教。这里体现着她隐藏的反抗精神，她并不是只会一味顺从。在歌剧第二幕中，巧巧桑鲜明的个性更加凸显出来，随着军官平克尔顿应招回国，巧巧桑在生活上失去了经济来源，过着无依无靠的拮据生活，但是她自始至终都未放下尊严重回艺伎的舞台，她每日都满怀期望地盼着爱人回来，这份热烈的情感支撑着她度过贫苦与艰难，忍受数年来的孤独与寂寞，这里她的坚韧得以彰显。歌剧的结局是巧巧桑面对丈夫的抛弃，宁愿决绝地死去也不愿卑微地活着。同时巧巧桑也用自己的死成全了平克尔顿的幸福，一切如爱人所愿，这里也体现出了巧巧桑隐忍的性格特征。

巧巧桑这一人物是经过艺术概括和典型化了的。人在被歌剧对象化甚至变形之后，便有了自身的艺术意味和审美价值。从美的表现形态上看，巧巧桑的艺术形象表现出“优美”和“悲剧性”的审美特色。一方面，她纯洁温顺却又坚定顽强，无论其内心还是外表都透露着樱花般的优美。而另一方面，她的命运又以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给人留下遗憾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人物形象所唤起的 “悲剧” 审美体验。

《蝴蝶夫人》在戏剧结构上属于综合式歌剧。这种结构保留了分段式歌剧中动人心弦的歌唱性段落（咏叹调、小咏叹调等）以及不同个性音乐形象的刻画，又有连续式歌剧中贯穿始终的连续性音乐。这使得音乐与戏剧均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又紧密融合在一起。《蝴蝶夫人》的第一幕没有分场，音乐部分一气呵成，塑造出巧巧桑单纯、可爱的音乐形象；第二幕分为两场，第一场中，巧巧桑的性格和心理发生了变化，第二场，音乐情绪不断推进，预示着巧巧桑即将到来的悲剧性结局，最后达到戏剧的高潮。这种音乐戏剧结构的独特安排，形成了巧巧桑内心世界情感变化的强烈对比，音乐形象在剧情发展中清晰可见。

其次，在《蝴蝶夫人》中， 戏剧性手法很丰富。例如全剧的布局是以巧巧桑的人物命运为主线铺设开来的， 人物故事相对简单， 并无过多冗杂的枝节， 故事主线分明、干净， 通过简单的局部、片段， 刻画了一个受到殖民主义压迫的日本妇女命运悲剧。在歌剧的开场， 开门见山地展示了平克尔顿的享乐、不负责任的价值观，直接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和女主人公巧巧桑的天真形象对比鲜明，凸显出二者的矛盾、冲突，为女主人公的命运发展留下一丝悬念， 吸引了受众的观看兴趣。

最后，贾科莫·普契尼在舞台设计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以国家大剧院版的《蝴蝶夫人》为例， 从布景看， 舞台以“盒子”的形象出现，  为全剧奠定了悲剧色彩的基调，因为所有剧中角色的悲喜都在这个半封闭的盒子中呈现， 也预示着女主人公被禁一生却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从舞台灯光与服装色彩的变换看， 灯光对视觉感知的影响和空间尺寸的营造，而灯光打在服装上的明暗变幻、层次变化的色彩成为了人物内心变化的隐喻。蓝色衬托了凤蝶总科夫人年轻时平和、愉悦的心态与生活;婚礼上突然出现的血橙光景，这与蝴蝶对和尚的到来感到震惊相呼应；而当她得知丈夫一去不返时，刺眼的白光霎时射出， 映衬出她挣扎撕裂的内心;当蝴蝶最终知道了真相， 决定以自杀了断一生时， 舞台中黯淡的红色光线打在服装上，霎时色彩的变化也似乎在无力叹息。除此之外，导演有意以暖色、明度高和纯度高的颜色突出剧中其主要人物， 冷色、明度低和纯度低的颜色用于次要人物，蝴蝶夫人的服装设计也重点突出了日式和服的元素，使得人物风格更加立体，地域特色更加鲜明。

歌剧是以音乐为主，辅之以文学、舞蹈、美术等艺术的戏剧，塑造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离不开音乐手法，因此，用音乐来刻划人物的内心的情感状态便成为塑造歌剧人物形象的中心环节。贾科莫·普契尼在其创作中十分强调“人声”的主导作用，即“一切都是为了人声”。

普契尼的歌剧深受意大利歌剧家朱塞佩·威尔第作品《阿依达》的影响，对异国情调抱有浓厚的兴趣。《蝴蝶夫人》的背景地点是日本长崎，普契尼在歌剧中将东西方文化进行融合，扎根意大利歌剧的同时进行创新，采用了日本的音乐曲调，配器也选用了具有日本特色的“锣”，歌曲中多运用平行四度、平行五度、持续音、三全音等日本五声音阶曲调创作手法，以《江户日本桥》 《狮子舞》《樱花》等日本民俗音乐作为歌剧的“背景”，展现了日本主题，使整出歌剧具备了浓重的日本风情，用音乐刻画了背景。

贾科莫·普契尼的歌剧音乐创作以抒情为主，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蝴蝶夫人》的音乐注重情感表达和戏剧张力，强调声乐表达，整体音域大，旋律开阔，使用了大量咏叹调辅助抒情和塑造人物形象。

以剧中最有名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为例分析，巧巧桑在情感上共经历了三次起伏。第一次起伏点就在著名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这也是巧巧桑在内心情感中的第一次变化。此咏叹调主要是以女主人公强烈的期盼丈夫的归来作为旋律的主线，音乐起伏有序，波浪型的向前推进，最后达到高潮，该曲是以巧巧桑的爱情继续发展为主题旋律，曲式结构为不规则的复三曲式。1-18小节为呈示部，由方正式二段式乐段a和b两个乐段构成，a乐段以弦乐合奏为主，提琴协奏的弦乐声部跟着声乐部分的旋律同时进行，弦乐与女高音交织相融，表现的是悠远抒情，轻柔眷恋，b乐段音乐由降G大调转入降b小调，速度渐慢，力度缓缓由弱推向强，一句比一句强，运用阶梯式的推动，蝴蝶夫人的心情也随之兴奋起来。19-48小节由乐段c和宣叙性段落d构成，情感更加深沉，更加饱满，是巧巧桑内心情感变化的刻划，表达出巧巧桑对平克尔顿一定会回到她身边的坚定信念；49-62小节为再现段，是A部的变化再现。由乐段a’和乐段e构成，63-70小节出现是以乐队奏响的方式，比人声的表达又更加充满了力量，将巧巧桑的内心情绪推上了最高点，在这里通过咏叹调表现她对爱情的期盼和对丈夫归家的渴望情绪；尾声交响乐重复演奏1-8小节的旋律，抓人心弦，引出无尽遐想。

（表格“歌剧《蝴蝶夫人》演出版本”参考资料：  ）

《蝴蝶夫人》作为歌剧史上经典之作，对戏剧艺术及更广阔的文化领域都有深远影响。

剧中“巧巧桑”这一角色形象影响深远。其塑造特色鲜明，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反映了许多小人物现实生活和情感，为后世歌剧中悲剧女性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借鉴。

《蝴蝶夫人》中东西方男女相爱的范式影响了许多后世戏剧，如多年以后诞生的音乐剧《西贡小姐》，后者是对前者的重新演绎，情节和人物都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这两部戏剧都有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隐含有殖民宗主国的强势文化逻辑，显示出女性化、丑化东方的倾向，对西方人的种族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蝴蝶夫人》在其后还影响了《蝴蝶君》、《扶桑》等作品。这些作品同样以东西方男女爱情为主题，但是由东方作家创作，对《蝴蝶夫人》等西方作品存在着或解构、或依附或影像重生的互文现象。

《蝴蝶夫人》诞生于二十世纪初西方“日本热”的大背景下，剧中的日本文化元素影响了美国诗人庞德。庞德在20世纪西方“日本热”的背景下与日本文化结缘。他的诗歌融入俳句写作特点，开创了意象派新诗运动，给东西方文化交流带来深远影响。

《蝴蝶夫人》是歌剧舞台上经典剧目之一，但长久以来社会上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一方面，它因被指存在潜在种族主义而受到批评，《每日邮报》称：有人认为在《蝴蝶夫人》中，对西方的描写是刻板而优越的。

皇家歌剧院导演奥利弗·米尔斯在认同《蝴蝶夫人》是杰作的同时，也承认它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表示，皇家歌剧院邀请了日本从业者和学者参与剧目的编排，以使得剧目“既忠实于原作的精神”，又“真实地代表日本”。

另一方面，《蝴蝶夫人》被列入了世界十大歌剧的行列，中国《青岛早报》评价该剧：是因为深刻反映出民族特色才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召力，堪称一部对中国当代歌剧的发展创新起到借鉴和启迪作用的经典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