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藏文名：གླིང་རྗེ་གེ་སར་），是藏族神话史诗，其原型故事的口头叙事大致缘起于公元前后至公元5、6世纪。经由藏族人民在数个世纪间的集体创作和口口相承，《格萨尔王》吸收了诸多发生在藏族社会的重大事件和文化事项，内容和体例不断丰富，最终正式成型于11世纪前后。

《格萨尔王》史诗主要讲述了格萨尔王目睹了妖魔横行、奴役百姓的人间惨状之后，奉命降生岭国，并为解救黎民百姓与水深火热之中降妖除魔、四处征战，完成使命之后重返天国的故事。《格萨尔王》传递了为民除害、振奋民族精神和爱国统一的思想主张，包含了若干藏族早期神话母题，通过说唱等典型的民俗表演形式，传承发展了民间音乐和歌曲文化，形成了“仲肯”这一专门的艺人群体，《格萨尔王》还是康巴宗教、民宿文化的载体。《格萨尔王》结构宏大完整，内容详实，语言优美有诗意浪漫气息，人物塑造生动独特。

《格萨尔王》是经过藏民千年传唱的集体记忆，是藏地族群认同的文化载体，也是世界最长的活态民族史诗。2006年6月，《格萨尔王》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6月和10月，《格萨尔王》又先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且，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格萨尔王》，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采取了多样的保护措施。

《格萨尔王》是经由藏族人民长期的集体创作和口口相传流传至今的神圣叙事。但是，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受语言文字隔阂和史料佚失所限，《格萨尔王》的具体缘起时间已不可考据。学界对《格萨尔王》的起源问题素来存在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其中一派学者认为《格萨尔王》是文学虚构，即由藏族人民通过幻想构建出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另外一派学者则持历史学观点，认为《格萨尔王》缘起于真实历史，是藏族人民以社会历史和文化为基础，在史实的基础上通过诗意想象构建出来的民族史诗。这两种观点最终都指向：《格萨尔王》的源文本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部落战争息息相关，且受藏族社会发展影响深远。据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分析，《格萨尔王》的发展可划分出如下几个重要阶段。

《格萨尔王》原型故事的口头叙事大致产生于公元前后至公元5、6世纪，即氏族社会制度瓦解至奴隶制国家形成期间。当时，藏族各族群人民在战争和离乱的刺激之下，受文化心理和精神诉求导向，渴盼能够出现一位能够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族英雄。因而，社会上出现并流传着诸多以幻想和想象为基础，以民间，氏族、部落、族群战争等文化质素为主要题材，以英雄形象及其斗争故事为载体的神圣叙事。这些便是《格萨尔王》的源文本。

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各个部落，建立吐蕃王朝之后，藏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公元7世纪之后，随着吐蕃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其统治疆域也迅速扩大，吐蕃的政治中心拉萨市亦向内发展和向外吸收了更为多元的文化。

这一阶段，《格萨尔王》原型故事的口头叙事开始向外传播。同时，藏族社会的文化元素和重大社会事件，逐步被当地人民吸纳入其口头叙事当中，建构成为重要的素材，《格萨尔王》原型故事的口头叙事的题材和体例亦愈发丰富。诸如，自佛教传入吐蕃之后，佛教与吐蕃本土的苯教在相互斗争之中此消彼长，《格萨尔王》便反映了这段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变迁史。又如，《格萨尔王》的《霍岭大战》篇中的许多故事，便是以公元7世纪白兰羌和吐谷浑部落之间的战争史为原型的。并且，吐蕃重要的军事基地多弥部落在公元9世纪所建立的灵国部落，便是《格萨尔王》现行文字文本中的岭国。

吐蕃王朝分崩离析之后，西藏自治区被多股割据势力分头统治，藏族社会也处于动荡、分裂和变革之中。11世纪，格萨尔降生于灵国部落，成为带领部落征战的勇士。他不仅率军除暴安良，壮大了家族势力，还统一大、中、小三个灵部落，扩大了灵国疆土。对于处于离乱之中的藏族社会而言，格萨尔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于是，藏民开始将格萨尔形象神话化，奉其为格萨尔王，并将其事迹和生活背景作为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原型，编写、演绎入民族口头叙事当中。

11—12世纪，《格萨尔王》作为群众的集体创作，在民间成型。并且，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藏族僧侣开始介入《格萨尔王》的编、收藏和传播过程中。在这个阶段，《格萨尔王》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并在宁玛派（俗称红教）的僧侣和“掘藏大师”编纂和传播之下，出现了最早的手抄版。

后来，藏族统治者出于安邦定国的政治需求，开始大力推广可以维护宗教和政治的思想巨著《格萨尔王》，而藏族人民为了传递渴盼明君和国家安定的心理诉求，也开始在民间传唱关于民族英雄的神圣叙事《格萨尔王》。因此，《格萨尔王》开始在藏族社会中大规模流行、传播和发展，其形式、内容逐渐在这个过程中趋向完善和丰富。

18 世纪之后，借助文化传播媒介之便利，《格萨尔王》除却在藏族内部传播之外，还突破地域、族群和文化的界限，在青海省、新疆、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区广泛传播。例如，《格萨尔王》在蒙古族与其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演变为蒙古族民族史诗《格斯尔可汗传》；在土族经过本土人的再创作，成为一种用土族语述说散文部分，用藏语吟唱文部分的独特曲艺。并且，格萨尔史诗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藏族民间的集体创作，因为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差异性与多元性，史诗在长期的传承和流变中不断丰富，产生了多种异文，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修辞构成方式、意义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以及特定的审美心理定式。

《格萨尔王》伴随着历史上两条游牧文化带流传到云南省、四川省、青海省、甘肃省等地，被蒙古族、纳西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接受和传播。此外，它还流传到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东南至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西至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北至蒙古国及俄罗斯等。这些国家和地区被称为“格萨尔文化辐射区域”。

《格萨尔王》的文本全篇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是当今世界上篇幅最长的活态民族史诗。自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展开格萨尔收集工作以来，学界上出现了50余种版本的《格萨尔王》。这些版本各有不同，但多涵盖了《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降服妖魔》《霍岭大战》《姜岭大战》《丹马青稞国》《门岭大战》《梭岭大战》等重要篇章。根据主要内容，可将《格萨尔王》的故事情节划分为降生人界、入世征战、重返天界三个部分。

远古时代，下界人间妖魔肆虐，鬼怪横行，四处欺凌迫害百姓。观世音菩萨为了治理人间乱象，拯救黎民百姓，请求白梵天王派遣神子下凡普度众生。白梵天王的小儿子顿珠尔保一位聪慧过人、精通诸般武艺，具有降妖除魔的能力。他临危受命，化身小鸟投生下界。

顿珠尕尔保投生到岭国下部下岭尕的巩巴王之女、僧唐惹杰之妻——尕拉擦毛的腹中。尕卡擦毛怀有身孕期间屡受身边之人陷害，一度精神失常，痛哭出声。此时，腹中的胎儿竟开口吟唱圣歌安慰她。后来，尕拉擦毛生下出了一个肉球。划开肉球之后，顿珠尕尔保食指指天，并站起来大声说道：”我压迫做黑头人的君长，我要制服凶暴强梁的人们”。众人闻后连声惊叹仙童降世，并为他起名为觉如，也便是后来的格萨尔王。

觉如年幼时，由于各种心怀测之人的压榨与欺凌，他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穷困的生活。为此感到气愤不已的觉如大展身手，与宵小之徒斗智斗勇，并为自己讨回了公道。最终，觉如凭借顽强的意志在苦难中成长成了一位骁勇的战士，并在众神的协助之下，运用自己天生的神力四处为民除害。

5岁时，觉如遭叔父晁通的陷害被驱逐出境，与母亲移居黄河畔。三年后，岭部落也迁移至此。15岁那年，觉如在以王权和美女为赌注的赛马大会上战胜了晁通和岭国诸地的将领，成为了岭国的君王，并迎娶美女珠牧为妃。从此，觉如更名为雄狮大王格萨尔，接连在江内、巩卧、蒙古、香雄等地纳取十三名王妃，开始统治四方国家。

格萨尔王上任后，带领他的部族战胜了百年未遇的洪水、暴风雪、干旱等各种天灾人祸。后来，格萨尔王听闻妖魔在多地奴役百姓，于是在天母的帮助之下，踏上降妖除魔之路。他带领手下30大将，先后消灭了魔王鲁赞、魔王转世的霍尔国家的霍尔赛与他的三个儿子、魔王转世的黑姜国国王萨丹、魔王转世的门国的国王辛赤与大臣古拉，解救四方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此行中，格萨尔王因王妃梅萨被霍岭白帐王掳去，出君平服了霍尔岭的白帐王、黄帐王和黑帐王三兄弟，收降霍岭大将辛巴梅乳泽并封他为霍尔王，且救回了王妃。

不过战事并未就此停歇。此后，格萨尔王相继出于保卫疆土、施援邻国、扩大疆域、获取财富和资源的目的，与门域的赤王、大食国诺尔王、卡契国的赤丹王、祝古的拖桂王等交战，并先后降服了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和十八小宗等数十个宗族。在一次次战争之中，格萨尔王收复了这些国家的领土并派大将驻守，不仅扩大了岭国的领土范围、增强了国力，还使岭国人民的生活日趋富足和安定。

格萨尔王完成了在人间降妖伏魔、除暴安良、为民谋圣的使命，为部落谋来安宁和幸福之后，便将治国大业和王位托付给侄子扎拉。期间，他的母亲果萨拉姆和十王妃阿达娜姆已经去世并进入地狱。因此卸任后的格萨尔王进入地狱，和阎罗王进行较量和谈判。最终，格萨尔王成功救出母亲和王妃，并携她们一同返回天界。

原名觉如，原身是白梵天王的神子顿珠尕尔堡。投生下界之后，他成为了岭国的国君。上任后，格萨尔王心怀正义，以为人民谋福祉为己任，率领岭国将士除暴安良、扩大疆域。格萨尔王形象寄寓着人们对“人神之王”降世带领他们寻求理想王国的渴望：他既是上界的天神，有着神圣的威严，也是世俗中的超凡的神力、人界的圣者和明君，指引和带领百姓实现愿望。在岭地人民心中，格萨尔王是一位爱憎分明、智勇双全、武艺超群的民族英雄。

晁通是格萨尔王的本宗叔父，也是格萨尔王所降生的家族中兵马最为强壮的达戎部落的首领，号称晁通王。晁通出身高贵、法术高强、战功卓著，有显赫的地位和非凡的本领。但是他始终奢求王权，想成为岭地的君主。因此，晁通一直处于格萨尔王的对立面，是《格萨尔王》中最为显著的反派角色。并且，他还代表了人的各种欲望，是权欲、色欲、财欲的化身。

《格萨尔王》在致力于刻画英雄形象同时，还塑造了许多鲜明的藏族女性形象，比如格萨尔王在岭国纳取的十三位王妃。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才貌双全、能征善战、具有大无畏精神的绝代佳人大王妃僧江珠牧和十王妃阿达娜姆。岭国十三王妃的名讳罗列如下：

大王妃僧江珠牧、次王妃梅萨绷吉、三王妃纳鲁塞尔错、四王妃赤江贝孜，五王妃巩姜卓孜、六王妃纳尕擦丹玛、七王妃纳吉瓦霸毛错、八王妃路姜孜玛、九王妃毛吉、十王妃纳阿达娜姆、十一王妃阿尕通孜、十二王妃尕瓦钟巴、十三王妃阿姐达吉

参考文献：

在《格萨尔王》中，还有一群与格萨尔王一同征战四方的英勇将士，号称三十员大将：

穆卫协噶江珠、囊琼玉衣梅朵、旺克旺布达潘、嘎日尼玛坚参、邓玛古如坚参

岭钦塔巴索朗、嘉洛顿巴坚参、米钦杰娃伦珠、董色卫尼奔达雅、拉布朗卡色协

董玛稀本布错通、亚钦僧伦杰布、总管王戎擦查根、伦擦香邓玛江查、董奔巴嘉擦协嘎

嘎岱曲迥尉那、达戎布色彭、曲鲁布衣达彭、翁布阿努班桑、达戎聂擦阿丹

巴亚僧达阿冬、嘉纳本布阿森、嘉洛切乌珠节、阿巴布衣潘达、戎擦格潘玛勒

冬赞囊俄阿奔、达戎晁杰伯噶、穆江仁钦达理、杰秋塔娃坚参、久衰色巴达娃

参考文献：

《格萨尔王》作为民族史诗，是远古文化的积淀，更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部落成员对部族历史和先祖文明的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而史诗这种重要文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并不为某一个个体所分有，而是由整个族群共创并共享。因此《格萨尔王》史诗不仅仅是集体记忆，更是由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历程中通过集体合作创作出来的口头叙事文本。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专门从事演绎《格萨尔王》的说唱艺人——仲肯。此时，仲肯开始作为民族史诗《格萨尔王》的重要载体和传承者而存在。后来，随着《格萨尔王》发展的式微和民俗研究进程的推进，将口传史诗《格萨尔王》载录为文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逐渐上升。因此，《格萨尔王》开始走向文本化。

在发展初期，《格萨尔王》在各大藏族部落间以口口相承的方式流传。但是，个体记忆和表现形式的差异，导致《格萨尔王》出现了众多不同版本。在这一历史语境下，优秀传承人的口耳相传，对使作为族群文化记忆的史诗得到较大程度的统一以及更好的流传而言尤为重要。所以，民间逐渐出现了以说、唱、演方式来演绎该史诗的专门艺人，即仲肯。正是凭借一代代仲肯的薪火相传，《格萨尔王》得以在广袤高原农牧区传承千年，在民众中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甚至成为其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格萨尔王》的说唱艺人分为神授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闻知艺人和吟诵艺人。

藏族的文字形成较早，大约在公元7世纪左右，故关于《格萨尔王》的文字记录也较早。早在11-12世纪，即格萨尔成型初期，就有一批僧侣传抄出了手抄版的《格萨尔王》，但是目前已佚失。现存最早的《格萨尔王》史诗抄本成书于公元14世纪。1716年，受康熙帝指示，由《格萨尔王》与蒙古族文化交融发展而来的《格斯尔可汗传》被刻录为蒙文版本。在这之后，出现了记录板、手抄版、木刻版等多种有文字记录的《格萨尔王》。20世纪初，国内学者在海外收集到了《格萨尔王》的藏文原版。这唤起了中国对保护和传承这部重要史诗的重视。到了20世纪50年代，格萨尔研究工作通过正式提案并步入正轨，收集、记录、整理《格萨尔王》的工作也逐渐成为正式的学术传统。在这一阶段，学术界出现了大量以文字记录的《格萨尔王》文本。

从《格萨尔王》的文本看来，这一史诗故事讲述了格萨尔王为除暴安良，安邦定国降生至岭地的故事，传递了为民除害、振奋民族精神和爱国统一的思想主张，具有崇高的思想价值及审美意义。

《格萨尔王》的主人公格萨尔王一出生便立下了“我要制服凶暴强梁的人们”的伟大誓言。而成为岭地的君主之后，他更是率领将士踏上了讨伐迫害百姓、肆虐人间的妖魔鬼怪之路，解救人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经过一番努力，格萨尔王为岭地人民谋得了和安宁和幸福。《格萨尔王》中载录的种种事迹，共同传递了渴盼英雄出世，为民除害、为民谋福祉的思想。

《格萨尔王》形成于藏族社会分崩离析、动荡不安的历史节点，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和平和安定的心理诉求。其中的主人公格萨尔王正是这样一位通过不懈抗争和战斗，带领人民群众获得安宁和幸福生活的民族英雄和理想之神。在离乱之际，这样一部民族史诗的出现和推广，对振奋民族精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格萨尔王》中，格萨尔王率领岭地将士先后降服了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和十八小宗等数十个宗族，并通过讨伐和征战等政治和军事手段去维护岭地的团结和统一。这即是当时藏族社会反对分裂的心理诉求的如实反映，也是受中华文化的“多维向心结构导向”的爱国统一思想主张的无意识根植和有力显现。

母题是一个故事中的最小元素。神话母题泛现于所有的神话之中，是神话中最小的叙事单位和意义单位，也是最基本的神话研究和解读单位。作为民族神话和英雄史诗的《格萨尔王》具有浓厚的神性基质，可被视为一个庞大的神话母题集群。例如，《格萨尔王》中最为明显和特殊的便是降世母题：格萨尔的原身是白梵天王的神子顿珠尕尔堡，他受观世音菩萨的委托，降生为人世的英雄，带领岭地寻求安宁与和平。又如，格萨尔在人世间创下了许多丰功伟绩，其中包括带领子民和将士征战霍尔岭、姜岭等魔地，讨伐大食国、卡契国等邻国。这些战斗便荟萃了许许多多的战争母题。再如，格萨尔王是为民而战的，也实实在在为百姓安定和民族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藏民心中，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这实质上是对英雄母题的吸收和书写。

《格萨尔王》不但是民族史诗，而且是一种文化传承。换而言之，《格萨尔王》是可以在现行的文化体系中被运用，即被传唱的，是一种重要的民俗表演形式。首先，《格萨尔王》最重要的表演形式和传播方式便是说唱。因为它既包含了神话、传说、寓言等故事文本，需要通过讲述的形式表演，又包含了许多脱胎于民间音乐、民间歌曲的“曲牌”，需要通过演唱的形式表达。同时，《格萨尔王》在表演时，为了展现完整的藏族部落关系和诸多宏大的战争场面，绘制出史诗本身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画卷，表演艺人也会采取模仿的形式，以贴合角色的人物性格特征为原旨扮演相关角色。

康巴是格萨尔王的故里，也是《格萨尔王》的发源地。一方面，《格萨尔王》由康巴文化孕育和滋养；另一方面，作为民族史诗的《格萨尔王》也可被视为康巴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10世纪之后，宗教融入了藏民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康巴社会的主导力量之一。因此，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型和发展的《格萨尔王》带有浓厚的康巴宗教色彩：既带有藏区的自然宗教苯教的浓厚特色，又反映了佛教传入康巴地区之后对当地宗教的影响。又如，《格萨尔王》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康巴地区的民间生活习俗。其中包括庆贺类习俗。《格萨尔王》中详细描写了格萨尔王诞生时的众人纷纷向新生儿传递祝福：莲花生上师喂长寿水，山神献百味食品，念神用花绸把婴儿包裹起来等。同时也包括禁忌类习俗：忌将发辫剪断、忌抓撒灶灰、忌乌鸦在房前鸣叫、忌食用马肉、忌动用死者遗物等。此外，《格萨尔王》中还记录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可谓是康巴地区，或者说整个藏族群体的文化艺术和审美风尚的阶段性反映。

《格萨尔王》是由藏族人民历经几个世纪构建和反战出来的史诗。该文本洋洋洒洒百万余行，故事内容跨度多达数个世纪，关于历史事件和战争场景的描写宏伟壮观，话语结构复杂，文类形态多样，传承方式众多，遵循了民族史诗宏大叙事的艺术传统。在构建这一宏大诗篇的同时，藏民还施以诗意想象，幻想出奇妙的天界景象和离奇的故事情节，使《格萨尔王》的结构更为完备，内容愈发详实。

《格萨尔王》传的宏伟篇幅中，既包括细腻的故事叙事，又包括优美的诗歌吟唱，充满诗意浪漫气息。也就是说，它是由一种由诗歌和文章结合而成的民俗艺术文本。为了实现丰富和美化其语言表达形式，《格萨尔王》还多处运用了比兴、对偶、反复等艺术手法去组织其语言和文字。并且，《格萨尔王》在说时往往通过平直讲述，为观众构建出一个生动自然的文化语境，在唱时则通过吟诵诗歌，借助诗歌的的音韵构建初和谐美好的艺术鉴赏情境。因而，其语言最为明显的艺术特色便是诗文交织、散韵兼行。此外，《格萨尔王》中包含了大量的谚语、俗语、俚语，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不同传唱版本的《格萨尔王》更是因地域或方言的差异，其语音、构词、句式、语法等语言组成部分都各具特色，是一个庞大的语言艺术研究语料库。

作为一部拥有不朽艺术成就的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中所刻画的人物非常生动形象。在《格萨尔王》中有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正面的英雄还是反面的暴君，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都刻画得个性鲜明，形象突出，尤其是对以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形象描写得最为出色，从而成为藏族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

《格萨尔王》是从早期的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艺术形式，因而留有大量的原始文化特征。诸如，远古初民受矇昧心理和万物有灵观念的驱使，往往会对动植物、图腾持有敬畏之心和崇拜心理。而《格萨尔王》便多处保留了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观念《格萨尔王》中的每一个部落都有其所崇拜的图腾，如白岭部落以大鹏鸟、苍龙、狮子图腾为集体标志，达戎部落以虎图腾为寄魂物。此外，《格萨尔王》的大部分诗篇都以英雄、战斗、民族魂、爱国精神为主题，在传递英雄崇拜的民族心理的同时，还彰显了昂扬的精神气概和文化基调，可谓民族思想的精魂。

《格萨尔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活态史诗，现如今仍可作为活态的文化和艺术形式被实践和表演。现如今，它主要流传于中国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并且，这一活态史诗在被表演的过程中，其篇幅和体例仍在随着仲肯的创编不断扩展。

《格萨尔王》现存主流文本长达100多万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演唱篇幅最长的史诗。仅从篇幅来看，《格萨尔王》已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成就。并且，作为活态的史诗传统，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是难以统计的，保存在艺人大脑中的史诗更是卷浩繁，远比研究者们业已搜集和记录的数据多得多。

《格萨尔王》是藏族文明的代表作，其建构和传承是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承担的，融汇了藏族先民的文化观念和藏族社会的文化生态，集中反映了部落民众内心精神世界及其内心精神性存在的历史记忆。可见，《格萨尔王》作为藏族人民的集体记忆而存在的。而这种记忆是广大民众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主创造和感性认识，同时是族群构成的客观因素。也就是说，《格萨尔王》作为藏民族的民间文化标识，它除了是族群历史记忆的表达，还是藏族群认同的重要文化载体。

《格萨尔王》是一部反映藏族民众的民俗习惯、生产生活、生态系统、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等各方面思想文化的百科知识全书。它全面反映了藏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宗教、风俗、道德和文化的古老风貌，是本土知识、族群记忆、民间智慧、母语表达的重要载体，是藏族民众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是整个人类群体中的重要史料和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文学、民俗学、人类学学术研究价值。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大规模展开了格萨尔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组建了一批又一批《格萨尔王》研究团队，多次开展了学术研究会议和论坛。目前，王兴先、王沂暖、坚赞道杰、贡却才旦等《格萨尔文库》研究梯队学者和业内其他专家正在对《格萨尔王》展开学术研究。

并且，在“藏学热”的推动下，《格萨尔》史诗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传播。在西欧，《格萨尔》史诗曾是藏学界研究的热点，早期的法国藏学家如保罗·伯希和、古伯察、图齐对《格萨尔》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北美，《格萨尔》史诗被视为与源自古希腊文明的《荷马史诗的故事》、印度文明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欧洲文明的《贝奥武夫》《罗兰之歌》一样并驾齐驱的人类文明的源泉。

《格萨尔文库》研究梯队的重要专家王沂暖指出：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长期以来，集体创作的长篇巨著。这部长篇史诗确实伟大，不但数量大，质量也是很高的，国外学者也把它列入世界文学宝库，并且誉之为东方的《伊里亚特》。我们觉得它有为民除害的主题思想，有生动通真的人物形象，有奇特的情节，有优美的语言，读起来，不忍释手，放下来，回味无穷。

中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诺布旺丹介绍：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极其珍贵的史诗文本，《格萨尔》经历了从上千年来流传在青藏高原的民间口头叙事传统，到国家话语体系下的民族民间文化，再到国际视野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西南民族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黄辛建认为：格萨尔王是中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格萨尔王及其英雄史诗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

甘肃省格萨尔文化研究员索代表示：《格萨尔王传》中的神话与现实的交织, 战争生活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以及佛、本之争的描写相互结合, 对古代藏族社会的全部生活, 提供了鲜明的图画, 在异常广阔的背景上表现了古代藏族人民走过的生活道路。《格萨尔王传》中对宗教、战争、民俗、神话、人情的表现, 又为我们展示了古代藏族特殊的文化形态, 这一切成为我们了解古代藏族人生活的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料。

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院次仁平措强调：史诗《格萨尔》不仅是藏民族的史诗，更是藏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交融而产生的英雄史诗。各民族在语言文字，甚至宗教信仰、道德观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格萨尔》流传的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不断丰富了自己的内容和内涵。

数个世纪以来，《格萨尔王》在民众之间口耳相传，在民间留下了诸多特色鲜明的文化痕迹和历史遗存。如，格萨尔王的故乡甘孜藏族自治州作为《格萨尔王》流传最广、群众基础最坚实的地区，处处都有格萨尔的传说和遗迹。色达县色尔坝格便有很多萨尔藏式建筑。为了铭记英雄色尔哇·尼崩达雅，当地人民巧妙地利用当地建材，建成一幢幢形似色尔哇·尼崩达雅大将形象的藏房。色尔坝拉则寺也在百年前建造了格萨尔小殿，殿中的格萨尔壁画至今仍完好无损展现在世人面前。近代，色达塔洛活佛更是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北派藏戏的艺术风格，创立充分保留了《格萨尔王》特色的格萨尔藏戏。此外，与格萨尔王相关的甚至遗迹、风物传说更是遍布各地，并被收录于《藏族大辞典》等重要著作当中。但是，随着文化语境的紧缩和非遗传承人的离世，现如今，能够熟练传唱和传承《格萨尔王》的人已愈来愈少。为了保护日渐式微的《格萨尔王》，国家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政策。

2006年6月，《格萨尔》史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9年6月，“《格萨尔》史诗说唱传统”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09年10月1日，《格萨尔王传》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格萨尔主要传承人主要有（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参考文献：

2020年8月10日，8月10日,青海省格萨尔史诗保护研究中心在贵德县举办了2020年青海省《格萨尔》非遗传承人培训班，来自果洛、海南、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东市、黄南藏族自治州等地的国家级、省级《格萨尔》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已认定的《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新发现的《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以及相关项目保护单位负责人等共50余人参加了培训班。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中，史诗《格萨尔王》受到了来自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格萨尔王》作为藏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其口头传统得到了延续、弘扬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史诗《格萨尔王》的抢救与整理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项目，此后，又被连续列入“七五”“八五”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在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由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文联与史诗流传省、区共同组成了全国《格萨尔王》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下设办公室)，负责领导、协调全国的抢救工作。

德县德尔文格萨尔史诗文化村以其数量众多的传承说唱艺人被誉为“史诗之乡”，近年来，当地年轻艺人在继承藏族《格萨尔王》口头传统形式的同时，借鉴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新形式，创造出以《格萨尔王》传统内容为依托的藏戏、对唱、弹唱，使史诗《格萨尔》由单一的艺人说唱形式向着多样化转变，为《格萨尔》传承与保护开辟了新天地；果洛州图书馆的“岭•格萨尔艺人之家”为果洛地区众多格萨尔学者、艺人提供了交流和切磋技艺的平台，是格萨尔研究、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文化基地；果洛州文化馆设立了专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圆光中的格萨尔”传习所，作为青海省《格萨尔王》圆光文化传承基地，该传习所的成立为格萨尔圆光传承焕发新生机提供了重要土壤；在班玛县，由政府批准成立的藏戏团不少于10个，并有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其中，白扎寺的格萨尔藏戏团已历经三代传承，以藏戏为代表的格萨尔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民间。

2021年，“重点古籍出版项目《藏医药文献大全》《格萨尔王传》百部汉译工程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其中，《格萨尔王传》百部汉译工程拟自现有的300多部《格萨尔》故事中遴选出最为经典、传颂最为广泛的作品100部，组织藏、汉语翻译专家及作者共同协作，将其翻译为汉文作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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