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1823年—1900年），字子实，号敬甫，又号剑芙，清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人，晚清湖北巡抚，曾兼署湖广总督，谭嗣同之父。

谭继洵出生于浏阳大宗族谭氏，幼年父亲去世后家道中落，在长兄谭继升的悉心照料下，谭继洵得以平安成长并接受教育。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九年(1849年)，谭继洵于长沙市乡试考中举人，咸丰十年（1860年）成为进士，授户部广西司主事，进入仕途。谭继洵在京师户部任职十七年，期间深得尚书阎敬铭信任重用。同治十一年(1872年) 十月，谭继洵升户部山西司员外郎；同治十三年（1874年），谭继洵升户部山西司郎中，并奉旨简放坐粮厅监，驻通州，主办验收漕粮、催督转运等事务。光绪三年（1877年），他得由京官外放，授甘肃巩秦阶道，任职于天水市（今甘肃天水）。谭继洵勤勉治理、办事谨慎，实行的措施有利于地方安定和社会民生，因而受到上司左宗棠的赏识。光绪九年（1883年），他升任甘肃省按察使；次年升布政使，负责甘肃军粮转运事务。光绪十五年（1889年），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成为管辖一省地方之封疆大吏。他担任湖北巡抚九年，主要行政措施仍以教养和提倡农桑为主，此外，他也减免厘税、治理堤防，注意调节传教士与当地民众矛盾。谭继洵对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大力推行的洋务运动，多不附和，也经常不在张之洞力主改革的奏折上联衔。戊戌变法后，谭继洵因立场问题处境尴尬，其子谭嗣同被捕并遇难后第四天，他被清廷革职，谕旨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吏管束。谭继洵回到故乡浏阳两年后，病逝于家中，终年78岁。

清左宗棠认为谭继洵“实心任事，勤慎有为”。现代学者贾维认为谭继洵像同时代的许多封建官员一样，自幼服孔教，推崇程朱理学；做事谨慎，喜欢按部就班，凡事不愿为天下先。

谭继洵，字子实，号敬甫，又号剑芙，于爱新觉罗·旻宁三年（1823年）出生在有一百多年诗书传家的大宗族——浏阳谭氏。其父谭学琴是浏阳县吏，家境富裕，在乡里乐于助人，颇有声望，有儿女七人，谭继洵是家里的第三子。然而，在谭继洵六岁时，谭学琴病故，家道骤然中落，其母毛氏常常痛哭后，因悲伤而昏迷，13岁的长子谭继升辍学承担起维持全家的重担。谭继洵小时候体弱多病，依靠这位长兄周到的照顾，得以平安成长，并受到了比较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谭继洵学习勤奋，进步很快，于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二年(1842年)，20岁补县学附生。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24岁的谭继洵结婚成家，娶浏阳北乡芦烟洞国子监生徐韶春之女徐五缘为妻。徐五缘生活勤俭，持家严谨，为了使丈夫完成科举考试，她承担起全部家务，并在此期间生育了二子二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谭继洵于长沙市乡试考中举人，时年27岁，成为浏阳谭氏宗族有史以来第一个青年举子。同年考中举人的，还有茶陵县谭钟麟，二谭后来关系密切，非同一般。次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谭继洵没有像当时许多湘籍士大夫那样，去投笔从戎，建功立业，而是循规蹈矩，一心走科举之路。在此后十年之中，他在浏阳等地以教私馆为生，同时积极准备参加会试。谭继洵于咸丰九年(1859年)赴京参加己未科会试，中式贡士；次年四月补殿试，考中三甲八十六名，赐同进士出身。学习期满后，补授户部广西司主事，从此开始了为官生涯。

谭继洵成为京官后，举家搬迁到京师（今北京）阑眠胡同，其妻徐五缘在京生下了第三子谭嗣同。谭继洵先后在京师户部八旗现审处、井田科、捐铜局、收铜局、捐输局、军需局、则例馆等处任职。此时的清王朝经过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长期战乱，民生凋敝，财政枯竭。来自社会基层的谭继洵深知时事人生的艰难，他处世谨慎，办事勤勉，收集各种资料，努力钻研业务。同治十一年(1872年) 十月，谭继洵升户部山西司员外郎；次年，他在京官考核等级中被评为京察一等加一级；随后第三年二月，谭继洵升户部山西司郎中，并奉旨简放坐粮厅监督，驻北京通州。直隶通州为南北漕运的终点，每年数十万石漕粮在此交卸进仓，以供京师王公百官俸禄米及八旗兵丁口粮之需。坐粮厅的职责为监督挑挖北河淤浅，催攒北河重、空漕船，督令经纪车户转运粮米交仓，兼督通济库收支轻由闸等项银两等。坐粮厅监督为清代有名的肥缺，其中营私舞弊、贪污中饱层出不穷，尤其以通州交卸漕粮弊病最为突出。谭继洵到任后，大力整顿陈规陋习，督促部下按时完成交卸，颗粒归公。由此，他在坐粮厅任上，连续三年受到嘉奖，奉旨以道员用，赏加二品衔。在户部任职期间，谭继洵对于国计民生，形成了比较传统的“教养”思想；并深得户部尚书阎敬铭信任重用。

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谭继洵补授甘肃巩秦阶道，于次年秋，抵达秦州（今甘肃天水）上任。 当时的西北地区，刚经历自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进军甘陕，到光绪三年（1877年）刘锦棠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整十年平定西北的战争。形成了以“老湘军”为骨干的西北湘系官僚集团，主要成员有时任钦差大臣兼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西宁道帮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甘肃省按察使魏光焘[tāo]，陕西巡抚谭锤麟等人。谭继洵到甘肃就任后，由于乡谊和部属的关系，很快被这个集团接纳，受到左宗棠、谭钟麟的信任和重用。天水市原来就属于贫瘠地区，长期战争之后，更是城乡残破，经济凋敝，民生困苦不堪，形势十分严峻。谭继洵在秦州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安定地方，妥善解决战后遗留问题，恢复遭到破坏的地方经济生活。他上任之后，立即采取几项措施：一是整顿吏治，减免厘税；二是禁种罂粟，严禁鸦片；三是提倡种桑养蚕；四是兴修水利，以工代赈；五是为预防天花，鼓励民众种牛痘，并以其子谭嗣同为示范。但实际上，上述措施很多成为具文，流于形式；以种桑养蚕一事为例，下属官员往往购买邻省丝织品上交，谎称是本地种植产出。但谭继洵上任之初，勤于治理，特别是运用手中权力严禁鸦片，提倡农桑，对社会民生还是有利的。

此外，谭继洵处理民族问题比较谨慎，尽量避免使矛盾激化。当时甘肃省仍不安定，少数民族起事时有发生。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番人古旦巴起事，官军进剿的瓜子沟之役。谭继洵向上司建议，只追究其首领，胁从不问，同时禁止官军焚掠百姓，放还牧民畜产，使此次事件迅速平息。对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如回民起义著名领袖崔伟，谭继洵也注意加以笼络，经常与之会面、闲谈，结以恩信。

谭继洵的作法得到了上司左宗棠的赏识，其后不断升迁。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谭继洵升任甘肃按察使，负责全省司法和官员管理。全家从天水市迁至兰州市，与时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同驻兰州。谭继洵在任上力避严刑酷法，而代之以宽公，以防止冤枉和滥用。任职期间，提出了很多改革意见，许多狱政得到平反。次年十月，谭继洵升任甘肃布政使，负责一省的政务，管理财政支出。当时，甘肃每年要从东南诸省向新疆行省转运军粮480万担，谭继洵努力筹集军费，改善运输，加强管理，以保证军粮供应。同时，谭继洵对子女教养严谨，给成年的儿女固定数目的生活费，不多给。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二月，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成为管辖一省地方之封疆大吏，其地位仅次于总督，达到了一生仕途的顶点。谭继洵在担任湖北巡抚九年期间，其行政工作主要仍以教养和提倡农桑为主，但无重要建树。然而，他为官勤勉：湖北靠近长江，每年常常受到水患的困扰，他命令治理堤防，必须慎重戒备；他严查关市征税和官吏借机敲诈的行为，规定货物不及五十缗[mín]的全部免除征税。同时，谭继洵谨慎处理传教士与当地民众的矛盾，使之不会演变成为大案。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大力推行洋务，谭继洵对张之洞的改革主张多不附和，也经常不在张之洞力主改革的奏折上联衔；张之洞反而不时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衔。

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御史弹劾四川总督刘秉璋“任用私人，招摇纳贿，侵牟百姓”，光绪皇帝大为震怒，特地任命谭继洵为钦差查办此案。谭继洵前往四川严密详查，查实了刘秉璋的罪行，刘秉璋被革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戊戌变法开始后，谭继洵身处新旧斗争之中，处境十分尴尬。他曾经奏请变通学校科举，以讲求真才实学，选拔人才。因而旧党认为他“耳目彷徨”，随波逐流。但在维新人士看来，他仍然属于守旧迂腐，不能奉行新法者。在其子谭嗣同奉光绪帝旨进京，担任军机章京要职之后，谭继洵更是担惊受怕，坐卧不安，曾一月给谭嗣同送去三次家书，要他回家；并托人连上奏章，说谭嗣同少不更事，不能担任军机章京要职。同年七月十四日，光绪帝下令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云南省、广东省三巡抚。随后召谭继洵“来京听候简用”。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初八，谭嗣同被捕；十三日，未经正式审判，谭嗣同、杨锐、康广仁、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六人被匆匆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刑场。谭嗣同遇难后的第四天，谭继洵被清廷革去湖北巡抚之职，谕旨勒令回籍，交地方官吏管束。

谭继洵与谭家未受到更严重的株连的原因，一是谭嗣同被捕前特意留下谭继洵训诫自己的手谕；其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谭钟麟在慈禧面前力保谭氏父子不是合谋。由于谭氏家人封锁消息，谭继洵很晚才得知谭嗣同遇难的噩耗。获悉谭嗣同死讯时，谭继洵叹息一声，再无其他言语。后来，他私下为谭嗣同撰写挽联：“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万世，不得而知。”

谭继洵返回浏阳北城永清街（后改为北正街）大夫第居住，在此又生活了两年。爱子被戮，当时蒙受恶名。自己为官40余年，一朝以待罪之身罢官归乡，故旧门生，无人问津，门庭冷落，晚景颇为凄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九月十二日，谭继洵病故于浏阳，终年78岁。他去世后，谭家因人口众多，进行了分家，分作五房；其所藏公、文稿、书札[zhá]、日记等资料，后因谭家迭遭家难，荡然无存。

清左宗棠：谭继洵“实心任事，勤慎有为”，天性严肃、爱民，才华卓越，见识深远。

清大学士翁同龢[hé]：谭继洵为人拘谨，是守礼法之人。

清陕甘总督谭钟麟：谭继洵见识深厚，才能稳健，在地方民事和官员管理上都能切实讲求，不回避辛劳和怨言，审案时尤其仔细周到，超越了其他官员的水平。

清末民初政治家刘人熙，当时读邸报后写道：就谭继洵查办刘秉璋一事而言，他是封疆大吏中的翘楚。

现代学者贾维：谭继洵从事科举17年，为官40年，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科举八股，宦海沉浮，既增长了其人生阅历，也限制了他的思想和视野。像同时代的许多封建官员一样，谭继洵自幼服膺孔教，推崇程朱理学。在为人方面，他做事谨慎，喜欢按部就班，凡事不愿为天下先。

谭继洵留下的著作，由当代学者贾维、谭志宏编写为《谭继洵集》（共上下两册），全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正文分为五卷，前三卷为奏议，卷四为序跋文稿，卷五为函稿电文；附录则包括日记资料、传记资料及谭继洵年谱。奏议部分是本书的主体，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在2015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刊行。

谭继洵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集里街道办事处龚家桥社区毛坪组浏阳市人武部院内，是一座按清代一品大员葬制修建的、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品官墓葬。据考证：该墓始修于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建成于二十九年(1903年)。

谭继洵1900年去世后，与夫人顺圣太后合葬同冢（即今址）。谭继洵墓坐东北朝西南，砖石结构，分布面积900余平方米。半球形墓冢表面镶嵌扁卵石，墓冢后立有五通汉白玉墓碑，五重顶碑帽，主碑阴刻“皇清授光禄大夫兼署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公敬甫府君、诰封一品夫人谭母徐太夫人之墓”，墓围由麻石构件砌筑围成半圆形，墓冢前设香炉，拜台两侧分立石翁仲、石马、石虎、石羊各二，石望柱上阴镌“为官秉正济世惠民传青史，育子成才维新流血醒国人”墓联一副。

谭继洵墓历史上曾多次被盗，于2007年7月由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长沙市级文物保护单位，8月市政府拨专款对谭继洵墓进行了全面维修和复原。现保存状况较好。规模宏大，墓地四周设有花岗石栏杆，墓冢区域移植有大量的常青树木和草皮。谭继洵墓是研究谭嗣同家族史以及清代官员等级葬制的实物例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2011年1月24日，墓葬晋级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成为浏阳市人武部院内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文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