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英文：Victorian era），指1837年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英国社会所处的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鼎盛期，与爱德华时代一同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

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英国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进程，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变革，逐步走向现代化。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英国又经历了宪章运动、议会改革，民主政治、政党政治渐臻成熟，君权不断虚化，议会力量不断增强。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成年男子基本上享有了人们为之斗争已久的选举权。经过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积聚了巨大的财富，随着《谷物法》《航海条例》的废除，使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对英国经济发展成果做了展示。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不断崛起，工人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也相继展开，各个阶层都为自己的权利而奋力争取。伴随着财富的迅速积累，各种社会问题纷纷显露，女王陛下政府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了社会改革，通过了一系列的社会立法来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众多代表性作者和文学作品；人民宗教信仰虔诚、崇尚科学、重视家庭；建筑具有时代特征；在英国在“炮舰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积极进行海外拓殖，最终建立了大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变革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基调，英国逐步迈入现代化工业国家。

学者钱乘旦和许洁明在《英国通史》专著中评价维多利亚时代“在经济上高度繁荣，在文化上光辉灿烂，是英国历史上值得称颂的一个时代”，认为“它以开放的改革精神把英国推向现代社会，达到了高度发展的顶峰”。英国学者肯尼思·O.摩根则评价“肮脏和喧闹，是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特征”。

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其君主立宪制建立起来，国王虽然成为立宪的君主，但仍然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此时，贵族也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辉格党集团，一个是托利党集团。辉格党代表最大的土地贵族及商业与殖民利益，托利党代表地方乡绅，是乡土利益的代言人。在英国，从18世纪80年代起即出现托利党的持续执政，一直维持到19世纪30年代。此时，国王的权力则主要表现在操控议员、任命税官和其他官员的能力上，贵族院的贵族理论上由国王任命，而通过自己控制的“口袋选区”（被一人或一家族所操纵的国会议员选区），国王还可以挑选下院候选人并使其当选议员。1782年，在辉格党的主导下，下院通过了三个限制王权的法案：《伯克法》（Burke's Act）废除了政府和王室对闲职的任命，更加严密地监督王室使用经费（Civil List）；《克鲁法》（Crewel's Act）禁止由王室提名的财政官员担任议员；《克拉克法》（Clerk's Act）禁止政府承包商担任议员。这些立法解除了国王通过恩惠拉拢议员及政府官员的手段，英国王权受到极大的削弱。

同时，国王的私生活也受到政府的干预。乔治四世还是威尔士亲王的时候，于1785年与菲茨赫伯特夫人（Maria Anne Fitzherbert）结婚，由于菲茨赫伯特夫人是罗马天主教徒，因此根据1772年的皇家婚姻法（The Royal Marriages Act1772），该婚姻无效。在家庭的安排和压力之下，乔治与表妹卡洛琳（Caroline of Brunswick）在1795年结婚，但卡洛琳后来多半时间在意大利生活。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乔治四世应继英国王位，卡洛琳回英国要求成为王后，被乔治四世拒绝，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即“王后事件”。乔治四世要求政府制定法律剥夺卡洛琳的王后头衔，但未能成功；乔治四世又以解散内阁相威胁，也未能奏效，王权式微。

1830年乔治四世逝世，海军出身的新国王威廉四世继位，他让托利党派的威灵顿公爵出任首相，但已无法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其获得下院多数支持。此时，议会腐败严重，各界要求改革的呼声强烈。1830年11月15日，部分托利党人和辉格党共同投票反对政府，次日，威灵顿政府宣布倒台，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组成政府。1831年3月1日，辉格党在下院公布议会改革方案，遭到工人阶级全国同盟和托利党的顽强抵制，托利党利用它在上院的多数却否决了法案。与此同时，民众自发地游行示威，攻击反改革的保守党党。1832年4月，辉格党法案第三次在下院通过，但未能得到威廉四世国王支持，辉格党政府集体辞职。惠灵顿奉命组织政府，又引发人民大规模抗议。迫于来自人民的压力，5月15日，威灵顿交回组阁委任书。5月18日，国王立下书面保证，表示愿意册封任何数目的改革派贵族，强使上院通过改革法。当日晚，格雷伯爵恢复首相职。随后，上院开始审议改革法案，托利党退出会议，法案顺利地获得通过。6月7日，改革法由国王签署，正式生效，第一次议会改革成功。改革法把英国的选民数从48.8万增加到80.8万，从人口总数的大约2%增加到3.3%。中等阶级的多数获得了选举权，工人阶级则被排斥在改革成果之外。

1834年5月，议会曾就《爱尔兰捐税法案》一事展开辩论，内阁出现严重分歧，格雷政府集体请辞。由于政府一直在爱尔兰事务上出现分歧，格雷终在1834年7月8日向威廉四世提出辞呈，梅尔本子爵成为接任人。1834年，威廉四世又不顾辉格党在下院拥有的多数席位而动用国王特权解散了梅尔本政府（First 墨尔本 Ministry，又译墨尔本政府），执意让托利党组建少数派政府。然而在1835年大选中，辉格党获得了113个议席多数，托利党的皮尔政府被迫辞职。在英国历史上，这是国王第一次无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组建政府，梅尔本政府也成为最后一个被君主解散的政府。此后，英国君主不再解散拥有下院多数席位的内阁，政府得以建立在稳定的议会多数的基础上，政治上也趋于保守方针。

18世纪上半叶，英国农业经历了巨大变革，在英国许多人把它称为“农业革命”。农业革命的发动者是大土地所有者，他们因圈地运动而集中了土地，有条件进行集约经营。农业革命的手段是改良土壤、培育良种、采用新的耕作方法、使用新工具、开凿沟渠、灌溉排涝等。农业革命发展了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增长了英国的财富，同时也培植了贵族和乡绅的经营意识，使他们以市场为目标进行生产，并努力赚取利润。随着全社会的谋利追求，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工业革命。此时，英国手工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英国提供了大量资金，这种生产方式也被称作是“原工业化”。

工业革命首先表现为生产工具的改变，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梳棉机、绕棉机、动力织布机等先后出现，英国工业支柱纺织业成为实行机械化速度最快的行业。除了工具的改造、机器的出现、人造动力的运用之外，工业革命还引发许多新技术，形成技术革命的第一次集中爆发。18世纪初，英国开始出现交通改良。1760—1774年议会批准了452项筑路申请，到1800年已建成1600条公路。英国的内陆交通大为改观，19世纪初，从伦敦出发的驿车驶往全国，公路能连接大小城镇。与公路同时兴起的是运河，其目标是改进内河运输。为发展航运，1761年，英国开凿了第一条内陆运河，从沃斯利到曼彻斯特，全长10.5英里。到18世纪末，英国已经有4000英里的内陆水道，仅90年代就开凿42条新运河，耗资650万英镑。运河连通了全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河流。

1769年，乔赛亚·韦奇伍德开办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场，在场内实行精细的劳动分工；1771年，阿克莱特在克莱普顿建立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工厂化”成为工业革命的重大变化；1814年，乔治·史蒂文森建造了第一台用蒸汽作动力的铁道机车，可以在铁轨上运行；1825年，第一条“铁路”在斯托克顿和达林顿之间开通；1830年，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铁路投入使用，由乔治·史蒂芬逊设计的“火箭号”机车作动力牵引，时速达到29英里；1831年，英国经济各部门的收入为农林渔牧业7950万英镑，工矿建筑业11710万英镑，商业运输业5900万英镑，地产房租2200万英镑，英国已基本上成为工业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阶层出现了工厂主阶级和工人阶级。

1837年，威廉四世去世，他的侄女、乔治三世18岁的孙女维多利亚（亚利山德拉·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于同年6月20日成为女王。维多利亚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1901年1月22日她逝世为止，历时63年零7个月，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仅次于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女王的君主。在此期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彻底巩固，国王成为完全的“虚君”。加冕之初，由于缺乏政治经验，政务几乎完全由受辉格党首相梅尔本掌控，维多利亚女王也受到辉格党的强烈影响。但因为梅尔本政府未能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在1839年的《牙买加政府法案》（The Jamaica Act of 1839）上遭受挫败，被迫辞职；维多利亚女王遂请保守党政党领袖皮尔出面组阁。皮尔希望进一步打击辉格党，于是要求女王解聘自己身边的几位辉格党侍女，遭女王拒绝，造成所谓的“寝宫危机”（Bedchamber crisis）。在这次危机中，皮尔最终未接受女王的组阁邀请，梅尔本重新回到首相位置。

1840年2月，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of Saxe-Coburg and Gotha）结婚。阿尔伯特是维多利亚的表兄，婚后，阿尔伯特实际成了女王的私人秘书。受阿尔伯特影响，女王在公开场合表现出超党派姿态。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有9个子女，他们的家庭生活被视为19世纪中等阶级家庭的楷模。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维多利亚女王在以后近10年时间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女王后半段君主生涯中，她支持谨慎的改革和帝国政策，并作为立宪的君主超脱于党派政治之外。政治学家巴奇霍特认为，女王在国事中发挥的作用是“接受咨询，给予支持，提出警告以及不参与政务。”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期间，英国进入国富民强的鼎盛时代，成为第一个以“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名号称呼的英国君主。维多利亚在位时期也因此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

1832年议会改革后，英国自由贸易的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工业革命完成，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工商业资产者愈加要求得到完全彻底的自由贸易。而掌握政权的大地主则用政权的力量来保护其土地利益，反对完全的贸易自由，主张保留国家对经济的随意干预，其典型表现就是“谷物法”。谷物法是一个古老的法律，中世纪就已存在。早在1815年时，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谷物法，规定在小麦价格未达到每夸特80先令时，不准进口外国粮食。人为地抬高粮食价格，社会各阶层都因此受到损害，只有地主阶级从中获利，人民将其称作是“阶级的立法”。后于1828年，威灵顿曾迫于党内压力修改了谷物法，将其按国内小麦价格的高低来制定浮动进口税，但这并没有消除工厂主的不满，相反，在1832年改革之后，他们发动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要求取消谷物法。

1836年，伦敦一批激进派议员成立“反谷物法同盟”。1838—1839年，曼彻斯特的工业家继续推动反谷物法。在他们的领导下，反谷物法运动成为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群众运动，主要参加者是各地工厂主，大批工人也卷入其中。反谷物法同盟利用群众斗争的方式制造政治压力，其常用的手段是：出版书刊、小册子，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演说。反谷物法同盟的斗争使自由贸易学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1841年，保守党党内持自由主义观点的领导人罗伯特·皮担任首相，开始领导托利党向自由贸易方向转化。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成百万人被饿死，更多的人流落他乡。当时，解救灾荒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开粮价，让外国粮食自由进入英国。1846年，议会废除了该谷物法，自由贸易的原则树立。1849年，已实行几百年的《航海法》被废除，表明自由贸易的原则被彻底认可。1852年议会发表一项原则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英国由此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期，维多利亚时代也成为自由贸易的全盛时代。

在资产者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时，未在第一次议会改革中得到利益的英国工人阶级也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就发生过手工工匠发行无印花的工人报纸、托利党乡绅领导的十小时工作运动、反济贫法运动，工人阶级利益诉求日益强烈。1836年，伦敦工匠成立组织“伦敦工人协会”，其领导人是威廉·洛维特。1837年2月，伦敦工人协会提出六条纲领，要求对议会进行新的改革。5月，伦敦工人协会的6名领导与议会中6名激进派议员会谈，把这些要求写成了议会法案的形式，不久以后，起草了一份法律文件，称为《人民宪章》。《人民宪章》在1838年5月公布；同月21日，格拉斯哥召开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要求实行《人民宪章》，参加者超过20万人。宪章运动的目标是彻底进行议会改革，使议会真正代表人民。宪章运动的纲领集中体现在《人民宪章》中，其中六项要求是：实行男子普选权；每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实行平均的选区，每个选区选民数应该相等；议员领取薪金；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无记名投票。

宪章运动的骨干力量是正在消失的手工工人，希望通过政治变革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1840年7月，“全国宪章派协会”成立，设三层组织，包括中央、地方（郡）和基层三级，每一级都有各自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各自所辖委员会选举产生。1841年3月全国宪章派协会实行改组，它取消了郡一层组织，在中央设总委员会，由各地区分会直接派代表组成，而代表由本地会员选举产生，成为英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政治组织。其斗争方式，包括征集签名、提交请愿书、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与游行、出版、办报纸、散发小册子、指派宣传员到全国各地宣传鼓动、召集全国性的代表大会等。同年，宪章派指定12名候选人参加议会大选；1847年它选出了第一位“工人”议员，即运动的公认领袖费格斯·奥康诺。工人运动直接参加议会选举成为宪章运动的重要变革。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肯宁顿公地召开盛大的群众集会，参加大会的大约有15万人，成为宪章运动中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此后，宪章运动由于其全国性领袖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刻，与1858年最终结束。

1832年议会改革后，辉格党宣称改革已经到头，再进行改革就会损害英国的国体。但宪章运动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其中包括部分上、中阶层人士。在中等阶级中约翰·布莱特成为新的改革的鼓吹者，在上层人物中，罗素勋爵则一再提出改革的主张，他在担任首相时（1846—1852年）就开始倡导新的改革，后来又在1853年、1860年几次提出改革动议。在保守党党方面，此时已演变为保守党，其新的政治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于1859年也提出改革方案。1865年，新的改革形势出现，罗素勋爵第二次出任首相，原先的皮尔派威廉·格拉斯顿投奔自由党，成为党在下院的领袖。格拉斯顿是新一代的政治领袖，他在政治上信奉完全的自由主义，使得辉格党完成向自由党的转变。1867年，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与自由党改革派结成同盟，推进第二次议会改革，他提出第二个保守党改革方案，其内容大为激进。第二次议会改革扩大了选举权，工人阶级的主体都得到了选举权，被排斥在外的是两大职业集团：矿工和农业工人。

1884—1885年，格拉斯顿第二次组阁时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第三次议会改革后基本上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工人阶级最基本的要求成为现实。这次改革还重新划分了选区，原来的城镇和农村选区大体上取消，按人口比例重新划定选区界限，并实行单选区制，即一个选区只选出一名议员。这个措施使宪章运动的第二个要求也达到了，即选区的选民数基本相等。宪章运动的第三个要求于1872年实现，开始实行无记名投票。随后又取消了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1912年议员开始领取薪金。经过70多年的演变，《人民宪章》的要求基本实现，维多利亚时代成为一个变革的时代。

随着议会制度不断变革，英国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在进行。1853年发表的《关于建立常任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即《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为建立现代文官制绘制了蓝图。1870年的枢密院令以此为蓝本建立文官制，规定以考试和业绩作为文官录用和晋升的依据。文官制的建立纠正了政党政治中政治分赃的弊病，同时也使国家政策有连续性，不因政府变迁而中断行政过程。与文官改革同时的是军队改革，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变化是取消买卖军阶的习惯，而把军功作为晋升的唯一标准。因这项改革触犯了贵族的利益，上院于是拒不批准改革方案，政府只好以国王令状的形式加以颁布。

同时，英国地方政府也开始进行改革。迄至19世纪为止，地方政府基本沿用中世纪的残存制度，没有规范形式，职责也各有交替，“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别混乱，像曼彻斯特、利兹这样一些新兴的工业大城市在行政上属乡村治安法官管理，老萨勒姆等衰败地区则是城市归属。19世纪80年代，英国开始进行地方政府改革，调整原有的行政划分，建立一个三层结构的地方政府体系，最高一层是郡（包括郡级市和伦敦都市区），中间一层是市、乡和非郡级市，最基层是教区。每一层管理机构都设有民选议会，即保持原有的自治传统，又适合现代民主制。

1873年的《司法权法》是英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石，该法统一了从中世纪遗传下来的混乱的司法体系，设一个最高法院，下分高等法庭和上诉法庭两个庭。高等法庭又分三个审判庭，即大法官庭、王座法庭和遗嘱、离婚与海事庭。此法原打算将上诉法庭的判决作为终审判决，但几年后进行了修改，让议会的上院继续发挥最高上诉法院的作用。

19世纪下半叶，女王陛下政府用立法手段纠正了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本杰明·迪斯雷利任首相的6年（1874—1880年），作为保守党的领袖，迪斯雷利继承了过去托利党与工厂主阶级持对抗态度的一些传统，对工人的不幸表示同情。他主张保守党扛起社会改良的大旗，在工人中培植保守党的选民，即所谓的“新托利主义”。在他任首相期间，保守党政府通过了《公共卫生法》（1875年）、《工人住宅法》（1875年）、《工厂与工作场所法》（1878年）这样一些与工人福利直接有关的社会立法，对工人的生活条件、劳动环境、工作时间等进行规范。他还废除了自由党政府在1871年制定的限制工会活动的立法，让工会获得完全的法律地位。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政策为保守党争取到大批工人选民，在工人阶级大多数获得选举权之后，保守党仍能得到近40%的工人选票。

1847年，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制法》，对纺织厂中的女工童工实行10小时工作日制度。这以后限制工作时间和规范劳动条件逐渐为两党所接受，并成为两党立法的重要内容。1901年，在保守党领袖索耳兹伯里侯爵任首相时期，议会通过另一项《工厂与工作场地法》，把过去半个世纪中有关工厂问题的立法汇总为一项法律。至此，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劳动条件恶劣、工作时间长、工伤事故多、劳动没有保障等最严重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缓解。

自由党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方面。自由党奉行“自由贸易”，主张实行“自由放任”，不愿用立法手段来干预经济运行。其比较关注工人的政治权利，在自由党的推动下，议会一再实行扩大选举权的改革。为了争夺工人阶级选票，两党竞相争取改革。1833年，辉格党政府制定第一个《教育法》，规定国家每年拨款2万英镑资助初等教育。这是国家第一次对教育领域进行干预。1870年，自由党政府决定统一全国的教育制度，这一年的《教育法》规定由地方政府建立学校董事会，负责筹建并管理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的经费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家长分担，各地可根据情况规定5—13岁的儿童必须上学。这项教育法为英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打下了基础，但由于宗教信仰分歧，教育问题也长期影响着英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两党竞相改革，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两党已没有实质性差别。在政治上出现两党轮流执政的现象，尤其以格拉斯顿和本杰明·迪斯雷利交替上台为特色。50年代末期开始，迪斯雷利三次执政（1858—1859年、1866—1868年、1874—1880年），格拉斯顿则四次出任首相（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1892—1894年）。迪斯雷利去世后，索耳兹伯里侯爵接掌保守党，于1885—1886年、1886—1892年、1895—1902年三次出任首相。但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的态势不变，直至1905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

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除了英国，大英帝国的统治区域大约有八百一十一万四千零三十五平方英里，人口大约九千六百万人。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除了埃及和苏丹两地，大英帝国的疆域扩大到一千二百一十一万一千三百一十平方英里，人口增长到约两亿四千万。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期内，大英帝国的版图面积增加了近四百万平方英里，人口数量增长了约一亿二千四百万。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大英帝国扩张的领土主要来自非洲和印度。在新增加的约四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中，超过三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来自非洲，七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在印度和缅甸，剩下不到三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分布在亚洲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角落。印度和缅甸境内大约一亿一千万人口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期间，除去印度、埃及和苏丹三地，宣布效忠英国君主的人口据估计是一千四百万人。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达到强盛的顶峰，其工业生产能力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也超过其他国家。1851—1881年，英国经济持续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从5.23亿英镑上升到10.51亿英镑，1901年再上升到16.43亿英镑。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产值从24英镑上升到36英镑，再上升到53英镑，上升一倍多，而人口的总数却大大增加。19世纪下半叶的50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按2.5%—3.3%的年率增长，人均增长率在1.3%—1.9%之间。经济的增长是持续的；尽管有周期性经济危机穿插其间，但其总趋势却是增长。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文化中的保守倾向阻碍了英国工业的不断更新，英国工业领袖地位开始丧失，这一时期美国和德国则增速较快。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1890年的10年中，英国年增长率为2.2%，德国2.9%，美国4.1%。1890—1900年期间，英国和德国增长率均为3.4%，美国3.8%。至1900—1913年，英国平均年增长率为1.5%，德国3.0%，美国3.9%。1880年，英国占全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中的40%以上，1899年降至32%。同一时期中，德国的份额从19.3%上升到22.2%，美国的份额从2.8%上升到11.2%。1913年，英、德、美三国家在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为29.9%、26.4%和12.6%，英国相对的下滑趋势明显。但总体上，英国保持了经济增长的态势，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851年，阿尔伯特亲王建议举办一次展览会来展示英国的工业成就，5月1日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场国际性的产品展览。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出席了博览会的开幕式，当时在海德公园为展览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玻璃结构水晶宫，建筑使用了550吨锻铁，3,500吨铸铁，30英里的排水沟，202英里的窗框和超过600,000英尺的木地板。该建筑长 1851 英尺，最宽处为 456 英尺，占地约 19 英亩，覆盖在不到 900,000 英尺的玻璃中，因此得名“水晶宫”。社会各界开始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来表达当时的时代特色。维多利亚时代发展并保持了英国富庶的特征，直至时代结束。

维多利亚时期，军事上在“炮舰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积极进行海外拓殖，先后发动过克里米亚战争、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与阿富汗的战争、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新西兰战争、与阿散蒂的战争、进攻阿比西尼亚、祖鲁之战、布尔战争、侵占埃及等战事，其中又以克里米亚战争和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影响较大。

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之间的霸权争夺日益激烈。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正处于衰落的边缘，成为各个列强争夺的焦点。俄罗斯帝国帝国主义政策引起了英国和法国的警惕，英法担心俄罗斯会威胁到他们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1854年，英国和法国联合组成的联军入侵了克里米亚半岛，并成功攻占了塞瓦斯托波尔港。此后，联军继续向内陆推进，并于1855年攻占了克里米亚半岛的首都辛菲罗波尔。在这个过程中，联军与俄罗斯帝国的军队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双方都付出了较大代价。最终，英法联军攻占辛菲罗波尔，俄罗斯帝国被迫签署了《巴黎和约》。此战争加速了英、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

19世纪上半期，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极力把印度变成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激起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极大仇恨。英国在印度实行兼并封建主领地的政策，引起许多当地贵族的不满。1849年英国吞并旁遮普省以后，取消20万印度雇佣兵（也称作“西帕依”）的特权，又激起印度雇佣兵的不满情绪。早在1856年 ，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就在广大城乡进行各种形式的反英宣传。从1857年2月到4月，军队起义事件不断发生。5月11日，起义者进入德里，当地的印度人加入反英运动，攻击德里皇宫，杀掉5名英国人并要求居住在当地的莫卧儿帝国皇帝穆罕默德·巴哈杜尔·沙复位。起义者占领古都德里，激发了各地起义的迅速发展 。当地年轻的拉克希米·葩依拉克希米·巴伊于6月领导人民起义。起义波及北印度和中印度广大地区，中心是德里、坎普尔、勒克瑙。因巴哈杜尔·沙二世周围的封建贵族反对巴克德·汗，致使起义军失去统一指挥。9月德里陷落后，巴哈杜尔·沙二世投降，后被囚在仰光。1858年6月，詹西女王拉克希米·巴伊牺牲，英军在坎普尔对印度雇佣兵进行了严厉报复，起义失败。

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较为明显。贵族宫殿式的庄园公馆和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和失业工人的生存挣扎之间对比明显，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较大。19世纪上半叶，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社会相对困顿，存在底层人民饿死、冻死、病死的现象。流浪汉、失业人员，底层工人在街头睡觉则会被驱赶殴打，许多无家可归者需花钱寄宿于教会提供的庇护所。1859年，伦敦杂志《建筑商》的编辑兼住房专家查尔斯·戈德温参观了伦敦的一个贫民窟，发现贫民窟的建筑处于年久失修，不适宜居住。长时间的工作时间、低廉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成为工人们的普遍经历。

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反差现象开始有所缓解，两党都采取措施，努力改变工人的生活状况。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明显的改进，生活水平明显好转。但工人的生活仍然艰苦，工作没有保障，劳动强度很大。维多利亚时代，贵族是社会的上层，土地仍是最重要的财富。财产、地位、社会声望等仍然出自土地，最大的地产仍是国家最富有的私人财产。据1873年一项统计，全国4/5的土地归7000个大地主所有，他们占全国人口的0.03%还不到。至19世纪末，地租收入仍占国民总收入的大约12%；相比之下，工资总收入不到50%。

贵族在政治上也占上风，尽管中等阶级已参与掌权，工人阶级也逐步获得了选举权，但贵族和地主出身的议员在议会里一直占多数，到世纪之末才开始有所改变。每一届政府中贵族出身的大臣总是多数，真正从中等阶级家庭出来的政治人物尽管逐渐增多，却仍抗衡不了贵族的优势。文化方面贵族的影响深远，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有一种向上流社会看的风气，下层模仿中层，中层追随上层，贵族的价值起表率作用，而维多利亚女王又是这种表率的典范。但中等阶级的价值观也在不断的胜利之中，“政治经济学”和功利主义变成了国家的正统学说，自由主义则更被社会所普遍接受，维多利亚时代成为自由主义时代的鼎盛期。

中等阶级在19世纪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居住在地段好的街区或郊外，周围都是中等阶级居民。中产阶级家中有较好的摆设，有艺术品点缀其间，家里雇佣有女仆是中等阶级的标志。他们的妻子不能外出工作，否则就要遭受非议被，子女要接受教育，一般要在语法学校读书，毕业后出去独立谋生，去经商、当律师或做其他工作。19世纪，中等阶级的队伍始终在扩大，财富也在增加，处在社会的中层。

维多利亚时代，上层社会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有许多出头露面的机会；下层劳动者妇女必须外出工作，否则生活困顿，因此劳动妇女也有比较独立的人格；中产阶级妇女则多为丈夫的附属，缺失社会功能和独立性，因此妇女解放运动也由中产阶级妇女开始。英国女权运动于1859年被组织起来，由中产阶级女性组成，为女性争取适当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是英国妇女解放的先驱，她曾率领一支救护队赴克里米亚战场工作，其表现赢得称颂，也为中等阶级妇女走出家门做出了表率。到19世纪末，妇女外出工作已很普遍，出现了不少女教师、女医生，甚至还有妇女担任济贫委员会的委员，参加地方事务的管理。但19世纪仍是英国妇女地位较为低下的时期。英国直到1918年才赋予女性选举权。

维多利亚时代对性采取压抑的态度，在公开场合不可谈论它，性快乐被看成是邪恶的表现，女性尤其不能有性的要求。但在事实上，性道德经常被破坏，尤其在男子方面更如此。上层人物常有情妇，工厂主则可以占有工厂女工。底层人民的性关系通常比较随便，在工业革命中更是有所放开，娼妓的数量较多。维多利亚鼎盛期对性的态度是最严格的，到19世纪末则逐渐松弛，有关性生活的书可以在市场公开买到，避孕器也可以公开出售，使性关系变得比较开放。

维多利亚时代对家庭看得很重，家庭是这个时期道德的基础，多生子女则是一个完善家庭的象征。世纪中期一个英国家庭的平均人口是4.7人，与17世纪大致相等。在19世纪60年代，家庭的均人口提高到6.2人。在每8个家庭中，有一两个孩子的家庭在只占1个；而有10个以至更多的孩子的家庭，则在每6个家庭中就有1个。至1875年前，出生率稳定在35‰左右。维多利亚女王自己就有9个孩子，中等阶级家庭也以多生育为荣耀。1875年到1880年期间出生率开始下降，并且在直到20世纪初，约为24‰左右，19世纪最后10年，家庭的平均人口数降为4.3人。在1851—1901年间，英国总人口从1690万上升到3080万，增长80%以上。同时，至19世纪末，英国人的平均寿命则从男人40岁和女人42岁分别提高到44岁和48岁。此后到1911年人口普查时，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也有显著的增长。

由于严肃的性格，维多利亚女王不赞成过度参加体育运动，并且认为许多流行的体育运动过于吵闹。不过，维多利亚女王承认高尔夫球的魅力，认为这是一项新颖的体育运动。维多利亚时代，体育便明确的承担起道德的重任。运动员出现的道德过失，会被认为是整个体育界乃至社会的灾难。英国公立学校中，通过体育教给男孩们所有统治国家时所需要的“男子汉”的品德：正直诚实、团队合作精神、忠于事业。

到了19世纪80年代，旅行已经开始成为一种休闲活动，许多人在新设立的公共假日参加个人或公司组织的海滨之行。布莱克浦(Blackpool)、莫克姆(Morecambe)、士嘉堡(Scarborough)、绍森德(Southend)、伊斯特本(Eastbourne)、波多贝罗(Portobello)等度假胜地应运而生。90年代，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试多以徒步和骑自行车俱乐部的形式，组织去乡村旅行。

维多利亚时期，受宗教及道德观念影响，在农村，地主为其佃户提供食宿；在城镇，新医院、孤儿院和收容所大量出现。到19世纪中叶，随着“皇家动物保护协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1824）的成立，慈善关怀已经扩展到动物身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慈善事业超过了同期其他欧洲国家。但这一时期其慈善具有双面性，因为其受助者需要经过仔细的资格筛选，往往使得受助者被动处于社会从属地位。到19世纪末，一些慈善种类的国家年金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支持。

维多利亚时代，宗教在维护道德的严肃性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19世纪人民信仰较为虔信，人们对宗教有真正的信仰。科学家也信仰宗教，进化论的支持者也是宗教的信仰者。福音主义是19世纪宗教的主流，但牛津学派则在后半世纪兴起。牛津学派主张恢复宗教的正统性，提倡比较正规的仪式和更加严格的教义。这些主张使国教向更加接近天主教的方向发展。介于福音主义和牛津学派之间的是“广教派”，主张教派宽容的思想，希望各种教义能够兼容，广教派体现着自由主义的时代特色。

19世纪是英国科学成果集中涌现的世纪，也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和新材料。19世纪30年代，乔治·巴克斯特（George Baxter）和查尔斯·奈特（Charles Knight）发明了通过木刻版来添加颜色的工艺。巴克斯特于1835年为他的“巴克斯特工艺”申请了专利，该工艺是将凹版的中心版和多个木刻版结合在一起。作为装饰，它被运用在当时广泛流行的巴克斯特彩印画中，使得当时家庭里墙壁的空间都被充分利用。又如在1842年从马来西亚带进来的杜仲胶，还有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前一年发明其工艺过程并于1840年商业化了的“镀银餐具”。1840年5月6日，由英国人罗兰.希尔爵士发明的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PENNY BLACK)正式开始使用，与“黑便士”同时使用的还有“蓝便士”（面值两便士的蓝色邮票）。从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它加剧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对宗教的怀疑，震动了科学界以及宗教界的基要主义者和福音派人士。

与此同时，英国科学家在多个领域都做出重要贡献。维多利亚时代，医学理论得以发展，并创造了全新的治疗手段。184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医生詹姆斯•杨•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开始在他的产科学实践中使用三氯甲烷，在短时间内成功实施了多例氯仿分娩镇痛，现代意义上麻醉药出现，推动了外科手术的发展。而机械发明的迅速发展使得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和改善。其它比如约翰·道尔顿在原子理论方面，用原子理论解释无水盐溶解时体积不发生变化的现象，率先给出了容量分析法原理的描述；迈克尔·法拉第在电磁学方面，他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并进而得到产生交流电的方法并发明了圆盘发电机，成为人类创造出的第一个发电机；J.P.焦耳在热力学方面，测定了热和机械功之间的当量关系，推断了蒸汽机的发展等等。崇拜科学是当时社会的风尚，普通百姓也相信科学的伟大，力图用科学的方法思考问题。

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建筑都是以能够长久保存为目标而建造。政府大力进行公用事业建设，包括铺设下水道、净化用水和铺设道路以及安装照明设备；继而建造浴池、图书馆、公园、博物馆以及天然气、电力供应等市容工程；重新修数以百计的中世纪大小教堂。1874年，在伯明翰市政办公楼举行奠基仪式之时，市长约瑟夫·张伯伦将现代的城市建筑比作维多利亚时代“宏伟的宫殿”。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设计并在1868—1874年间建造了圣潘克拉斯火车站，被崇拜者誉为“集宫殿式的美观、舒适和便利于一体”、混合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有些公司则采用了如大教堂般坚固宏伟的伪哥特式风格，如苏格兰银行爱丁堡圣安德鲁斯广场分行。在19世纪下半叶，帝国时代的形象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物上。扛着一捆麦秸的农夫、淘金矿工、护林人、耕农和牧羊都是象征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海角殖民地的人物形象。同时，一些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们的形象也被镌刻在一些重要的商业大楼中，他们的特写出现在布雷德福交易所内嵌于墙壁的石制勋章上，如探险家罗利、德雷克、库克和安森，以及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兼首相的辉格党人帕默斯顿勋爵。

19世纪是英国文学和艺术作品集中涌现的时代，尤以作家查尔斯·狄更斯为代表。其他知名作家包括威廉·萨克雷、勃朗特姐妹、托玛斯·哈代等，他们的作品至今仍脍炙人口。阿瑟·道尔塑造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形象成为世界性小说人物，伊丽莎白·盖斯凯尔撰写的《玛丽·巴顿》则是第一部把工人作为主角的优秀作品。诗歌方面代表作者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他和乔治·拜伦一样，位居英国重要诗人之列。在美术方面有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和约翰·康斯坦布尔的风景画，以及世纪中期出现的“拉斐尔前派”，该派手法体现着中世纪的神秘感。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工艺美术运动，它将艺术的旨趣渗透到大众生活用品的设计中去，设计出许多简单明快又富于实用感的器具来。历史学方面则以马考莱的《英国史》影响较大，开拓了历史学中“辉格党学派”。

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深受古典音乐及教会音乐的影响，音乐作品通常具有严肃、庄重的氛围，并且遵循传统的音乐形式和结构，如交响曲、奏鸣曲和合唱作品。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浪漫主题在音乐中被广泛探索，包括爱情、自然、想象力等。音乐的形式也发生变化和发展，如交响乐团的规模扩大，管弦乐的声音更加丰富多样。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家追求个人的表达和情感内省，音乐作品通常具有个人的主题和情感色彩。

维多利亚时期代表性音乐家有英国作曲家、指挥家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代表作品有序曲《弗鲁瓦萨尔》、交响乐《谜语变奏曲》、清唱剧《杰龙修斯之梦》等；作曲家弗雷德里克·戴留斯（Frederick Delius)，代表作有管弦乐《巴黎：大城市之歌》、诗谱曲《海之漂流》、歌剧《乡村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作曲家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Theodore Holst），代表作有组曲《行星》、歌剧《赛维特丽》《在野猪头酒家》、舞剧《大笨蛋》、管弦乐《圣保罗组曲》等。在维多利亚时代，音乐教育开始得到广泛的重视和普及。音乐学校和音乐学院的建立，为许多年轻的音乐家提供了系统的音乐教育。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家们致力于音乐教育的发展，推动了音乐学科的研究和教育体系的完善。

英国历史学者西德尼·李评价维多利亚女王“在宪法的制约下，从总体上说，她参与政治产生了有益的效果”，认为“崇高却孤立的地位逐渐让维多利亚女王对政治形成一种超脱于任何政党利益的态度”。英国学者约翰·D.赖特评价认为“维多利亚女王是最出色的榜样，她强调幸福的家庭生活、母亲的身份和受人尊敬”。英国学者罗伊·斯特朗在其《英国简史》一书中评价“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多年，她的名字至今仍是那个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时代之标签”。英国学者阿萨·布里格斯在《英国社会史》评价认为“在伊丽莎白一世之后，还没有一位君主能够给同时代的人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

学者姜德福在《转型时期英国社会重构与社会关系调整研究》著述中评价认为“这是英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是英国发展的黄金时代。美国学者玛丽·普拉特·帕米利在其《英国简史》专著中评价认为“自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以来，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了王权， 而这也结束了最后一个个人政府的寿命”。

英国学者阿萨·布里格斯对19世纪后半叶时期一些社会现象提出批评，认为“惊世骇俗的怪癖往往是维多利亚时代行事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代还是一个实际工资下降，农业劳动者的景况比许多码头的临时工还不如的时代”。英国学者肯尼思·O.摩根评价“肮脏和喧闹，是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特征”。王守仁、朱刚、姚成贺等学者在《英美文学批评史》著述中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在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满怀乐观主义信心的同时，却存在着社会心理上浓重的悲观主义和焦躁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