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芬（1852年一1942年），女，号崇德老人，祖籍衡阳市，出生于北京贾家胡同寓宅，曾国藩最小的女儿。

曾纪芬三岁时被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回到曾国藩膝下，受其教导。自小朴素节俭，十八岁时本该嫁人，却因为父母接连去世，直到二十四岁才嫁给湖南衡山的聂缉椝。婚后相夫教子，育有八子、四女，各自都非常优秀。其夫以帮办滇捐局起家，至上海制造局总办，官迁至浙江巡抚。释素喜养生，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去世，享年91岁。

曾纪芬善诗文，著有《聂氏重编家政学》《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廉俭救国说》《论女学》等书文传世。

曾纪芬于咸丰二年（1852年）三月三十日丑时出生于北京贾家胡同寓宅，父亲是清末重臣曾国藩，母亲是欧阳姓。曾家共育有子三人，女六人，曾纪芬在家中排行最末，颇为受宠，三岁时被过继给叔父曾国葆。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葆逝世，曾纪芬回到生父身边，开始跟随三兄曾纪鸿在私塾学习，当时曾国藩官职不高，家中并不富裕，曾纪芬需要自己制作鞋袜等。少时与诸姐在院中鲜少出门，只能登楼远眺得知市井之事。在曾国藩的劝导下，平时只穿姐嫂们穿过的旧衣服，在用料上也不能奢华。曾国藩平时教育儿女非常严肃，但偶尔也作诙谐之语，曾称曾纪芬是“阿弥陀佛相”，在湖南话中即性格老实的意思。

曾纪芬自幼便严格按照曾国藩的要求学习女工、吃食，十七岁时，曾国藩为其家中子女定下标准，将一日行程安排顺序。早饭后做小菜点心，巳午刻做纺织苎麻类，午饭后则做女工刺绣，过二更后便是制作鞋袜或缝补衣裳，这些功课都还会被按时查验。曾家行事节俭朴素，平素吃食都很简单，用来待客的也不过是红烧鱼翅及豆腐汤等家常菜色。也是这年，曾纪芬的兄长曾纪泽对珠算、算学研究颇有见地，曾纪芬由此学习了些地理、算学知识，她自称这是她最懂读书乐趣的时候。

曾纪芬十八岁时便许了湖南衡山的聂缉椝，因父母接连去世，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她二十四岁时才正式成亲。曾纪芬当时的私产共有三千两，分别从父亲、叔父等亲人去世而分得。但她出嫁时，因曾国藩早已规定，仅以二百金为嫁妆。不过当时出嫁皆以八箱为准，曾家特为她准备了十一箱妆。而聂氏回聘礼一双价值八百金的绿色玉钏。

嫁入聂家后，曾纪芬忠心侍奉翁姑，相夫教子。聂家属于湖南省望族，他的丈夫聂缉承袭祖业，以帮办滇捐局起家，曾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任苏松太道时，在上海参与筹办华新纺织新局，虽有亏损，但几经周转，最终划为其私有产业。他还曾追随过曾国荃，左宗棠和李翰章，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先后任职浙江省按察使、江苏省布政使、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巡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聂缉椝在浙江铜元局任职，因将铜元局余利留为留洋学生和练兵处的经费，被其他人嫉恨，联合御史弹劾了他。虽没有查到实证，但还是被“听信属员”的罪名被罚开缺回籍。

曾纪芬深受曾国藩家训、家风观的影响，在主持聂家内政六十多年间，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她与丈夫聂缉椝生育有八个儿子、四个女儿，除大儿子天折外，其他几个大多成为工商、科技和文化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其三子聂其杰在旧中国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受到时人敬重。

宣统三年（1911年），聂缉椝与其母张太夫人相继辞世。之后聂家移居上海，六十岁的曾纪芬开始自号“崇德老人”，她注重修身养性，饮食以素食为主，饭后要走一千步，每日睡前还会用温水洗脚。还会每日临帖曾国藩的“伎求诗”数遍，她的书法深得曾国藩深传。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曾纪芬去世，享年91岁。

曾纪芬先后编著有《聂氏重编家政学》《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廉俭救国说》《论女学》等书文，大都涉及家训和家风建设方面的内容，具有总结、借鉴的有益价值。

民国二十二年（1931年），曾纪芬八十二岁时感悟一生所得，以一生大概经历按年份写下《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由其子聂其杰记述而成，并在文后附录了不少当时的照片。此书是一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名门女性视角下社会生活礼俗变迁的口述实录。

《聂氏重编家政学》总计十一章，分《总论》《教育初基》《教育渐次》《教育总义》《家庭表率》《理财》《养老》《治病》《卫生》《交际》《避难》《仆婢》诸章目。该书是曾纪芬在当时中国社会遭到外来科技文化影响的大变革时代，受日本家政学的影响，基于多年持家的经验体会而创作的书籍，是她身体力行总结出来的一套成熟理论。该书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首次出版，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相当影响。到了现代，由她的孙女聂崇彬整理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于2020年以《治家之钥》之名出版。

《曾国藩家族家训》的作者评价曾纪芬：自幼接受过系统的家学教育，知书达礼，且具新思想、新观念。

曾纪芬身体强健，还曾被香港某晚报撰文称“国家祥瑞”，活到九十岁病了好几个月才死，身体十分强健。而她一生少病，身体强壮的原因便是她平日酷爱劳动。她在家中以及嫁人之后，日日都要纺纱。光绪十二年（1886年）她的嫂子从国外带来了绒织衣物，还教她编织，她又传给上海市的其他女同胞，一时学编绒衣之风极盛，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