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中记》是唐朝文学家沈既济创作的一篇传奇，选入《文苑英华》八三三、《太平广记》卷八十二题作《吕翁》，也收录于现代汪国垣整理唐代小说选集《唐人小说》中。

文章描述一道士吕翁遇见一不得志的士人卢生，二人探讨何为“适”的问题，卢生向吕翁讲述“士之生世”应该如何，说罢卢生便有些困倦，吕翁给了卢生一只青瓷枕，让卢生枕上这个枕头，就能实现他的志愿。卢生入梦，在梦中果真功勋卓著，享尽荣华富贵，达到了他想要的“适”，却也经历挫折，感受恩宠屈辱。梦醒之后，见一顿黄粱饭还未蒸熟，一切未变，但卢生已大彻大悟, 尽知恩宠和屈辱的人生，困窘和通达的命运，获得和失去的道理，死去和存生的情理，以及吕翁对其欲念的遏制，于是拜吕翁而去。

文章客观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和争权夺利的丑态，揭露了封建士人醉心于功名利禄的思想，渲染人生如梦的消极思想，但同时也劝诫士人“窒欲”，看淡功名利禄，不要盲目追求、急功躁进。全文结构谨严，前后以黄粱照应，梦中又以三起三落的“三复结构”安排人生，结构形式丰富多变，委婉曲折。

《枕中记》对后世文学颇有影响，后世常说“黄粱梦”或“邯郸梦”，皆由此出，后世对其仍有续写或改编, 如唐朝的《南柯记》、明代汤显祖《邯郸记》、清代蒲松龄《续黄粱》等。

大历至建中年间，元载、杨炎先后与刘晏、卢杞等势力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短短五年之内，元载、刘晏、杨炎三个宰相相继被处死，这场重大的政治事件牵扯到了许多人，沈既济就是这场斗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沈既济由杨炎推荐入官，又因杨炎被贬，后复起亦与杨炎党人有关，《枕中记》就是沈既济在贬官之后所作，政治色彩鲜明。他以干宝的《搜神记·卢汾梦入蚁穴》和刘义庆的《幽明录·焦湖庙祝》这两个与“托枕入梦”相关的作品为基本素材，融合自己政治生涯中的经历与见闻，塑造了卢生这个拥有多个历史人物人生经历的丰富形象。

唐开元七年，道士吕翁在邯郸客店遇到赴京的卢生，旅店中的店家正在蒸黄粱饭。吕翁与卢生二人交谈，卢生谈及未能建功立业，心中愧疚，吕翁观卢生形体，没有病恙，交谈之间也很愉快，却感叹自己困顿，很不理解，并询问卢生什么是“适”。卢生便向吕翁谈到他所认为的“适”，即建功立业，功成名就，家族昌盛。说完卢生有了困意。于是，吕翁给他一只青瓷枕，让卢生枕上这个枕头，就能实现他的志愿。枕着这个枕头，卢生入了梦。

梦中卢生与清河崔氏成亲，举进士，应制举，授予渭南市县尉，又提升为监察御史。接着又转起居舍人、知制。三年过后，出任同州知州，又升为陕州知州。在陕西开河八十里 ，百姓为其立碑颂德。接着移守开封市，领河南道采访使。征召入京，任命为京兆尹。战争中河西道节度使被杀，又提拔卢生为御史中丞、河西道节度使，卢生大破敌军，边境居民立碑为其歌功颂德。卢生回朝封功，又转吏部侍郎，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位高望重，受到皇帝重用，却遭当时宰相嫉妒，被贬为肇庆市刺史。三年后，卢生又被召回京城，征为常侍，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掌管朝廷政务十多年，被颂为“贤相”，但又被同僚诬告而下狱，后因得宦官保护，免除死罪，贬往驩州。几年后，皇帝知道冤枉了卢生，卢生又重获殊荣，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五个孩子也得到重用，高官厚禄，联姻望族。最终，卢生年纪老迈，八十岁病卧，皇帝颇为关注，下诏盛赞其功绩。而在诏书到达当晚，卢生去世。

与此同时, 卢生从梦中醒来，见睡前蒸的黄粱饭还未熟，但梦中经历已令其大彻大悟，恩宠和屈辱的人生，困窘和通达的命运，获得和失去的道理，死去和存生的情理，吕翁对卢生欲念的遏制，卢生全明白了，于是拜吕翁离去。

最早出场的人物，是一位“得神仙术”的道士，为卢生提供枕头，推动卢生入梦。

枕中梦主人公。未能建功立业而心有愧疚的卢生在通过道士吕翁的枕头入梦后，在梦中经历了功成名就、遭人陷害又重获殊荣的一生，最终大彻大悟，拜别吕翁离去。

卢生身上融合了多个唐朝重臣的生平事迹，如描写吐蕃攻陷瓜沙、节度使王君毚被杀、萧中令嵩与裴侍中光庭执政等事件，于史有据；叙述兴修水利，筑城以遮要害等政绩，确有其事。这些素材拼凑起来，赋予卢生以典型性，是当时士人集体精神的一个意象符号。

中唐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阶级内部矛盾斗争激烈，沈既济深知官场的险恶，于是将官场所见到的，所经历的种种都描述在了这篇传奇中，一是卢生娶了清河崔氏便一路高升，没有权贵背景就只能“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二是每当卢生事业顺达时，就会被猜忌、诬陷、打击。“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结果被贬，“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结果是“下制狱”。这样的写法，将同僚之间的互相嫉妒、帝王的无情、封建统治的黑暗都深刻地揭示出来了，表现出其对仕途的失望与厌倦。

通过描写卢生的生荣死哀，让一般士人所欲求的得以实现，再让卢生醒来，从理想世界回归平淡现实，主张在现实生活中解决现实问题，点出“人生之适，亦如是矣”，再借卢生之口发出“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的感慨，并提出一种修养自身以缓解调和人与现实矛盾的办法，教诲士人“窒欲”，所以人们面对功名利禄应遏制欲望，社会的正常秩序也需要一定的知足思想和知足心理来维系。

《枕中记》重点讨论了“适”的问题，即教人们面对利禄的诱惑要坚持少欲、窒欲甚至无欲，因为“欲”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揭示了人生幸福之“适”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适”的幸福模式也是多样性的，思考士人如何寻求“适”，实现“适”。高官权贵有其烦恼，平淡闲适的农夫也自有其快乐，人生总会有缺憾，各种幸福并存于世也并不矛盾。

《枕中记》采用故事套故事的写作结构模式，凸显了现实与梦境的对照。文中，卢生经历了入梦与出梦两个环节。入梦受外力控制，由道士吕翁引导，出梦也直接因卢生在梦中的死亡而到梦醒，没有铺垫，依旧是凭外力而出。入梦的目的性也很强，即助卢生感悟何谓人生之“适”，梦中之事与现实世界互不影响。但同时形成了一种对比，梦前的卢生“短褐，乘青驹”，梦中的卢生功成名就，却有“下制狱“的危险。通过这种对比，强调了人生如梦，“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的道理。

梦中又以三起三落的“三复结构”安排人生。

第一次“起”：得到重用，转吏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第一次“落”：贬为肇庆市刺史。

第二次“起”：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执大政十余年，号为贤相。

第二次“落”：同僚诬告而下狱，后因得宦官保护，免除死罪，贬往州。

第三次“起”：皇帝知道他的冤枉，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

第三次“落”：死去。

三起三落，丰富多变，委婉曲折。

《枕中记》使用全知叙事视角，并将视角在时空中相互交叉，形成了对照。 一是现实与梦的对照，现实的卢生是个农夫，“衣短褐，乘青驹”，想象着“建功树名，出将入相”的生活。梦中的卢生“过蒙殊奖，特秩鸿私”，得到皇帝重用，却在遭遇入狱后想着家住山东省，“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怀念着之前的生活。二是入梦前与梦醒后的现实世界的照应。蒸黄粱与黄粱未熟，前后照应，卢生只是做了一场梦。

《枕中记》运用史家笔法，主要铺陈事实，而少于渲染。使用传统史书、传记的叙事风格，缩汇人物生平，不断推进式地展示人物的仕途，通过讲述官职地变化串联故事情节，将卢生的梦境融于唐朝真实的背景中，并对所述的史实详细描述，与历史记载契合。

沈既济的《枕中记》是唐代传奇中年代较早的名篇，颇有影响，唐人所记之《樱桃青衣》，与李公佐《南柯太守记》，都与《枕中记》命意相同。后世所说的“黄粱梦”或“邯郸梦”，也始从《枕中记》中出，其对于黄粱梦故事的衍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宋代文言文小说中的《慈云记》讲的也是读书人梦中受到点拨顿悟的故事；元朝马致远的杂剧《邯郸道省悟黄粱梦》在《枕中记》的基础上，改造了相关人物，将书生演化为“吕洞宾”；明朝汤显祖的传奇《邯郸记》，作者自称取材于《枕中记》，这一作品成为戏剧史上“黄粱一梦”典范作品，其中卢生的形象也更加饱满；清代蒲松龄的小说《续黄粱》将“黄粱梦”与社会现实融于一体，充分运用想象、虚构的方法，增添了地狱受刑和投胎转世的情节，这种因袭演变体现了中原地区古代小说观的进步。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枕中记》为“既济文笔简炼，又多规诲之意，故事虽不经，尚为当时推重。”对《枕中记》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在唐朝时，这传奇故事已经得到推重。

汪国垣在《唐人小说》中评价《枕中记》为“影响所及，逾于《庄》《列》矣。”汪辟疆认为《枕中记》作为一篇传奇影响之大，已经超过了《庄子》《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