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英文：Overseas Chinese），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在外学习期间，或因公务出国在外工作期间，不属于华侨。回国定居的华侨为归侨，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为侨眷。通常的表述中，在不强调具体的国籍或法律内涵时，一般将华侨华人连用。

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二千多年以前。从秦朝开始，陆续有中国人移居日本。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移民出现大规模增长，赴东南亚开展贸易的商人很多，出现了“住蕃”“住冬”。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移居国外的中国人达到100万人以上。1840年至1949年的100多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国际移民的重要时期，形成了“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的格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球华侨华人总数达到1300多万，其中90%集中在东南亚。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重启大规模海外移民潮，新移民涌向世界各地。到2007年-2008年，世界华侨华人总数超过4543万人。2014年，全球华侨、华人已达6000多万人，分布在198个国家和地区。

2016-2017年，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地为东南亚（4100万人），及北美（685万人）。华侨华人主要居住的国家为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美国、加拿大等国。主要来自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浙江省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他们为中国公益事业慈善捐赠，并来华投资，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机遇，其自身事业也得到了发展。

中国人民移居国外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秦朝开始，陆续有中国人移居日本。在唐宋以前，移居国外的华人，没有固定的称谓。到南北朝时期，移居日本的人数逐渐增加，他们被称为“秦人”。晋朝时期，也称移居国外的人为汉人或侨人。

唐宋以后，由于交通逐渐发达，对外贸易的扩大，移居国外的人数急剧增多，他们多被居住国的人民称为"唐人"。明清时期，仍多称"唐人"、"唐山人"，也有的称为"华人"，“中华人”等。清代有 "汉人"、“闽粤人”、“中华人”等称呼，到清末以后，又有了“华民”、"华工"、"华商"、"华人"等称谓。

“华侨”“华人”这两个词的最早使用，最主要的推动者是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和张之洞。1876年，刘坤一开始用“华民”和“华人”称呼一般华侨，用“华商”称呼旧金山的华侨商人团体。接任刘坤一的张之洞，除了保留了“华民”“华人”“华商”的称呼之外，还以“华工”代替了当时惯用的“苦力”称呼。

1878年，清驻美使臣陈兰彬在奏章中就把中原地区寓居国外的人称为 "侨民"。1883年郑观应在给李鸿章的奏章中使用了"华侨"一词。1904年，清政府外务部在奏请在海外设置领事馆的折子里提到"在海外设领，经费支出无多，而华侨受益甚大。"从此以后，"华侨"一词普遍成为寄居海外中国人的一种专称。

晚清民国时期，"华侨"这词，曾被使用来泛指在国外居住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清政府 《大清国籍条例》  (1909)、北洋政府 《修正国籍法》(1914）和国民政府《国籍法》（1929）等三部旧中国国籍法，均有规定：对于"数世不归"的华侨，继续保留其中国国籍，无论若干世系仍属中国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1955年正式宣布不认同华侨的双重国籍，并与有关国家签订了关于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此时的“华侨”是指保持中国国籍的中国侨民；已经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人，则称为华人或者为外籍华人。1980年9月，中国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导致了华侨人数急剧下降，即九成以上的是华人，而不是华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施行日期：2009年8月27日）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华侨及相关名词的定义如下：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属于华侨的两种情况为：

不属于华侨的两种情况为：

外籍华人包括两种：

归侨：指回国定居的华侨。

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从历史发展来看，华侨与华人是有着因果联系的，外籍华人是从华侨演变而来。随着中国明确规定不承认双重国籍，在中国出生、能够讲中国语 (包括方言)、持中国籍的第一代移民为 "华侨"，而在居住国出生、有居住国国籍的第二、三代以至其以上世代的人口则被称为“华人”，当地化程度更深者被称为"华裔"，也有人称拥有居住国国籍者为“华人”，在居住国出生者为"华裔"。

国际移民是世界现象。国际移民是指跨越主权国家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国居住达一年以上的特定人群。主要包括三个要点：一是跨越本国的国家边界；二是在异国居住的时间要有连续性和一定的跨度，如短期游客或者短期赴国外探亲都不是国际移民；三是迁移的目的是个人原因，如外交官不属于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是世界上旅居国外侨民最早、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二千多年以前。古代国家间的移民的意义主要在于人类文化交流的历程。从秦朝开始，陆续有中国人移居日本。东汉时期，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

唐朝时期中外交往十分频繁，有不少唐朝人赴朝鲜、日本、阿拉伯、东南亚等地区。鉴真大师六次东渡，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

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移民出现大规模增长。主要是宋代经济繁荣，对外贸易需求增加；同时造船与航海技术有了较大发展，指南针开始运用于航海，赴东南亚开展贸易的商人很多，出现了“住蕃”“住冬”，即在冬天住在海外，过完冬天再返回中国，而也有的人长居在当地，不再返回中国。这些“住蕃”数年的华人商贩，可谓第一代华侨。

明朝时期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但1405-1433年期间，郑和七下西洋，对于当时和后世的华侨出国及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华侨社会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567年，明朝隆庆开放海禁，正是大航海时代，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急需贸易与劳动力，明代海外移民的人数剧增。

明末清初，因战乱有大批军民逃避到越南、缅甸等国家，在越南的称“明乡人”，居住的村社称为“明乡”。

清代顺治帝至乾隆时期禁止国人下南洋。1740年荷属东印度当局在爪哇的雅加达（今雅加达）制造大规模屠杀华人的“红溪惨案”，清廷对此不闻不问。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移居国外的中国人达到100万人以上。1840年至1949年的100多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国际移民的重要时期，形成了“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的格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民众生活更加艰难。当时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美洲、非洲、大洋洲等需要大量的劳工，而中国农民吃苦耐劳成为殖民者理想的劳动力的对象，“猪仔贸易”开始盛行。据清廷官方统计，在这段时期，中国至少有500万契约华工被拐运到世界各国，华侨也因此遍布全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俄协约国因兵源的后勤保障不足，从中国召募了大量劳动力，从事筑路、采矿、后勤、挖战壕等工作。1930年代，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已达1000万人左右，范围从亚洲扩大到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

到1949年，全球华侨华人总数达到1300多万，其中90%集中在东南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局势限制和国内革命建设需要，中国出国现象基本断绝。后中国放宽出国政策，部分归侨、侨眷选择出国。1949年至1979年出国人数约为21万左右。

进入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重现大规模海外移民潮，新移民涌向世界各地。1980年代初，华侨华人数量为2200-2400万，到2007年-2008年，世界华侨华人总数超过4543万人，新增人数近一半来自中国新移民，其数量超过1000万。其中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比例下降为 73% ，北美、欧洲、澳洲和日本、韩国的华侨华人数量激增。

2014年，全球华侨、华人已达6000多万人，其中华侨约占10%、外籍华人约占90%，分布在198个国家和地区。除东南亚地区等传统的侨胞聚居地外，还包括北美、西欧及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到2016-2017年，世界华侨华人数量约5800万，是1980年代初数量的2.6倍，2020年约6000万。《世界移民报告2020》指出，继印度、墨西哥之后，中国是2019年世界第三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居住于中国以外的移民人数为1070万。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移居地为发达国家。随着199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对外国移民日趋严厉的限制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前往发展中国家寻求商机，并定居于当地。

1980年代初-2017年期间，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东南亚华人的再移民，其移民首选的目标国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就全球而言，华侨华人数量增长1.6倍，但发达国家华侨华人增长3.55倍。

中原地区新移民大规模进入发达国家，极大改变了世界华侨华人的分布。1980年代初，居住在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约363万，占全球华侨华人约16%。到2017年，居住在发达国家的华人华人有1653.6万，占全球华侨华人约27.6%。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则从1980年代初的85%以上，下降到2017年的60%。　　

在此期间，华侨华人数量增长最多的是美国，2018年美国华侨华人达508万。中国同时是美国外来移民居前三位的来源国，华侨华人主要聚集在美国大城市，其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强。

在50万人以上的主要华侨华人居住国中，华侨华人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韩国，增加至19倍；数量增长速度第二快的是日本，增加至16倍，其中更多人选择永久居留，保留中国国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是华侨华人数量增长较快的国家，其中加拿大增加至近6倍。

除了北美以外，欧洲是第二个华侨华人数量增长最快的大陆。欧洲增加至7.3倍；新加坡在此期间增长了200多万华侨华人，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移民。

华侨华人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非洲、拉丁美洲和中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此期间，非洲华侨华人总数从1980年代初约12万，到2017年超过120万，增加了10倍。中西亚华侨华人也从14万增长到150万，也增加了10倍以上。拉丁美洲华侨华人增长4倍。这些地区的华侨华人绝大部分是新移民，尤其是21世纪初的中国商贩。

2020年全球约6000万华侨华人，其中籍贯结构为：

广东自古就是中国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省份，近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重点侨乡。广东籍约有2500多万，约占全球华侨华人的42%-43%，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其次是北美、欧洲、澳洲等发达国家，少部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

广东省内有8.8万名归侨、3000多万名侨眷，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和梅州等侨乡地区以及23个原华侨农场所在地。

福建省是中国重点侨乡，是侨务大省。福建籍华侨华人约1600万，占全球华侨华人的26%，分布在188个国家和地区，高度集中在东南亚，约有1200多万，其次是北美，约有200万，其余100多万分布在世界各地。祖籍福建的港澳同胞124万，归侨侨眷530万以上。

福建老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约占总数78%，以泉州市、福州市、漳州市籍为主。新侨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出国定居的闽籍新华侨华人110万，分布在156个国家和地区。

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传统侨乡，有桂籍海外华侨华人700多万人，归侨侨眷300多万人。桂籍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的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

海南籍华侨华人或有370万，约占全球华侨华人的6%，分布在60余个国家，绝大部分在东南亚。主要为泰国（200多万）、马来西亚（60多万）、新加坡（30多万）、印度尼西亚（20多万）等国，其余分布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琼籍华侨华人逐渐增多，其主要旅居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等国家和地区。

云南籍华侨华人约250万，约占全球华人4%，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部分在东南亚，尤其集中在缅甸。

浙江籍华侨华人约200万，占全球华侨华人3%，分布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数在欧洲，其余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浙商。

台湾籍华侨华人应有190万，占全球华侨华人近3%，一半以上集中在美国，其次是东南亚和加拿大。

山东省、河南省、新疆、江苏省、上海市、四川省、湖北等省籍的华侨华人也都超过1%，各有华侨华人60-100万间。其余省份也在数万到50万间。

依出国目的、途径和职业结构，1980年后中国新移民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

21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

自改革开放至2017年，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向中国公益事业的捐赠累计超过1000 亿元人民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实现了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一方面，华侨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机遇，其自身事业也得到了发展。

2021年中国侨联系统年度接收或协助受理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侨资企业及归侨侨眷向国内公益事业的捐赠款物合计36.69亿元。捐赠领域涉及教育、卫生、文体、扶贫、救灾等方面，流向扶贫、教育两个领域合计约占捐赠总量的60%，其中扶贫占30.7% 、教育占29.5%。

华侨华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随着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善、发展空间增大，越来越多侨商选择来华投资，这将为中国的发展建设提供更强动能。从吸收外资来看，1979-2017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总计超过90万家，累计利用外资额近2万亿美元。其中，华商投资占中国吸收外资的60%以上。

侨汇方面，《世界移民报告2020》指出，中国2018年接收的侨汇金额超过670亿美元，成为继印度之后全世界第二大侨汇汇入国。相比1982年中国的侨汇收入的6.16亿美元，2018年增加了100多倍。

海外侨胞在中国的政治参与也越来越积极，中国政府也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参政议政渠道，发挥其建言献策的作用。

政协方面：全国及地方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简称全国政协)之一，中国致公党、中国侨联作为全国政协的组成单位，三者共同为海外侨胞提供了参政议政的空间。2001年，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首次邀请海外华侨列席会议。从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开始，扩大邀请范围，邀请华侨代表列席政协会议。2001-2019年，全国政协连续19年邀请海外侨胞列席全国政协大会，共邀请来自80 多个国家的592 位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而且受邀的人数和涵盖的国家总体呈增长趋势。

人大方面：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设有华侨委员会，使得华侨、归侨群体能够直接参与国家、地方涉侨议案的审议，并监督涉侨法律的执行情况，自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有华侨、归侨代表。2014年，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首次邀请在广东投资、工作、居住或祖籍广东的10 名华侨列席，开创了华侨列席人大会议的先例。2020 年，浙江省也首次邀请华侨列席省人大会议。

晚清政府已经开始注意保护海外侨民的安全，如设立海外领事馆、派驻外使节等。中华民国时期延续了晚清时期的护侨政策，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设立了专门的护侨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了相关政策。如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要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2003年5月发布《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南》，帮助海外侨民排忧解难。2014年9月开通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线（12308 热线），向侨民提供领事保护与服务。

中国开展了相关海外护侨工作，保护华侨华人的权益。包括2004年西班牙东部城市埃尔切发生了一起针对当地华人鞋商的示威抗议，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及中国大使馆对受害华商展开救助；2005年伊拉克营救人质事件；2008年一艘载有24名中国船员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货轮在索马里遭劫持，中国交通运输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全力斡旋解救被劫持船舶、船员事宜；2014年马达加斯加穆龙达瓦中资糖厂遇袭事件，中国政府敦促马达加斯加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制止暴力破坏行动，保护糖厂财产安全；2017年章莹颖失踪，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领馆启动领事保护紧急预案紧急处理相关事宜等。

撤侨，是由于所在国发生了诸如战争、军事政变、政治动乱或骚乱以及特大自然地理灾害等严重危及本国公民的海外安全时，国家政府通过外交手段组织撤侨，即通过动用各种资源、采取各种方式撤回或接回所在国的本国公民。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近20次的撤侨行动，包括2006年4月所罗门撤侨，7月黎巴嫩撤侨；2008年1月乍得撤侨；2010年1月海地撤侨，6月吉尔吉斯斯坦撤侨；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中国从埃及和利比亚两度撤侨；2015年2月也门撤侨等。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及地方侨办，作为侨务工作的办事机构，为海外侨胞提供涉侨服务。在2013-2023年间，侨务方面做了如下相关工作，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出台外商投资法及其条例，设立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持续举办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等各类引智活动；召开世界华文教育大会，多层次举办“中国寻根之旅”夏（冬）令营、中华文化大乐园等文化体验活动，加强侨务的文化宣传；制定国内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指导各地推进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创建了约1000家社区侨务工作示范点，设立“侨之家”“侨胞之家”等为侨服务平台等；新冠疫情时期多措并举帮扶侨界受困群体等。

陈嘉庚是爱国主义者、华侨领袖、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即现厦门市集美区）。十七岁往新加坡从父经商，1916年后，以经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实业家。

陈嘉庚倾资在中国兴办教育等公益事业。1913年在家乡创办集美小学，后又增办师范、中学、水产、航海等统称为“集美学校”。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1932年其无条件地将厦门大学交给中国政府。1949年陈嘉庚应毛泽东主席电邀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1952年2月回到中国定居。回国后仍继续募资、筹划扩建学校规模。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也参与捐资兴学。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直接参议国事。

“南侨机工”全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国参与抗战的3000多名华侨汽车司机及修理技术人员的通称。

抗战爆发后，在“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下，南洋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机工分九批回国抗日，主要从事滇缅公路运输和汽车维修等工作。1939年至1942年，南侨机工抢运50多万吨军需物资与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打破了日本对中国海上重要港口的军事封锁，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