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作者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是中原地区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左传》以孔子所著《春秋》为框架，记载了春秋时期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间的历史，长达255年，共12位国君。《左传》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医学、习俗、文艺等领域，还记载了除鲁国之外，晋、秦、周等国家的史事，同时对《春秋》经所运用的“春秋笔法”进行了讲解，借人物之口引用了《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是后人学习《春秋》的解经之作。

《左传》在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影响了中原地区古代历史学的发展。同时它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左氏传》。《左传》在汉代以后就和《公羊传》《谷梁传》被官方定为“春秋三传”，唐朝成为“九经”之一，宋代之后成为“十三经”的重要部分，和《史记》被并称为历史散文之祖。

《左传》系统的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和春秋以前的一些历史片段，其主要内容为春秋时期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间长达255年的历史，历经12位国君，同时记载了除鲁国以外国家的史事，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天文、地理、农业、医学、习俗、文艺等内容。《左传》还讲解了《春秋》经所运用的“春秋笔法”，同时借助历史人物来引用《诗经》《尚书》《周易风水》等儒家经典和儒家佚书，阐述了儒家治国理念。

《左传》于战国后期开始传播于与研究。《左传》早期被传播至曾申、吴起父子、楚人铎椒、虞卿、荀子和张苍等人，其中铎椒作《抄撮》八卷，虞卿作《抄撮》九卷。西汉，贾谊、张敞等人都修撰了《春秋左氏传》并流传于世，之后刘歆多次想将《左传》列入学官，最终《左传》在王莽当政时被列入学官，刘也因此被称为《左传》学的创始人。东汉时期，《左传》虽有争论，但依旧受到学者的重视，《左传》学的代表人物有贾逵、郑玄等人。晋朝时期，杜预所作的《春秋左传集解》成为了《左传》学的纲领，也是《左传》历史学上的里程碑。《左传》学在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天宝时进入兴盛，孔颖达所作的《春秋左传正义》是自汉代以来《左传》学的集大成著作，刘知几则在《时通》中肯定了《左传》的体例、叙事等成就。

两宋时期，学术传变为义理之学，《左传》学的研究重点侧重于深挖微言大义，其重要人物有北宋孙复、胡瑗等人，南宋胡安国、朱熹等人，其中胡安国的影响很大，他被元明两代的《春秋》经传之学奉为宗师，因此《左传》学在此时期未有较大的突破。清代时期的《左传》学达到了高峰，其在义理和考据上都有着重大突破，刘逢禄等人掀起的疑古思潮使得《左传》的真伪问题被讨论，也直接导致了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对于《左传》真伪的讨论。进入20世纪后，《左传》研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经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左传》的经典地位更加巩固。

《左传》中重视人道的价值，体现了春秋时代在敬奉天道的基础上，理性地构筑天人关系。《左传》在敬畏天命的同时也强调了人的作用，实现了天命中心论向人本主义的转变，注重现实，推崇理性。《左传》中主张敬天礼神的目的在于重民保民，神灵在民众之下，强调“民”在国家强弱、政权相争以及民众反抗中的作用与价值。同时，《左传》中天道评判的标准为“德”，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天道观，突出了天命鬼神的道德性和目的性，对于社会则提出了“以德配天”的要求。《左传》还强调了“天”“德”“人”之间的关系，将人是否配德以承天命与自然灾难、事件吉凶相关联，突出了“德”的重要性。因此天道在《左传》中成为了独立于人道所存在的超自然力量，以“德”作为判断标准，实际上事实的决定权掌握在人的手里而不是天道手中。此外，《左传》中有不少违卜、废卜的现象出现，可以佐证当时人们理性思维的成长，人对于“天命”的畏惧感减弱并且疏远天道，转而更关注人事，进一步认可自身力量。

《左传》中的民本思想为重民轻君，其作为其主线贯穿全书的，主张树君在民、强国在民。《左传》中以晋悼公实行惠民政策而使国家强盛、夫差因失民心而战败等例子来说明富民才能强国、得民心者得天下等道理，均从民本的角度出发。同时《左传》还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德政”多有论述，体现了其民本思想。《左传》中蕴含的民本思想也告诫后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社会主义，影响了历代当政者的执政理念。

《左传》共记载了四百九十二次战役，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战争状况，重点关注战争的伦理性质，认为符合“礼”的战争才是合理正义的战争，将“礼”作为衡量战争伦理性质的标准。例如《左传》中评价了鲁文公十五年，齐懿公发军进攻鲁国的战役是不义之战，必然会导致祸难。《左传》认为战争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震慑和守卫和平，因此军队的存在也是必要的，阻止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军武本身。《左传》主张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便是民心向背，同时还受到其他多种伦理因素的影响，例如政治伦理状况、将士和谐情况以及军队道德素质等，此外还记载了仁德、信用、完颜守绪三种战争之德。《左传》中蕴含的战争思想影响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众多思想家，对秦汉以来的战争伦理观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左传》的兵学思想带有明显的社会思潮属性，表达了当时社会上大部分政治家、思想家、兵学家和战争指挥者在兵学问题上所达到的深度，是群体的认知，标志着春秋兵学思想的大致水平和一般状况。其兵学思想具有分散性，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缺乏一定的逻辑性，只是具体战争经验的铺陈罗列，没有得出相对应的理论。《左传》呈现出了春秋时期兵学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对立，因此其兵学思想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既有因袭传统的一面，又有重视现实的一面。《左传》的兵学思想体现于积极而丰富的战争观、顺应时代潮流的作战指导思想和以礼系法的治军思想，同时记载了伏击战、迂回战、包围战等具有新战术思想的事例。其兵学思想较为丰富，是春秋社会变革作用于军事领域的产物。

《左传》叙事擅长抓住要领和本质，语言切确简洁且富有感情色彩，可用几句话准确刻画出场景或者人物，给读者以强烈真实感。例如“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宰夫腼熊蟠不熟，杀之，置诸备，使妇人载以过朝”，只用了四十个字就描写出了晋灵公的残暴。《左传》还注重细节描写，例如用“室如县(悬)罄，野无青草”来展现鲁国粮食断绝的景象，具有较好的艺术效果。同时，《左传》擅长运用人物语言，如独白、对话等来展现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还通过人物对话来剖析一些重大事件的社会背景，文章生动有力。《左传》的重要艺术成就之一是其记述的外交辞令，这些外交辞令不仅辞藻华丽，而且内容充实，析理精辟透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到政治斗争的结果，例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成功打动了秦穆公，瓦解了秦晋联军，最终使得郑国转危为安。《左传》又一语言特色便是民众口头创作的歌谣谚语以及成语的引用，使得其文学语言更加丰富，《左传》的故事性很强，语言精炼，往往用几个字便概括了事物的本质或发展的客观规律，例如“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唇亡齿寒”、“退避三舍”等，其中成语大致可分为比喻、概括事物本质、描绘以及故事神话的提炼四大类。

《左传》继承了古代史官“不虚美，不隐恶”的传统，所以其所记载的史事和人物具有较高的历史真实性，是研究春秋时期以及整个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资料。《左传》不仅关注各国贵族，还关注平民阶层，它所记载的社会现象与各国国运的变化相连，使得历史更加立体化和具体化。《左传》还保存了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史料，如记录了三十七次日食，观测恒星等，是世界科学技术史上的宝贵资料。除此之外，《左传》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和“民本”思想使其影响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

《左传》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它和《史记》被并称为历史散文之祖。战国以后的历史散文也直接受到了《左传》的影响，《史记》是《左传》的最大继承者。《左传》擅长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战争的叙述，其着墨不多就可以勾勒出一个鲜明的形象，而《左传》中多以人物活动，双方兵力对比等侧面描写来渲染战争氛围，《史记》中对巨鹿之战等战的描写继承了《左传》这一战争写法。它也是许多当今成语的出处和来源，比如“其乐融融”“甚嚣尘上”等，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左传》的真伪问题在史学界存在不同意见。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左传》为刘歆伪作，学者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引用了康有为的说法，推测《左传》是刘歆从《新国语》中抽出篇章而编成。学者徐仁甫在《\u003c左传\u003e疏证》中他将涉及《左传》的古籍加以剖析并相参照，认为不存在《左氏春秋》一书，而是由刘歆博采群书伪作而成。

学者冉崇烈在《斥误据\u003c史记\u003e以攻\u003c左传\u003e之妄》中否定了以“左丘失明，厥有越南语”来证明《左传》为伪书的准确性，并且主张古籍中存在语病，因此不能从字面出发来判断《左传》的真假。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论\u003c左传\u003e之 真伪及其性质》和《论\u003c左传\u003e之真伪及其性质（续）》用语言学的角度对《左传》进行了研究，发现周秦汉朝的典籍和《左传》的文法组织都不是完全相同，因此得出《左传》为真书。

关于《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史学界持三种态度：赞同态度，学者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书考》中因《史记》中有《左氏春秋》和《春秋国语》的书名，而提出《左氏春秋》与《春秋国语》都是左丘明所作；学者桑秋杰在《\u003c左传\u003e作者及作者姓氏考》根据大量史籍论证《左传》作者应为左丘明。

否定态度，学者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以预言的应验与否为依据，提出《左传》的 作者可能不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学者张平撤在《\u003c春秋\u003e\u003c左传\u003e的作者究竟是谁》中否定了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的说法，认为现存《春秋》实际上是战国初年期间从鲁国分裂建都的季孙氏的费国史记，而《左传》则是曾申为教材费国史记即今存《春秋》所作的讲义。

其余则持审慎态度，仅对作者的生活朝代进行推算而不明确指出其人。学者王守谦在《说\u003c 左传\u003e》中提出《左传》作者应该是战国初期的人，学者黄丽丽《说\u003c左传\u003e》对 《左传》的性质、编过程和作者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作者应该不是鲁国史官。

史学界对于《左传》的成书时代认识大体上一致：《左传》当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但具体时期和作者尚不明了。学者杨伯峻认为《左传》成书于前 403 至前 386 年间，学者胡念贻认为《左传》作于春秋末年。学者牛鸿恩《论\u003c 左传\u003e的成书年代》通过分析书中陈氏代齐的预言和有关旁证，认为《左传》作者知晓前四世纪七十、六十年代的历史事件，由此判定《左传》成书于前四世纪七十、六十年代。但也有学者不认可主流说法，如学者陈松青在《\u003c左传\u003e成书于西汉前期小考》通过名物和 个别字词的考证，并结合先秦诸子对《左传》很少涉及这一情况，认为《左传》当成书于汉兴（陆贾)之后，同时赞成司马迁曾见过《左传》，故成书因在此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