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人寿（1920—2009），1937年从上海市赴延安市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共产党。先在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3月至11月进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1939年，由中央社会部派往敌占区上海，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离开延安前，潘汉年给他交待了在敌区长期潜伏的方针。1939年9月，刘人寿随潘汉年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到上海。同年冬，潘汉年派刘人寿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利用敌台为党工作。1940年春夏之交与香港电台接通，因敌方控制很严，在1940年9月撤出。在潘汉年领导下，刘人寿积极参加建立新的电台。1940年至1942年，刘人寿开始担任与延安市联络的秘密电台报务工作，将潘汉年系统收集到的许多关系抗战大局的战略情报发送到延安中共中央。1941年6月20日，潘汉年即有电报延安：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同年7月，刘人寿曾数次报告日本南进的重要战略情报，对汪伪人事派系的分析、日伪有关的军事情报、汪伪特工总部在沪宁沪杭两线的部署。新中国成立后，刘人寿在1955年因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入狱。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迫害，直至1975年被释放，安置在上海一家缝纫机厂当工人。1983年经公安部复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2009年因病逝世，终年89岁。

刘人寿，出生于1920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7岁的刘人寿怀着一腔报国热情，与女友黄景荷等人奔赴延安。在延安，刘人寿亲耳聆听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教诲后，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刘人寿在延安接到姐姐来信，称母亲希望刘人寿能到重庆市相见。刘人寿立即将信呈交潘汉年。潘汉年当时正考虑在日伪控制的上海市建立情报网，便让刘人寿、黄景荷利用这个机会，先去重庆，再伺机返回上海。

1939年初，刘人寿与黄景荷登上军车，辗转到了重庆，住进亲戚家中。不久，潘汉年也到了重庆。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情报人员如何练就精湛技术截取情报？刘人寿的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他是在中国国民党“民权号”军舰上学的收发报技术。

此时，刘人寿得知黄景荷的表哥陈震在国民党“民权号”军舰上任报务员，他无比兴奋，心想这是学习无线电技术的绝好机会。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飞机连续轰炸重庆市，刘人寿以躲避轰炸和学一门技术以便找个好工作为由找到陈震。陈震主动带他到停泊在东距重庆30里的唐家沱的“民权号”军舰上，并住在舰上学习收发报。按照规定，外人留宿军舰，必须得到舰长同意。主持舰务的副舰长与陈震以及黄景荷的哥哥都是同乡，又是同学，当然乐意做个顺水人情。当下，陈震写了保单，就将刘人寿带上军舰。

学习收发报是一项很单调的工作，但刘人寿却视它为一种革命武器，除星期日去重庆看望姐姐和亲戚以外，平时都坚持在军舰上刻苦学习。两个月后，刘人寿已经能每分钟发电码120个，超过了每分钟80个的合格标准。他在“民权号”上试发了几次电报，对方都表示满意。

抗日战争期间，潘汉年潜回上海市。通过袁殊牵线，潘汉年假意与日伪合作，将中共情报人员打入当时日本驻沪领事岩井英一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这其中就有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返沪的刘人寿。

岩井公馆与其他军事情报机关不同，不搞行动，专门搜集中国的战略情报。刘人寿进入岩井公馆后，在顶楼掌管了一部电台。他每天抄收延安市新华社电讯，选择部分内容交给日本人。

在刘人寿的隔壁，有个日本特务翻译组。日本翻译遇到无法翻译的汉字，便向刘人寿请教，刘人寿借机获得情报。一天，刘人寿被日本翻译叫去解答问题，迎头碰上突然到来的岩井英一。刘人寿刚走，岩井英一就询问他的日本下属：这人经常来这里吗？幸亏日本翻译说:“这人不叫不来。”

一天晚上，刘人寿正在顶楼操作电台，突然闯入一伙日本海军特务，抄下了电台的呼号和波长。情况表明，打入魔窟深处的中共特工，其实也受到对方的严密监视。刘人寿更加谨慎从事，尽力收集情报工作。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封锁消息。刘人寿从电台中抄收到中共中央军委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决定，通过日本人在上海的报纸捅了出去。其间，他还把收集到的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和日本南下袭击美国的重大情报及时发给中央情报部。后来，潘汉年考虑到刘人寿的安全问题，指示他从岩井公馆撤出。刘人寿开始在上海组建秘密电台，分别设在黄陂南路（今黄陂南路）和复兴中路(今复兴中路襄阳路西)。

日本宪兵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地下电台。刘人寿平时发报，都要把门窗加厚密闭，以防电键声和灯光外泄，有时发报的波长不当，会引起电灯闪光。1942年夏，位于贝勒路的地下电台被日本宪兵侦测发现，但没有具体测定在哪个房子，日本宪兵几次进屋检查，所幸机器收藏在夹壁里，没被找出。

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有一幢砖木结构三层新式里弄建筑。这里是李白烈士故居，也是他在上海最后的居住地，也是他工作、被捕的地方。每逢节假日，这里有大批上海市市民前来瞻仰烈士风范。“战斗在敌人心脏”、“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词汇再一次将人们带回那个令人揪心的时刻。

1942年9月李白被捕的时候，和李白本不是一个系统的刘人寿，却最早得知这一消息。当时，刘人寿因电台被破坏，经潘汉年介绍，认识了在新闸路常德路一个矮平房里开设“源源无线电行”的涂作潮，希望他帮忙建电台，以便尽快与延安市取得联系。

一天，涂作潮慌慌张张来找刘人寿，说与他有联系的一座电台已被破坏，报务员被捕，涂本人已不能回家。这时，刘人寿才知道与涂有联系的电台即是李白电台，该台设在许彦飞所找的房屋中。

李台被侦破后，许彦飞和照管李白夫妇生活的张建石要设法营救李白。由于张建石与属刘人寿一部的张建良相识，便要求张建良帮助营救。张建良有位颇有胆识并富有正义感的黄埔好友，能与日方取得联系，他同意营救李白，但要求了解李白被捕后的口供，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张建良经过打听，得知李白虽经日方多次刑讯，但并未暴露身份。情况摸清了，“移花接木”的营救方案也成熟了：即把李白电台说成重庆国民党电台。由于日方把战略重点放在与重庆市搞“全面和平”之时，释放一个重庆的报务员，乃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

不久，张建良获知消息，日方已允考虑释放。许彦飞帮助觅了铺保，由李夫人裘慧英去“七十六号”办了保释手续，才把李白营救出来。

李白获释后，刘人寿曾奉命征求李白的意见:“是要去解放区，还是继续留在上海市工作？”李白说:“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从此，李白在张惟一、刘人寿的领导下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直至最后被捕牺牲。

到1947年，因潘汉年远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其在上海的情报系统，实际负责人已是刘人寿。

淮海战役前夕，地下党员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被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令潘汉年、刘人寿极为欣喜，他们希望吴仲禧尽力在前方多收集情报。吴仲禧找到当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窗吴石，吴石给他的学生、徐州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李树正发了介绍信，要李树正对吴仲禧多加关照。

1948年夏天，吴仲禧到徐州市后，受到李树正热情接待，亲自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见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市的整条战线的行事反映得清清楚楚，当时他就默记了一部分。第二天他又借口进入机要室，把主要部署用笔记了下来。

接着托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剿总司令刘峙正式批准他回后方。车到南京没有停留，吴仲禧立刻到上海市把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汇报。

送走吴仲禧，潘汉年立即赶到医院，找到在医院当文秘、同时担任情报交通工作的刘人寿之妻黄景荷，将写好的情报传递给她，由她带给负责电台发报的刘人寿。

这份被后世称为《徐州剿总情报》的密电最后由刘人寿发到了延安市。但那时的刘人寿并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刘人寿在翻阅李克农的传记时，才蓦然发现一件事：第一份向中央提供有关淮海战役的敌情电报，竟是自己的电台发出的。这是解放军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敌方部署最早、最完整的情报，对我军决策起到重要作用。

1949年，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一名女情报人员向化名“竹先生”的刘人寿传来消息，刘人寿非常激动，立刻给李白打电话，但没能打通。直到傍晚，他又试着给李白打电话。结果对方说，李白生病住院了。他开始感到情况不对，前几天还见过面的呢。

担心出事，刘人寿叫了辆黄包车送女情报人员去火车站。回家之后，刘人寿才得知，李白已不幸落入敌人魔掌。

这次，刘人寿想尽办法也没能救出李白，这成了他最懊悔的一件事。他曾说，李白同志已经被捕过，而且差点丢了性命，原则上不适宜再在上海市工作。当后来得知李白还是一位老红军时，刘人寿的懊恼之情愈加深切。

淮海西路上的一处普通民宅，便是刘老生前居住的地方。

走进老房子，那陪伴了他半个多世纪、倚墙而立的书架，还有一张从张惟一那儿“继承”过来的、写过许多情报的宽大书桌，仿佛在静静诉说着曾经发生在它们主人身上惊心动魄的故事。

出于情报人员的职业操守，刘老生前很少向别人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包括他的4个子女。

2009年3月，89岁的刘人寿平静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