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1911年至1987年11月26日），本名袁学易，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中国共产党情报史上的五重间谍，分别为中共特科、中国国民党中统、日本特务、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和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织少将组长。

袁殊于1923年进入上海立达学园学习，师从胡愈之、赵景深等。1925年，他改名为袁殊，后于1927年加入北伐军。1928年，袁殊留学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与东洋史。1931年3月，袁殊在上海创办《文艺新闻》。1931年6月，袁殊加入“中国文化总同盟”，并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同年10月，袁殊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情报人员。之后，袁殊得到中统头目吴醒亚和日本外交官岩井英一的赏识，先是进入中统秘密情报组织“干社”担任情报股股长，后又成为日本特务。

1934年，袁殊成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并于次年受军统“怪西人案”牵连入狱。之后，袁殊借机打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织少将组长。1938年，他以“军统”身份与岩井英一合作，后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组织，并主持岩井公馆的情报工作。之后，袁殊被岩井英一安插进汪精卫政府，任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5年，袁殊由党组织安排投奔解放区，并于次年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1955年至1975年，袁殊因反革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1982年8月29日，袁殊被宣告无罪。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病故，享年76岁。

1911年，袁殊出生于黄冈市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中。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随母亲到上海市投靠亲戚谋生，12岁时被送进启明印刷厂做学徒工。1923年，袁殊进入进步知识分子云集的上海立达学园学习，师从胡愈之、赵景深等。1925年，五四运动爆发，本名为袁学易的他改名为袁殊。

1927年，他参加了北伐军，但因对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感到悲愤，后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结识了楼适夷、潘汉年、陈望道、田汉、周扬等许多后来成为重要左翼知识分子的人物。1928年，袁殊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与东洋史。在日本留学期间，袁殊初步掌握了日语，研读了新闻学，并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31年3月，20岁的袁殊结束日本留学后，在上海创办了《文艺新闻》。袁殊创办《文艺新闻》，最初标榜的是“集纳主义”，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当时，五名进步作家被中国国民党秘密杀害的消息被封锁几个月，各报刊不敢报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找到袁殊，袁殊用“读者来信”询问五位作家下落和编辑回复等方式，在《文艺新闻》完成了这件事的报道，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第三期《文艺新闻》头版上，刊登了一封标题为《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的读者来信。随后，第五期《文艺新闻》头版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发表了冯雪峰转来的两封信《作家在地狱》和《青年作家的死》，进一步告诉读者，五作家已被“枪毙”。之后的第六期、第十二期、第十三期也刊登了相关的纪念文章，激起群众对中国国民党当局的痛恨，真正的读者来信纷至沓来，袁殊又继续登载。凭借这份报纸，袁殊进入了左翼文化界的圈子。1931年6月，在潘梓年的介绍下，袁殊加入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并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

1931年10月，袁殊与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领导者之一的潘汉年见面，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因顾顺章叛变，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遭受重创，急需新的情报人员打入中国国民党系统。在冯雪峰的引见下，潘汉年和王子春秘密发展袁殊入党，他成为中央特科（全称“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情报人员，王子春为其单线联系人。在王子春的安排下，袁殊接受了两个月的秘密工作训练。训练结束后，袁殊正式投入了地下情报工作。

潘汉年指示袁殊“打入国民党高层获取情报”，而袁殊于1932年通过其在国民党担任要职的表兄贾伯涛牵线，结识时任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目、同是湖北老乡的吴醒亚。袁殊投其所好，写了一份文采斐然实无法操作的《关于镇压学生运动和工潮的工作意见书》，得到吴醒亚的赏识。吴醒亚安排袁殊进了中统的秘密情报组织“干社”担任情报股股长，还将他安插到“新声通讯社”当记者。袁殊凭借出众的日语能力和随意出入日本领事馆记者招待会的机会搜集情报。因袁殊逢会必到且每次去都带上一本日本杂志在休息时翻阅，引起日本外交官、情报头子岩井英一的注意。岩井英一提出要袁殊“为日本人工作”。潘汉年认为这是打入日本特务机关的绝佳机会，同意交易，后袁殊又象征性地向吴醒亚汇报此事。因此，袁殊成了身兼中共特科、中国国民党中统和日本特务三重身份的间谍。

之后，袁殊引起了青洪帮的注意。1934年5月，袁殊正式成为青洪帮大佬曹幼珊的关门弟子，与黄金荣和杜月笙平辈。同年，袁殊、恽逸群、吴半农等组织起“记者座谈”。“记者座谈”起到了广泛团结上海市记者的作用，袁殊提倡的新兴阶级的新闻理论也逐渐被接受。同年秋天，在单线联系人王子春突然失踪（原因至今不明）的紧急情况下，袁殊在寻找组织的过程中，阴错阳差地成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1935年8月，袁殊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怪西人案”（苏联高级特工罗伦斯被军统抓捕）牵连入狱。出狱后，为避开军统特务，袁殊于1936年再次赴日留学。在日本与岩井英一重新建立联系。岩井英一认为袁殊虽与“怪西人案”有关，但人才难得，因此资助袁殊求学，还为他提供各种关照。1936年，袁殊担任外论编译社副社长。翌年参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创办活动，被推选为总干事。

1937年，袁殊等大批留日学生被遣送回国。袁殊将在日本获取的日本军事地图撕成一页一页，夹在旧书报中带回上海市，第一时间交给潘汉年，并恢复了组织关系。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打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头子戴笠登门，袁殊报告潘汉年。潘汉年要求袁殊趁机打入军统，并让军统释放“怪西人”罗伦斯。戴笠认为袁殊只是“情报贩子”，再加上苏联方面的压力，很快释放了“怪西人”，并答应每月给300元活动经费。袁殊正式打入军统，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织少将组长。至此，袁殊的五重身份“齐全”，时年26岁。

1938年，岩井英一统领的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在上海成立。经请示潘汉年，袁殊以“军统”身份与岩井英一合作。当袁殊针对李士群的“锄奸行动”因叛徒告密失败被捕时，其家人向岩井英一求救，袁殊因此被释放。他“为日本人做事”的身份因此由地下转为公开。岩井英一委派袁殊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组织，还让他主持岩井公馆的情报工作。为不引起怀疑，袁殊出入从来不带公文包，所有的情报内容和日特人员的姓名都凭脑子硬记，回去后默写出交给潘汉年，再按潘汉年的指示，有选择地提供给戴笠。袁殊在岩井公馆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939年，英法海底隧道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德、苏开战部署，日军“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动向等情报。

后来，袁殊把潘汉年以“中间派民主人士”身份介绍给了岩井英一。在袁殊的帮助下，潘汉年成功打入岩井公馆，以高级顾问的身份掩护活动。在袁殊和潘汉年的安排下，整个岩井公馆大小职位都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掌控。袁殊还在岩井公馆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在深夜将获取的情报发向延安。因表现出色，袁殊获得赴日访问和面见日本昭和天皇的嘉奖。此事引起汪精卫的紧张和不满，向日方抗议。最后，岩井英一解散了“兴亚建国运动”，但将袁殊顺利安插进了汪精卫政府，任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袁殊因此可列席汪伪中央政治局委员会。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潘汉年接到周恩来急电，要求紧急转移滞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进步人士。袁殊接受这一重大任务，以“想调回在香港的同事来增加上海市的力量”为由，向岩井英一提出申请。岩井英一开出了大量的通行证。袁殊和潘汉年凭借这些通行证，从日军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进步人士800余人，其中就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保留了一个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名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王新衡赶到上海，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同年，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袁殊立即和翁从六等人把岩井公馆所属十多个单位价值近千万元的财产集中起来，避过了中国国民党接收人员的侦察，全部交给地下党组织。又把岩井公馆的一栋房屋，以及所属印刷厂房、机器和器材，全部交给了新华日报社使用。之后，王新衡安排袁殊同年10月10日面见戴笠，但袁殊却在面见戴笠的三天前，由党组织安排投奔了解放区。

1946年初，国民党得知袁殊已经到了解放区，“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产党汉奸袁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到达解放区的袁殊，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待遇。因“袁殊”这个名字名声不好，时任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找袁殊谈话，建议他改名字。于是，袁殊以“曾达斋”的名字于1946年重新登记入党。三年解放战争中，他在苏北、胶东半岛、大连市等地从事内勤工作。1948年，他在大连办《海燕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被调至北京，在李克农手下工作。1955年，袁殊因反革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十年。1965年，袁殊被判刑12年。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袁殊又被扣押了8年，直至1975年期满，被解送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劳动改造“就业”。入狱期间，袁殊通读了《资本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毛泽东选集》，翻译了大量日语书籍，写下史料性传记《大流氓杜月笙》，且仍关注着党的情报事业，写了近8万字的《南窗杂记》，总结敌后情报工作经验。1977年5月，袁殊乘坐火车回京与儿子曾龙重逢。

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1965年判决，袁殊被宣告无罪。当日，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了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平反后，袁殊作为离休干部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在西苑中直机关大院分配到了一套四室一厅的住房。他要求不再叫“曾达斋”，恢复本名“袁殊”。1983年，袁殊开始翻译百万字日语小说《细雪》，由于手抖得厉害，不得不中途放弃。1985年，袁殊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两度中风使他的脑组织受损，导致脑软化，无法控制情绪。1986年后，袁殊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更加糟糕，因脑血栓、白内障、高血压、糖尿病多次住院。

1987年11月14日，袁殊意外骨折受伤。同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病故，享年76岁。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

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早年参加同盟会，后任职于国民政府。袁殊的母亲名为贾仁慧，出身大户人家。

袁殊的第一任妻子名叫马景星，曾和袁殊共同留学日本，在日本女子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洋画。马景星家是上海南汇区大团镇有名的大地主。1940年，袁殊与第一任妻子马景星离婚。袁殊的第二任妻子名为王端（原名端木文琳）。

袁殊共有5个子女，他与第一任妻子马景星生下的大女儿袁曦改名马元曦。他与第二任妻子王端的4个孩子，分别名为曾昭、曾曜、曾龙、曾虎。1955年袁殊被捕时，王端已经与他离婚，住在上海市。22岁的大女儿马元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二女儿曾昭12岁，三女儿曾曜11岁，大儿子曾龙10岁，小儿子曾虎9岁。几个年幼的孩子住在北京南长街勤劳胡同20号院子里，生活依靠中调部每人每月发放的20块钱补助，几乎无人照看。

在儿子曾龙的记忆中，父亲名为曾达斋，是一个革命军人。直至1961年，曾龙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写信给当时已与父亲离婚、在上海工作的母亲，询问父亲的政治情况，才第一次得知父亲名为袁殊而非曾达斋，早年参加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做过区伪教育厅长、1945年到解放区等。

袁殊的著作有《记者道》《学校新闻讲话》《印度独立史略》《新闻大王赫斯特》；译作有《新闻法制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一个日本女共产党员的日记》等。1992年8月，收录了袁殊在文学和新闻学方面部分代表性作品的《袁殊文集》正式出版。该书籍收集了袁殊关于报告文学、文学大众化和集纳学的论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散文，六、七十年代的诗作及八十年代写的文章等。

袁殊是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是电视剧《记忆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也是《隐形守护者》中肖途的原型。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袁殊是中国共产党情报史上唯一一个有记载的具有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洪帮五重身份的特殊党员，他的人生路既坎坷崎岖，又辉煌灿烂，堪称“情报艺术大师”。（华声在线 评）

袁殊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中共党史人物传》 评）

袁殊是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和秘密战线成绩卓著。袁殊对于左翼记者群体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左翼新闻理论。“为大众说话”的新闻只是袁殊对于其新闻理论阐释的表象，他的新闻理论包括用“集纳”一词取代“新闻”，从而彻底颠覆当时盛行的新闻理论框架。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袁殊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勇于践行学术理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弥足珍贵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报》陈宝凤 评）

袁殊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研究。同时，也在中国新闻学史上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首创将journalism翻译为集纳主义。）他如不“改行”，当不弱于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此外，袁殊还被誉为“东方佐尔格”。（蕲州在线 评）

不知内情的人总觉得袁殊是个“投机分子”，直到袁殊获得平反后，仍认为他是“汉奸”。（北京日报 评）

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袁殊在摆脱间谍身份后仍被如此评价）